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狼心險計（上）
一
原敬被“極端分子”刺殺身亡，為了不向極端分子屈服，不讓他們的陰謀得逞，元老們決定由政友會繼續執政。
按通常慣例，應當由排在內閣大臣第一位的外相繼任首相組閣，但外相內田康哉並不是政友會黨員，因此由藏相高橋是清繼任首相組閣。高橋是財政金融專家，但不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只幹了七個月，高橋內閣就因內部意見不統一而總辭職。
政友會內部的紛爭，使元老們有了政黨不可信任的理由。此後出任首相組閣的海軍大將加藤友三郎、陸軍大將山本權兵衛、樞密院院長清浦奎吾，都不是政黨出身。政黨雖然最初是由元老藩閥組建，但二十年來，已經漸漸形成了獨立的政治力量。他們背後有財閥支援，而且代表著社會潮流。本來藩閥、貴族和政黨已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滲透、相互制約分享政治權力的格局。這種把政黨政治家一腳踢開，脫離“憲政常道”的做法，顯然是“貴族對國民的宣戰”。
由憲政會、政友會、革新俱樂部（立憲國民黨改組而成）組成“護憲三派”進行反抗，在一九二四年五月的議會選舉中，獲得超過議席的半數，取得壓倒性的勝利。聲勢浩大的“護憲”運動，迫使藩閥貴族讓步。六月十一日，由憲政會總裁加藤高明出任首相，組成三派聯合內閣。一年後，三派聯合破裂，憲政會組成一黨內閣。革新俱樂部瓦解，大部加入了政友會。一九二六年一月，加藤高明因病逝世。內相若槻禮次郎出任憲政會總裁，繼任首相。
雖然四年時間，內閣首相走馬燈似地輪換五個，但原敬的“國際協調”外交路線，一直都得到了繼承發揚。憲政會上臺後，也同樣採取對英美協調，對華不干涉的政策。而且還要確保外交一元化，杜絕雙重外交。外相幣原喜重郎，更將原敬的“國際協調”作了發揚光大。
年過半百的幣原，生於大阪府一個地主家庭，無黨無派，位列男爵。幣原自二十四歲帝國大學畢業後進入外務省，任外務書記官，駐荷公使、駐美大使館參事官。一九一五年起幣原三任外務次官，後任駐美大使，其間曾任華盛頓裁軍會議日方全權代表。作為一個老資格的外交官，又長期駐外，幣原對國際形勢瞭解得比較清楚。因為他與軍方沒有什麼關係，同時他是三菱財閥巖崎彌太郎的四女婿，與首相加藤高明（巖崎彌太郎的大女婿）有連襟關係，，使得他能夠在外交上放開手腳。
幣原在就任外相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現在權謀術數的政略和侵略的政策時代已完全過去，外交已進入踏著正義、和平的大道前進的時代。……總之，日本將遵循並擴充巴黎和會及華盛頓會議諸條約、諸決議等所明示或暗示的崇高精神，努力完成帝國的使命”。
在國會的外交演說中，幣原闡明瞭他的外交原則：一、維護和增進正當的權益，尊重各國正當的權益；二、尊重外交前後相承主義，以保持同外國的信任關係；三、改善對美對蘇關係；四、在對華政策問題上貫徹不干涉原則。
在談到對華外交具體方針時，幣原說：“日本以同情、忍耐和希望，觀望中國國民的努力，不但祝願他們成功，而且中國若有求於我，應盡力給以友好的協助。”他把對華外交政策歸納為四項原則：一、不干涉中國內政；二、合理維護合理的權益；三、對中國的現狀抱同情和寬容的態度；四、兩國共存共榮，實行經濟合作。
第二年，在在國會上，幣原又進一步表示：“不論何人掌握中國政權，以及中國實施何種憲政制度，我們決無濫施干涉之意。”
幣原外交代表新興大資產階級，是要以溫和的方法，利用日本在中國享受的、現有條約所賦予的各種特權，依靠經濟手段獲得資源和市場。一方面，日本要和美英實行協調，避免孤立；另一方面，日本儘量避開中國人民的鬥爭鋒芒。對於中國的內部紛爭，採取“靜觀”和實行“不干涉主義”。
但是，帝國主義列強各種所謂的“正當的權益”，是透過戰爭或戰爭威脅所獲得的。在中國人民看來是“喪權辱國”，是難以承受的痛。一戰後，隨著中國民族獨立運動的深入開展，收回租界，關稅自主，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呼聲越來越高。
在中國內地，隨著北伐軍的勝利，民族運動的高漲，日本的各種特權不斷減少。
在關外東北，張作霖既藉助和利用日本人，又想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並不想當傀儡。日本想利用他“在滿洲為所欲為”，是不可能的。隨著勢力不斷增長，當羽翼漸豐時，張作霖就不安分了。配合直系吳佩孚打敗皖系段祺瑞，就非日本所願。當奉系勢力入關侵入京津後，張作霖更是不甘心受日本的控制，想逐步擺脫對日本的依賴。於是開辦工廠，興辦實業，發展經濟。還採用中國慣用的“以夷制夷”策略：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領域引入歐美資金和人才，與西方各國進行軍火和軍械貿易。
更為重要的是，為了擺脫在軍事上和經濟上都受制於日本南滿鐵路的局面，張作霖決心修築東、西兩大鐵路幹線：一條是從葫蘆島連線遼、黑兩省的西部幹線；一條是從瀋陽連線遼、吉、黑三省的東部幹線。兩大幹線都透過京奉鐵路與關內相連，一旦修成，勢將成為與南滿鐵路和中東鐵路兩大鐵路系統相抗衡的東北第三大鐵路系統。這些鐵路有的已經開工，有的正作在開工準備。
張作霖還計劃建築島葫蘆港，以葫蘆島做吞吐港口，透過自建鐵路，把遼、吉、黑以及內蒙聯絡起來，使南滿鐵路無利可圖。同時，透過在南滿鐵路的沿線設卡徵收貨場稅等，進一步限制南滿鐵路。
一戰後，在英美兩國強有力的競爭，中國不斷爆發的抵制日貨運動，國內經濟蕭條的多重影響下，日本對外的貿易下滑，外貿由出超轉為入超，外匯儲備迅速減少。特別是對華貿易不斷下滑，所佔比重降低，日本對華的優勢地位不斷減弱。一九二三年九月的關東大地震，又給了日本經濟重重一擊，不但把一戰間撈取的儲備花個精光，而且還大量舉借外債。至一九二七年，日本所借外債已經高達九億日元。
幣原外交取得了一些進展：一九二五年的工業產量、出口額及都達到經濟危機以來的最高值，外貿入超減少；與蘇聯恢復邦交，結締了通商條約；在由日本商人槍殺中國工人引起的“五卅運動”中，採取了明面上對中國民眾讓步，暗中逼迫北京政府鎮壓的手法，成功脫身，把中國人民鬥爭鋒芒引向英國。
但是，這一切並沒有能從根本上改變日本的經濟困境，也沒有能消除中日兩國的根本矛盾。沒有軍事上的威脅，日本在中國的各種特權，只會不斷地減少。沒有了各種特權的保護，商品競爭力又不如英美，依靠經濟手段，日本根本不可能是達到目的。因此，幣原外交受到在野反對黨、軍部、右翼勢力，以及在華紡織業資本家的猛烈評擊。指責幣原外交是完全失敗的“軟弱外交”，沒有保護日本僑民的在華利益。
正所謂“禍不單行，福不雙至”。在經濟蕭條中踟躇前行的日本，還沒有從關東大地震中完全恢復過來，又爆發了金融危機。
由於戰爭帶來了巨大的利潤，各企業拼命擴大投資。企業投資從二十五億日元增加到四百多億日元。企業的積累遠遠不足，就大量向銀行借款。戰後經濟不景氣時，為了維持經濟增長，政府又實行積極財政，給經營困難的企業發放救濟貸款，還以擴大城建、交通設施等投資來拉動需求。但所有這些，並沒有扭轉企業效益下降的趨勢，企業無法償還銀行借款。
一九二七年三月，由於銀行歷年貸款許多無法收回，加之關東大地震之後，為了救災而發行的“震災票據”無法結算兌現，使得多家銀行終於出現資金短缺，週轉不靈。訊息傳出，立即引發擠兌風潮。
鈴木商店是在臺灣主要經營糖和樟腦的貿易公司，在大戰之前只有資本五十萬元。戰爭爆發之前幾個月，鈴木商店就大量儲備戰爭物資，大量購入船隻。幾個月後躍為資本金數百萬元的大型公司，成了“一夜暴富”的一個典型。戰爭中，鈴木商店四處出擊，拼命擴張。到戰爭結束時，已取代三井物產成為全國第一大貿易公司。
然而，正當鈴木商店投下鉅額資金“積極經營”之時，戰後的經濟危機忽然襲來。經營惡化，利潤大幅下降，借款有增無還。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鈴木商店資金鍊斷破產。臺灣銀行是在臺灣有發行紙幣權的官方銀行，因向鈴木商店發放了鉅額貸款，被迫全行停業，瀕臨破產。類似如此情況，使幾十家大小銀行被迫關門停業，一大批企業相繼破產倒閉。
金融危機爆發後，由於反對黨政友會和官僚貴族的抵制，若槻內閣無法解決金融危機，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七日黯然辭職。四月二十日，退役陸軍大將、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上臺組閣。
田中上臺後，首先面對的是國內金融危機。高橋不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但是公認的財政金融專家。雖然已經七十二歲高齡，還是被田中拉了出來，第三次擔任藏相。
金融危機看起來非常可怕，但其表象就是各銀行沒有資金週轉。由於有了官僚貴族的支援，於是高橋緊急向各銀行發放非常貸款，使各銀行有足夠的週轉資金。沒有錢，高橋下令開動印鈔機趕印！甚至連因粗製濫造，準備報廢的鈔票也都發了出去。隨著二十二億日元非常貸款的發放，金融危機很快就平熄了。至於濫發貨幣造成的物價高漲，自然由廣大民眾買單，不在他考慮範圍之內。
金融危機平熄了，但根本問題並沒有解決。資本主義經濟最根本的問題，就是資源和市場。日本是一個島國，資源貧乏，市場狹小。如果不能從國外獲得資源和市場，不要說什麼稱雄東亞，爭霸世界，慢慢走向衰落是必然的事情。因此，向有豐富資源和巨大市場的中國大陸尋找出路，是日本各界精英長久以來的共識。要想根本解決日本現在所面臨的問題，還是要在中國大陸爭搶資源和市場。
二
中國大陸自清王朝被推翻後，一直處於軍閥混戰之中，此時仍是一片亂糟糟。
自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國國民黨“一大”召開後，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國共合作正式形成。雖然國共兩黨“以俄為師”進行合作，國民黨要藉助蘇聯的支援，壯大自己的力量。共產黨也要在與國民黨這個“多階級同盟”的合作中，壯大和發展自己的力量。兩黨合作的共同基點是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但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階級基礎是水火不相容的，兩黨“革命”的最終目標也不相同：國民黨要建立一個私有制為基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共產黨要建立一公有制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這兩個同床異夢的政黨，究竟能在一起走多遠，誰也無法說清。
實際上，以孫中山為首的多數國民黨人對此對共產黨一直是懷有戒心的。在國民黨“一大”上，特意增設了一個機構—中央監察委員會。它有權對各級黨部或黨員的“違紀”進行監察和處分，但裡面沒有一個是共產黨員。而國民黨的右派更是不贊同“聯俄、容共”的政策，一直與左派爭鬥，反對“黨內有黨”，發生過“西山會議”、“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等排斥和消除共產黨人的事件。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以蔣介石為總司令的國民革命軍，在“打倒列強，剷除軍閥”的口號聲中開始北伐。在各地工農和民眾組織的支援和協助下，北伐軍勢如破竹，節節勝利。在西北馮玉祥國民軍的配合下，僅僅九個月的時間，就基本上消滅和擊潰了了北京政府直系軍隊吳佩孚、孫傳芳的部隊。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北伐軍進駐上海，三月二十四日佔領南京。至此，北伐軍完全佔領長江中下游以南各省，川、黔、滇三省歸附。
在北伐的程序中，在北伐軍佔領的地區，在共產黨的組織下，到處都開展轟轟烈烈地工農運動。到一九二七年三月，全國工會會員由北伐前的一百二十萬發展到二百多萬。要求提高工資、縮短工時、改善待遇的罷工運動頓時此伏彼起，許多城市的工會組織還建立了工人武裝糾察隊。全國農會組織遍佈十五個省三百餘縣，有組織的農民達到九百萬人以上。各地農民協會組織農民開展剷除貪官汙吏、土豪劣紳和減租減息的鬥爭，還建立了農民糾察隊、自衛隊等武裝。湖南、湖北一些縣份的農民協會甚至開始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
工農運動的蓬勃開展和北伐的勝利，使共產黨得到了極大地發展。一年間黨員的人數增加了十倍，超過了五萬，這使得共產國際非常樂觀。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共產國際透過《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指示“中國共產黨應該竭盡全力爭取最終實現過渡到非資本主義發展軌道的這種革命”。要中共將革命推向更**，透過土地革命，使中國的反帝民族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緊密銜接，一氣呵成，建立社會主義國家。
暴風驟雨式的工農運動，有矯枉過正之勢，形成了有產者人人自危的“紅色恐怖”。民族革命有逐漸演化成階級革命趨勢，不僅損害帝國主義列強的利益，也損害了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利益，極大地衝擊著國共兩黨合作的基礎，兩個目標不同的“革命黨”已經到了分手的時候。
北伐也罷，南征也罷。對於中國軍閥你打我，我打你的混亂局面，列強們見多了，也不覺奇怪。雖然北伐軍出征是要“打倒列強，剷除軍閥，統一中國，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但是北京政府也同樣要統一中國，要廢止《民四條約》及不平等條約，還要收回旅大租界。所以，儘管情緒高昂的中國軍民與列強們驕橫計程車兵，多次發生了暴力衝突。但除了英國比較明顯支援直系吳佩孚外，其它列強最初仍只是冷眼觀望，看清了哪一派佔有優勢以後再作決定。
北伐軍實質上並非是一支統一的軍隊，而是由黨軍、粵軍、桂軍、滇軍、湘軍組成，國民黨真正能掌握的，是以黃浦學生軍為基礎建立的黨軍（第一軍）。隨著戰事的順利進行，所佔領地盤擴大，各軍之間，國共兩黨之間，及國民黨左派與右派之間的矛盾也逐漸激烈起來了。在國民黨右派控制的地區，共產黨遭到鎮壓和清洗，國民黨左派遭到驅逐和排擠。在共產黨及國民黨左派控制的地區，聲勢浩大的工農運動迫使國民黨右派站不住腳。
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漢口發生了中英暴力衝突事件，在共產黨的領導和組織下，武漢和九江各界民眾收回漢口和九江英租界。這一事件引起了列強們的強烈不安，擔心自己的“在華權益”受到損害。當北伐軍乘勝逼近上海、南京時，英、美、法、日、意等國增派軍隊和調集軍艦來華。
三月二十一日，在共產黨領導下，上海工人發動了第三次武裝起義。起義取得了勝利，基本上控制了上海。共產黨在北伐軍進入上海之前發動起義，是要借北伐軍之威壯大自己的力量，掌握上海的政治主導權。此時，在共產黨領導的上海總工會之下，有八十萬會員，還有二千七百多人的武裝糾察隊。
列強們最擔心地上海沒有發生任何衝突，北伐軍順利進入上海。三月二十四日，北伐軍進入南京後，北伐軍的部份士兵，以及潰兵、地痞流氓乘機打家劫舍，襲擊搶掠外國領事館和外僑住宅，打死打傷五個外國人。長江上早有準備的英美軍艦，立即向南京城內炮擊報復，炸死中國軍民三十九人，重傷十六人，房屋財產損毀無數。
“南京事件”發生後，國民政府與列強們互提抗議。為了不讓“義和團之禍重演”，駐華各國海軍將領擬定了一個報復計劃，準備沿長江攻擊和封鎖北伐軍。四月十一日，帝國主義列強向外交部長陳友仁和總司令蔣介石提出通牒，要求懲凶、道歉、賠償，揚言“如無滿意答覆，將執取認為適當之手段”。
北伐軍自佔領武漢後，以手握軍權的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與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矛盾越來越大，呈現出分裂局面。為了限制蔣介石的權力，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佔多數的國民黨中央，於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召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會議透過《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決議案》等一系列提高黨權、防止個人獨裁和軍事專制的決議，免去了蔣介石的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央組織部部長和軍人部長職務。廢除了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實行常務委員集體領導制度。同時廢除了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實行主席團委員集體領導制度。
佔領上海後，因蔣介石插手外交，並在談話中違背了國民黨中央的意旨。四月五日，武漢中央黨部訓令蔣介石“剋日離滬赴寧，專任籌劃軍事”。並且還準備將國民革命軍分為第一、第二兩個集團軍，將欲投歸的閻錫山晉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進一步削減蔣介石的軍權，取消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軍隊統帥權收歸中央軍委會。
辛辛苦苦的在前方打拼，豈能是為他人作嫁裝！在帝國主義列強的壓力和支援下，有了江浙財團的資助，蔣介石終於舉刀翻臉。四月十一日晚，蔣介石在南京向所屬發出密令：“已光復的各省，一致實行清黨”。從四月十二日起，“清黨”密令所到之處，一片腥風血雨。蔣介石樹起了**大旗，得到了國民黨右派的支援，各地軍閥也紛紛通電**擁蔣，實行“清黨”。
四月十五日，蔣介石一派在南京另立國民黨中央。四月十八日，南京國民政府舉行成立典禮。
“四·一二”政變後，武漢國民政府財政困難，處境險惡。為了與西北的馮玉祥國民軍相呼應，打破四面受敵的不利局面，武漢國民政府決定繼續北伐。四月十九日，武漢北伐軍三個縱隊六萬餘人沿京漢線向河南挺進。馮玉祥國民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出潼關自陝西向東進攻河南。六月一日，兩軍在鄭州勝利會師，六月四日進佔開封。
革命的大旗豈能只由他人來扛！五月一日，蔣介石下達北伐命令，南京北伐軍兵分三路渡過長江繼續北伐。連克楊州、泰州、滁州，六月二日佔領徐州。六月六日，山西省督軍兼省長閻錫山接受南京國民政府任命，易幟就任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
蔣介石在南方大殺共產黨，張作霖在北方對共產黨也不客氣。四月六日，得到駐京公使團的默許，京師警察廳出動軍警闖入蘇聯大使館及遠東銀行、中東鐵路辦公處，逮捕了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以及蘇聯使館工作人員六十餘人，其中有共產黨創始人、國民黨一大中央執行委員、國民黨北方區特別市黨部政治執行委員李大釗及妻女。四月二十八日中午，李大釗等二十人以“裡通外國”罪名被絞刑處決。
張作霖原是一個地方民團武裝的小頭目，後來被清政府招安收編成為正式軍官。張作霖出身貧苦，少年喪父，粗通文墨。沒有堂堂的儀表，沒有深厚的背景，也沒有傲人的八斗之才。但他社會閱歷豐富，精明強幹，心狠手辣，隨“利”應變，具有亂世梟雄的素質。透過與俄日周旋，剿匪除寇，鎮壓反清志士，擁護袁世凱，他的官位從幫辦、管帶、統帶、統領、鎮守使、營務處總辦、中將師長一路高升，一九一六年，剛過四十歲的張作霖，被北京政府任命為奉天督軍兼省長。
張作霖當上統領後，就開始和日本軍政要人勾搭。隨著他的地位不斷上升，實力不斷增加，日本人對他也就越來重視。特別是張作霖當上奉天督軍兼省長後，日本人就更另眼相看了。
日本看中了張作霖，因為“張作霖並無宦途履歷，與中央政府亦無密切因緣，而在滿洲，則有特殊之勢力與地位。張離滿洲則無地位，蓋以滿洲為其惟一之勢力範圍也。張氏心中惟有權勢利慾，別無他種知識。彼認日本在滿洲有絕大勢力，反對日本，於彼不利，傾向日本，於彼有益。如果利用此特殊之地位，照其心中所認識者而行，則張氏將為滿洲專制之王，而日本亦得利用張氏，在滿洲為所欲為。”
日本想透過張作霖來落實和擴大“滿蒙特殊權益”，在東北為所欲為。於是，一改過去對東北“分而治之”的政策，開始在經濟和軍事上對張作霖進行扶持。
在日本的支援和幫助下，張作霖擠走了競爭對手，成為東三省巡閱使。只用了短短三年的時間，他就牢牢地控制了遼、吉、黑三省，成為威震北國的“東北王”。一九二○年七月，張作霖下令奉軍兩個主力師入關，協助直系，擊敗皖系主力，迫使皖系首領段祺瑞辭職下野。奉系勢力擴張到關內，與直系共同把持北京政權。一九二一年五月，張作霖兼蒙疆經略使，節制熱、察、綏三省都統，由“東北王”進而成為“滿蒙王”。
在此後的六年時間裡，張作霖與段祺瑞、吳佩孚、馮玉祥、孫聯芳等各軍閥，時而大打出手，生死相拼；時而又親密合作，並肩殺敵。其間還有部下大將郭松齡反奉倒戈，致使奉系差點土崩瓦解。在日本明的或暗的支援下，張作霖渡過了一個個驚濤駭浪，勢力最越來越大。
吳佩孚的軍隊被北伐軍打垮，孫傳芳的軍隊被北伐軍打殘。其後，經張宗昌、孫傳芳二人帶頭“勸進”，在十五個省區的“推戴”下，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張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國軍總司令”，統領北洋所屬各軍。年底，張作霖在黃土鋪地的隆重儀式下進入北京城。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八日，張作霖被推為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代表中華民國行使統治權。
一時間，出現了武漢、南京、北京三個“中央政府”，彼此處於相互對恃之中。
三
“中國局勢如此混亂不堪，一個國家竟然有三個中央政府。”田中搖著頭說，“也不知何時才能形成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
田中一八六四年出生於長州藩山口縣一個低階武士家庭，十九歲進入陸軍教導團，二十二歲從陸軍士官學畢業，一八九二年畢業於陸軍大學第八期，後來在俄國留學四年。他經過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當過幕僚，也帶過兵，整軍建軍中頗有建樹。曾兩任陸相，一九二○年九月封男爵，次年晉升陸軍大將。
田中沒有顯赫的家世背景，靠著自己的才華，得到長洲閥呼風喚雨的兩大巨頭的賞識，加上本人善於鑽營，官至極品，統領長洲閥。如果繼續留在軍中，那麼進入元帥府是自然的事。作為一個軍人，可以說是死無遺憾了。但田中似乎對政治特別感興趣，早在一九一○年，還是陸軍省軍事課長時，他就將退役的軍人組織起來，成立了“帝國在鄉軍人會”，自任會長。一九一七年九月，已經五十多歲、身為陸軍中將了，他又組織了一個“大日本青年團”，自任中央理事長，據說這個組織的成員已經超過了二百萬。誰也沒想到，一九二五年四月，在軍中混了四十多年、年過花甲的田中忽然自動退役。
據說田中在原敬內閣當陸相時截留了一大筆陸軍機密費，護憲三派聯合破裂後，他帶著三百萬元加入了政友會。田中為政友會作出了重大貢獻，於是高橋辭職“讓賢”，新黨員當上了政友會總裁。兩年之後，田中代表政友會出任首相組閣。
因為首相官邸太老舊了，又在大地震中受損，剛遷到永田町新建。官邸還在建設之中，田中兼任外相，自然樂意在外相官邸辦公，因此他與外務次官森恪幾乎形影不離。
森恪說：“是啊，三個中央政府，而任何一箇中央政府也都沒有足夠的控制能力，下面又有各地方大大小小的軍閥政府。是否能形成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那還很難說。”
東京的櫻花仍在盛開，櫻花隨風漫天飛舞，美輪美幻。但一場夜風細雨，把那淡紅色、紅紫色和白色的櫻花打落在地上。那落在地上、點綴著雨滴的櫻花花瓣，顯得格外的悽美。
站在窗前，田中眼看著落地的櫻花，頭也不回地說：“目前對於我國及遠東直接迫切的重大問題是中國局勢。不管是哪一方，如果他們無視和**帝國的權益，決不能靜觀和不干涉，必須採取斷然措施。”
森恪搖著頭說：“靜觀和不干涉，幣原外交盡顯善意，但卻得到相反的結果。中國只是內亂，日本只是徒然喪失權益。這樣的外交政策聽起來好聽，但實際這是誤國！”
四十五歲的森恪是大阪人，父親是大阪市議會議長。一九○五年，經父親的好友山本條太郎引薦，森恪作為三井物業的學徒渡海來到中國。作為官二代，森恪讀書不行，連一個商業專科學校都考不上，但官商之道卻很在行。因敢闖敢幹，又由於有三井的背景，在時局混亂的中國，森恪如魚得水，與中國政商界不少大人物都有交往。一九一四年四月，森恪升任三井物產天津支店店長，同時兼任中日合辦的“中國實業公司”天津支店長（行總店之職）、日本的全權代表。在他的實際操作下，“中國實業公司”插手各個行業，生出了許多子公司，經營的範圍遍及全中國，他也因而成為一個有名的實業家。
政治與經濟密不可分，森恪把經商當作政治，把政治當作經商。一九一八年，他返回日本從政。據說只捐獻了五萬元，他就當上了政友會的幹事長。一九二○年，他在神奈川縣當選為眾議員。
“不錯，什麼協調外交、睦鄰外交、經濟外交、和平外交，對華四原則，聽起來很是悅耳。”田中是個大塊頭，他轉過身離開窗子，一邊邁著軍人的步伐在屋裡走動，一邊說，“可這樣的外交給日本帝國帶來了什麼呢？”
油頭粉面的森恪，年紀要比田中小得多，算起來應該是子侄輩。據說田中進入政界還是森恪給說動的，由此來看兩人關係應該不錯。森恪雖然只是外務次官，但在黨內是實權派，田中也得禮讓三分。
“什麼狗屁原則，”森恪粗野地說，“軟弱無力，聽憑日本權益受到侵蝕，僑民的生命財產受到威脅，軍人受到侮辱。竟然還說得那麼冠冕堂皇，虛偽至極。”
田中剛走到辦公桌前，順手一拍桌子，說：“就是嘛，把中國的赤化看作別國的內事，與我無關，在一旁靜觀、不干涉，實屬荒謬絕倫！”
“是荒謬，”森恪說，“正如閣下所說，中國發生共產黨的活動，不論其結果如何，直接最受其影響的是我日本帝國。無論是從我國立場出發，還是就日本對維護東亞全域性所負的責任來說，都不能完全置不理。”
“是的，決不能完全置不理。”遲疑了一下，田中說，“蔣介石一派已經和共產黨翻臉決裂，按理他應該向武漢進攻，消除隱患，鞏固自己。但他居然與已經被赤化武漢政府雙雙北伐，想幹什麼！”
對於蔣介石“**絕俄”，田中舉雙手贊成。但是，英美等國也同樣給予鼓勵和支援，並且對“南京事件”也不再深究了。那麼，蔣介石究竟是親日呢？還是親美？親英？還是一個右翼民族主義分子，不僅**，而且執意要“打倒軍閥，打倒列強”！
“他不想兩敗俱傷。他要爭取人心，爭取更多的地盤，壯大自己的力量。”森恪解釋道，“不過他派來的人已經保證，不會與日本為敵，保護日本在華利益。”
“不，這種保證沒有什麼可信度。”田中搖著頭說，“他不應繼續北上，應該徹底消滅共產黨這個最大的隱患，並且和張作霖妥協，南北雙方罷戰。以後嘛，合組一個政府也好，各自為政也好。總之，不能危及到滿蒙。”
“這當然好，”森恪格格地笑了，“但蔣介石如果認為他實力足夠的話，那是不會放棄統一中國的。”
“告訴他，如果繼續北上，損害了日本帝國的利益，那我們就要從自衛的立場採取適當措施了。”田中冷然地說，“假如蔣介石能繼續鎮壓共產分子，我們將給以道義的支援，並且幫助他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在他向武漢採取軍事行動時，我們會避免張作霖等北方勢力對他的妨礙。我們希望，南北雙方能罷戰，達成妥協。”
田中的指示，由日本駐華官員轉告了蔣介石。但是，蔣介石的地位並不鞏固，為了贏得黨內黨外的支援，他必須高舉“打倒軍閥和列強”的革命旗幟。他甚至還宣稱“清黨之目的，為打倒帝國主義及軍閥”。因此，他無法接受田中的“好意”。
五月二十二日，北伐軍佔領了蚌埠，直逼徐州城下。眼見北伐軍就要進入山東，甚至繼續北上威脅“滿蒙”。在內閣會議上，陸相白川義則大將提議立即出兵阻止北伐軍。
“出兵國外，”老藏相高橋皺著眉問，“多大規模，估計要多長時間？”
白川大咧咧地說：“派出一個混成旅團，沿膠濟線全線佈置。多長時間嘛，現在還不得而知。”
“一個混成旅團！”高橋嚇了一跳，“如此大規模的出兵，哪來的錢？你又不是不知道，為了平息金融風暴，政府所有的錢都用完了。”
森恪問：“那應該什麼規模才合適？”
高橋的政務次官小聲地說：“不要說一個混成旅團，就是一個聯隊，這經費也困難。”
“這也困難，那也困難，你們大藏省是幹什麼的？”森恪惱火了，“為了國家，有什麼困難，你們應克服嘛，只會叫窮，那要你們幹什麼！”
“好，我們沒有用，那就請你找一個有用的來。”被一個後輩這樣指斥，高橋也來氣了。他抖動著雪白的鬍子，對田中說，“閣下，該辦的事情，我已經辦完了。按當初的約定，現在我也該退了，你另外找人來當藏相吧。不過，出兵國外之事還請慎重考慮，這涉及到其它各國。”
田中不滿地瞪了森恪一眼，但當時請高橋出任藏相，說好了是為了解決金融危機，現在沒有什麼理由再挽留。眼看著高橋離開會場，只好站起來笑臉相送。
為了平息金融危機，已經動用了全部可用的錢，財政上的困難，田中當然是知道的。而且在動亂並沒有發生、僑民並沒有受到傷害的的情況下，從國內大規模出兵顯然說不過去。
會後田中與森恪商量：“從天津抽派兩個中隊去怎麼樣？”
“兩個中隊！”森恪睜大眼睛說，“那有什麼用？至少要一個聯隊以上才行。”
田中想了想，說：“從國內出兵恐怕是不行，天津抽不出更多的兵力，那隻好從關東軍抽調兵力了。”
森恪點頭同意道：“這也行，先由關東軍抽調兩個聯隊左右的兵力進入山東，視情況的發展，再考慮是否要增加兵力。”
五月二十八日，日本政府發表出兵宣告：
“茲徵於中國最近之動亂，尤其徵於南京漢口其他地方之實績，當兵亂之際，因中國官憲不得充分保護，致僑居之帝國臣民之生命財產，蒙重大之危害，甚至見毀損帝國名譽之暴舉。因而現下華北動亂迫切之際，難保無再發生此種事件之虞。今也前述動亂行將波及濟南地方，就僑居該地帝國臣民生命財產之安全，危懼之念，有不能不措置者。帝國臣民居住該地者，達二千名之多，而該地為去海岸甚遠之腹地，到底不能依在長江沿岸各地之海軍力量以保護之。因此，在帝國政府為預防不祥事件再發起見，不得不以陸軍保護僑民邦人之生命財產。然為前述保護派兵之佈置，須要相當之時日，而顧戰局正在刻刻變化，故應急措置，決即時自駐滿洲部隊派遣約二千之兵於青島。前述依陸軍力之保護，固不外為期僑居邦人之安全，自衛上不得已之緊急措置，不惟對於中國及其人民，無何等非友交的意圖，而對於南北軍任何方之軍隊，亦非干涉其作戰，妨害其軍事行動者。帝國政府因自衛上不得已之措置而派兵，但自始無長久駐屯之意圖，至對於該地方之邦人無受戰亂之憂之虞，當即將派遣軍全部撤退。”
五月三十一日，關東軍所屬第十師團第三十三旅團的四個大隊，加上無線電通訊隊，共約二千五百人，在旅團長鄉田兼安少將率領下，由旅順港乘“香港丸”抵達不設防城市青島。六月一日，日軍在青島登陸。觀望了半個月，六月十七日，兩個大隊的日軍開始向濟南進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