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三十八軍，血戰中條山
十一，加入三十八軍，血戰中條山
1940年九月，父親在重慶中央訓練團受訓結束後，又在重慶三聖宮軍委會政治部受訓兩週。隨後被派往具有紅色背景的十七路軍三十八軍擔任少將軍政治部主任，參加了血戰中條山戰役和保衛黃河戰役，並和該部共產黨員有了密切接觸。
中條山戰役是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1941年5月，正面戰場國民黨軍隊在山西範圍內的唯一一場大規模對日作戰。
十七路軍是由楊虎城組建的，也被稱為西北軍。西安事變前，十七路軍共有兩個軍，即第38軍和第7軍，軍長分別是孫蔚如、馮欽哉，轄兩個整編師第17師和第42師（師長分別由孫蔚如和馮欽哉兼），三個警備旅，再加上直屬部隊，總計28個團，6萬餘人。
西安事變後，17路軍所餘不到4萬人，編為陸軍第38軍，孫蔚如任軍長，轄兩個整編師17師和177師，師長分別是趙壽山和李興中，兩個警備旅，兩個直屬團──教導團和騎兵團，第17路軍的番號也相應被撤銷。1938年孫蔚如升任31軍團長，轄38軍（趙壽山）和96軍（李興中），不久，改稱第四集團軍。
1938年7月，十七路軍三十八軍孫蔚如部全部開赴晉南中條山抗日前線。
中條山位於山西省南部、黃河北岸，呈東北西南走向，東北高西南低，橫廣170公里，縱深50公里，最高峰為海拔2321米的垣曲歷山舜王坪，山脈平均海拔1249米。中條山西起晉南永濟與陝西相望，東迄豫北濟源、孟縣同太行山相連，北靠素有“山西糧倉”美譽的運城盆地，南瀕**的滾滾黃河。境內溝壑縱橫，山巒起伏，關隘重疊。
在戰略位置上來說，中條山與太行、呂梁、太嶽三山互為犄角，戰略地位十分重要。中條山地區雖位於山西省境，但在抗戰時期卻不是晉綏軍的防區，亦不屬閻錫山的第二戰區管轄。駐守這裡的是國民黨中央軍，在戰區劃分上則歸之於衛立煌為司令長官的第一戰區。1938年春，山西境內的中國軍隊為減少正面損失，將十數萬之眾的部隊分散於晉南地區，建立防禦工事，開展遊擊作戰。日軍侵佔山西后，“為了固華北、抑洛陽、窺西安，曾十三次圍攻中條山，但均未得逞”。
1938年，冀察戰區總司令衛立煌將軍率部進入山中，將該山分為東西中三段，分別由所部三個集團軍把守。
東段，絳縣至橫嶺關，由劉茂恩的第14集團軍駐守。
中段：聞喜、夏縣一帶，由曾萬鐘的第5集團軍駐守。
西段：平陸一帶，由孫蔚如的第4集團軍把守。
衛立煌督率全軍二十六萬人馬，依著中條山山勢構築堅固陣地，把諾大個中條山變成一座堅固的城堡。在1938年至1941年的四年中，日軍曾先後八次大舉進攻中條山，企圖開啟這道黃河北岸的防線，向黃河以南進犯。但在****將士的誓死堅守和迎頭痛擊下，日軍的八次進攻都碰了個鼻青臉腫，慘敗而回。衛立煌曾自豪地把中條山稱為中國的“馬奇諾防線”。
日軍卻認為，中條山衛立煌指揮的約二十六個師的中國軍隊，成為擾亂華北，尤其是山西的主要根源，是華北日軍腹中的“盲腸炎症”。
1941年5月日軍決心要割掉這段“盲腸”，以七個師團的兵力，分九路從東、西、北三面向中條山進攻，來勢異常凶猛。
在此之前，蔣介石曾親往中條山前線視察，在衛立煌的總司令部召集高階將領訓話，蔣介石訓完話，要將領們當面表態，立誓死守中條山，各軍長官，群情激昂，紛紛立下鏗鏘誓言：盡忠職守，誓與中條山共存亡。
第4集團軍總司令孫蔚如將軍從各方面情況判斷：日軍此次進攻，意在徹底摧毀中條山守軍，自知此一惡戰，生死不保，決心指揮全軍與敵決戰，力挽狂瀾，以救國救民。他當時曾作《滿江紅》詞一首：
立馬中條，長風起，淵淵代鼓。怒皆裂，島夷小丑，潢池耀武。錦繡江山被蹂踐，炎黃胄裔遭荼苦。莫逡巡邁步赴沙場，保疆土。
金甌缺，隻手補；新舊恨，從頭數、挽狂瀾作箇中流砥柱。剿絕天驕申正義，掃除僭逆清妖盅。躋升平，大漢運方隆，時當午。
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孫蔚如將軍
在中條山戰役中，第4集團軍十七路軍三十八軍在中條山先後粉碎了日軍的11次大掃蕩，其中，以“血戰永濟”、“六六戰役”、“望原會戰”最為慘烈悲壯！
有兩萬一千人犧牲在中條山下、黃河岸邊。而日軍也始終未能越過黃河，進入西北。
在1941年10月，第4集團軍離開中條山，調防河南，守備鞏縣、汜水、滎陽、廣武百餘里防線。10月2日，黃河北岸日軍強渡黃河，進佔鄭州，第4集團軍在滎陽、廣武地區與敵展開鏖戰，配合友軍收復了鄭州。在3個月的廣武戰役中，第17師擔任主要作戰任務，全師傷亡官兵兩萬兩千餘名。
對於國民革命軍三十八軍的評價：解放後中央也明確指出：共產黨領導十七路軍第三十八軍黨的工作，經過艱苦而卓有成效的努力，使該部黨員力量不斷髮展壯大，最終使這支在形式上由國民黨供給、控制的部隊，變成了中國共產黨掌握的武裝力量。這支部隊在抗戰中付出了巨大犧牲，戰功卓著，解放戰爭開始前起義，回到了人民的懷抱。
毛主席同志曾高度評價說，十七路軍的祕密工作是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典範，第38軍形式上雖是國民黨的編制，但實質上地下工委始終是按照黨的路線、方針、任務去建設部隊，同國民黨頑固派和日本侵略者進行了艱苦的革命鬥爭。
在三十八軍工作任政治部主任期間，父親和該部共產黨員進行了密切接觸，並利用其特殊身份，在艱苦的環境中保護了一大批共產黨員，並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這為解放後對父親的歷史做出正確結論，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解放後，曾任第一野戰軍副司令員和第一任青海省省政府主席的趙壽山、西藏工委第一任書記範明(原名郝克勇)、甘肅省委書記汪鋒、甘肅省委統戰部長蒙定軍、對外友協會長王炳南、人民外交家、對外友協副會長溫鵬久等黨的高階領導人，都在不同時期運動中，對父親在艱苦時期保護共產黨的功績給予了高度肯定，對歷史進行了佐證，關鍵時候保護了父親。王炳南還親筆給父親寫下了“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的條幅，對他的歷史做出了積極的肯定。
1985年，“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來函，向父親征集十七路軍史料。同時，當年曾在三十八軍一同工作的地下黨員，後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副會長的溫朋久，也親筆來信，和孔從洲、範明一道邀請父親寫三十八軍回憶錄。
（附件：“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和溫朋久來信信函）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徵集函
溫鵬久寫給我父親的親筆信
懷璽同志：
華輯揀悉，真是香谷之音，聞之恐然而喜，沒想到四十多年前的抗日戰線上的老相識，今日仍能握首(手)言歡，真是一大快事。
所談欲為十七路軍革命歷史介紹當年國民黨反動派對三十八軍的一些反面材料事，非常重要，非常歡迎；希望早日命筆，早惠佳音，餘與從洲(孔從洲)、定軍(蒙定軍)諸友翹企盼之。
欣聞今年夏秋之間有便來京一遊，如能成行，望圖良晤，屆時可以暢談別後衷曲。
雪樵、範明諸友均在西安，年前為記念虎城將軍(楊虎城)九十冥誕，小聚西京，他們情況均好，可以告慰。秦隴匪(非)遙，想你們定多通侯了。
來輯由於中間人誤事，積壓頗久，遲復為歉，望能諒之！
匆不盡意，祝健康長壽，並
闔潭清吉，順賀
春節佳勝！
溫朋久手抒
八四年元月二十四北京
1984年6月，父親還應汪鋒、溫朋久等過去一同在三十八軍的老朋友的邀請，專程去北京和老友相聚，汪鋒還在家中宴請了父母。當時十七路軍和三十八軍的一些老戰友都專程從全國各地趕赴京城，共敘舊情，對父親當年保護共產黨人的義舉大為讚賞，父親甚為感動，回來後長時間久久不能平靜。
下面就是父親寫給“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關於自己在三十八軍工作過的一段回憶錄：
《在三十八軍工作過的一段回憶》
1940年9月間，我由湖北沔陽一二八師擺脫日寇的包圍到達重慶，在受訓結束後，由於王勁哉一二八師的工作環境險惡，逐要求軍委會政治部另調工作。
到政治部後，聽說政治部正在考慮三十八軍政治部主任的新任人選問題。
1939年，三十八軍在中條山“六六戰役”時，和日軍激戰慘烈，給日寇以重大的打擊，該部連排級幹部也傷亡甚眾，不得不在茅津渡辦培訓班培訓幹部，以補充傷亡。
而該軍當時的政治部主任張泰祥(黃浦三期，湖北黃崗人)，不斷向軍委會政治部部長陳誠報告，說三十八軍中共產黨甚多，三十八軍軍長趙壽山在茅津渡培訓大批共產黨員，並送他子女兩人到延安抗大上學(趙當時將其女趙銘錦，兒趙元介送入紅軍大學，後又將其兒媳，侄子外甥也送往延安抗戰大學學習)，有****的危險。
陳誠接到張泰祥寫的密信後，立即報告蔣介石。蔣介石便在西安召見趙壽山，對趙進行訓斥，責令趙將在抗大受訓的子女叫回，趙也不甘示弱，向蔣介石揭發了張泰祥造謠誣衊、破壞團結抗戰，生活作風腐敗等罪狀。蔣一怒之下，將張泰祥調回，另派與李宗仁有關係的廣西人羅仁一接替張的職務。羅到任後半年，深感該軍情況複雜，而下面的政工人員也不好領導，就要求辭職回廣西幹實業。
聽到這個訊息，我先去第四集團軍重慶辦事處打聽三十八軍情況時。恰好遇到了老朋友崔仲遠和溫鵬久（他倆當時都已是共產黨員），他們過去也都曾在馮玉祥總部工作過，現任參議。老朋友相見，一見如故，得知我的情況後，就熱情動員我去三十八軍工作。
因為這支部隊是十七路軍的老部隊，也是有著光榮傳統的部隊，他們的熱情相邀，也正合我的心意。所以我請他們先徵求趙壽山軍長意見。約過了一週，又見了崔、溫二人，他們說，趙軍長表示十分歡迎，很希望你去，並說你在西北軍有相當歷史，對西北軍部隊情況熟悉，你去最適合不過了。談完話後，崔、溫二人還請我一同在重慶的一家陝西飯館吃了飯。
1940年12月，軍委會政治部正式發表了我去三十八軍任政治部主任的命令。命令發表後，我去軍委會政治部見到了政治部主管人事工作的第一廳廳長袁守謙。袁和我談話時說：三十八軍情況複雜，有共產黨活動，過去張泰祥檢舉該軍共產黨活動，做了好多工作，但和趙壽山沒有處好關係，引起委員長斥責。羅任一接替他工作後又畏首畏尾，無所作為，不但沒搞好工作，又想去搞實業。你過去在西北軍工作時間長，又是西北人，工作認真負責，因此蔣委員長非常同意派你該部去工作。
對於去三十八軍的工作，袁守謙指示說：到部隊後，第一，要認真防範該軍共產黨的活動，第二，要和部隊高階軍官處好關係，第三，工作要深入，方法要靈活，不要再象張泰祥一樣硬碰，尤其目前是國共合作時期特別要慎重。第四，你去部隊遇到重要問題隨時給我打電報。
接受任務後，我於1940年12月底離開重慶到達西安。在西安拜見了我的老上級、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孫蔚如，孫蔚如還專門請我吃飯，吃飯時還約了陝西省參議會議長王宗山作陪（王過去曾給蔣介石當過祕書，此時是孫的高階幕僚）。席間，孫對我在西北軍的工作頗為讚許，使我感到甚為榮幸。
過了三天，我就和孫蔚如乘火車去洛陽，下車後孫就到他的總部去了，這時趙壽山軍長已派十多人到車站接我，到達軍部後和羅任一前主任辦完交接手續，便開始了我在三十八軍的工作。
在三十八軍工作了一段時期，經過深入瞭解，總結各方面談話的情況，我對該軍政治思想、歷史情況和當前環境做出了自己主觀的分析判斷，並上報給軍委會政治部。
一、部隊整體情況和上層軍官情況
我到該軍後，除了不斷拜會團級以上軍官聯絡感情外，還召集十七師和新三十五師團營以上的政工人員，瞭解部隊的情況和徵求以後工作意見。另外，又和軍長趙壽山深談了許多次，聽了該軍在中條山“六六血戰”抗擊日軍的情況，之後又和十七師師長耿志介、新編三十五師師長孔從周多次見面瞭解情況，也請前任軍政治部主任羅任一談了他對該軍的看法。
經過三個多月的瞭解，我得知該軍在大革命北伐戰爭時期就與馮玉祥的西北軍有較深的歷史關係。，曾在保衛西安打敗吳佩孚北洋軍伐中建立過功勳。第四集團軍司令孫蔚如是楊虎城的老部下，長書法，歷史知識豐富，舊道德觀念重，有儒將之風，對國民黨政府一向忠誠擁護。趙壽山是孫蔚如的盟兄，為人格性剛強，對裁汰雜牌部隊不滿(與我有同感)，對孫命令絕對服從，坦誠直率，在坦率中不露真倩，和氣中不失原則。另外在生活中不拘小節，平時談吐詼諧，且好酒貪杯，喜唱秦腔，平易近人。
十七師師長耿志介是保定軍校畢業，為人有膽有識，其作戰沉著勇敢，平素沉默寡言，封建道德觀念極重，是一個典型的舊軍官。新三十五師孔從周師長，唯孫、趙的命令是從，言談間也看不出有左傾思想。另第四集團軍九十六軍軍長李興中，曾跟馮玉祥當過幕僚，為人保守正派，他所屬之李振西師長****態度極為堅決。另外，該軍上級軍官在西北有相當的威望，現在在抗日戰場中仍有相當的戰鬥力。其他軍官如李維民、申及智和師參謀長李竹亭等，大多是黃浦軍校畢業，對中央絕對擁護。從以上高階軍官情況來看，他們絕不會帶著官兵****，走極端路線。
二、政治思想情況
從政治思想上看，三十八軍官兵抗日氣氛甚為濃厚。特別是十七師的一部分連隊宣傳“新三民主義”，會唱抗日遊擊戰爭的歌曲。我派在這些連隊的指導員反映，部隊對政治工作抓得很緊，上邊發的“政治問答”考試都能對答如流。該軍在中條山配合八路軍抗日中，間接學習了一些抗戰歌曲是意料之中的。聯想三八年我在大別山徐源泉部工作時，也請共產黨領導的宣傳工作團給我們政工隊教唱“抗日流亡三部曲”，該部隊也沒有****。至於過去張泰祥報告該軍有****危險，未免言過其實，只能說部隊少數人思想左傾還是事實。
三、部隊部署情況
從部隊部署上來看，自中條山戰役後，蔣介石就把第四集團軍調到洛陽以東、鄭州以西整訓。除了北臨黃河，其他東、西、南三面都是蔣介石的可靠部隊。如果該軍****暴動，就有全軍覆滅的危險。況且根據觀察根本不會有脫離中央，投靠共產黨的舉動。
四、關於該軍在茅津渡辦政治訓練班的問題。
以前張泰祥檢舉該軍在茅津渡辦政治訓練班是為共產黨培訓骨幹，訓練人數在千人以上。
我到職以後聽說該訓練班已經結束，但軍委會政治部還在過問此事。當我向趙壽山問起此事，趙說：三十八軍在中條山“六六雪花山”戰役中，連排級幹部傷亡很大，為了補充缺額，才在茅津渡辦政治訓練班予以補充，現在因部隊東調，該班早已結束了。
我事後從各方面瞭解，當時在政治訓練班受訓的人數不過三、四百人，他們中間有溫鵬久、崔仲遠、陳雨皋、姚警塵、楊明軒、楊曉初、孔叔東等。但也有人說受訓人數在千人以上，我當時也半信半疑，但由於受趙壽山等共產黨員的影響，我在向上級報告時說，該軍因中條山作戰，連排幹部損失過大，辦訓練班補充缺額是事實情況，該班受訓過的人員在連隊活動情況，待日後陸續上報。（以後才知道，茅津渡政治訓練班為該軍共產黨培養了大批骨幹，人數多達一千五百多人，其中有五百多人就是共產黨員，解放後，他們中好多人擔任瞭解放軍中高階指揮員和人民政府領導）。
總之，該軍具有革命的歷史，得到人民的同情和支援，現在該部還有很強的戰鬥力，似不宜摻之過急，以免激起意外。至於少數人思想左傾問題，要進行長期調查瞭解，再報請上級核實。這是我當時對該軍的看法，向上邊也是這樣彙報的。
在三十八軍對幾件事情的處理情況
1，對一份檢舉該軍地下黨人員名單的處理
1941年元月，我到河南鞏縣和前任羅任一辦理交接手續，羅從皮包中取出一份該軍地下黨名單交給我說：這是他的前任張泰祥曾向上邊檢舉後留下的一份底稿，要我接任後繼續處理。我說你怎麼處理的。他說，我也研究過這個名單，問題很複雜，不能作出肯定的決斷。我看了名單，記得有四十人左右，其中較重要的有郝克勇、（範明）蒙定軍、孔從周、孫子坤、張西鼎、陳雨峰、姚華庭等人。
當時我情況不熟，以後和趙壽山談話時他說：“張秦祥在軍中製造了許多無中生有的問題，向上面報告，說我軍要****，有共產黨活動，他的目的是想嫁禍於人，整跨雜牌部隊，以達到他們帶兵升官的目的。張秦祥說孫子坤是共產黨員，你來部隊時間久了，就會完全會弄明白真實情況的。”
以後我從孫子坤抽大煙，生活墮落來看，其根本夠不上共產黨的資格。至於姚警塵(記得是軍部祕書)，語言生硬，瞧不起人，我想張秦祥弟兄三人都在政治部工作，生活缺點甚多，可能姚警塵看不起他，即誣衊為共產黨員。至於其他人員如郝克勇(範明)，當時在三十八軍曾任教導隊隊長，後在軍部工作。我在軍部一年多時間，關係相處也非常融洽。蒙定軍在十七師，我去該師視察時見過他，接觸機會也不多，當時也不知道他們是地下黨的負責人。
透過對這些人的瞭解，我也考慮，趙軍長說得有道理，排擠雜牌部隊在蔣軍中確有此事。如果我帶的兩百多政工幹部得不到部隊的信任，就不能統率下面部隊。因為是張秦祥檢舉材料底稿，我到差後只是應付調查，上邊也沒有進一步追究，一直拖到當年年底，該軍政治部奉令撤銷時，我就將這份名單和無需儲存的檔案一併焚燬了。
2、保護地下黨嫌疑人員去洛陽受訓問題
1941年二、三月間，蔣介石對三十八軍施加壓力，親自手令給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孫蔚如和趙壽山軍長，要趙壽山將十七師蒙定軍、郝克勇、張西鼎、劉威誠、張復震等三十七名“紅色軍官”送往洛陽一戰區勞動營“受訓”，這三十七人中既有地下黨員，也有非黨的旅、團、營長。
當時洛陽一戰區長官是衛立煌，參謀長是郭寄嶠。我剛到差不久，對此事尚不清楚。趙軍長為了保護這批共產黨人免受審查，考慮到我的特殊身份，找到我對我說：他想去洛陽，邀請戰區政治部負責人和當時負責勞動營受訓的王某（洛陽長官公署二處軍統頭子）吃飯，到時請你去作陪，我答應說，你請客吃飯我當然去奉陪。
我當時意識到趙壽山去洛陽是想去保護這批人員免受審查，同時我想此事一定是十七師特別黨部劉文光向上報告的。當時十七師政治部主任是王昇極(蘇聯基輔騎科學校畢業)，他是陝南商縣人，和十七路軍早有關係不會報告，另外做為軍政治部主任，我也沒有接到該師政治部的報告。
為了弄清情況，保護該師受訓人員免受審查。之後我去洛陽戰區，先向郭寄嶠彙報情況，郭略問了三十八軍情況。接著我又去洛陽一戰區政治部，見了政治部主任陶峙嶽和祕書主任李我久，他們詳細問了十七師情況和受訓人員情況。我說正在對他們加強三民主義宣傳教育，隨時注意共產黨活動，目前尚無重大問題。由於我去再三做工作，澄清受訓人員沒有重大共產傾向，使這批中共黨員最終脫離了險境。以後十七師去洛陽勞動營所有受訓人員，經過一段考核培訓後都返回了原部隊。趙軍長之後再也也未提他去洛陽之事。
3、一個突如其來的電話
約在41年四、五月間，一天早上，趙軍長突然給我打電話告訴我說：昨天夜晚，小黃冶發現土匪，由咱們駐那裡的連隊聞知進行追趕，土匪由小黃冶自南山跑了，請你派幾個人去小黃冶南山一帶了解一下具體情況。派去的人回來告訴我說：當地老鄉確實聽見打槍聲，但都也沒沒有遭受什麼損失。我就將彙報情況報告給了趙軍長。
第二天，派駐在鞏縣站街工作的人員來說：洛陽軍統情報人員昨晚發現小黃冶有****地下電臺，前來襲擊，發生槍聲就是軍統和當地駐軍相互射擊的槍聲。我當時告訴他們說，你們要慎密進行調查，先別上報，暫壓下不理，待上邊問起再說。此事以後再沒人提起，也就沒有上報。
1941年十一月間，因軍委會將三十八軍軍政治部撤銷，我就離開了該部隊。離職時，軍委會政治部對我在三十八軍的工作考績上做出評價，認為能團結部隊，團結政工人員，對工作做出了一定成績。
我從三十八軍臨走時，將工作移交給十七師新任副師長兼政治部主任龍冠軍負責（龍冠軍是湖南人、黃浦軍校六期畢業）。因龍是蔣介石的忠實信徒，為人驕橫，飛揚跋扈，目空一切，從此該軍又展開了一場革命與反革命的劇烈鬥爭中。
龍冠軍到任後，以副師長的身份對該部地下黨員逞凶肆虐，還用了許多訛詐手段對付趙軍長，並強搜趙軍長辦公室做了許多壞事。龍多次向蔣介石報告38軍****，說三十八軍潛伏了不少共產黨員。
龍冠軍喜歡拉二胡和跳舞，好色貪杯，生活腐化。來部隊時就帶了兩個女人，其中將一個新用的傭人收為正室。
記得42年我們在洛陽戰區開會時，還碰到了龍冠軍，開會中他大罵第四集團軍特別黨部書記長蘇資琛是認賊怍父，指責蘇和我在第四集團軍及三十八軍工作期間，包庇該軍地下黨，為共產黨開脫等罪狀。為此我們和他還大吵了一頓。
三十八軍政治部撤銷後，我於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在洛陽一戰區政治部跟陶峙嶽一起工作。由於我在三十八軍保護了一大批地下黨員的特殊經歷，以後多次受到了共產黨高階領導人的關照。
趙壽山後來離開三十八軍，去武威任第三集團軍總司令時，路過蘭州還到我家看望，並派楊海涵同志不時來家中拜訪探望(楊海涵，趙壽山機要處副官)。當時在蘭州家裡，趙壽山曾笑著對我說：“傻子，社會是要變的，你還當督查專員？”我說，你怎麼變我跟著你變就對了。
以後我又到西北長官公署政工處當副處長，四九年蘭州解放時到張掖，將家眷留在張掖，我還寫信給已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野戰軍副司令員的趙壽山請予關照，趙也給了很好的照顧。我參加酒泉起義後，趙壽山還託範明到處打聽我的下落。趙壽山任青海第一任省主席後，還多次邀我去青海工作。
回到蘭州後，範明先將我安排到第一野戰軍聯絡部學習半年，後又親自出面安排到甘肅省民族事務委員會工作。他去西藏任職時，擔心我無人照顧，以後政治上會受衝擊，還動員我一起去西藏。由於我家鄉在甘肅，前半生一直戎馬生涯，顛沛流離，所以向他提出再不願意去外地工作，為此他離蘭時，還向甘肅省委寫信，一再對我的歷史予以證明。
在蒙定軍來蘭任甘肅省委常委、統戰部長時，也對我工作生活特別照顧，尤其在五五年“肅反”時，給我在政治上做出了正確的結論，關懷備至。使我從內心深刻感受到毛主席在五零年第二次政治協商會議上講的“只要誰肯為人民效力，在人民有困難的時期內確實幫了忙，做了好事……人民和人民政府是沒有理由不要他的”教導，迄今感到情深意長。
我在三十八軍時未能給地下黨幫上更多的忙慚愧難安，今天在寫十七路軍革命歷史文獻時，在京的老上司、老朋友，還能記得起我的名字，感到無比榮幸，現寫我四一年在三十八軍的一段經歷，敬請斟酌參考。並致敬禮!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二日
附：父親當年在三十八軍曾保護的部分共產黨人員史料：
趙壽山：
趙壽山（1894年—1965年）原名趙生齡，字杜亭，陝西省戶縣定舟村人。出生貧農家庭，幼年喪父，靠母撫養。16歲便立志報國，考入陝西陸軍小學。辛亥革命後，轉入陸軍測量學校，於1915年畢業。先在馮玉祥部任地形教官、少校參謀；後到楊虎城部任排長、軍事教官、營長等職。
1926年1月，趙壽山隨楊虎城將軍堅守西安八個月，打退北洋軍閥吳佩孚部劉鎮華的圍攻。楊虎城部改編，趙任第二混成團團長。1930年5月，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中原大戰，楊部參加對馮、閻作戰，趙升任旅長，年底任綏靖司令。
1935年秋，紅四方面軍由鄂豫皖蘇區轉移川陝，趙旅被其擊潰，趙壽山遂與四方面軍密定了互不侵犯協定。1936年春，蔣介石調趙部到陝北進攻紅軍，趙壽山非常苦悶，以到外地看病為名，觀察形勢。他到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目睹“一二·九”救亡運動，深感國難迫在眉睫。回陝後，遂向楊虎城上書，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聯合共產黨與紅軍，聯合東北軍等主張。
“西安事變”中，趙壽山和孔從周、許權中受命指揮了西安方面的戰鬥，並任西安公安局長，維持社會秩序，曾多次受到中共中央代表團周總理、葉劍英的幫助。為準備對南京“討伐軍”作戰，趙率部駐軍三原、涇陽，與彭德懷、任弼時等多次會晤，曾合影留念。“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楊虎城部十七路軍縮編為三十八軍，趙任十七師師長。
抗日戰爭爆發後，三十八軍開赴華北抗日前線，趙率部於1937年7月21日到達河北保定，先後參加了新安鎮一線阻擊戰和漕河、阜河等戰役。10月，趙部扼守山西娘子關正面陣地。在關外雪花山陣地奪取陘井車站，退守砭驢嶺戰鬥中，十七師傷亡慘重，趙壽山臨危不懼，親率官兵與日軍血戰十五晝夜。11月8日太原失守，國民黨軍隊紛紛潰退，趙壽山接受中國國共產黨的建議，轉移到離石縣磧口一帶補充整訓。12月，趙回西安途經延安時，受到毛主席、葉劍英等中央領導人的接見。
1938年夏，趙壽山升任三十八軍軍長，進駐平陸縣茅津渡一帶。張茅公路一仗，打得日寇牛島師團潰不成軍。嗣後，三十八軍在中條山堅持抗戰達兩年半之久。日軍稱中條山是他們侵華的“盲腸”，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稱三十八軍為中條山的“鐵柱子”。
1940年冬，蔣介石下令調三十八軍開赴河南，不久中條山失陷。趙壽山深感國共合作無望，遂於1942年10月經彭德懷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蔣介石對此極為惱怒，1943年冬調趙到重慶將官團受訓，後又以調虎離山，明升暗降的伎倆，調其到胡宗南控制下的甘肅武威任第三集團軍總司令。趙離部隊後，揭露了蔣介石的陰謀，三十八軍一部2300人，遂於河南起義，回到解放區。
1946年8月，國民黨撤銷他的第三集團軍總司令職務，以派其出國考察水利為名，調他到南京。在此期間，經地下黨組織董必武的精心安排，擺脫了國民黨特務監視，乘坐“救濟總署‘輪船，輾轉上海、天津等地，於1947年3月由河北靜海進入解放區。在邯鄲，他受到劉伯承，*、薄一波的熱烈歡迎。到陝北，毛主席、周總理給予他很高評價，並任命他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副司令員、前委委員。1949年9月，為第一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
1949年底任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1952年調任陝西省省長，後離開陝西，任第二、第三屆全國****會委員，第一至第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趙壽山1965年6月20日病逝於北京。)
範明（郝克勇）：
範明（郝克勇），1914年12月4日出生於陝西省臨潼縣櫟陽鎮郝邢村。1932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7年10月參加革命工作，1938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2月至1944年3月，任國民黨第38軍中共地下黨工委委員、組織部長、統戰部長、書記。1944年3月至1945年8月，在中央黨校二部學習。1945年8月至1946年10月，任中央西北局*處長。1946年10月至1951年3月，任西北人民解放軍騎兵六師黨委書記、政治部主任，西北野戰軍政治部祕書長兼聯絡部部長。
1951年3月至1952年1月，任西北西藏工委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駐**行轅代表、西北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司令員兼政委。1952年1月至1958年8月，任西藏工委副書記、書記處書記，西藏軍區副政委、第一副政委，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委員，西藏政協籌備委員會主席。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和一級解放勳章。
範明在任國民黨38軍中共地下黨工委委員、組織部長、統戰部長、書記等職期間，積極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為國民黨38軍起義和白區地下黨的建立作出了貢獻，受到毛主席同志的肯定，並親自為他更名為範明。
1944年3月，範明同志被中共中央組織部調中共中央黨校二部學習，任第十三支部書記。結業後，任中共中央西北局*處長，負責黨的地下工作。1946年7月，成功策劃陝北保安副總指揮胡景鐸起義。1947年7月，任西北野戰軍政治部祕書長兼聯絡部部長，先後參加了陝北蟠龍戰役、隴東戰役、米脂沙家店戰役、清澗戰役、瓦子街戰役、洛川戰役、西府戰役，為西北解放事業作出重要貢獻。
1951年3月，彭德懷司令員任命範明同志為西北軍政委員會駐**行轅代表進軍西藏，做民族工作，爭取、團結**集團。進軍西藏時，範明同志任西北西藏工委書記、西北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司令員兼政委。他克服艱難困苦，在黨中央、毛主席和西北軍區的正確領導下，勝利完成進軍西藏和護送**返藏任務，並陪同**一行進京向毛主席致敬，受到毛主席、朱德、周總理等領導人的歡迎和接見。他積極參與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團與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團的談判，為西藏的和平解放事業作出貢獻。
蒙定軍：
蒙定軍（1913—1988），陝西省旬邑縣原底鄉蒙家村人。1923年參加革命，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建國前在國民黨軍隊中從事黨的祕密工作，曾在國民黨三十八軍中任中共特派員、工委書記、“西安軍事情報組”負責人、關中地委常委、關中軍分割槽參謀長等職。建國後，先後任西安警備司令部參謀長，中共中央西北局*祕書長，西北軍政委員會交際處長、人事部副部長，甘肅省委常委、統戰部長，、民委副書記，西北民族學院院長、黨委書記，甘肅省第二至四屆政協副主席，甘肅省第五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第三至六屆全國政協委員等職。
蒙定軍在任三十八軍工委書記後，在孫蔚如、趙壽山及孔從周的支援下，貫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有計劃地對這支愛國武裝力量實行了政治改造。他們陸續在三十八軍中舉辦了三期教導隊訓練，按照抗日軍政大學教材，培養了400多名政治工作和軍事工作骨幹，同時在部隊建立了中共組織，發展了數百名黨員，使之成為貫徹抗日和民主革命路線的核心力量。
在三十八軍工作期間，蒙定軍還厲行“三大禁令”（禁菸、禁嫖、禁賭）和“四大口號”（人事公開、經濟公開、自我教育、自覺紀律），推行“新作風”，並由進步知識分子組成“戰地服務團”、“血花劇團”，對部隊進行宣傳教育，創辦《新軍人》期刊，指導部隊政治工作。經過兩年努力，部隊面貌為之一新。
1940年，第四集團軍被調駐洛陽至鄭州河防。面對新的環境，蒙定軍堅決貫徹中共中央關於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方針，一方面鞏固部隊政治改造的成果，相繼辦了兩期教導隊，又培訓了幾百名幹部；另一方面，將原來黨在部隊中的半公開活動，及時轉變為單線聯絡，利用各種合法形式開展工作。同時，與部隊主要領導孫蔚如、趙壽山、孔從周密切合作，團結一致，和國民黨****派的破壞活動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使這支部隊始終保持正確的政治方向，不僅未被削弱，反而更為堅強。
毛主席曾經特別指出：“三十八軍始終是按黨的方針建設部隊，與日寇作艱苦卓絕的鬥爭。”1946年，周總理指示三十八軍工委選派可靠得力的黨員幹部，設法打入胡宗南部，建立“西安軍事情報組”。蒙定軍按此指示，派認識新任聯勤總部西北補給區司令周士冕的楊萌東打入該部，擔任司令辦公室參謀，蒐集陝西、晉南、豫西、隴東、川北等地胡宗南及馬鴻逵、馬步芳部隊戰略決策及戰役行動的情報，及時送交西北前委，由彭德懷直接掌握。彭德懷曾對蒙定軍說：“你們的情報很及時，很準確，對作戰有很大幫助。有這樣及時、準確的情報，一兩年就可解放大西北。”1947年5月，胡宗南下令通緝蒙定軍，他根據中央決定撤回邊區，仍負責軍事情報組的工作，直至西安解放。
孔從周：
孔從周，（1906-1991）系孔子第七十五代孫，譜名孔祥瀛。陝西西安灞橋人。建國後，一直從事炮兵領導工作，55年再次成為中將。與***為兒女親家。
一九二四年參加國民革命軍。參加過北伐戰爭。一九三六年任國民革命軍陝西警備第二旅旅長兼西安城防司令。抗日戰爭時期，任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獨立第四十六旅少將旅長，新編第三十五師師長，第五十五師師長。
一九四六年作國民黨陸軍第三十八軍中將副軍長。一九四六年五月率部於河南鞏縣起義，後任西北民主聯軍第三十八軍軍長，並於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6年5月15日晨，第五十五師在孔從洲的率領下於鞏縣宣佈起義。起義部隊在途中遇到了國民黨第二十七軍、第九十軍和第三十八軍的第十七旅、第一七七旅的圍攻。由於起義倉促，準備不足，起義部隊大部分被打散。孔從洲等一批起義人員突圍後於8月輾轉到達晉冀魯豫邊區首府邯鄲，受到劉伯承、*等首長的親切接見。
中央決定，按照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軍原則，組建西北民主聯軍第三十八軍，孔從周任軍長。1946年9月13日，第三十八軍在邯鄲宣告成立。各個方面發來大量賀電和函件，毛主席、朱德也分別發來了賀電，廣大指戰員受到了極大的鼓舞。
1946年9月，毛主席親自批准孔從周為中共正式黨員，完成了孔從周多年的心願。一九四八年後任豫西軍區副司令員，鄭州市警備司令部司令員，第二野戰軍特種兵縱隊副司令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西南軍區炮兵司令員兼第二炮兵學校校長、西南軍區軍械部部長，高階炮兵學校校長，炮兵工程技術學院院長兼炮兵科學技術研究院院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副司令員。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是第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孔從周的晚年主要忙於為第三十八軍正名併為該部隊的各級人員應享受的政治待遇而奔走。經過他的努力，許多問題都得到了圓滿解決，不少老同志的歷史得到澄清，恢復了應有的政治待遇。1991年6月7日，孔從洲走完了他85年的人生旅程，其波瀾壯闊的革命事蹟將永遠為中國人民所稱頌。
溫朋久：
溫朋久（1905－2004年），天津北郊宜興埠人，1905年12月25日生，曾用名溫瀛舉、溫鵬九。1935年參加革命，1947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人民外交家。
1913年，溫朋久入宜興埠民立第五小學。1919年入天津直隸師範學校，參加了“五四運動“，在著名的“一二·九“流血慘案中與周總理等同被推舉為談判代表。1926年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朝陽大學。1929年保送日本，先後就讀於明治大學和早稻田大學。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為抗議日軍侵華而休學回國。1932年9月公費留學德國，1933年在柏林洪堡大學和富萊堡大學政經系學習期間加入中國抗日救國聯合會和反帝大同盟，“七七事變“後回國。1938年3月，在河南省潢川第五戰區抗敵青年團任政治教官。1938年7月，接受中共指示在西北軍楊虎城部隊第三十八軍軍部任參議兼教官。1944年4月至1945年11月在趙壽山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部任參議。在重慶受到國民黨元老於右任、馮玉祥及民主愛國人士沈鈞儒的高度評價，並得三人所贈書畫。
日本投降後回到天津。1947年3月，由天津轉入解放區，在晉冀魯豫邊區冶陶北方局學習。1947年6月至1949年6月，先後在山西省潞城北方大學財經學院、石家莊華北財經學院任教員。1949年7月至九月，參加中央外事組任研究員。1949年9月，任外交部西歐非洲司副司長，是周總理總理自開國建部以來首次任命的15位司局級幹部之一。
1950年10月至1955年1月，溫朋久先後任駐瑞士公使館政務參贊和駐日內瓦總領館總領事。1955年9月，到中央高階黨校學習。1960年9月，任駐民主德國大使館文化參贊。1960年9月，在中央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五司任司長。“**“運動開始後受到迫害，入獄多年。1978年8月起，由中組部重新分配到外交部工作，後轉到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任常務理事。1981年後擔任顧問。1984年4月13日離休。
2004年12月12日13時30分，溫朋久在北京醫院無疾而終，享年100歲。
孫子坤：
孫子坤（1905～1947）又名新駒。陝西咸寧豁口村（今屬西安市灞橋區）人。15歲到商號當學徒，因不堪老闆欺壓，棄商從戎，赴陝北考入安邊楊虎城的教導隊學習，結業後被派往孫蔚如部當排長。1926年軍閥劉鎮華圍困西安，孫蔚如部佈防城東北角。
孫子坤帶領全排英勇拼搏，在八個月的守城鬥爭中擊潰了敵人多次進攻。同年11月，西安解圍，孫子坤被選派到馮玉祥辦的西北軍官學校深造，受到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教育。1927年初返回部隊，即隨楊虎城部參加北伐戰爭。在剿滅武裝土匪劉黑七的戰鬥中英勇奮戰，多次立功，受到上級表揚。後楊虎城的第十軍在安徽太和縣舉辦幹部學校，孫子坤調任軍幹校第三中隊中尉分隊長。楊部開始“清黨”後，他奉孫蔚如指示掩護南漢宸等共產黨人脫離險境。
1928年冬，孫子坤隨由第十軍改編的第二十一師開往魯南，任上尉連長。1930年中原大戰期間，楊虎城部被編為第十七路軍。孫隨第十七路軍由豫西入陝，升任第十七師手槍營營長。1931年冬，孫蔚如率第十七師西進甘肅，清剿北洋軍閥吳佩孚殘部，孫子坤作戰勇猛，受到嘉獎。1933年，孫蔚如率第三十八軍駐守漢中。孫子坤任第三十八軍特務營營長，在孫蔚如與紅四方面軍代表談判互不侵犯時負責警衛工作。不久，佔據隴南的蔣介石嫡系胡宗南部，逼令第三十八軍“剿共”。這時，被俘的一些紅軍戰士由特務營管押，孫子坤利用職務之便在孫蔚如軍長的授意下，曾掩護、釋放過不少革命同志。共產黨員孫作賓當時在第三十八軍學生隊（教導隊）任排長，被特務察知身份，孫子坤奉命將孫作賓護送到安全地區。
1934年，第三十八軍為培訓青年幹部在漢中成立教導隊，孫子坤任中校副隊長。
在孫蔚如、孫子坤的掩護下，中共在教導隊建立了支部。在此期間，中共黨員陳仁山身份暴露被捕，孫子坤積極設法營救。同年，孫子坤調任第三十八軍補充團團長，駐防西安。1936年冬，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孫擁護“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事變中，他率部防守西安東十里鋪一帶，後又配合孔從洲部採取果斷措施，接管、查封國民黨在西安設定的省黨部、憲兵營、警察局等機構，解除了蔣系在西安的武裝，有力地配合了張、楊兵諫。
抗日戰爭開始後，孫子坤任第三十八軍第十七師五十一旅一○二團團長，率部隨趙壽山師長赴冀、晉抗日前線，先後參加了保定、娘子關等戰役，重創日軍。在娘子關保衛戰中，孫子坤率部與日軍拼殺九晝夜，有效地阻滯了侵略者的猖狂進攻；血戰永濟時，他調任第三十八軍新編第三十五師副師長，協助孔從洲師長堅守永濟八晝夜，給日軍板垣師團以沉重打擊。
抗日戰爭後期，蔣介石公開打擊進步力量，對參加過西安事變的第三十八軍將領，以明升暗降的手段削去兵權，先後將孫蔚如和趙壽山調離，另派嫡系官員接任，並借編制縮小降低原軍官職務，孫子坤改任第五十五旅少將旅長。1945年7月，第三十八軍第十七師副師長、中共地下黨員劉威誠等率部在河南洛寧起義，回到豫西解放區。
在十七師的影響和胡宗南要肢解、消滅五十五旅的形勢促動下，1946年5月14日夜，整編第三十八師副師長孔從洲到五十五旅駐地動員起義，孔、孫通電全國，揭露蔣介石挑動內戰的陰謀，宣佈起義。當時，北渡黃河缺少船隻，留在豫西則三面受敵，遂決定起義部隊南入伏牛山或陝西商洛山區與游擊隊匯合。15日晨，起義部隊剛要開進，國民黨軍的兩個整編師和保安團隊已圍了上來。孔、孫邊打邊走邊商議，決定分散突圍，儲存實力。孫子坤率一支小部隊與圍堵之敵激戰兩天三夜，終因寡不敵眾，與譯電員孫乃華不幸被俘，解往南京。國民黨最高軍事法庭多次對孫子坤施以酷刑，他大義凜然，寧死不屈。1947年11月29日在南京雨花臺英勇就義。
張西鼎：
張西鼎（1913～1977）又名張醒華，化名鄧謙。陝西省扶風縣五泉鄉（今屬楊陵區）人。解放戰爭時期，張西鼎為建立豫鄂陝革命根據地和解放陝南做出了突出貢獻。建國後，擔任陝西省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部長，陝西省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甘肅省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等職。1964年晉升為少將軍銜。
1941年皖南事變後，蔣介石對三十八軍施加壓力，點名要趙壽山軍長將張等幾十名“紅色軍官”送往西安勞動營受訓。經軍中中共地下組織和趙壽山共同努力，使這批中共黨員脫離了險境。中共三十八軍工委分析了部隊的處境和形勢，聽取了趙壽山的意見，決定派張去延安向中共中央彙報。張以回鄉送家屬為名，由鞏縣入潼關抵耀縣，透過封鎖陝甘寧邊區的哨卡，進入中共陝西省委駐地照金。省委常委、*部長汪鋒帶他到延安，先向中共****和第十八集團軍總參謀長葉劍英作了彙報，用一週時間研究了****提出的“部隊行動方案”；為以後同中共中央進行無線電聯絡，他還學會了密碼翻譯。隨後毛主席接見了張，對中共三十八軍地下工委和趙壽山軍長的工作作了肯定。
1941年5月初，張返回部隊仍然是先到照金，再由省委派人送過國民黨封鎖線，於5月中旬回到鞏縣，及時向中共軍工委和趙壽山轉達了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
1942年深秋，蔣介石派湯恩伯的六個軍對趙壽山部形成包圍。中共軍工委和趙反覆研究將部隊拉向解放區的應急措施，又一次派張和範明到延安彙報請示。毛主席先後兩次召見他們。在詳細地詢問了三十八軍的處境和趙壽山的行動計劃後，毛語重心長地說：“你們是我們黨的統戰工作的典範。今後黨在趙部的方針是，進一步做好上層統戰工作，堅持抗戰到底。還說：我們對趙軍長是完全相信的，可向他公開三十八軍中共地下黨員名單，使趙心中有數。
1944年3月，蔣介石把趙壽山調往第三集團軍任總司令，另派親信張耀明接任軍長。為防不測，張西鼎和範明等一批中共黨員撤回陝甘寧邊區，張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
1944年冬，張和周仲英受到毛主席、周總理、朱德等中央領導同志召見，派他們再到三十八軍，幫助中共三十八軍地下工委工作。1945年元旦，張、周從延安出發，輾轉回到三十八軍駐地，整頓了中共地下組織，確立了工委核心領導小組，指定了各團、營、連的中共組織負責人，為起義做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7月17日，十七師起義部隊也勝利抵達豫西軍分割槽。部隊起義後成立了軍政委員會和中共十七師總支部，張任中共總支部書記。解放戰爭時期，張西鼎同志先後擔任晉冀魯豫軍區西北民主聯軍第三十八軍第十七師政治部主任、陝南軍區第十七師政治部主任、陝西軍區安康軍分割槽副政委等職，參加了上黨、邯鄲、豫西、宛西等戰役。為建立豫鄂陝革命根據地和解放陝南做了大量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張西鼎同志歷任陝西省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部長，陝西省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甘肅省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等職，為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以及人民軍隊的建設做出了貢獻。
1955年被授予大校軍銜。1964年晉升為少將軍銜，榮獲二級解放勳章。1977年7月31日逝世，終年6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