第54章
五
那幾天裡所發生的事情，讓我對那些你爭我鬥打來殺去心灰意冷，有兩天沒到學校去，柳月託人帶信來說學校有事，我才又回到學校。
這時，學校裡一片冷冷清清，教學樓裡靜悄悄的，大操場上空無一人，只有籃球場上還有幾個蹦蹦跳跳的同學，牆上的標語和大字報因為許久沒有更新，都已變得陳舊而破敗，一陣風吹過，破碎的紙屑便滿天飛舞。室外的陽光斜著照進樓道里來，明亮的反光下，看得見水磨石地面上一層薄薄的灰塵以及那上面一地凌亂的腳印。
湯博和柳月已經在隊部等著我了。
湯博問：“這兩天也沒見著你，幹什麼去了？”
我說：“‘權’也奪了，‘反’也鎮了，我想學校沒什麼事了，自己正好有點私事，就沒來。”
柳月說：“看你說的，哪能沒事兒呢？艾雲和高歌去《陵江紅旗》劇組了，勤務組就剩下我們三個人了，你不來，會都沒法開。”
湯博斜了我一眼，說：“現在，中央已經在醞釀復課的事情了。所以，要趕緊建立金鱗中學的權力機構，不然，市區教育局恢復正常工作後，通知金鱗中學去開會，我們連人都派不出去。”
我說：“上次奪權會議所形成的《會議紀要》第四條講‘會後由三個革命群眾組織共同組成籌備小組，協商醞釀新的權力機構組成’。可是，‘火炬’還在查封中，我們跟誰去協商呢。”
柳月說：“湯博跟我商量過了，由於‘火炬’已經被政法委員會查封，屬於被取締的組織，所以，不必把‘火炬’列入考慮的範圍。也正是由於此，這件事必須由我們主動牽頭，對新機構的名稱、人員組成等等提出一個初步的方案出，然後與有關方面進行協商。”
我說：“說到領導機構的人員構成問題，估計最大的問題是誰來當‘一把手’的問題，可能不好協商。”
柳月說：“這也不難，三個群眾組織中，谷易容已經被抓了起來，盧鵬舉顯然不合適，當然應該是獨立師的人出任‘一把手’。”
我說：“那也就是湯博來任這個‘一把手’了吧。”
湯博的臉上露出一絲尷尬，言不由衷地說：“只要是獨立師的人，誰當這個‘一把手’都沒關係。”
我說：“我們的唯一的協商的物件就是盧鵬舉，在政法委沒有對‘火炬’的問題做出最後結論之前，他會同意嗎？”
湯博說：“柳月，看看《人民日報》是怎麼講的。”
柳月拿出一張報紙說：“這是剛剛收到的《人民日報》轉載的《紅旗》雜誌第五期社論《論革命的‘三結合’》，裡面講：‘革命的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要由真正代表廣大群眾的革命群眾組織的負責人、人民解放軍當地駐軍的代表、革命領導幹部組成’。”
湯博說：“我們作為一般的中學，當地駐軍代表可以不考慮，關於群眾組織的負責人料他盧鵬舉也別無選擇，先討論革命領導幹部的人選吧。”
我說：“如果‘一把手’可以定下來由獨立師的人來擔任，我們可以提兩個革命領導幹部的人選，一是鄧明玉，一是白戈。”
湯博說：“說說你的理由。”
我說：“鄧明玉是學校的黨支部副書記，團支部書記，黨的公章保管人，人也年青，歷史比較清楚，應無什麼特殊的問題。白戈是校長，黨支部書記。他雖然被我們列為走資派，但*****前執行資產階級教育路線是一個全國性的問題，其在我們學校的表現也並非特別突出；至於開展*****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問題，我跟他有過比較深入的談話，具體落實到他身上，主要地還是膽小怕事，以求自保的問題。而且在這個問題，他也有他的難處，有可以理解的地方。”
柳月說：“我同意將這兩個人作為我們考慮的人選提出來。”
湯博說：“我不反對。但我還有一個意見，因為時間不多了，再設立一個籌備小組必要性不大，所以建議直接成立一個權力機構。”
我說：“我同意，但這個機構也只能是恢復正常教育秩序前的臨時性機構。”
柳月說：“可以叫‘金鱗中學教育革命領導小組’，只完成教育革命的階段性任務。”
湯博說：“我們以這個名稱提出來，正式名稱與‘風雷’進一步商量後再確定。”
柳月說：“還有一個問題，整個機構的人數、群眾組織代表、領導幹部名額怎麼分配？”
湯博說：“只要‘一把手’能定下來，其它的問題都可以共同協商。”
我說：“誰去跟‘風雷’協商呢？”
湯博說：“我們都去吧，儘快推動這件事。”
商量完這些事情，時間已經不早了，我們便一起從樓上走了下來，原先還在籃球場上打球的幾個同學也走了，操場和和球場上都是空蕩蕩的。
我說：“現在學校太冷清了，應該搞點活動，使同學們重新活躍起來。”
湯博說：“新的權力機構建立起來後，估計就會恢復上課了。停課已經大半年了，要把落下的課補上去，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想冷清都沒有時間了。”
我說“如果一時半會兒教育局沒有復課的安排呢？”
湯博說：“我和柳月商量過了，即使是那樣，《陵江紅旗》的巡迴演出也該結束了。前段時間我們學校的文藝骨幹都去了劇組，沒趕上這一波文藝演出的**，等艾雲高歌他們一回來，我們文藝表演人才濟濟，就組織金鱗灣地區最強的文藝宣傳隊，排練出一批高質量的文藝節目，然後風風光光地到各工廠各學校去演出……”他情緒很好，滔滔不絕地描繪了一幅華彩絢麗的美好前景。
湯博的家就在汽車隊後面的職工宿舍裡，走到那一條小巷子的時候，他向我們揮揮手就回家去了，馬路上只剩下我和柳月。
馬路兩旁的工廠店鋪元宵節掛出的燈籠仍然在風中搖搖擺擺，商店裡花花綠綠的彩花依舊閃爍著珠光寶氣，街道上的人們懶懶散散地來來去去，只有機器的轟鳴向人們提示著那個悠閒的節日已經遠去了。
我說：“如果學校要開展文藝演出活動，楊南雁的普通話說得好，有朗誦方面的天賦和興趣，讓她作節目主持人和報幕員最合適。”我知道楊南雁在這方面的憧憬，想提前為她爭取這樣一個她夢寐以求的機會。
“她可能不行了吧？”柳月疑惑地說。
“她有什麼問題呢？”
“不是她有什麼問題。你真的不知道嗎？她爸被抓起來掛牌遊街了。”她有幾分神祕地說。
“為什麼呢？”我下意識地裝作不知道這件事。
“他爸參加了佔領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籌備組的行動，而且有‘打砸搶’行為。”
“那和楊南雁也沒有什麼關係呀。”
“你傻呀，她爸的事會讓她很難堪，所以，我估計她再也不會來學校了。”
“這件事，學校裡有人知道了嗎？”
“‘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遊街的車往大街上一過，誰不知道呢？”
“你說得也有道理，但讓她主持節目或做報幕員，想必她還是願意的。”
“楊南雁是很重臉面的人。”
“凡是重臉面，都源於強烈的自尊心，所以，如果給她一個舞臺，她就有兩種可能：一是因為羞於露面而放棄；二是抓住這個機會來證明和展示自己。”
“你以為她就這點事兒嗎？”
“那還有什麼事兒呢？”
“楊南雁的爸爸遊街的事傳到湯博耳朵裡後，讓我到廠裡調查去了，結果又發現她媽是****分子，只不過是內控****，以前沒有公開而已……你還記得那次我們在聞梅家裡，聞梅她爸說楊南雁她媽在一九五七年說過一些不該說的話這件事吧，我猜指的就是這檔子事兒。”
沒想到這件事到底還是讓人知道了，這又出乎了我的意料，心裡不免一驚。
她繼續說：“她爸參加了佔領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籌備組的行動，只是群眾中不同觀點之間的衝突，衝突中有點過激行為，也不是太重大的事情，但如果她媽是****分子，問題就比較嚴重了。”
“然而，這還是和她沒什麼關係呀。”我仍然不甘心。
“你真是個書呆子。這件事以前不知道也就算了，現在既然知道了，要不要向大家報告？如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會不會喪失一個紅衛兵組織應有的階級立場？現在弄得獨立師都不好辦了。”
“這件事學校還有其他人知道嗎？”
“目前為止，我就給湯博彙報過。”
“他對這件事有什麼說法呢？”
“他只是說了一句：我們以前可是一直號稱獨立師的戰士個個都是根紅苗正的‘紅五類’的子弟兵。”
“他這是什麼意思呢？是要將楊南雁從獨立師裡開除出去嗎？”
“我聽他話裡倒沒有這層的意思，我揣度他是擔心‘火炬’會抓住這件事來攻擊獨立師。所以並不主張把這件事張揚出去。但是你想想，即使楊南雁本人不知道這件事情，也不應該對此承擔責任，獨立師又敢讓她來做這個報幕員嗎？”
“那就讓我們忘了這件事吧。”我在心裡長長地出了一口氣。
這時，我才真正理解了楊南雁那句“現在做什麼都是要政治審查的，誰知道我將來會遇到什麼情況呢？”的話裡所包涵的沉重和悲哀，已經沒有了繼續為他爭取下去的心情。
繼而我又對自己的態度忐忑不安起來。楊南雁母親****的事，我是知道的，但我並沒有說出來，而且還幫她掩飾，是不是有“包庇”的嫌疑呢，這裡存不存在柳月說的“階級立場”問題呢？困惑之中，便拿了聞梅父親講的那句“我們黨的一貫政策是有成分論，但不唯成分論，重在個人表現”的話來為自己辯護，稀釋自己心中那不絕如縷的罪錯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