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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蒙哥馬利本來希望將迅速結束戰爭的市場花園行動，正在無情地走向毀滅。在60英里長的可怕地段裡，士兵們在各座橋樑上堅持著，為一條單一的道路，也就是那個走廊而戰鬥。在位於艾因霍溫以北的馬克斯韋爾·泰勒將軍的防區，傘兵們在英軍裝甲部隊和步兵的支援下，擊退了一次又一次的凶猛進攻，同時又試圖再次開啟烏登被切斷了的公路的那個無人地段；在加文將軍第八十二師的防區，瓦爾河大橋不斷遭到轟炸，敵人繼續從國家森林向裡緊逼，而且兵力越來越強大。一個星期以前的態度消失了，當時認為戰爭幾乎要結束了。現在遭遇到的敵軍部隊，是老早就已經被登出的部隊。納粹戰爭機器，在9月的第一個星期被認為是驚魂未定，正處於崩潰的邊緣，現在卻又神奇地生產出了60輛虎式坦克，那60輛坦克在9月24日上午交給了莫德爾。市場花園行動正在窒息而死，計劃的主要出擊目標，也就是在萊茵河的對岸獲得立足點，獲得通往魯爾河地區的跳板，現在要被放棄。9月25日，星期一，早晨6點05分的時候，厄克特將軍接到了撤退的命令。
在為阿納姆行動制訂計劃的過程中，厄克特得到的許諾是，在48小時之內就會得到救援。布朗寧將軍本來預料，第一空降師獨自堅持的時間，最多也不會超過4天。厄克特計程車兵，不論是在人數上還是在武器上都遜於敵人，但他們所堅持的時間，是那個時間的兩倍還多，對一個空降師來說，這是史無前例的戰鬥業績。對於這位第一次指揮一個空降師的勇敢的蘇格蘭人來說，撤退是痛苦的，然而厄克特卻又知道，撤退是唯一的途徑。現在，他的兵力只有不到2500人，而且他也不能向這些不妥協的傘兵提出更多的要求了。實際上，前來救援的英國部隊就在1英里之外，與他的師只隔著一條寬闊的萊茵河，得知這一點是讓人惱火的，儘管如此，厄克特還是勉強同意了上級的決定。到了該把在阿納姆的這些勇敢的人撤出去的時候了。
哈滕施泰因旅館裡，筋疲力盡的埃迪·邁爾斯中校把那兩封信——布朗寧的信，以及托馬斯將軍的撤退命令——交給了厄克特。布朗寧表示祝賀的鼓勵信，是在24個小時以前寫的，已經過時了。其中寫道，“……軍隊正在湧去幫助你，但……在這一天的非常晚的時候”，而且，“我自然感到，不像你那樣疲倦和沮喪，但有關整個事情，我大概比你還感到糟糕”……
撤退命令，甚至更令人沮喪——尤其是因為它來自托馬斯，厄克特就像布朗寧一樣，永遠也無法原諒托馬斯的緩慢。托馬斯的信中寫道，第四十三韋塞克斯師現在開始感到，德國人帶來的壓力愈來愈大，要在萊茵河對岸建立一個主要橋頭陣地的一切希望必須放棄：而第一空降師的撤退，經過厄克特和托馬斯之間的相互同意，必須在指定的日期和時間進行。
厄克特思考著他的決定。當他聽著外面的迫擊炮和火炮持續轟炸的時候，有關日期和時間已經毫無疑問了。如果他計程車兵能有人活下去的話，那麼撤退就必須迅速進行，而且顯然是在夜幕的掩護下進行。上午8點08分，厄克特透過無線電與托馬斯取得了聯絡。“柏林行動，”他告訴他，“必須是今天晚上。”
大約20分鐘以後，厄克特把給布朗寧準備的電文發了出去，頭一天晚上，他就已經讓內維爾·海中尉把這封電文譯成了電碼。它仍然是切題的，尤其是那個提出警告的句子：“甚至敵人稍微發動一次攻勢，都可能造成完全的崩潰。”因為在這個時刻，厄克特的形勢是如此之絕望，他甚至都不知道他計程車兵能否堅持到天黑。然後，這位痛苦的將軍開始為這個最困難的調動制訂計劃。只有一條出路——越過那條400碼寬的可怕的萊茵河，到達德里爾。
厄克特計劃的設計，是按照另外一種經典的英軍撤退的路線——1916年的加利波利撤退。在加利波利，經過了幾個月的戰鬥之後部隊最後在欺騙性的掩護下脫身了，當主力部隊安全撤離的時候，掩飾著撤退兵力的稀疏營地仍然在繼續射擊。厄克特計劃了一個類似的調動。沿著環形防線，一個個小組計程車兵將持續齊射，以欺騙敵人，與此同時大部隊將悄悄溜走。逐漸地，環形防線北面的各個部隊，將沿著防線的邊緣移動到河邊，以便撤離。然後最後的部隊，也就是最靠近萊茵河的部隊，將跟上。“實際上，”厄克特後來說道，“我計劃的撤退，就像一個紙袋子的倒下。我想要小股部隊駐紮在戰略地點，給人的印象是我們還在那裡，與此同時又朝低處前進，沿著每一個側翼撤退。”
厄克特希望能夠設法制造出“正常”的其他跡象——無線電傳輸的通常模式將繼續；謝里夫·湯普森的炮兵將一直開炮到最後；而在哈滕施泰因旅館的網球場上，管理德國戰俘的憲兵隊將繼續巡邏，他們將是最後離開的人。顯然，除了後衛部隊之外，還有人將待在後面——醫生、醫務護理員，以及重傷號。不能行走但能佔據防禦陣地的傷員，將留下繼續射擊。
為了到達河邊，厄克特計程車兵將走一條沿著環形防線的每一邊的路線。滑翔機飛行員將擔任嚮導，他們將領著厄克特計程車兵走那條逃跑道路，在一些地方，逃跑道路是用白色的帶子標誌出來的。傘兵們的靴子綁上布條，以便隔音，他們將走向河水的邊緣。在那裡，海灘勤務隊隊長將把他們裝進一個小的撤退船隊：這個船隊由14艘裝有動力的強擊登陸艇組成，它們由兩個連的加拿大工兵管理，每一艘能載14個人。另外還有各種各樣的小船，它們的數目是不肯定的。包括海灘勤務隊隊長在內，誰也記不得是多少，但它們當中有幾輛水陸兩用車，以及在前幾次渡河後留下來的帆布和膠合板製作的攻擊艇。
厄克特在孤注一擲，希望那些觀察到船運的德國人會以為，士兵們是在試圖進入環形防線，而不是從環形防線裡出來。除了部隊會被發現這個可怕的可能性之外，在兩千多人試圖逃跑的時候，別的危險也可能產生。厄克特能夠預見，如果不能維持一個嚴格的時間安排，那麼一個可怕的瓶頸就會在環形防線的狹窄基地裡形成，環形防線的狹窄處現在還不到650碼寬。如果士兵們擁擠在上船地區，就可能被無情地消滅。波蘭人和多塞特人都曾經試圖進入環形防線，都是無功而返，厄克特因此並不期望撤退行動不會受到挑戰。儘管第三十軍能夠使用的每一門大炮都將參戰保護他計程車兵，但厄克特仍然認為，德國人會帶來嚴重的傷亡。時間是一個敵人，因為要完成撤退。得花上幾個小時的時間。為計劃保密也是個問題，由於在那一天的所有時間裡，士兵們都可能被抓獲，受到審訊，所以除了高階軍官以及那些被給予了特殊任務的人之外，一直到最後一分鐘以前，將不會把撤退告訴任何人。
厄克特透過無線電與托馬斯將軍進行了商談，撤退計劃的主要方面獲得了對方的同意，然後他又召集剩下的幾個高階軍官開了個會，他們是：皮普·希克斯准將；滑翔機飛行員團的伊恩·默裡中校，他現在代替負傷的哈克特指揮；R·G·洛德—西蒙茲中校，他是師的炮兵部隊司令；參謀長麥肯齊上校；埃迪·邁爾斯中校，他是將負責撤退的工兵軍官。就在會議開始前，首席醫官格雷姆·沃拉克上校過來見厄克特，因而成了第一個得知這個計劃的人。沃拉克“情緒低落。不愉快。這並不是因為我得待下來——我對傷員負有責任，而是因為，一直到這個時刻，我都一直以為，這個師一定會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得到解救”。
在哈滕施泰因旅館的地下室裡，在軍官們的圍繞下，厄克特透露了這個訊息。“我們今天晚上要出去。”他告訴他們。他一步一步地概述了他的計劃。撤退的成功，將取決於一絲不苟的時間安排。部隊的任何集中，或者交通堵塞，都可能造成災難。士兵們要不斷地移動，而不要停下來作戰。“在遭到射擊的時候，他們應該採取迴避行動，只有在事關生死的時候才還擊。”當他沮喪的軍官們準備離開的時候，厄克特提醒他們，撤退應該保密儘可能長的時間，只有那些需要知道的人，才可以被告知。
這個訊息，並沒有讓厄克特的高階軍官多麼驚訝。有幾個小時的時間了，顯然這個陣地是沒有希望的。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像沃拉克一樣感到心酸，因為救援從未到來。在他們的腦子裡，也有這樣的懼怕，即在撤退期間，他們計程車兵可能會忍受甚至比在環形防線裡更大的磨難。隸屬於師司令部的通訊兵詹姆斯·科克里爾意外地聽到了這個簡短的資訊：“柏林行動今晚進行。”他苦思冥想著意思，甚至都沒有想到撤退。科克里爾認為，這個師“將戰鬥到最後一個人，最後一顆子彈”。他以為，“柏林行動”可能意味著，“將以《輕騎兵旅的衝鋒》的那種英勇精神，或是什麼精神”，全力以赴試圖突破，前往阿納姆大橋。另外一個人，則太清楚它是什麼意思了。在第一機降旅的司令部裡，御用蘇格蘭邊境居民團的佩頓—裡德上校，在幫助安排環形防線西部邊緣的撤退細節時，聽見皮普·希克斯准將嘟囔了點什麼，好像說的是“又一個敦刻爾克”。
這一天從早到晚，在一些發狂似的進攻中，德國人試圖攻佔陣地，但“紅毛鬼子”們仍然堅守著。士兵們後來回憶，晚上8點剛過，有關撤退的訊息開始向下走漏出來。在位於環形防線頂部第一五六營的喬治·S·鮑威爾少校看來，這個訊息是“一個可怕的打擊。我想到所有那些死去的人，然後我又想到，這整個努力成了一種浪費”。由於他計程車兵要走最遠的路，鮑威爾就在晚上8點15分的時候，讓他們排成單列出發。
第十傘兵營的列兵羅伯特·唐寧被告知，要他離開他的狹長掩體，前往哈滕施泰因旅館。在那裡，一位中士會見了他。“那裡有一把舊的塑膠剃刀，”中士告訴他，“你幹刮一下。”唐寧盯著他。“趕快，”中士告訴他，“我們要過河，老天作證，我們要以英國士兵應有的樣子回去。”
在陣地附近的一個地下室裡，羅伯特·凱恩少校借到了另外一把剃刀，有人找到了水，凱恩刮掉了長了一個多星期的鬍子，然後在他被煙燻黑的、沾染著血的偽裝服裡子上仔細擦乾臉。他走了出來，在傾盆大雨中站了一會兒，看著下奧斯特貝克的那座教堂。在教堂的風標上有一個金制的風信雞，凱恩曾經在戰鬥間歇用它核對過風向。對他來說，那是好運的一個象徵，只要金制風信雞在，這個師就會在。他感到有一種勢不可當的悲傷。他不知道，明天風標是不是還會在那裡。
像別的人一樣，滑翔機飛行員團的托馬斯·托勒少校也被伊恩·默裡上校告知，要他稍微整理一下。托勒才不在乎呢，他是如此疲倦，以至於只“認為，整理是件費勁的事情”。默裡把他自己的剃刀遞了過來：“我們要出去了。我們不想讓部隊認為我們是一群流浪漢。”托勒塗上一點默裡留下來的肥皂泡沫，也刮掉了自己的鬍子。“讓我吃驚的是，我感到好多了，不論是精神上還是身體上都好多了。”他回憶說。默裡的指揮所裡放著那面雙翼飛馬旗，哈克特計程車兵們本來計劃在第二集團軍到達的時候把它升起來。托勒盯著它看了一會兒，然後仔細把它捲了起來，收好了。
在炮兵陣地裡，士兵們現在將隨意發射，以幫助掩飾撤離，在這裡，炮手羅伯特·克里斯蒂聽見，通訊兵威利·斯皮迪從前哨撤回到炮臺了。斯皮迪給了一個新的電臺控制頻率，然後只是說道：“我現在停止播送了。裝置壞了。”
中士斯坦利·沙利文是9天前帶路的傘降訊號員之一，在聽到這個訊息的時候，他大發雷霆。“我本來就以為，無論如何我們都會這樣的，我們還不如繼續戰鬥下去。”沙利文的前哨站在一所學校裡，“小孩子們一直在那裡努力學習。如果我們撤出來，我就替所有這些孩子們犯愁。我得讓他們知道我們的感受是什麼，也得讓德國人知道我們的感受是什麼。”在他一直保衛著的那間教室的黑板上面，沙利文寫上了大的印刷體字母，並在下面畫上了幾道底線。他寫的是：“我們會回來的！！！”
晚上9點整，夜空被第三十軍集中起來的火炮的閃光刺破了，炮火沿著環形防線的所有的邊緣爆發出來，炮彈雨點般地傾瀉在德國人的陣地上。45分鐘後，厄克特計程車兵開始撤退。在過去的一個星期中，惡劣的天氣曾經使得部隊和補給品無法迅速到達，現在，這惡劣的天氣卻又幫了“紅毛鬼子”們的忙：撤退是在幾乎7級風的狀況下開始的，再加上轟炸的嘈雜聲，這幫助掩護了英國人的逃跑。
在狂風暴雨之中，第一空降師的倖存者們，面部弄黑了，裝備捆紮了起來，靴子隔了音，他們艱難地爬出陣地，排起了隊，開始了前往河邊的危險的跋涉。黑暗和天氣使得士兵們只能看見前面幾英尺的地方。傘兵們形成了一個活動中的鏈條，互相拉著手，或者緊靠著前面的人的偽裝服。
中士威廉·湯普森是一位滑翔機飛行員，他在傾盆大雨中弓著身子。他負責指引傘兵們到達河岸，併為一個漫長而又潮溼的夜晚做好了準備。當注視著士兵們排成縱隊經過的時候，他突然想到了這樣一個事實：“除了我們之外，沒有幾個人會知道，生活在一個1英里長的角鬥場裡面是什麼樣子。”
對通訊兵詹姆斯·科克里爾來說，現在“柏林行動”的意義已經清楚了。他被派去，在部隊撤退的時候待在後面操作。給他的指示是：“一直播送，讓無線電裝置一直執行，以便讓德國人以為一切正常。”在哈滕施泰因旅館陽臺的下面，科克里爾獨自坐在黑暗之中，“在鍵盤上敲個不停。我能夠聽見，我周圍有許多運動，但我除了讓裝備一直播送之外，沒有得到任何別的指示”。科克里爾確信，在天亮以前他就會當上俘虜。他的步槍架在旁邊，但沒有用處。有一顆子彈是假子彈
，裡面裝的是同第二集團軍聯絡的密碼。那是他剩下的唯一一顆子彈。
萊茵河南岸，醫生、醫務護理員以及荷蘭的紅十字會護理人員，在接待地區和集結點做好了準備。在德里爾，救護車和普通車輛的車隊在等待著，要把厄克特的倖存者們送回奈梅亨。儘管為士兵們的到達所做的準備工作正在她的周圍進行，但科拉·巴爾圖森在照料了傷員三天三夜之後，已是疲憊至極，結果她以為，轟炸以及南岸上的活動，標誌著另外一次渡河的前奏。在德國人對德里爾的集中炮擊中，科拉的頭部、左肩和肋部受了彈片傷。儘管傷口疼痛，但科拉還是認為只是皮肉傷，她更關心的是她血跡斑斑的衣服。她騎車回家，打算換身衣服，然後回來照料剛剛蜂擁而來的傷員，她確信他們很快就會到達。途中，科拉騎進了敵人的炮火之中。她從腳踏車上摔了下來，沒有受傷，躺在一個泥濘的溝渠裡待了一會兒，然後又再次動身。到了家裡，她不勝疲憊，在地下室裡她躺了下來，本來是想小睡一會兒。她睡了整整一個晚上，並沒有意識到“柏林行動”正在發生。
在位於環形防線基地地段的河邊，撤離船隊正等待著，給它們配備的是加拿大和英國的工兵。到目前為止，行動還沒有引起敵人的懷疑。事實上，德國人顯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的火炮正朝著留下來的多塞特人開火，多塞特人已經開始在環形防線的西邊發起了牽制性的進攻。在更西邊，德國人正在開火，因為英國炮兵發射了一陣掩護炮火，好像要在那個地區向河發起進攻似的。厄克特的欺騙計劃似乎正在奏效。
傾盆大雨中，一列列士兵沿著環形防線的兩邊，緩慢地向河邊蜿蜒前進。有些士兵太疲倦了，結果迷了路，落入了敵人的手中；還有計程車兵，由於無法自己前進，得讓別的人扶著走。在漆黑的夜色之中，沒有一個人停下。停止就會帶來嘈雜、混亂——以及死亡。
在炮火和燃燒著的房屋的紅色光亮之中，博伊·威爾遜少校的傘降訊號員小組的中士羅恩·肯特，率領著他的排來到了一塊白菜地，那個地方被指定為連的會合點。他們在那裡等待著，一直到連的其他人集結起來，然後朝河走去。“儘管我們知道萊茵河是在正南，”肯特說道，“但我們卻不知道，在什麼地方他們將把我們撤離過去。”突然士兵們發現，從南邊飛來了一道道紅色的曳光彈，他們把這些曳光彈當作嚮導，繼續前進。不久他們便來到了白色的帶子以及滑翔機飛行員的影子面前，滑翔機飛行員指引著他們前進。肯特的小組聽見，在他們的左邊，機槍在掃射，手榴彈在爆炸。威爾遜少校和另外一組人撞上了德國人，在隨後的凶猛衝突中，兩名士兵陣亡了，而安全地帶就在1英里外的地方。
士兵們將透過細節來記住這次撤退——那些細節是令人心碎的，可怕的，有時是幽默的。當第一營的列兵亨利·布萊頓朝河下走去的時候，聽見有人在哭叫。在前面，佇列停止了移動。傘兵們朝路邊走去，在那裡，一位受了傷計程車兵躺在浸透了水的泥地上，哭著喊媽。士兵們被命令繼續前進，誰也不得為傷員而停下來。許多人死去了。迪基·朗斯代爾少校部隊的傘兵們離開陣地以前，他們去了特爾霍斯特家，把能帶上的可以行走的傷員都帶上了。
一等兵悉尼·納恩，在這個星期早些時候曾經與一名滑翔機飛行員一起擊毀了一輛虎式坦克，他此刻以為，他將永遠也到不了河邊。白天時，德國人曾侵擾了教堂旁邊的炮兵陣地，現在納恩和一組御用蘇格蘭邊境近衛團計程車兵，在那裡與德國人進行了一場短暫而又猛烈的衝突戰。在雨水和黑暗之中，大多數人脫身了，納恩則躺在地上，在作戰的9天當中，他第一次負了傷。彈片擊中了石頭，納恩的一顆門牙被一塊小圓石打掉了。
第十營的中士托馬斯·本特利，跟在鬼怪式通訊網操作員內維爾·海中尉的後面。“我們不斷遭到狙擊手的伏擊，”他記得，“我看見，有兩個滑翔機飛行員從陰暗處走了出來，故意吸引德國人的射擊，顯然是為了讓我們能夠看到，射擊是從哪裡來的。”這兩位嚮導都被打死了。
在哈滕施泰因旅館，厄克特和他的參謀們準備離開。作戰日誌合了起來，檔案被燒掉了，然後，將軍的勤務兵漢考克用一片片的窗簾布包上了厄克特的靴子。當隨軍牧師念主禱文的時候，每一個人都跪了下來。厄克特想起來，在D日，他的勤務兵在揹包裡放進了一瓶威士忌。“我把它遞給每一個人，”厄克特說道，“每個人都喝了一點。”最後，厄克特下去，到地下室裡看傷員，“他們扎著染滿血的繃帶，裹著簡陋的夾板”，他向那些已經意識到正在發生什麼事情的人們道別。還有的人，由於嗎啡的作用而昏昏欲睡，他們並沒有意識到要撤退，這算是不幸中的萬幸。一位面容憔悴計程車兵，倚靠著地下室的牆站了起來，對厄克特說：“我希望你能成功，長官。”
師司令部的那位荷蘭聯絡官阿諾爾杜斯·沃爾特斯海軍少校，在將軍一行人的後面走著，絕對一聲不吭。“由於我的口音，倘若我開口的話，就會被當作德國人。”他說。在一個地方，沃爾特斯沒有能跟上在他前面的那個人。“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只是不停往前走，祈禱著，希望是走在正確的方向上。”沃爾特斯感到特別沮喪，他老是想著他的妻子以及他從未見過的女兒。他一直沒有能夠給她們打電話，儘管他的家人就住在距離哈滕施泰因旅館只有幾英里的地方。他在英格蘭為妻子買的那塊表還在他的口袋裡，他本來打算送給女兒的那個玩具熊，是在一架失事的滑翔機裡的什麼地方。如果能夠足夠幸運，回到河邊，那麼沃爾特斯將會再次離開荷蘭，大概是前往英格蘭。
在河邊，渡河已經開始了。邁爾斯中校和他的海灘勤務隊隊員們，在士兵們一到的時候便把他們裝上船。現在，德國人雖然仍然沒有意識到撤退正在進行，但透過照明彈的光線，他們卻能夠看見船渡的行動。迫擊炮和火炮開始瞄準射擊，船被打出窟窿，傾覆了。在水裡掙扎著計程車兵們大聲叫救命，還有一些士兵，已經死了，被水沖走。受傷計程車兵抓住船的殘骸，試圖游到南岸。不到一個小時，撤離船隊的一半就被毀掉了，但船渡仍然進行著。
喬治·鮑威爾少校計程車兵沿著環形防線東邊，長途跋涉來到了河邊，這時鮑威爾卻認為，撤退已經結束了。有一條船正在水裡上下顛簸，在波浪的擊打下漸漸下沉。鮑威爾涉水過去。那條船滿是窟窿，船上的工兵全都死了。當他的一些士兵開始游過去的時候，有一條船突然從黑暗中出現了。鮑威爾匆匆把他計程車兵組織起來，讓一些人上了船。他和剩餘的傘兵等待著，一直到那條船返回。在萊茵河南邊的高堤岸上，鮑威爾站了一會兒，回頭看著北岸。“我突然意識到，我過來了。我簡直無法相信，我活著出來了。”鮑威爾轉向他15名又溼又髒的士兵，說道：“排成三人一行。”他讓他們齊步走到接待中心。在那個建築的外面，鮑威爾喊道：“第一五六營，停！向右轉！解散！”他站在雨水之中，注視著他們走向避難所。“全都結束了，但老天作證，我們就像進來一樣出去了。驕傲啊。”
當厄克特將軍擁擠的船準備離開時，船陷在爛泥裡。他的勤務兵漢考克跳出來，把他們推了出去。“他讓我們擺脫出來了，”厄克特說道，“但當他掙扎著要再次上船的時候，有人喊道‘咱們走吧！船已經太擁擠了’”，這種忘恩負義讓他氣憤，“漢考克不理會這句話，用他所剩下的最後一點力氣，爬上了船”。
冒著機槍的掃射，厄克特的船過了一半，這時引擎突然發出突突的噪音，停了下來。船開始隨著水流漂浮，厄克特感覺“等到引擎再次活動起來的時候，絕對過了一個時代”。若干分鐘後，他們到達了南岸。回過頭來，厄克特看到德國人正在朝河面掃射，火光搖曳。“我認為，”他說道，“他們並不知道他們射擊的目標是什麼。”
在萊茵河岸邊，以及河岸後面的草地和樹林裡，幾百名士兵在等待著。但現在，由於船隊只有一半可以執行，也由於機槍火力猛烈，厄克特懼怕的瓶頸出現了。擁擠的營地裡出現了混亂，儘管沒有恐慌，但許多士兵仍然試圖繼續前進，而他們的軍官和軍士們便試圖控制他們。第一營的一等兵托馬斯·哈里斯記得，“成百上千的人等著過河。試圖上船的人太多、太重，結果使船浸沒在水裡。”此時迫擊炮的炮彈正在落在上船地區，因為德國人已經校準了射程。就像許多別的士兵一樣，哈里斯也決定游泳。他脫下作戰服和靴子，跳了進去，令他吃驚的是，他居然游過去了。
別的人卻沒這麼幸運。等到炮手查爾斯·佩維來到河邊時，上船的地區也遭到了機槍的掃射。當士兵們在岸上擠作一團時，一名士兵朝佩維躺著的地方游去。那個士兵不顧亂射在河邊的子彈，用力從水裡鑽出來，上氣不接下氣，說道：“感謝上帝，我過來了。”佩維聽見有人說：“該死的傻瓜。你還是在原來的那邊。”
中士艾爾弗·魯利埃，他曾在星期日設法煮了一鍋湯送給大家喝，現在他試圖游泳過河。當他在水裡艱難移動的時候，一條船來到了旁邊，有一個人抓住了他的領子。他聽見有一個人在喊：“沒事，夥計。繼續遊。繼續遊。”魯利埃實在有些茫然失措了，他認為自己就要淹死了。然後他聽見那同一個嗓音在說：“好極了，老兄。”接著一位加拿大工兵把他拉到船上。“我究竟在哪裡？”暈頭轉向的魯利埃咕噥著說。那個加拿大人咧著嘴笑了。“你快到家了！”他說道。
通訊兵詹姆斯·科克里爾，仍然待在哈滕施泰因旅館的陽臺底下，在他無線電裝置面前。天快亮的時候，他聽見一聲惡狠狠的低語。“趕快，小孩，”一個嗓音說道，“咱們走。”當士兵們朝河邊走去的時候，突然發出了一片猛烈的爆炸聲。科克里爾感到，他的脖子和肩膀被猛地拉了一下，原來他掛在背上的斯特恩式輕機槍被彈片撕開了。走近河岸的時候，科克里爾一行人遇見了幾位站在樹叢裡的滑翔機飛行員。“我們讓你們走的時候再走，”其中的一位飛行員說道，“德國人有一門火炮對準這個地方，是一門施潘道型火炮，朝腰這麼高的地方射擊。”在飛行員們的指導下，士兵們一次一位向前衝。當輪到科克里爾的時候，他蹲下身來，開始跑。幾秒鐘以後，他倒在一堆屍體上面。“一定有20或者30具屍體，”他記得，“我聽見，士兵們在喊媽，還有的乞求我們，不要把他們留在那裡。我們不能停下。”在河邊，一顆照明彈爆炸了，機槍開始嗒嗒連發。科克里爾聽見有人喊叫，讓會游泳的人游泳。他跳進了寒冷的水中，從那些似乎在他身邊掙扎的人旁邊奮力遊了過去。
突然科克里爾聽見，有一個嗓音在說：“好了，夥計，不要擔心。我們找到你了。”一個加拿大人把他拽進船裡，幾秒鐘以後，科克里爾聽見，船在岸邊慢慢停了下來。“當我發現我又回到了我出發的地方時，我都要哭了。”他說道。原來，那條船到河裡去，是為了把傷員救上來。在周圍計程車兵幫助裝好船之後，船又再次出發，科克里爾記得，士兵們是從各個側面蜂擁著爬上船的。儘管他們的船負荷沉重，又遭受著炮火的轟擊，但那些加拿大人還是把船劃到了對岸。在經歷了陽臺底下待著的幾個小時以及噩夢般的渡河旅行之後，科克里爾已是暈頭轉向。“我記得的下一件事情就是，我是在一個穀倉裡，有人給了一支香菸。”然後科克里爾記起了一件事情。他在口袋裡發狂似的尋找，把他那唯一的一件彈藥取了出來：那顆裡面裝著密碼的口徑為303的模擬子彈。
快到凌晨兩點的時候，第一空降師剩下來的那點彈藥全用掉了。謝里夫·湯普森的炮手們把剩餘的炮彈全都發射了出去，炮兵把炮栓卸了下來。一等兵珀西·帕克斯以及炮組剩下的人被告知，要他們撤退。帕克斯感到驚訝，他沒有想到要撤退。他本來預料他要待下去，一直到他的崗位被德國人攻佔。當他來到河邊時，他甚至更加驚訝了。那個地方擠滿了幾百名士兵，有人說，所有的船都被擊沉了。帕克斯身邊的一個人深深喘了一口氣。“看來我們是要游泳了。”他說道。帕克斯注視著河。“河非常寬。河水上漲的時候，流速似乎有9節。我認為我遊不過去。我看見，士兵們穿著衣服跳下水，被河水衝了下去。另外的人游過去了，結果從水裡爬出來的時候卻被擊中。我看見，有一個傢伙抱著一塊木板遊了過去，還仍然揹著他的揹包。如果他能做到，我也能做到。”
帕克斯脫掉衣服，只剩下短內褲，把什麼東西都扔掉了，包括他的金懷錶。在急速的水流中，他的短內褲滑落下來，於是帕克斯把它踢到一邊。他遊了過去，在樹叢中和溝渠裡躲避著，最終來到了一個沒有人的小農舍。帕克斯走進去，找到了一些衣服。幾分鐘後，他從農舍裡出來，遇見了多塞特團的一位列兵。那位列兵指引他去了一個聚集點，在那裡，他得到了一缸子熱茶和一些香菸。精疲力竭的帕克斯費了好長的時間才明白，為什麼每一個人都在盯著他。他穿著一件男人的彩色運動衫，一條女人的長及膝部的亞麻布燈籠內褲。
第十營的列兵艾爾弗雷德·達爾福斯，赤身**游到了南岸，但仍然帶著一支槍。令他尷尬的是，有兩個婦女和士兵們一起站在岸上。達爾福斯“想要直接鑽進水中”，其中的一個女人朝他喊著，把一條裙子舉在前面。“看見我**，她連眼睫毛都沒有眨一下，”他記得，“她告訴我，不要擔心，因為她們在那裡，幫助士兵們過河。”達爾福斯穿著一條長達膝蓋的彩色裙子，一雙木底鞋，被帶上一輛英軍的卡車，卡車載著倖存者們返回了奈梅亨。
到了這個時間，德國人開始猛烈轟擊上船地區，迫擊炮彈尖叫著飛來。當海軍少校阿諾爾杜斯·沃爾特斯在一
行士兵後面跑向一條船的時候，一顆炮彈在這群人當中爆炸了。“我絕對沒有受傷，”沃爾特斯回憶說，“但在我的周圍躺著8個死人，還有一個人受了重傷。”他給那個人打了一針嗎啡，抱著他上了船。在那條已經超載的船上，沒有沃爾特斯可待的地方。他下了水，掛在船的邊上，被拖著過了河。他搖搖晃晃地上了南岸，癱倒在地。
黎明時分，撤離船隊幾乎被摧毀了，然而那些加拿大和英國工兵們，仍冒著迫擊炮、火炮和重機槍的打擊，繼續用那些剩下來的船運送士兵。第十一營的列兵阿瑟·希爾伍德發現，加拿大工兵正在把一些傷員裝進一條小船裡，其中的一個加拿大人向希爾伍德示意，要他上船。小船的尾掛發動機無法再次啟動，因而加拿大人要求所有仍然攜帶步槍的人用槍托划水。希爾伍德拍了拍在他前面的那個人。“咱們走吧，”他說道，“開始劃。”那個人毫無表情地看著希爾伍德。“我無法劃，”他說道，同時指著扎著繃帶的肩膀，“我丟了一支胳膊。”
接近黎明時，羅伯特·凱恩少校已經把他計程車兵全都送過了河。他與准尉副官“羅伯”·魯賓遜一起，在岸上等候著，這樣他就可以跟著過去，但卻似乎再也沒有船駛來。在另外一群人當中，有一個人指著一條稍微打出了點窟窿的攻擊艇，它在水裡上下顛簸，於是一位傘兵游泳過去，把它拉了回來。凱恩和魯賓遜用槍托划起水來，而那些仍然還有頭盔的傘兵們則從船裡向外舀水。來到南岸以後，一名憲兵指引他們去了一個穀倉。在穀倉裡，凱恩最先認出來的一個人是希克斯准將。准將迅速走了過來。“唔，”他說道，“起碼這裡有一位颳了臉的軍官。”凱恩疲倦地咧開嘴笑了。“我受過很好的教養，長官！”他說。
在環形防線邊緣，在德國人的炮火轟擊下，幾十名士兵仍然在雨水中擠作一團。儘管有一兩條船試圖在煙幕的掩護下過河，但現在，在日光之中，已經不可能繼續撤離。有些士兵試圖游泳撤離，但被迅速的水流吞沒，或者被機槍打死。有些人幸運地過了河。還有的人由於傷勢太重，所以無能為力，只能無助地坐在滂沱大雨中，或者前往北方——返回到環形防線裡的醫院去。許多人決定先躲藏起來，一直等到天黑再試圖到達對岸。最終，有幾十個人用這種方式成功地逃脫了。
在南岸，以及在德里爾，精疲力竭、滿是汙垢計程車兵們尋找他們的部隊——或者說是尋找他們部隊所剩下的人。傘降訊號員中的中士斯坦利·沙利文，也就是曾經在學校的黑板上寫下傲氣的話的那一位，他記得，有人問道：“一營在哪裡？”一位下士立即站了起來。“這就是，長官！”他說道。在他的旁邊，幾個又溼又髒的士兵痛苦地筆直站了起來。炮手羅伯特·克里斯蒂在人群當中走來走去，尋找他們炮組的傘兵們。沒有一張熟悉的面孔。克里斯蒂突然感到淚水刺痛了他的眼睛。他不知道，在第二炮組中除了他之外還剩下了誰。
在前往德里爾的路上，厄克特將軍來到了托馬斯將軍的司令部。他拒絕進去，而是站在外面，就在雨中等著，同時他的副官去安排車。這並不必要。當厄克特在外面站著的時候，一輛布朗寧將軍司令部的吉普車來到了，一位軍官護送厄克特返回軍部。他與他的一行人被帶到奈梅亨的南郊的一幢房子。“布朗寧的副官哈里·凱特少校，帶著我們進入一個房間，提議我們把溼衣服脫下來，”厄克特說。這位驕傲的蘇格蘭人拒絕了。“我任性地要求布朗寧就我們這個樣子來見我們——就我們一直的這個樣子來見我們。”在等了好長時間以後，布朗寧出現了，“還是一如既往，穿著整潔”。厄克特認為，他的樣子，好像“他剛剛接受檢閱回來，而不是在戰鬥之中從**起來”。對這位軍長，厄克特只是說：“對不起，事情的結局並不像我本來希望的那樣好。”布朗寧給了他一杯飲料，回答說：“你盡了全力。”後來，在給他的那間臥室裡，厄克特發現，他本來好長時間都渴望能夠睡上一覺，但現在卻不可能入睡。“在我的頭腦裡和我的良心中，”他說道，“有太多的事情了。”
要思考的事情確實很多。第一空降師被犧牲掉了，被屠殺了。在厄克特最初的10005名兵力中，只有2163名傘兵渡過萊茵河回來，外加160個波蘭人和75個多塞特團的人。在行動開始的9天之後，這個師有將近1200人陣亡，有6642人失蹤、負傷或者被俘。後來證明，德國人也蒙受了嚴重的損失：有3300名傷亡人員，其中陣亡者為1100人。
在阿納姆的冒險結束了，市場花園行動也隨之結束。現在，除了撤退和鞏固之外，沒有什麼可做的了。這場戰爭將繼續下去，直到1945年的5月。“這場戰爭中的最偉大的空降行動，就這樣以失敗結束了，”一位美國曆史學家後來寫道，“儘管蒙哥馬利斷言，它是百分之九十成功，但他的宣稱只不過是一種安慰性的修辭手法。除了阿納姆之外，所有的出擊目標都奪取了。但沒有奪取阿納姆，別的一切就毫無價值。作為對這麼多勇氣和犧牲的回報，盟軍贏得了一個50英里長的突出部——從這個突出部哪裡也去不了。”
也許是因為，本來預料能夠逃脫的人數微乎其微，所以就沒有準備足夠的交通工具來運送這些精疲力竭的倖存者們。許多人，已經在別的地方受了這麼多的苦，現在又不得不步行返回奈梅亨。在馬路上，愛爾蘭近衛團的羅蘭·蘭頓上尉站在寒冷的雨水中，注視著第一空降師回來。當疲倦、骯髒計程車兵們踉蹌走來時，蘭頓後退了。他知道，他的連已經盡了最大努力，驅車從奈梅亨趕到阿納姆，然而他仍然感到不安，“幾乎不好意思同他們說話”。愛爾蘭近衛團的另外一位士兵默默地站在馬路邊上，一位傘兵走到與他並排的時候，喊道：“你們到底到哪裡去了，老兄？”近衛團的那個士兵平靜地回答道：“我們一直打了5個月的仗。”近衛團的下士威廉·切內爾聽見，一位空降兵說道：“喂？你們一路行駛得好嗎？”
當士兵們陸續地返回時，有一位在雨中站了幾個小時的軍官，檢視著每一張臉。埃裡克·麥凱上尉的那一小群掉隊者，曾經在阿納姆大橋附近的那座校舍裡英勇地堅守著，麥凱逃脫出來到達了奈梅亨。現在他在尋找著他的連的成員。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沒有能夠到達阿納姆大橋，但麥凱抱著頑固的希望，在從奧斯特貝克出來的空降兵行列裡尋找他們。“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他們的臉，”在談到那些傘兵的時候他說，“那些臉都顯得拉長了，而且疲倦，令人難以置信。不論在哪裡，你都可以挑出一個老兵來——一張帶有錯不了的‘我根本就不在乎’的表情的臉，好像他永遠也不會被打敗。”整整一個晚上，一直到黎明，麥凱一直待在馬路邊。“我沒有看見一張我認識的臉。當我繼續注視的時候，我恨每一個人。不論對這件事負責的人是誰，我都恨他。我恨這支軍隊，因為它猶豫不決。我想到了生命的浪費，想到了一個優秀的師被浪費掉了。而這又是為了什麼呢？”當麥凱回到奈梅亨的時候，天已經大亮了。在那裡，他開始在集合點和士兵臨時營房裡核對，決心找到他計程車兵。在他們連的200名工兵中，回來的只有5個人，包括麥凱本人。
在河的另外一邊，一些士兵和平民留下了，他們的工作或者傷勢要求他們留在後面。因為時間太晚而無法成行的小股士兵，也留下了，他們蹲在現在沒有部署兵力的戰壕裡和火炮掩體裡。對這些倖存者們來說，不再有任何希望了。在被毀壞了的環形防線裡，他們等待著他們的命運。
隨軍衛生員塔菲·佈雷斯把最後能夠行走的傷員帶到了河邊，結果發現此刻岸邊空無一人。在與那些傷員擠作一團的時候，佈雷斯看見有一位上尉走向前來。“我們該怎麼辦？”那位軍官問佈雷斯，“再也不會有船了。”佈雷斯看了看那些傷員。“我想我們得待在這裡，”他說道，“我不能離開他們。”那位上尉搖了搖頭。“祝你們好運，”他對他們所有的人說，“我要試著游過去了。”佈雷斯最後看見，那位軍官涉水下了河。“也祝你好運，”佈雷斯喊道，“再見！”
塔弗爾貝格旅館裡的那位醫生蓋伊·裡格比—瓊斯少校，對他來說，“師部的離開是一粒要吞掉的苦藥丸”，但他仍然繼續他的工作。裡格比—瓊斯與衛生員們一起，在旅館地區的每一幢房子裡搜尋，把受了傷的人帶了進來。這些衛生員經常是抱著傷員到聚集地點，把他們裝進德國人的卡車、急救車和吉普車裡，然後自己也爬了進去，前去做俘虜。
在斯胡努爾德旅館，佩爾神父睡了整整一個晚上。他驚醒了，確信有什麼事情出了大差錯。接著他意識到，那是一種不自然的安靜。他匆匆走了出去，進入一個房間，看見一個衛生員站在窗前，外面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當佩爾走來的時候，衛生員轉過身來。“這個師走了！”他說道。佩爾並沒有被告知撤離的事情，他盯著衛生員：“你瘋了，老兄。”那個衛生員搖了搖頭：“你親自看看吧，先生。我們現在確實成了俘虜了。我們這夥人得撤退了。”佩爾無法相信。“先生，”衛生員說道，“你得向病人公佈這個訊息。我沒有勇氣告訴他們。”佩爾走遍了這個旅館。“每一個人都試圖情緒高昂地接受它，”他回憶說，“但實際上我們全都非常沮喪。”然後，在那間仍然收容著大多數傷員的大房間裡，一位士兵坐在鋼琴面前，開始彈奏流行歌曲。士兵們唱了起來，佩爾也不由自主與他們一起唱起來。
“在吃了最後幾天苦之後，這樣做是奇特的，”佩爾說道，“德國人無法理解，但要解釋起來也很容易。那種提心吊膽，那種被落在後面的感覺，產生了一種巨大的反應。除了唱歌之外，沒有事情可做。”後來，當亨德麗卡·範·德弗利斯特和別的荷蘭平民準備離開到德國人的醫院裡去幫助傷員的時候，佩爾遺憾地揮手道別。“他們和我們一起受苦，忍飢挨餓，然而他們一點也不為自己考慮。”當最後一輛救護車消失時，佩爾和衛生員們把他們少得可憐的財物裝上了一輛德國卡車。“德國人幫助了我們，”他回憶說，“敵意奇怪地消失了。我們誰都沒有什麼可說的。”當卡車駛離時，佩爾悶悶不樂地凝視著成了黑色殘骸的斯胡努爾德旅館，“那裡曾經創造出絕對的奇蹟”。他“堅信，第二集團軍渡過萊茵河，再次奪取這個地區只不過是一兩天的事情，也許就是在今天晚上”。
在教堂的街道對面，凱特·特爾霍斯特向傷員們道了別，傷員們現在全都成了俘虜。她拉著一輛手拉車，在5個孩子的陪伴下，步行前往阿珀爾多倫。沒走多遠，她停了下來，回頭看著曾經是她的家的那座古老的教區牧師住宅。“一縷陽光照射著一個掛在房頂上的鮮豔的黃色降落傘，”她寫道，“鮮亮的黃色……那是空降兵在打招呼……再見了，朋友們……上帝保佑你們。”
年輕的安赫·範·馬爾南，也在前往阿珀爾多倫的路上，當紅十字會的汽車和救護車，載著來自塔弗爾貝格旅館的傷員經過時，她不停地尋找她的父親。安赫與她的姨媽和兄弟一起，凝視著她在那整整一個星期逐漸認識的那些熟悉的面孔。然後，當一輛卡車經過的時候，安赫看見了父親，她的父親就坐在車上。她朝他尖叫著，跑了起來。卡車停下了，範·馬爾南醫生從車上爬了下來，迎接他的家人。他熱烈地擁抱他們所有人，說道：“我們從未這麼貧窮，也從未這麼富有。我們失去了我們的村子，我們的家，我們的財產。但我們擁有彼此，而且我們活著。”當範·馬爾南醫生又回到車上照料傷員的時候，他安排家人在阿珀爾多倫見面。當他們走在幾百個難民當中的時候，安赫回過頭看。“天空是鮮紅的顏色，”她寫道，“就像為我們犧牲了生命的空降兵的鮮血一樣。我們四個人全都活著，但在戰爭的這個毫無希望的星期結束時，戰鬥在我的靈魂上留下了印象。光榮屬於我們所有親愛的、勇敢的英國兵，屬於所有為了幫助和拯救別人而獻出了自己生命的人們。”
在德里爾，科拉·巴爾圖森一覺醒來，發現寂靜得奇怪。那是9月26日，星期二上午10點左右。科拉因為傷口而發僵、疼痛，又因為這寂靜而感到困惑，於是一瘸一拐地走到外面。煙從鎮子的中心滾滾升起，也從河對面的奧斯特貝克滾滾升起，但戰鬥的聲音消失了。科拉跨上腳踏車，緩慢地朝鎮子蹬去。街上空無一人，部隊離開了。在遠處，她看見一個朝南開往奈梅亨的車隊的最後一輛車。在德里爾一個成了廢墟的教堂附近，只有幾個士兵在一些吉普車旁邊逗留著。科拉突然意識到，英國人和波蘭人正在撤退，戰鬥結束了，德國人將很快就會回來。當她走向那一小組士兵的時候，損壞了的教堂尖塔上的鐘響了起來。科拉抬起頭。坐在鐘樓上的是一個空降部隊的傘兵，頭上包著繃帶。“出了什麼事？”科拉喊道。“全結束了，”傘兵喊道，“全結束了。我們撤離了。我們是最後一批。”科拉抬頭凝視著他：“你為什麼敲鐘？”傘兵再次踢了鍾一下。鐘聲在德里爾這個有千年歷史的荷蘭村莊上空迴響，然後逐漸消失。傘兵朝下看著科拉。“看來這就是應該做的正確的事情。”他說道。
“在我的——抱有成見的——觀點看來，如果這次軍事行動從一開始就得到恰當的支援，並被給予了任務所必需的飛機、地面部隊以及行政資源的話，那麼儘管有我的錯誤，儘管天氣不利，儘管第二黨衛軍裝甲軍團出現在阿納姆地區，這次行動仍然會獲得成功。我仍然是市場花園行動不懊悔的鼓吹者。”
——陸軍元帥、伯納德·蒙哥馬利爵士，《蒙哥馬利回憶錄：阿納姆的蒙哥馬利》，第267頁。
“我的國家再也消受不起蒙哥馬利的另外一次奢侈的勝利了。”
——荷蘭親王伯恩哈德致本書作者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