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惡這些重大的問題，仍然保持著懷疑。他解開了聰明的分析所不能解開的死結。他以本性上是簡單的、不可毀滅的和平等的存在體etre構造出宇宙。這些存在體的每一個與其他與之共同構成了宇宙體系的每一個的關係，便決定它那些使自己與所有其他存在物不同的性質；人的靈魂與一塊石頭終極的最後原子，都同等地是這些單子nade之一。它們的不同，只是由於它們在宇宙秩序中所佔據的地位不同。
在這些存在體的所有可能的組合之中，一個無限的智慧只能偏愛其中的一種，而且只能是偏愛其中唯一的一種，即一切之中最完美的那一種。假如目前存在的那種組合，以其不幸和罪行的景象而刺傷了我們的話，那是因為所有其他的組合還會呈現出更為可悲傷的結果來。
我們將要闡釋這個體系，當它被萊布尼茲的同胞們所採納或至少是所支援之後，就在他們中間延遲了哲學的進步。我們看到英國哲學家們有整個的一個學派熱情地擁抱了並雄辯地保衛了樂觀主義的學說，但不如萊布尼茲那麼巧妙而又那麼深刻；萊布尼茲把它主要是奠定在這一點上，即有一個全能的智慧，它由於其本性的必然，就只能是選擇各種可能的宇宙之中的最美好的那一種；而英國的哲學家們則在觀察我們的宇宙之際極力要追求我們宇宙的優越性的證明；而且它既然始終停留於一種抽象的普遍性，而喪失了那種體系所保留的全部優點，他們也就往往更加陷入種種顛倒混亂或滑稽可笑的細節裡去。
這時在蘇格蘭卻另有些哲學家essaisphilsphes，他們根本就發現不了：對我們真實能力的發展的分析會得出來一種原則，它能夠賦予我們行為的道德性以一種充分純潔、充分堅固的基礎；他們想象著能賦予人類靈魂以一種新的能力而與感覺的能力和推理的能力截然不同；但是他們所加給那上面的，只不過是他們證明了那種新的能力的存在，若是沒有它，他們就無法滿足。我們將要寫下這些見解的歷史，並且我們將要表明，假如說這些見解曾妨礙了哲學的程序的話，那麼它們對於哲學觀念更加迅速的傳播卻曾經是怎樣地有利。
我們迄今只是表明了哲學在受過哲學的教養、深化和完善化的人們中間的進步；下面有待於我們來看清楚它對一般見解的作用都是什麼，以及當理性終於上升到認識了發現真理、識別真理的可靠方法時，理性又是怎樣學會了保護它自己以免對權威的尊敬和想象力曾經如此之經常地把它引人的那些錯誤；它同時也就摧毀了各個人的總體之中所曾經如此之悠久地傷害了和腐蝕了全人類的種種偏見。
人們終於有了可能，大聲宣佈那種長久以來都未能被人很好認識的權利，亦即要使所有的意見都服從於我們自身所固有的理性，也就是說，要運用我們所被賦予的可以認識真理的唯一工具來掌握真理。每個人都帶著一種驕做的心情領會到，自然界並沒有絕對註定他必須相信別人的話；於是迷信古代、在超自然的信仰狂熱的面前貶斥理性，就從社會中也像從哲學中那樣消失了。
在歐洲，不久就形成了這樣一類人，他們關心傳播真理更有甚於發現和鑽研真理；他們專心致志於探索隱避所、教土、學派、政府和古老的團體在各個角落裡所積聚和包庇的種種偏見，他們把自己的光榮放在破除流俗的錯誤上，更有甚於放在開拓人類認識的疆界上；這是一種推動人類認識進步的間接方式，它那危險並不更少，它那用處也並不更小。
在英國有柯林斯和波令布魯克，在法國有貝爾、豐特內爾、伏爾泰、孟德斯鳩和由這些名人所形成的各個學派，他們都在為了擁護真理而戰鬥，他們逐一地運用了學術、哲理、精神和文采所可能向理性提供的全部武器；他們採取了各種語調，運用了各種形式，從戲謔到悲愴、從編纂最博學的巨帙到小說或日常的小冊子；他們佈置下一張使人們的目力變得非常之微弱的幕慢來遮蔽真理，而留給人們猜測真理的樂趣；他們巧妙地安撫偏見，以便更確鑿地予以迎頭痛擊；他們幾乎從不進行威脅，既不同時針對著許多人，也甚至並不完全針對著某一個人；他們有時候寬慰理性的敵人，彷彿只不過是想要求宗教上的半寬容和政治上的半自由而已；當他們對宗教的荒謬開戰時，他們就遷就**主義，而當他們投身於反對暴政時，他們就遷就宗教崇拜；他們是從原則上攻擊這兩種禍患的，哪怕他們看起來彷彿只不過是要針對那些顛倒黑白的或荒謬絕倫的濫用權力；他們砍伐那些不吉利的大樹的根本，但他們看來卻好像是隻限於要剪掉某些雜生的枝葉的樣子；他們有時候教導自由之友說，迷信是以一塊穿刺不透的盾牌在掩護著**主義的，所以是應該處死的首要犧牲品、是應該打碎的首要枷鎖；有時候他們又相反地向**君主們譴責迷信，說它們才是他們的權力的真正敵人，並以它們那些陰謀詭計和血腥的恐怖來恐嚇**君主們；但是他們從不休止地在要求作為人類的權利與解放的理性**和寫作自由；他們以永不疲倦的精力投身於反抗宗教狂熱與暴政的種種罪行；他們在宗教中、政府中、風尚中和法律中追蹤著一切帶有壓迫、殘忍和野蠻的特徵的東西；他們以自然界的名義告誡國王們、戰士們、官吏們和教土們要尊重人血；他們還以一種激昂的嚴厲在譴責這些人在戰鬥中或在酷刑中濫用政策或冷酷無情；最後，他們採用了理性、寬容、人道作為戰鬥口號。
這便是這種新的哲學，它代表著公眾對為數眾多的、只是靠偏見而存在、只是靠錯誤而生活、只是靠盲從而有力量的那些階級的仇恨；這種新哲學幾乎到處都受到歡迎，但也遭到迫害，有許多國王、教土、顯貴、官吏都是它的信徒或它的敵人。它的領袖們雖然暴露在敵意之前，卻幾乎總有辦法逃脫報復；他們雖然充分表現出了他們的光榮而毫無損失，卻也在躲避著迫害。
政府往往是一隻手獎勵他們，另一隻手又犒賞他們的誹謗者；一方面禁止他們，而另一方面又為命運使得他們出生在它的國土上而感到榮耀；一方面為了他們的見解而懲處他們，而另一方面又因被人懷疑沒有分享他們的見解而感到羞辱。
這些見解於是很快地就成為所有啟蒙了的人們的見解，有些人是直認不諱的，另有些人則以一種多少是透明的虛偽在矯飾著，這要視他們性格懦怯的多少而定；而且他們還要屈從於他們的主張與他們虛榮心這兩種相反的利益。但是他們虛榮心的那種利益，卻已經強而有力得足以使人們不再要以往時代的那種深刻的偽裝，就可以滿足於以一種審慎的保留態度來對待自己並且往往也這樣對待別人。
我們將要追蹤這種哲學在歐洲各個不同部分的進步，在那裡政府的和教士們的異端裁判所並不能阻止幾乎已成為普遍語言的法語迅速地在傳播它。我們將要表明：政治和迷信是以怎樣巧妙的手法在運用人類的認識所能提供的一切動機來向理性挑釁的和運用一切論證來表明理性的侷限和弱點的；以及人們怎樣甚至於會用懷疑主義來為盲從而服務的。
那種如此之簡單的體系，就把對工商業的最確鑿的鼓勵置諸於無限的享受自由之中，它使人民解脫了以那麼多的不平等所分派的、以那麼大的代價並且往往是以那麼多的野蠻手段所徵收的那些捐稅之毀滅性的災難和屈辱性的羈軛，而代之以一種公正的、平等的而且幾乎是無從察覺的捐獻；這種理論把國家的真正富強與個人的福祉和對個人權利的尊重聯絡在一起；它以公共福利的紐帶把社會自然而然地會分成為的各個不同階級結合在一起；這些思想以人類的博愛而令人感到那麼慰藉，而任何的民族利益都不會再來打攪它那甜美的和諧；這些原則以其慷慨大度並以其簡單性和廣泛性而引人入勝，它們被法國的經濟學家們熱心地加以傳播。他們的成功，不像是哲學家們的成功那麼迅猛而又普遍；他們所要打擊的偏見並不那麼粗糙，所要打擊的錯誤也更加巧妙。他們在使人覺悟以前，必須先進行啟蒙，在加以判斷之前，必須先教給人以常識。
但是如果說他們只能做到使少數的追隨者接受他們學說的整體，如果說人們對他們準則的普遍性、對他們原則的堅實性感到恐懼，如果說他們由於使用一種曖昧的和教條的語言而損害了他們自身事業的善意，他們為了貿易自由的利益而似乎過分忘記了政治自由的利益，他們以一種過於絕對和過於行政命令的方式提出了他們體系中某些他們所不曾充分深入探討的部分；那麼他們至少是做到了使得那種卑懦的、狡詐的而又腐化的政治之可憎與可鄙真相大自，那種政治把一個國家的繁榮建立在它的鄰國的貧困之上、建立在一種禁令重重的政權的狹隘視野之內、建立在一種暴政式的財政體制的繁複組合之中。
然而被天才所豐富了的這些哲學的、政治學的和公共經濟學的新真理，多少是已經廣泛地為啟蒙了的人士所採納之後，就把它們有益的影響帶到了更遙遠的地方。
印刷術已經在那麼多的地方傳佈開來，它已經那樣成倍地增多了書籍；人們學會了把它們那麼美好地分配給各種不同程度的知識、實際應用、乃至於財產；人們非常熟練地使它們投合各種趣味、各種各樣的精神；它們提供了一種如此之簡易、甚至於是如此之愜意的教育；它們向真理已經打開了那麼多的門戶，以致於再要把它們全都封鎖起來，已經變得幾乎是不可能的了，以致於再沒有一個階級、一種行業是可以防止他們獲得真理的。因此，儘管總是仍有很大數量的人淪於自願的或被迫的愚昧無知狀態，但是劃分人類中間粗野不文的那部分人和啟蒙了的那部分人之間的那條界線，卻幾乎是全然泯滅了，在區分天才與愚蠢這兩極的空間中填滿了一連串不可察覺的級差。
於是，對人的自然權利的普遍認識，這些權利乃是不可轉讓的和不受時效約束的這一見解本身、一種強烈宣告的願望要擁護思想與寫作自由、要擁護工業與商業自由、要擁護緩解人民的負擔、要擁護廢除針對宗教上持不同意見者的一切刑法、要擁護廢除肉刑和野蠻的拷打，要求一種更溫和的刑事立法、一種給予無辜者以完整的安全保證的司法制度，一種更簡單的、更符合理性的與自然的民法法典、不過問宗教宗教最後己被列入迷信或政治發明之列；對宗教虛偽與狂熱的敵視、對偏見的鄙視、對傳播知識的熱忱，所有這些原則都一點一點地從哲學家的著作裡進入到社會的各個階級，在他們那裡教育已經遠遠超出了教義問答和簡單的讀寫而變成了公共事業；這便是所有那些既不是馬基亞維裡主義者也不是笨伯的人們的象徵。在某些國度，這些原則形成了一種十分普遍的公共輿論，足以使人民群眾自身看起來都準備著要接受它的指導並且服從它。人道的情操，也就是說，那種對傷害了人類的一切災禍有著一種溫良的、主動的同情的情操，那種對公共體制之中、政府行動之中、私人行為之中在自然界的種種不可避免的苦痛之上又增加了新的苦痛的一切東西感到恐懼的情操，這種人道的情操乃是這些原則之一項自然而然的後果；它彌散在所有的著作、所有的言論之中，而它那可慶幸的影響就已經表現在法律中、甚至於是在屈服於**主義之下的那些民族的公共體制之中。
不同國家的哲學家們在他們的思考之中，都包含有整個人道的利益，不分國度、種族或教派，他們儘管思辨的見解不同，卻形成了一支堅強聯合一致的大軍在反對一切的錯誤、在反對一切種類的暴政。他們被一種普遍慈愛心的情操所激發，在向不正義進行戰爭，即使那是在他們的本國之外而並不涉及他們；他們向不正義進行戰鬥，哪怕對其他民族負有罪責的就正是他們自己的祖國；他們在歐洲挺身而出，反對浸透到美洲、非洲或亞洲沿岸的那些貪婪的罪行。英國的和法國的哲學家們自尊自重地採用了這個名字，即要盡到做這些黑人的朋友的義務，而這些黑人卻是他們那些冥頑的暴君們所不屑於算做人類之數的。法國作家的稱譽成了對俄羅斯和瑞典所頒佈的寬容的獎勵，而貝卡里亞則在義大利駁斥了法國司法制度的野蠻的準則。
在法國，人們設法在醫治英國的商業偏見和英國對自己的憲法和法律的各種弊端的迷信式的尊敬，而那位可敬的霍華德則抨擊法國人在他們的監獄裡和醫院裡的那種野蠻行徑毫不介意地就弄死那麼多人。
政府的暴力或引誘、教土的不寬容、民族偏見的本身，都已喪失了其扼殺真理的聲音的那種致命的權力；而且沒有任何東西能夠使理性的敵人或壓迫自由的人可以逃避一種馬上就會變成為整個歐洲判斷的判斷。
最後，我們還看到發展起來了一種新學說，它要向各種偏見的那座搖搖欲墜的大廈發動最後的一次打擊：那就是有關人類的無限可完善性的學說，杜爾哥、普萊士和普里斯特利便是這一學說的最早的和最卓越的使徒，這種學說屬於第十個時代，我們到時候再廣泛地展開。但是我們在這裡必須闡明一種偽哲學的起源和進展；依靠上面那種學說的支援來反對這種偽哲學，對於理性的勝利乃是十分必要的。
有些人生來是傲慢的，另有些人生來是唯利是圖的，他們的祕密目標都是要延續愚昧無知和延長錯誤在位的統治；我們看到了他們有很多的黨羽，有時候是以令人眼花繚亂的悖論來敗壞理性，或是以絕對的懷疑主義那種方便不過的怠情來**理性，有時候是十足地鄙視人類，乃至於宣稱知識的進步對於人類的幸福以及人類的自由都是無益的或危險的，最後有時候還以一種對偉大或對虛假的機智的熱情來迷惑人，那使得德行竟可以不要啟蒙井使常識不靠真正知識的支援；他們對一個有侷限的人以高不可攀的理論那遠遠超越了被需要所包圍著而又屈服於日常種種艱辛之下的義務，在談論著深奧的哲學和科學；在別處，他們又在鄙薄哲學和科學是一堆無從確定的、誇大其詞的思辨廢話，應該在國務活動家的事物經驗和機智的面前銷聲匿跡。就在知識的進步中間，我們聽到他們不停地在抱怨知識的衰落，隨著人們重新想到了自己的權利並運用自己的理性之際，他們卻在嘆息著人類的墮落；他們甚至於聲稱未來的時代是一個擺動的時代，它應該是恢復到野蠻、愚昧和奴役，而這個時刻卻正是一切都在結合起來證明著人類無需再懷疑它們什麼。他們彷彿是受到了人類完善化的屈辱，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分享過曾經對它做出貢獻的那份光榮；不然便是被人類的進步給嚇壞了，因為那向他們宣告了他們的重要地位和他們的權力的減亡。可是比那種以笨拙的手法極力在支撐其基礎早已被哲學所摧毀了的古代迷信的大廈的人們更機巧的某些江湖騙子，卻試圖要利用那些廢墟來建立起一種宗教體系，其中只要求已經重建了自己權利的理性做到半服從，而在它自己的信仰上卻幾乎仍然是自由的，只要它同意相信某種不可理解的東西；同時又另有人力圖以祕密結社來複活已經被遺忘了的古代巫術的神祕，他們在把人民留置於他們古老的錯誤之中時，又以新的迷信在束縛他們的信徒，他們居然希望為了某些徒眾的好處而重建古代印度和埃及的國王大祭司的那種暴政。但是哲學依靠著科學為它自己準備好了的不可動搖的基礎，面對著他們樹起了一道屏障，他們那些無能的努力很快地就在它的面前破碎了。
以我上面已經勾劃出其綱要的那種精神傾向來比較一下各個政府的政治體系，我們就可以很容易預見到，一場偉大的革命乃是無可置疑的；而且也不難判斷，它只能以兩種方式來臨：它必定或則是由人民自己建立起哲學已經教會了他們要珍惜的那些理性的與自然的原則，或則是由政府趕快預防它並根據輿論的程序來調整自己的程序。這兩種革命中的前一種，會是更完整而更果斷，但卻更多風暴；後一種則更緩慢、更不完全，但卻更為平穩；在前者，人們是以暫時的災禍為代價而取得自由與幸福的；在後者，則人們會避免這些災禍，但或許要長期推遲享受到革命所無可置疑會產生的那些好處的一部分。
政府的腐化和愚昧是偏愛第一種辦法的，而理性和自由的迅速勝利則為人類復了仇。
簡單的常識教給了英國殖民地的居民：出生在大西洋另一邊的英國人也從自然界接受了恰好與其他出生在格林威治子午線之下的英國人同樣的權利，而經度上的七十度之差並不能改變這些權利。他們或許比歐洲人更好地懂得，什麼是人類每個個人所共有的那些權利，而且其中包括不得到同意就不納稅的權利。但是英國政府卻好像是要相信，上帝創造了美洲，也像亞洲一樣地只不過是為了倫敦居民的歡樂，而事實上則是想要在大洋的彼岸把一個臣服的國家掌握在自己手裡，到時候可以用來鎮壓在歐洲的英國本土。英國政府勒令英國人民的那些馴服的代表們破壞美國的權利，並強使他們繳納並非自願的捐稅。美國便聲稱這種不正義破壞了他們之間的聯絡，並宣佈**。
這時我們便第一次看到一個偉大的民族擺脫了它那全部的枷鎖，和平地賦予它自己以它認為是最適宜於造就自己的幸福的憲法和法律；而且既然它的地理位置和它那古老的政治形態要求它形成一個聯邦共和國，我們便看到在它的體內同時制訂了十二部共和制憲法，全都莊嚴地承認以人類的天然權利為基礎，並且以保護這些權利為首要目標。我們將要追溯這些憲法的史表；我們將要表明它們有負於政治科學的進步的都是些什麼，以及教育的偏見得以摻人其中的古老的錯誤又都是些什麼：例如，何以權力平衡的體系仍然是改變了它那單純性；何以它們更加是以利益的一致而非以權利的平等為原則。我們將要證明，這一利益一致的原則，如果使之成為政治權利的準繩的話，就會怎樣地不僅對那些無法完全行使它的人來說是對權利的破壞，而且恰恰在它成為一種真正不平等的那一刻，這種利益的一致就不再存在了。我們將要堅持這一點，因為這一錯誤乃是仍然會有危險性的唯一錯誤，因為它是真正啟蒙了的人們還不曾從中覺醒過來的唯一錯誤。我們將要表明，美國共和國是怎樣地實現了這一當時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