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仗劍干戈十三載
月色映照著河邊的流螢。
春風吹遍了坦平的原野，
群山結成了堅固的圍屏。
哦，延安，
你這莊嚴雄偉的城牆，
築成堅固的抗戰的陣線。
你的名字將萬古流芳，
在歷史上燦爛輝煌！
——《延安頌》
“延安時期”是中國革命史上的一個重要歷史時期。巍巍寶塔山，滾滾延河水。一說起延安，人們都會感到分外親切，敬意油然而生。這不僅是因為延安在革命戰爭年代曾是我們黨的指揮中樞和戰略後方，黨中央和毛澤東在這裡運籌帷幄，做出了關係中國革命前途的一系列重大決策，為奪取全國政權奠定了堅實基礎，還因為，這片神奇的土地，孕育了偉大的延安精神，留下了無數的紅色經典傳奇。
陝甘寧邊區的門神
1936年，賀龍與任弼時共同率領紅二方面軍，在甘肅會寧與紅一方面軍、四方面軍會師後到達陝北。從此，賀龍開始了新的革命生涯。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中國工農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下轄三個師。中共中央決定任命賀龍為第一二○師師長。把紅軍帽換成八路軍軍帽，許多戰士想不通。賀龍耐心地對大家說：“我戴過國民黨的帽徽，也穿過國民黨的將軍服，按我的心願來說，看到這些東西就感到討厭、噁心。但是這是黨的決定，是毛主席的命令，是為了抗日救國的大局，為了執行黨的決定，就是叫穿花褲子我也穿。”在洛川會議上，賀龍積極提議留下部隊保衛延安，保衛黨中央，並從一二○師抽調一個團負責這項任務。
賀龍率一二○師奔赴晉西北前線後，積極開闢抗日根據地。他在晉西北堅決執行毛澤東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的戰略方針，打擊日、偽軍，建立抗日政權，晉西北地區抗日局面很快高漲起來。當時部隊條件艱苦，有時連黑豆都吃不上，只能吃瓜葉、樹葉。雖然如此，賀龍依然時刻想著延安，想著黨中央，只要延安有困難，部隊能搞到，就千方百計送去。戰鬥中繳獲的日本軍大衣、毛毯，賀龍總是命令部隊集中起來送到延安。他說，我們這裡困難，可延安、黨中央更困難。
由於晉西北離陝北最近，在蔣介石掀起反共**、國民黨軍包圍封鎖陝甘寧邊區的時候，毛澤東把保衛任務交給了賀龍。1940年4月，國民黨準備偷渡黃河襲擊綏德，切斷西北、華北交通。毛澤東致電賀龍、關嚮應，要求他們考慮作戰部署，防止國民黨偷渡黃河。賀龍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立即做出新的軍事部署。國民黨頑固派見無機可乘，於是改變行動計劃，陝甘寧邊區的危機就這樣解除了。
1941年春，國民黨加緊了對陝甘寧邊區的進攻。毛澤東與朱德再電賀龍，要求賀龍所率領的一二○師著眼於保衛邊區的同時兼顧晉西北，做好調動五至六個團赴延安以南作戰的準備。賀龍與關嚮應接電後，立即命令獨一旅西渡黃河開赴陝北佳縣地區，雁北支隊回綏德歸三五九旅建制，獨二旅七一四團集結晉西北保德地區待命，加強了保衛陝甘寧邊區的力量，使向陝甘寧邊區進攻的國民黨軍隊不敢輕舉妄動。
由於陝甘寧邊區受到國民黨軍從南面西面、日寇從黃河東面的進攻，處境十分危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陝甘寧晉綏五省聯防司令部，統一領導五省內的八路軍部隊，保衛陝甘寧邊區，保衛黨中央，同時堅持晉綏抗戰。然而，要主持這樣大的局面，需要大將之才。毛澤東想到了賀龍。1942年5月13日，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簽署命令，決定在延安成立陝甘寧晉綏聯防司令部，任命賀龍為司令員，關嚮應為政委，徐向前為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林楓為副政委，轄一二○師、留守兵團、晉綏軍區部隊、陝甘寧邊區保安部隊和炮兵團。命令釋出後，毛澤東既認真又開玩笑地摸著自己的腦袋對賀龍說：“黨中央和我的這個就交給你了。”
1946年8月，國民黨軍隊用飛機轟炸延安，正在前線指揮作戰的賀龍十分擔心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安全，於8月8日致電毛澤東和朱德：“驚悉國民黨飛機轟炸延安，晉綏軍民群情激憤，都認為這是國民黨反動派對整個解放區及全中國人民宣戰，為其實行全國性內戰之警號，龍等誓率全邊區50萬軍民，在你倆正確領導下為人民利益堅決自衛，必使和平民主實現而後已。特電謹致慰問。”同時，賀龍還向《新華日報》記者發表談話，對國民黨的倒行逆施行為進行嚴厲譴責。
毛澤東從延安撤出後，轉戰陝北，十分艱苦，也十分危險，賀龍一直掛念毛澤東的安全。當從戰場上繳獲到兩匹好馬後，立即派人送給毛澤東，供毛澤東行軍時作坐騎。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訪問陝北
1936年6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已從陝北的瓦窯堡來到了保安（今志丹縣）。這時的陝北蘇維埃地區，紅軍分兵兩路正在進行西征戰役，劍指陝甘寧三省邊境的廣大地區。
就在這個時候，保安迎來了兩位特殊的客人。他們是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和美國醫生馬海德。那麼，這兩個人在這樣危險的時候來做什麼呢？
他們此行的目的，主要是來看一看陝甘寧根據地的真實情況。
埃德加·斯諾畢業於美國密蘇里州立大學新聞系。早在1928年，他就離開美國來到中國，曾任歐美幾家報社駐華記者、通訊員。他踏遍中國大地進行採訪報道。“九·一八”事變後，斯諾曾到東北、上海前線採訪，發表報道通訊集《遠東戰線》。在上海，他結識了宋慶齡和魯迅。在他們的指引下，斯諾對中國的現狀有了新的認識。
這次，在斯諾和馬海德的強烈要求下，由宋慶齡介紹，在中共地下組織的安排下，他們冒著生命危險來到了紅區——陝甘寧根據地。對於這兩位外國友人來說，陝北是個神祕的地方，從來沒有記者客觀地報道過這裡的情況，也沒有人真正瞭解“中國共產黨”這個組織是如何進行革命的。
毛澤東對斯諾的來訪高度重視，因為他是外國記者，不受國民黨新聞檢查制度的控制，能夠把蘇區的真實情況報道出去，讓世人瞭解共產黨的政策和主張。
在斯諾、馬海德來到保安的第二天，毛澤東就接見了他們。
當斯諾和馬海德來到毛澤東的住處時，毛澤東已經等候在門口。他微笑著握住斯諾和馬海德的手，高興地說：“歡迎！歡迎！”把他們迎進了窯洞。
毛澤東感慨地說：“蔣介石對我們造謠誣衊、封鎖得很厲害，你們能到我們這裡來，真不容易呀！”當翻譯把毛澤東的話翻譯給斯諾和馬海德時，他們為能得到共產黨領袖的褒獎而激動不已。當得知他們可以到根據地任何一個地方去採訪時，更感出乎意料。
毛澤東風趣、幽默的話語，使斯諾和馬海德很快就不再拘謹。他們輕鬆地談著、聊著，一直到深夜。那時的條件極為艱苦，賀子珍把採摘來的山杏端上來款待客人。不料，馬海德剛吃一個就酸得直咧嘴。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居住在北京的馬海德，每次看到鮮杏上市，就會想這件事。一次，他對兒子說：“那可是真酸哪！”
後來，斯諾這樣記述對毛澤東的最初印象：
毛澤東是一個令人極感興趣而複雜的人。他有著中國農民的質樸純真的性格，頗有幽默感，喜歡憨笑。甚至在說到自己的時候和蘇維埃的缺點的時候，他也笑得厲害——但是這種孩子氣的笑，絲毫也不會動搖他內心對他目標的信念。他說話平易，生活簡樸，有些人可能以為他有點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質樸的奇怪品質同銳利的機智和老練的世故結合了起來。
毛澤東的生活和紅軍一般戰士沒有什麼兩樣。做了10年紅軍領袖，千百次的沒收了地主、官僚和稅吏的財產，他所有的財物卻依然是一卷鋪蓋，幾件隨身衣服——包括兩套布制服。
我第二次看見他是傍晚的時候，毛澤東光著頭在街上走，一邊和兩個年輕的農民談著話，一邊認真地在做手勢。我起先認不出是他，後來等到別人指出才知道。南京雖然懸賞25萬元要他的首級，可是他卻毫不介意地和行人一起在走。
斯諾在陝北實地調查採訪了三個多月，除去前線採訪外，幾乎天天與毛澤東見面，他們進行了多次長談。他們在一起談時局、談政策、聊紅軍，毛澤東還應斯諾的要求談了自己的經歷。據說，在毛澤東一生中，詳談自己的經歷，這是僅有的一次。
在談到抗日戰爭的前途時，毛澤東作了科學分析，並斷言：日本必敗，中國必勝。並說，中國當前的任務是收復全部失地，不僅僅是保衛長城以南的主權，東三省是必須收復的。
在談到共產黨的國內政策時，毛澤東對斯諾說：在整個中國正面臨著要變為日本奴隸的迫切關頭，為著把一切愛國分子組成一個抗日的民族陣線，我們的政策在許多方面已經改變了。富農的土地是不沒收的，小地主的財產不被沒收，被沒收的地主也給他們一份土地。反對日本侵略的戰爭，不能只限於任何一個階級的參加，現在一些資本家、銀行家，甚至許多地主、國民黨軍官，已經表示了他們為民族解放而戰的志願，我們不能拒絕。甚至蔣介石，如果他一旦決定參加反日的抗戰，我們也會歡迎他。
當時，有些人惡意地把中國共產黨說成是莫斯科在華代理人。當斯諾尖銳地提出這一問題時，毛澤東義正詞嚴地說：共產國際不是一種行政組織，並無任何政治權力。雖然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員，但決不能說蘇維埃中國是受莫斯科或共產國際統治的。中國共產黨必須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決不能代表俄國人說話，也不能替第三國際來統治，它只能為中國群眾的利益說話。
一次，斯諾在與毛澤東談話時，毛澤東一邊吸著煙，一邊踱來踱去，突然問他：“你為什麼要漂洋過海到中國來？”
斯諾閃動著藍寶石似的眼睛，笑了笑道：“我是盲目地到中國來‘撞大運’的，想寫一本暢銷世界的書，成為一個作家。”
毛澤東幽默地說：“我看你到我們紅區裡來，是撞上大運啦，保證能寫出一本暢銷世界的書。”
斯諾在10月底祕密回到北平。他用在蘇區採訪獲得的豐富材料寫成《紅星照耀中國》一書，寄到英國，並由倫敦戈蘭茨公司出版。這部書很快被譯成十多種文字，第一次向全世界公正而翔實地介紹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真實情況，轟動一時。後來這本書以《西行漫記》為書名譯成中文出版，在國內產生廣泛的影響，使更多人瞭解了共產黨、瞭解了紅軍，吸引了眾多的青年嚮往紅軍、嚮往陝北，促成了後來1937、1938年大批國統區青年奔赴延安的**。毛澤東當時曾說，這件事不下大禹治水之功。
斯諾作為外國記者採訪毛澤東的第一人，從此與毛澤東建立了長達幾十年的深厚友誼，成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在斯諾離開後五個月後，毛澤東曾專門寫信給他：
斯諾先生：
自你別去後，時時念到你的，你現在諒好？
我同史沫得列（即史沫特萊）談話，表示了我們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驟，今託便人寄上一份，請收閱，併為宣播。我們都感謝你的。
此問
健康！
毛澤東 三月十日於延安
1941年，斯諾回到美國後，仍然向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宣傳中國的抗日戰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斯諾對中國進行了三次訪問。這在美國政府對新生的中國實行孤立政策的年代裡，對一名美國人來說，是一件獨一無二的事。1972年2月15日，斯諾因病在瑞士日內瓦逝世。遵照其遺願，其一部分骨灰安葬在中國，地點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
2009年，在新中國誕生60週年之際，埃德加·斯諾被評選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
享譽世界的軍事鉅著——《論持久戰》
中華民族抗戰的前途如何，是亡國還是勝利？戰爭的過程究竟會怎麼樣，是速勝還是持久？不科學地回答這些問題，抗日戰爭就難以順利地進行下去。
中國會亡嗎？不會；中國能速勝嗎？也不會。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的回答。
在延安的窯洞裡，毛澤東經過長期思考，寫下了不朽的長篇軍事論著《論持久戰》，第一次全面科學地回答了困擾人們思想的種種問題，在國內外產生了重大影響。
抗日戰爭是持久戰，這是毛澤東的一貫主張，早在戰爭全面爆發前他就提出了這一觀點。
1936年7月，美國記者斯諾問毛澤東抗日戰爭將進行多長時間，毛澤東回答說，這要看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實力和中日兩國其他許多決定因素如何而定，並預言抗日戰爭將是長期的、艱苦的。同時，毛澤東指出：“日本在中國抗戰的長期消耗下，它的經濟行將崩潰；在無數戰爭的消磨中，它計程車氣將頹靡。中國方面，則抗戰的潛力一天一天地奔騰高漲，大批的民眾不斷地傾注到前線去，為自由而戰爭。”
一年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毛澤東在不同的場合再三強調持久戰的戰略方針，把它確定為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基本戰略指導思想。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其他領導人紛紛發表文章或演講，宣傳毛澤東關於持久戰的戰略方針。如朱德發表了《實行對日抗戰》，張聞天發表了《論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永續性》，劉少奇發表了《抗日遊擊戰爭中的若干基本問題》，周恩來發表了《怎樣進行持久戰》等，闡述了抗戰的永續性和爭取抗戰勝利的條件及方法。
1938年5月，抗日戰爭已經進行了10個月時間。毛澤東認為有必要對抗戰10個月的經驗，“做個總結性的解釋”，特別是對持久戰的問題有必要進行一個系統的闡述，用事實來擊破毫無根據的“亡國論”，說服性急朋友們的“速勝論”。於是，毛澤東開始全身心地投入到《論持久戰》的寫作。
在那一段時間裡，毛澤東時而抽著煙，在窯洞裡踱步思考，時而伏案奮筆疾書。他曾經連續兩天兩夜沒有休息，飯端來了，顧不上吃，涼了又熱，熱了又涼，常常一連反覆幾次。工作人員擔心毛澤東的身體，勸他休息一會，而他總是那句話：“好，好，過一會兒就睡，你們忙去吧！”答應得挺好，但就是不離開辦公桌。
幾個衛士湊在一起商量，覺得這樣下去累壞了毛澤東的身體，就是自己的失職。商量來商量去，大家決定採取“逼”的辦法，並讓年齡最小、也最討毛主席喜歡的衛士王來音去實施。
夜深了，毛澤東仍舊坐在辦公桌前，或凝神靜思，或伏案疾書。小王見主席仍沒有休息的意思，就鼓起勇氣說：“主席，該休息了！”
毛澤東停下手中的筆，笑了笑說：“好，好，你們先睡。再有幾個字就寫完這段了，寫完就睡……”
不等毛澤東說完，小王堅決地說：“不行！不行！我們要對組織負責，您要是累壞了，我們擔不起這個責任。”說著，把桌上的油燈端進了寢室。
毛澤東見狀，也無可奈何，伸了個懶腰說：“好吧！睡覺，睡覺。”說罷，上了床，習慣性地拿起一張報紙，一邊翻看著，一邊催小王去睡覺。
小王執拗地說：“我要等主席睡著了再走，要不我就站到天亮！”
毛澤東終於讓步了，放下報紙，躺下睡覺。小王鬆了一口氣，高興地為毛澤東蓋好被子，吹熄油燈，退了出來。
第二天一清早，小王又看到主席辦公室的窗戶上，映出一絲光亮，還以為主席起早寫作呢。不料站崗的哨兵告訴他：“我們商量的辦法又失敗了。你剛走，主席就起來工作了，整整工作了一夜。”
就這樣，毛澤東夜以繼日地潛心寫作了十幾天，終於完成了長達五萬多字的軍事名著《論持久戰》。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澤東以“論持久戰”為題，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進行了連續演講。同時，毛澤東把寫好的稿子用報紙包好，派人送到清涼山解放出版社去印刷出版。當出版社送來校樣後，毛澤東又親自校對，反覆斟酌修改，進行最後的定稿。
毛澤東《論持久戰》的講演，共21個問題，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前8個問題）主要分析了中日兩國的基本特點，揭示了抗日戰爭發展的客觀規律；第二部分（包括後13個問題）主要論述了在抗日戰爭中發揮自覺能動性，實行人民戰爭的極端重要性。毛澤東在講演中科學分析了抗日戰爭是持久戰的根據，指出：
抗日戰爭為什麼是持久戰？最後勝利為什麼是中國的呢？根據在什麼地方呢？中日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20世紀30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全部問題的根據就在這裡。
接著，毛澤東分析了戰爭雙方的各種特點，指出：
日本是一個強的帝國主義國家，它的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在東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個著名帝國主義國家中的一個。戰爭的不可避免和中國的不能速勝就建立在這個上面。但是，日本的侵略戰爭是退步的、野蠻的；它是一個小國，人力、軍力、財力、物力均感缺乏，經不起長期的戰爭；它的侵略行為損害並威脅其他國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國際的同情與援助。與日本相反，中國的國力雖然比較弱，但在中國自己比較起來，卻有了比任何一個歷史時期更為進步的因素，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軍隊就是這種進步因素的代表；中國是一個大國，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夠支援長期的戰爭；中國的反侵略戰爭是進步的、正義的，必將能獲得世界上廣泛的支援與同情，得道多助。
毛澤東總結道：“這些特點，規定了和規定著雙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規定了和規定著戰爭的永續性和最後勝利屬於中國而不屬於日本。戰爭就是這些特點的比賽。這些特點在戰爭過程中將各依其本性發生變化，一切東西就都從這裡發生出來。”
中日之間的這場持久戰將如何發展？毛澤東對戰爭的程序作了科學的預測。他指出：“中日戰爭既然是持久戰，最後勝利又將是屬於中國的，那麼，就可以合理地設想，這種持久戰，將具體地表現於三個階段之中。第一個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禦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的時期。第三個階段，是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的時期。”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還突出闡明瞭人民戰爭的思想，強調“兵民是勝利之本”；“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
毛澤東關於抗日戰爭的判斷和預測，回答了人們普遍關心而一時又看不清楚、感到迷惘的問題，使人們對戰爭的前途和發展過程有了一個清楚的瞭解，從而大大增強了抗戰必勝的信念，懂得了如何堅持持久抗戰。
《論持久戰》的發表，使毛澤東博得愈來愈多的人的欽佩與尊重。當時一位外國記者評論說：“不管他們對於共產黨的看法怎樣，以及他們所代表的是誰，大部分的中國人現在都承認毛澤東正確地分析了國內和國際的因素，並且無誤地描繪了未來的一般輪廓。”
《論持久戰》不僅對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而且對國民黨將領也產生不小的影響。
在《論持久戰》一書出版前，一次周恩來同蔣介石會面，向他介紹說：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發表了《論持久戰》的講演，駁斥了“亡國論”和“速勝論”，提出了持久戰的戰略方針。“好極了，好極了！”蔣介石聽後連聲說，“出版以後，希望先睹為快才好。”
為了使世界友好國家和人民瞭解中國的抗戰，周恩來把《論持久戰》的書稿從武漢寄到香港，委託宋慶齡找人翻譯成英文出版，向海外發行。毛澤東很重視這件事，專門為英文版寫了序言：“希望此書能在英語各國間喚起若干的同情，為了中國的利益，也為了世界的利益。”在海外，毛澤東的這本小冊子同樣獲得了高度評價。
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的歷史事實也完全證明了《論持久戰》所揭示的中國抗戰規律和英明預見。《論持久戰》因之而名垂青史，成為了一部享有世界聲譽的經典軍事理論著作。
抗大，越抗越大
1936年6月1日，中國抗日紅軍大學創立於陝北瓦窯堡。1937年初，校名改為“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學校遷到了延安。
抗大的學員開始主要是中國工農紅軍中的高階幹部，後來也招收從陝甘寧邊區外奔向延安的愛國青年。1937年，抗日民族自衛戰爭的歷史洪流喚醒了全國人民，延安成為抗日戰爭的指導中心，全國人民嚮往的革命聖地。千千萬萬不願做亡國奴和對舊社會不滿的愛國青年和進步青年，被吸引到延安來尋求救國革命的真理。那時每天都有許多知識青年，從西安等地衝破重重障礙、長途跋涉投奔到延安“抗大”來。這時的學員大都來自國統區及淪陷區，也有少數華僑、外國留學生，還有部分邊區青年。文化程度參差不齊，有大學生、中學生，少數是小學生，這其中還有部分女學生。
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飛機轟炸延安後，黨中央從戰略上提出了“到敵人後方去”的口號。延安及附近的黨、政、軍、民進行了緊急疏散轉移，使抗敵形勢進一步向有利於我們的方向發展。抗大轉移到晉東南去的為一分校，到晉察冀去的為二分校，後來在各敵後根據地陸續共建十二個分校。這正是所謂的“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據抗大學員劉振旅回憶，他進校後的第一課是自己動手修建宿舍，也就是打土窯洞當做宿舍。窯洞修好後，在其一側留一個土臺子，上邊鋪上麥草，再鋪上席子，那就是他們睡覺的地方。學員們沒有教室，平時教員講課都在院內露天上課，每人發一個小木凳，把筆記本放在大腿上作記錄。筆記本是馬蓮紙，自己裝訂起來。
學校一律軍事化管理，每天上早操五分鐘，遲到一步就會受到批評。操練完畢，就到延河洗漱。有時，軍委領導會來檢查學員們的操練情況。有時，夜間還會緊急集合。每三個月左右，進行一次打靶練習。
在抗大的學習十分緊張，課程的種類很豐富，包括軍事課、政治課和多項活動。課程以毛澤東的著作為主要內容，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等。軍事課，講授的內容包括如何打游擊戰、運動戰、陣地戰，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如何打遭遇戰、近戰、夜戰、刺殺、投彈等戰術和技術。政治課以《中國革命近代史》、《論持久戰》、《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等書籍和文章為教材，主要學習社會科學、政治經濟學、哲學、軍事政治工作等方面的內容。學習方法主要是聽報告，結合教員輔導。
毛澤東和黨中央不僅籌備成立了抗大，而且還對抗大的發展作了規劃。1937年3月5日，毛澤東親筆題詞，規定了抗大的教育方針：“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毛澤東還題寫了抗大的校訓：“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毛澤東還親自到抗大講課，他為抗大第二期學員講授《辯證唯物論》，歷時三個多月，授課110多小時。在他的帶領下，張聞天、王稼祥、博古等中央領導人也經常到抗大講課或作報告。
由於國民黨的包圍、封鎖，抗大的生活是艱苦的。油很少，吃肉更少。沒有食堂，幹部和同學都在院裡吃飯。為了讓炊事員得以休息，每個星期日，學員們就輪流做飯。喝的水，是同學們自己到山下挑的。主食大部分是小米乾飯和小米稀飯，蔬菜有洋芋、南瓜、白菜、蘿蔔等。飯不定量，可以隨便吃。每星期會吃一頓白饃，遇到節日就進行一次大會餐。開飯前總要整隊大唱抗日歌曲，這個作風延安各個學校、機關都一樣，一片歌聲，一派革命景象。
學員們穿的是粗布軍服。布是邊區人民織的，再拿乾草燒成灰，把白布染成灰色。抗大學員一般是兩年一套棉衣，一年一套單衣。他們的帽子上貼著紅五角形的帽花，領章是紅色的，一邊是金黃色的“抗”字，一邊是“大”字，用布綁著小腿。
抗大的每個學員都勤奮刻苦地學習，寫心得體會，辦板報、專欄，交流經驗，都很認真。小組討論時，大家都爭先發言，各抒己見，直到把問題弄明白為止。透過學習，學員們對革命的重要性有了進一步認識，更堅定了革命立場，提高了革命的積極性。為了在現實鬥爭中得到鍛鍊，抗大經常組織學員參加校外群眾性的政治活動，利用星期日或節假日上街宣傳抗日救國思想。有時還幫助烈士軍屬做些零活兒，密切同工農群眾的關係。
抗大的生活是艱苦的，但同學們的革命精神是充沛的，心情是愉快的。每個隊都有俱樂部，經常舉行講演會、座談會。隊裡還常會組織軍事比賽、球類比賽、文藝晚會。當時，學員們常唱的歌曲有：《義勇軍進行曲》、《大刀進行曲》、《游擊隊進行曲》、《保衛黃河大合唱》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等。
正如抗大校歌唱的：
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
人類的解放、救國的責任全靠我們自己來承擔。
同學們，努力學習，
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我們的作風，
同學們，積極工作，
艱苦奮鬥、英勇犧牲，我們的傳統，
向黃河之水洶湧澎湃，
把日寇驅逐與國土之東。
向著新社會前進前進，
我們是抗日者的先鋒。
抗大從1937年創辦到1945年結束，在長達8年的時間裡，培養各類抗日人才10萬多人，從延安一所總校發展到14所分校、5所隨軍中學、1所附中，影響遍及大江南北。
敵特為何無法打進延安
隱蔽戰線鬥爭一直是對敵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面，也受到黨中央的重視。抗戰時期，陝甘寧邊區和黨中央的所在地延安，曾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的反特大戲。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紅一方面軍長征到達陝北。11月5日，西北政治保衛局以原中央蘇區和紅一方面軍中的政治保衛局幹部為基礎，在瓦窯堡正式成立，負責西北蘇區和紅軍中的肅反、保衛工作。保衛局首任局長為王首道，1936年2月後由周興接任。1937年9月，西北政治保衛局更名為陝甘寧邊區政府保安處，負責陝甘寧邊區的鋤奸、肅特保衛工作。
1938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從陝甘寧邊區保衛處、檢查處等部門抽調部分戰士，組建延安市公安局管轄的延安市警察隊，加強了延安城的衛戍力量。
延安的生活是艱苦的，連毛澤東都穿有補丁的衣服。但延安警察卻有自己的黑色制服，還有神氣的騎兵隊。保安系統有從邊區保安團到縣保安隊的武裝力量，還有自己的祕密情報系統和電臺。
除專門的保衛機關外，邊區還成立了群眾團體“鋤奸委員會”，同時作為鄉政權對群眾鋤奸工作的領導機構。保衛系統還在各鄉村、街道、工廠、學校、合作社，設立祕密的“工作網”，作為保衛機關的“耳目”，這使得敵特很難滲透進來。
1939年2月，中共中央新組建了中央社會部（又稱中央情報部），負責領導全黨各根據地和邊區的保衛和情報工作。
在向陝甘寧邊區滲透的敵對勢力中，有日本特務，也有國民黨特務。
日本特務機關的主要活動方式是收買中國人，混入邊區做間諜。
1941年冬，一對夫妻從敵佔區來到延安棗園，受到中央社會部的接待。男子張帆是個知識分子，女子田某是個工人，他們原本是蘇軍情報組的間諜。蘇軍試圖在日軍後方建立情報網，要求中共方面提供人選，協助培訓外派。這對夫妻經過蘇方培訓後，被派到敵佔區瀋陽工作。
一天，中社部祕書王初在值班的時候接到《解放日報》寄給中社部一室主任汪金祥的一封信，把張帆投寄的詩稿退回。王初發現，張帆短詩的內容不過是“我已經到了西北高原，遙望大興安嶺……”之類的話，沒有什麼特別的。但奇怪的是，幾天後中社部又連續三次收到《解放日報》的退稿，內容基本相似。於是，中社部派人著手開始調查。從延安到國統區到淪陷區，中社部都建有祕密交通站。中社部沿著這對夫妻的路線查問各個交通站，回電都說，這對夫妻抵達後，就在報紙上發表一篇文章或是一首短詩。發表文章並不奇怪，但是每到一處都如此，就像在通報自己的行程。中社部又詢問瀋陽祕密黨組織，得知這二人返回延安並未經過領導同意。
調查到這些資訊後，中社部迅速將這對夫婦控制起來。經審問得知，這二人奉蘇軍情報組之命到瀋陽做情報工作，在雜貨店裡隱藏無線電臺，被日軍發現後被捕。日軍早想派人打入延安，苦於沿途根據地群眾鋤奸組織嚴密，難以實現。現在捉到他們，就決定為己所用，要求他們到延安後長期潛伏，一般不搞組織聯絡。為了通報情況，只在報紙上發表文章。
總的來說，日本特務在延安的活動比較弱，潛入延安的特務主要是國民黨特務。
1938年4月，一個來自國統區的教授訪問團來到延安。訪問團中有一位叫蕭致平的教授，帶了一個私人助手名叫沈輝。訪問結束後，沈輝要求留在延安參加革命，得到批准。邊區保安處對他進行了嚴格的審查，保安處副處長王範發現自稱是河南人的沈輝卻是浙江口音，但是並未發現明顯的破綻。
其實，沈輝的真名叫沈之嶽，是軍統陝西工作站的特務。他是浙江仙居縣人，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自學過俄語，精通英語，槍法也很準，很受戴笠器重。抗戰初期，沈之嶽在上海、杭州兩地曾誘殺過七八名共產黨員。戴笠曾希望派軍統陝西工作站站長毛人鳳潛入延安刺殺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但毛人鳳認為希望不大，沒有答應。沈之嶽向毛人鳳主動請纓潛入延安，讓毛人鳳喜出望外。為了能夠進入延安，沈之嶽特地“認真”學習了幾本馬列著作，能夠講一通“革命理論”，裝扮成“進步青年”模樣。沈之嶽為了保護自己，到延安後遲遲不敢與同夥接頭。為了不引起懷疑，他沒有走近毛澤東居住的棗園和中央機關駐地楊家嶺。
一天，沈之嶽在窯洞前一棵老榆樹下發現了同夥送的暗號。隨後，他又發現了一張煙盒紙，上面用暗語告訴他，翌日中午到甘泉縣杜甫祠堂見面。看完後，他立即燒掉紙條。沈之嶽很狡猾，經過深思熟慮後決定先不去接頭，並中斷了與同夥的聯絡。
為肅清陝甘寧邊區的敵特組織，保安處決心拔出安插在邊區的“釘子”。經過偵察，他們發現延安城外的麻家鋪有個已還俗的僧人行蹤可疑，常不定期地與一名叫謝仁義的小雜貨店老闆接頭。謝仁義則不定期去七里鋪鄉鎮小學，與一個姓張的小學校長接頭。同時，李克農轉告邊區保安處，中央軍委的電臺曾兩次截獲發自延安城外的可疑電波訊號；而綏德縣的一個天主教堂附近已測出有敵特的祕密電臺在活動。保安處由此得出結論，敵特很可能在策劃一起重大破壞行動。
黨中央要求邊區保安處密切注視敵特動向，把握好動手的時機。王範立即帶人前往延安郊區，逮捕了謝仁義和小學校長等七名特務，擊斃拒捕的還俗僧人。經過審訊，王範得知特務們與延安城外一股地主武裝聯合起來，準備策劃破壞延安通往綏德的公路，並陰謀伏擊八路軍後方留守處主任蕭勁光一行；他們還計劃潛往棗園、楊家嶺等地，向毛澤東與中共中央駐地的幾口水井投毒，以暗殺中央領導人。已被捕的國民黨延長縣縣長周景龍還供認，軍統已派了一名殺手潛入延安，計劃殺害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但此人遲遲沒有動靜。
在這次鋤殲行動中，只有沈之嶽因主動中斷與其他特務的聯絡而逃跑。
到延安去
1937年之前，延安，以及包括陝北、隴東和寧夏南部，面積不到十萬平方公里的陝甘寧邊區，作為中共中央所在地一直遭到國民黨當局的嚴密封鎖，不為民眾所瞭解。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中國共產黨提出全面抗戰，推行最廣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領導八路軍和新四軍聯合一切可抗日的力量，深入敵後，建立根據地，積極開展游擊戰爭，獲得了豐碩戰果。這一切都讓民眾看到了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的希望。
於是，當時這座因受到日軍飛機轟炸而破舊不堪的延安城備受矚目，成為了大批有志青年和知識分子嚮往的紅色大本營。一時間，來自國民黨統治區、淪陷區的知識分子、愛國青年以及南洋和歐美國家的華僑在戰火紛飛中，突破各種封鎖和阻撓，如潮水般湧向延安。僅1938年5月至8月間，經八路軍西安辦事處赴延安的知識青年就達2288人。到1938年底，赴延安的知識分子達十萬多人，形成了“天下人心歸延安”的壯觀景象。
“到延安去”是這些愛國知識青年共同的心聲。他們或是朝氣蓬勃的莘莘學子、學生領袖，例如黃華、蔣南翔；或是諸如新聞記者、律師、醫生、教員之類平凡的工作者，或是已經在文化、科技行業頗有建樹的文學家、音樂家、戲劇家、科學家、電影明星，例如丁玲、歐陽山、吳伯簫、艾青、何其芳、蕭三、賀敬之、冼星海、陳荒煤、吳雪、馬可、秦兆陽、齊燕銘、郭小川、李季、楊朔、沙汀、呂驥、賀綠汀、周立波、趙樹理、劉白羽、柯仲平、戈壁舟、艾思奇等等。此時的延安可謂是群星燦爛、人才薈萃。
當時，延安“革新社會舊俗，主張男女平等，提倡革命道德，普及大眾文化，反對封建禮教，廢除封建陋習，建立同志式的平等、團結、互助、友愛的新型人際關係；鼓勵學術研究，提倡言論自由；物質生活上，實行以平均主義為特徵的軍事供給制生活”。這與充斥著腐敗無能、四處打壓民主和進步力量、醉生夢死的戰時陪都重慶形成了強烈反差。
整個延安處處彰顯的生機和活力，讓很多知識分子不僅感慨自己終於來到了追求已久的平等自由民主的“樂園”。著名攝影家吳印鹹在剛剛抵達延安時，就看到“這裡的人們各個顯得十分愉快……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等人穿著粗布制服出現在延安街頭，和戰士、老鄉嘮家常，談笑風生……”他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地感動了，覺得自己來到了另一個世界，來到了“夢寐以求的理想所在”。
除了不斷前來的有志青年和知識分子，不少名流學者和民主人士也曾到延安訪問。
中國鄉村建設派代表人物梁漱溟在五四時期是北京大學教師，曾與楊昌濟（楊開慧的父親，毛澤東的岳父）是關係很好的同事，並在楊昌濟先生的介紹下，與毛澤東結識。抗日戰爭爆發後，梁漱溟深感“現在國民黨方面令人失望”。而對於中國共產黨如何抗日，他雖然不甚瞭解，但他認為百聞不如一見，遂於1938年1月前往延安訪問。
當時，凡是來延安訪問的知名人士和社會賢達，毛澤東總是設法擠時間見上一面，或敘舊，或交換觀點，暢談一番。梁漱溟自然也不例外。在抵達延安的當天晚上，毛澤東就約見梁漱溟長談。抗戰的前途問題是此次談話的中心。
梁漱溟去延安訪問之前，一直生活在國民黨統治區。期間的所見所聞，讓他倍感失望，對抗戰前景非常悲觀。與梁漱溟悲觀失望的情緒相反，毛澤東的態度十分樂觀明確，認為“中國必勝，日本必敗”，並旁徵博引，與之辯駁。此後，毛澤東又抽時間與梁漱溟交談，先後有八次之多。毛澤東在交談中不落俗套，從容、自然而親切的態度令梁漱溟記憶深刻。後來，梁漱溟每每回憶起在延安時與毛澤東的交談都頗為感慨。
延安當時的社會風貌，以及與毛澤東等領導人接觸中，細微處體現出的真誠，都讓來到此地的知識分子和來訪的社會名士感觸良多，心悅誠服，心中更加堅定了“中國共產黨才是抗戰勝利的希望”的想法。
為共產黨“做廣告”的父子
在中國現代史上，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從1936年末至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這七八個月的時間裡，有大量的進步學生、愛國青年由京、津、滬等國統區城鎮奔赴延安，使共產黨領導的邊區黨政機關、學校單位和紅軍隊伍迅速壯大。這種現象的出現與撫順父子王卓然、王福時為延安做“廣告”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王卓然，字回波，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教育家、社會活動家、九三學社的發起人之一和早期主要領導人。他1893年5月生於撫順北郊的蓮島灣村，曾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1928年8月回東北，得到張學良的重用，成為張學良的“文膽”。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除任已遷入北京的東北大學祕書長、代校長外，還與高崇民、閻寶航等東北愛國人士組建了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擔任核心領導成員。他還提議並創辦了《覆巢》報，意為“覆巢之下無完卵”，以警示中國人民奮起抗戰，救亡圖存。後該報改為《東方快報》，他仍任社長，辦報宗旨是宣傳抗戰，鼓動東北流亡者復土還鄉。
王福時是王卓然的長子，生於1911年10月，他曾入陶行知在南京創辦的曉莊師範讀書，一年後返回東北大學農學院就讀。“九一八”事變後流亡進京，先後就讀於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在清華大學讀書期間，他參加了反帝大同盟。在“一二九”運動中，王福時是積極的參加者。早在燕京大學讀書時，王福時就與來華尋找“東方魅力”的美國紐約《太陽報》的自由撰稿人埃德加·斯諾相識並結為朋友。此時斯諾被聘為“燕大”新聞系教師，他富有同情心和正義感，親眼目睹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和中國普通百姓遭受的苦難，對此義憤填膺。同時，他也愛交友，他的家成為一些進步學生的聚集處。王福時是他家的常客，學生們與洋老師在這裡議時事、評弊政、求真理，相互濡染，漸成知己。
為了全面瞭解中國，尤其是瞭解共產黨，1936年8月，在王卓然的幫助下，斯諾繞開國民黨軍隊的層層封鎖到了陝北，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採訪。其間多次採訪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等共產黨、紅軍的高層領導人。這些共產黨領導人的堅定信仰、非凡經歷、胸襟情操、膽魄睿智令斯諾折服。
同年10月，斯諾滿載而歸。王福時等聞訊後，立即去他家聽他介紹陝北的見聞和感受。為了讓國統區的廣大民眾儘快地瞭解延安、瞭解紅軍、瞭解共產黨，精通英語的王福時借了斯諾的採訪手稿，會同亦擅長英語的同學郭達、李放夜以繼日地翻譯。同時在父親王卓然及《東方快報》全體員工的積極支援配合下，排版、打樣、校對、印裝，僅用一個月的時間，就印出了5000冊名為《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的書。
《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厚達300多頁，之所以取此書名，是為了不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注意，避免國民黨當局的查封。在書中，毛澤東頭戴八角帽的照片、那氣勢磅礴的《七律·長征》以及紅軍長征路線圖和紅軍歌曲《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珍貴文獻資料首次與讀者見面。
書印出後，王卓然、王福時透過關係在西單商場祕密銷售一部分，其餘均由“東大”進步學生組織推銷。文學院的學生因喜愛書中的《長征》詩，宣傳得更為積極。
《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一時成為中國大地上最早介紹共產黨和紅軍在陝北近況的書籍。它就像燎原的星火迅速燃燒，各地出版社紛紛翻印發行，僅一兩個月的時間就風靡全國各地，甚至在偏遠地區的地攤上也可見到。
這本書的印發在國統區如一石激浪，使很多進步學生、愛國青年透過此書瞭解了共產黨，瞭解了紅軍，他們的愛國之情、報國之志像火山一樣迸發出來，為了趕走日本
侵略者，他們紛紛奔向延安，奔向共產黨和紅軍，使延安的抗日力量不斷壯大。可以說，廣大愛國青年奔向延安，與王卓然、王福時父子為延安做的“廣告”是分不開的。
李鼎銘與“精兵簡政”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精兵簡政”政策的最先提出，源自黨外人士李鼎銘的一個提案。
李鼎銘，陝西米脂人，少年時期勤奮攻讀經史，兼學中醫，因學有所長，聞名鄉里。辛亥革命時，他積極擁護孫中山的革命主張，提倡放足、剪髮、禁賭，破除封建迷信。早年，李鼎銘在家鄉一面從事中小學教育，一面開醫館為人治病，頗為鄰里鄉親所稱道。一開始，對共產黨主張的“社會主義”他並不認同，後經他的兒子、共產黨員李立果的影響、說服，加上他自己研讀社會主義書籍，並經過長時間的觀察、比較，他發現共產黨胸懷坦蕩，以民族大業為重，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從而對共產黨的認識有了很大的轉變。
1941年11月6日，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第二屆第一次會議在延安開幕了。
開幕那天，毛澤東發表了重要講話，號召共產黨人要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希望黨外各參議員本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精神，對抗日救國大計提出意見和建議。
在這次會議上，李鼎銘以無黨派人士身份當選陝甘寧邊區參議會副議長（後經毛主席提名，當選為邊區政府副主席）。在熱烈的掌聲中，李老先生拄著柺杖登上主席臺，從容不迫地發表演說，講自己思想認識的轉變過程，還就黨內外團結問題和如何克服邊區所遇到的嚴重經濟困難，發表了很好的意見。就在這次會議上，他提出了“精兵簡政”的提案。
1941年前後是抗日根據地最艱苦困難的時期，如何渡過難關、克服財政經濟上的困難，是當時我們黨和政府亟待解決的嚴重問題。李鼎銘以高度的主人翁責任感，對此進行了深入的思考，經過與幾位參議員商量醞釀，他向大會提交了一個提案。提案的主旨是：“精簡、統一、效能、節約、反官僚主義。”
這一提案提出後，立刻引起了很大反響。正值抗日救國緊急關頭，敵人以大量兵力向我們進攻，此時精兵簡政，豈不是自己束手就擒？一些議員提出了質疑。反對意見認為：“提倡精兵主義，部隊就不能發展”，“要裁減政府工作人員，民主政權如何鞏固發展。”甚至還有人認為李鼎銘是黨外人士，懷疑他提出精兵簡政的動機不純。但毛澤東卻認為：“這個辦法很好，恰恰是改進我們的機關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良藥。”毛澤東在批閱各項提案時，已經注意到了李鼎銘的這一提案，他把重要的段落用紅筆圈起來並摘錄在本子上，還加上了批語。
1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毛澤東明確表示肯定精兵簡政政策，確定了1942年度邊區財政經濟方針實行的兩大原則：第一精兵簡政，調整人員；第二擴大收入，發展生產。
經過議員們的熱烈討論，大多數人改變了看法，認為“精兵簡政”的提案，對於及時解決邊區財政經濟困難，不但適時中肯，而且具有遠見卓識，可稱得上是一個帶有戰略意義的重大決策。18日，李鼎銘的這一提案以高票數獲得透過，決議“交政府速辦”。
11月21日，毛澤東在參議會閉幕會上說：“開了十五天會，閉幕了，大家熱心，我覺得開得很好。總結起來有兩大成功：第一，暴露了我們許多東西，好的東西和壞的東西……第二，這是個很大的學習，使共產黨員向黨外人士學習……”毛澤東號召要反對兩種主義，主觀主義和關門主義，要實事求是，與黨外人士民主合作，主觀主義和關門主義不打破，革命將不能成功。
同年12月，中共中央發出“精兵簡政”的指示，要求切實整頓黨、政、軍各級組織機構，精簡機關、充實連隊，加強基層，提高效能，節約人力、物力。這是在抗日根據地日益縮小的情況下，為克服財政經濟嚴重困難和休養生息而提出的一項極其重要的政策。
1942年9月7日，毛澤東在為延安《解放日報》寫的社論《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中說：“假若我們還要維持龐大的機構，那就會正中敵人的奸計，假若我們縮小自己的機構，使兵精政簡，我們的戰爭機構雖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魚大水小的矛盾，使我們的戰爭機構適合戰爭的情況，我們就將顯得越發有力量，我們就不會被敵人戰勝，而要最後地戰勝敵人。”
精兵簡政政策的普遍實行，對於減少消費，增加生產，減輕人民負擔，克服物質困難，提高人員素質和工作效率，起了積極作用。實行這一政策後，部隊的數量雖然有所減少，但戰鬥力有所提高，並使主力軍、地方軍和民兵自衛隊三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得到加強，從而更加適合敵後游擊戰爭的環境。
“精兵簡政”政策是我們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十大政策之一，對堅持長期抗戰，奪取最後勝利，起了重要的歷史作用。
1947年12月11日，李鼎銘在陝西綏德病逝。
抗戰的怒吼——《黃河大合唱》
《黃河大合唱》是一部反映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的音樂史詩。它以黃河為背景，熱情歌頌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光榮歷史和中國人民堅強不屈的鬥爭精神，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
中國現代著名音樂家冼星海於1938年11月到達延安。1939年農曆除夕之夜，冼星海受邀來到延安西北旅社的一間寬敞的窯洞，與來延安慰問演出的第二戰區的抗敵演劇三隊的同志們歡聚一堂。他們一起聆聽了與三隊同志同赴延安療傷的老友、著名詩人光未然的新作《黃河頌》。這首詩是光未然根據1938年和1939年兩次渡過黃河以及在黃河兩岸行軍打仗時的感受寫成的。
光未然到了延安之後，便與冼星海達成創作成聲樂作品的默契。為配合冼星海進行音樂創作，之後，光未然又用五天時間把它改寫成了長達400多行的《黃河大合唱》歌詞。
那晚，光未然在**朗誦這首作品之餘，還談了寫作的動機與意圖，以此作為冼星海作曲時的參考。冼星海一直坐在靠門邊的座椅上靜靜聆聽，光未然話音剛落，他猛地起身，大步上前把詞作抓在手裡，說：“我有把握寫好它！”周圍的同志們立即為其熱烈鼓掌致謝。
演劇三隊到達延安之際，正值延安第一次生產勞動**。冼星海每天隨魯迅藝術文學院的師生上山墾荒勞動，並創作出《生產大合唱》。為了創作好《黃河大合唱》，他沒有先動筆，而是用了近一個月的時間向光未然與三隊的同志們詳盡瞭解搶渡黃河時的情形，以及船工號子的鏗鏘呼號，默默地醞釀著這部作品。
1939年的延安，生活條件雖然相當艱苦，但冼星海、錢韻玲夫婦卻很樂觀。沒有咖啡，他倆把黃豆磨成粉拌上少許紅糖，被“魯藝”師生們稱作“土咖啡”。冼星海抽的菸斗嘴壞了，在延安配不上，他就把一支竹竿毛筆的筆尖拔了，將筆桿當菸嘴用。坐在土炕上臨窗的小桌前，冼星海抽著超長煙鬥奮筆創作。
冼星海藝術創作的習慣是：思考一旦成熟，工作起來的勁頭相當驚人，可以連續幾天幾夜不休息直至作品完成。1939年3月26日至31日，冼星海以同樣的方式，在六天六夜內不間斷地完成了《黃河大合唱》的八首合唱、齊唱、獨唱、對唱、輪唱作品的譜曲。
延安當時缺乏西洋樂器，冼星海僅能找到提琴、竹笛、高音二胡、低音二胡、三絃、口琴、鑼、鼓、竹板、木魚等共11種樂器，以此來伴奏。
1939年4月13日，抗戰演劇三隊和“魯藝”音樂系樂隊在延安陝北公學禮堂舉行了《黃河大合唱》的首演。演出共舉辦兩場，曲作者冼星海親自指導，詞作者光未然擔任朗誦，演出非常成功，冼星海和“魯藝”的師生們大受激勵。
在“魯藝”建校一週年紀念日即將來臨之際，副院長趙毅敏向毛澤東彙報了“魯藝”的工作情況，同時向主席推薦了光未然、冼星海新創作的《黃河大合唱》，邀請毛主席觀看。毛澤東欣然應允。
為迎接毛主席等中央領導觀看《黃河大合唱》，冼星海在全院組織了一支100多人的合唱隊集中排練《黃河大合唱》。為了能讓樂隊的演奏更有氣勢，冼星海按照當時的樂器條件編寫了簡練的伴奏總譜，並蒐集到三四把小提琴和二胡、三絃、笛子、吉他和一些打擊樂器，幾位同志還動手製作出由洋油桶改成的低音胡琴。
正式演出前，冼星海又看上了學生李煥之每天系在腰上的一個大號搪瓷缸子。他取下搪瓷缸子，把合唱隊員們吃飯的勺子收集一大堆放進缸子，示範性地一搖，讓李煥之充當這件新式打擊樂的演奏員。
排練時，當開頭的那段朗誦“朋友，你到過黃河嗎”到“那麼你就聽聽吧”時，擔任指揮的冼星海就朝李煥之振臂一揮，李煥之就抱著裝滿吃飯勺子的大搪瓷缸子奮力猛搖，於是，那密密的“嘩啦啦啦”之聲伴著管絃鑼鼓齊鳴，發出呼嘯奔騰的浪濤吼聲，引出合唱隊員們“咳喲、劃喲”的雄壯歌聲。
1939年5月11日晚，紀念“魯藝”建校一週年晚會在中央黨校大禮堂舉行。晚會首先是學院師生一個個自編自導自演的節目，最後一個上場的是壓軸大戲《黃河大合唱》。在激昂的合唱和樂聲中，冼星海**澎湃地指揮著，特別是演到《保衛黃河》時，冼星海突然來了個轉身，指揮台上臺下一齊高唱，頓時全場沸騰了！
演出結束時，毛澤東高興地起身拍著手連聲叫好。第二天，合唱團又受邀為中央黨校和馬列主義學院加演了一場。自此，《黃河大合唱》在延河兩岸不脛而走，“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的歌聲到處傳唱。
當毛澤東從“魯藝”副院長趙毅敏那裡獲知冼星海在創作中用壞了不少蘸水筆筆尖時，很快派人給冼星海送來了外國友人贈送給自己的派克牌鋼筆與墨水。
1939年6月26日，在歡迎周恩來、博古回到延安的晚會上，冼星海再次指揮“魯藝”師生演出《黃河大合唱》，周恩來觀後大加讚賞，後來為冼星海題詞“為抗戰發出怒吼，為大眾譜出呼聲”。
從此，《黃河大合唱》也作為延安各種演出和晚會保留節目，招待了來延安的國共兩黨的抗日將領、愛國華僑、民間團體代表和外國賓客。美國記者斯諾記下了一段和毛澤東的對話：“在《黃河大合唱》演出散場時，我和毛澤東一起走了出來。他問：‘你覺得怎樣？’‘好極了。在燕京大學聽唱《彌賽亞》以後，這是我在中國聽到的最好的大合唱了。’”
《黃河大合唱》以其高度完美的藝術性和思想性，不僅受到延安軍民廣泛的讚揚和歡迎，還透過全國各地來延安參觀學習的人和分配到各地的“魯藝”學生廣為傳播。當時，油印歌本供不應求，一時洛陽紙貴，不少人用手抄的方式將《黃河大合唱》帶出延安。光未然離開延安後，託人將曲譜交給重慶生活書店排印出版。這些，都使《黃河大合唱》迅速傳遍包括國統在內的各個戰區。
人民音樂家冼星海與詩人光未然合作的《黃河大合唱》，成為中華民族音樂的不朽之作。《黃河大合唱》是中華民族的象徵，抗戰的怒吼！是頌歌，也是讚歌！它由延安迅速向全國傳播開來，轟動全國，走向世界……
文藝工作為人民大眾服務
自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延安陸續迎來了大批生活在淪陷區、國統區甚至海外的革命青年。
“到延安去！”這句話道出了當時熱血青年的心聲。他們懷揣對中國前途希望的嚮往和對革命的堅定信念，拋棄原本相對穩定舒適的生活，透過各種渠道辦法，突破日本侵略者的層層封鎖線和國民黨的阻撓，奔赴心中的革命聖地。
特別是在1938年至1939年間，這股奔赴延安的潮流達到了**。有資料記錄顯示，曾經在一天之內抵達延安的人數多達1000人以上。
一時間，在延安的大路小巷，到處都有朝氣蓬勃的青年，他們有的拿著鋼槍，有的拿著幹活的钁頭，一個個精神煥發，走路時都邁著豪邁的步伐，到處都是他們的歡歌和笑語。
與此同時，一大批文學家、藝術家陸陸續續從上海、大後方來到延安，給延安文藝的百花園帶來了生機盎然的新局面。在當時頗有影響力的女作家丁玲，從國民黨的監牢裡一走出來，就懷揣宋慶齡贈送的350元，衝破重重封鎖踏上了奔赴延安的道路，成為第一位抵達延安的知名文藝工作者。毛澤東特地設宴款待丁玲，並賦詩一首，盛讚為她“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全國抗戰爆發後，到延安的文藝工作者越來越多，著名詩人何其芳就是其中之一。
何其芳是同作家沙汀、卞之琳等到達延安的，那時正好1938年8月底。即使是在許久之後，不少作家、詩人回憶當年與毛澤東相見和交談的情景，仍引以為豪。何其芳也不例外。他回憶道：
9月初的一天，我和同來的幾位同志到毛澤東的住地鳳凰山下的窯洞裡。毛澤東說，文藝工作者應該到前方去。他說，從城市來的人上前方去，走路很可能成為一個困難，但不要緊，很快就會習慣。他把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訴我們，他在武漢時，也是每天出門就坐車，後來上井岡山了，沒有車子坐，只好用兩隻腳走路了，很快就學會了走路。毛澤東再次鼓勵大家到前線去。我們根據他的要求，到了前方，寫出了反映根據地軍民鬥爭生活的詩歌和文章。
也是同一年，另一位著名詩人臧雲遠也來到了延安。他很幸運，到達延安的第二天，毛澤東就接見了他。
當臧雲遠懷著激動的心情走進毛澤東住的窯洞時，他正在伏案寫作，為即將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做準備。毛澤東見有客人進來，連忙放下毛筆，同客人握手。毛澤東詢問臧雲遠文藝界的情況，臧雲遠認真應答，並告訴毛澤東：“在武漢有人質疑戰爭期間能否寫出偉大作品。”
毛澤東聽了，深有感觸地說：“過去十年內戰，革命文藝的中心在上海，革命武裝鬥爭的中心在瑞金，中間叫國民黨反動派割斷了，沒有革命的鬥爭生活，怎樣寫革命的文藝呀。現在統一戰線，舉國一致打日寇，文藝跟革命生活相結合，反映偉大的人民革命鬥爭生活，在戰爭年代是可以寫出偉大的作品來的。”經過一番交談，毛澤東與臧雲遠雖是初次見面，卻頗有些一見如故的意思，相談甚歡。
延安最初沒有那麼多知識分子，後來一下子來了這麼多，於是在文藝領域就產生了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為誰服務、怎樣服務。
他們有很高的熱情，但對革命根據地卻並不大熟悉，一些人還帶著小資產階級的情趣打量延安的一切。於是，在延安的文藝界出現了“暴露黑暗”的論調，有的人開始鼓吹“人類之愛”……不少文藝工作者雖然身在革命隊伍中，但因為脫離群眾，脫離生活，不能把文藝很好地和時代結合起來，在思想路線上出現了大問題。
1942年5月2日下午，在楊家嶺中央辦公廳，應毛澤東的邀請，100多位文學、戲劇、美術、音樂和電影等各方面的文藝工作者齊聚一堂，就“交換對於目前文藝工作各方面問題的意見”舉行了座談會第一次會議。
在這天的會議上，毛澤東首先發言，闡述了他對文化的定位，即“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認為文藝工作應當“對其他革命工作更好的協助”，最終“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隨後，根據當時延安文藝界出現的情況，他提出了有關文藝工作立場、態度、工作物件、思想感情、學習馬列主義和社會的議題，供與會者討論。
與會的文藝工作者發言踴躍，充分表達自己的觀點。對於與會者的發言，毛澤東聽得很認真，偶爾會插幾句話，更多時候是在手邊的紙上做記錄、思考問題。
座談會的第二次會議在5月16日舉行。在這次會議上，仍然有人繼續提出“人類之愛”和“不歌功頌德”的觀點。但在前線和基層工作過的同志的發言還是引起了與會者的反思。
剛從前線回到延安的八路軍120師戰鬥劇社社長歐陽山尊在會上講述了自己近期工作的親身體會，呼籲延安的文藝工作者走出窯洞，到前線和敵後根據地去發光發熱，以滿足前線部隊和基層群眾對文藝工作的需要。民眾劇團團長柯仲平也在會上向大家講述了劇團在農村演出劇目《下放牛》，廣受群眾歡迎的情況。他笑言要想找到自己的劇團，只需順著雞蛋殼、紅棗核和花生水果皮就行了。聽完柯仲平的話，毛澤東和大家都笑了。
5月23日，文藝座談會召開了最後一次會議。包括毛澤東、朱德在內的一些中央領導同志也蒞臨現場。除了參加會議的人，還來了一些旁聽的，中央辦公廳的會議室坐滿了人，還有一些人坐在辦公室外邊。大家暢所欲言，氣氛非常熱烈。
下午，朱德發言。他說，文藝工作者不能瞧不起工農兵，要學會轉變思想和立場，向共產黨、無產階級“投降”；作品是不是中國第一、世界第一，“都不能自封，要由工農兵群眾批准”；“共產黨、八路軍有功有德，為什麼不該歌，不該頌呢？”朱德的講話形象生動，得到了與會者的歡迎和認同。隨後，所有與會者來到會場外，合影留念。
晚飯後，人們將會址移到了中央辦公廳外的廣場上。夜裡點起一盞煤氣燈，把楊家嶺的溝口照得一片明亮。
與會的人，群情振奮，鴉雀無聲，大家都在全神貫注地傾聽毛澤東主席的講話。毛澤東把所有問題歸結為一點，即文藝工作為什麼人服務？他就延安文藝界在座談會之前和期間的狀況進行了解析，認為文藝工作必須為人民大眾，“必須和新的群眾結合起來，不能有任何遲疑”，創作出“為人民大眾所熱烈歡迎的優秀作品”。毛澤東的講話擲地有聲，為知識分子，特別是文藝工作者如何處理政治與文藝的關係、普及與提高、文藝批評標準等一系列問題提供瞭解決方法，明確了文藝界前進的方向，使得延安文藝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面。
時光飛逝，七十年過去了。即使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依舊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指導意義。它仍然是現階段文藝工作的一種發展方向。
延安舞會
1937年1月，黨中央進駐延安不久，延安破天荒有了舞會。這種來自西方的交誼舞，是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萊帶到延安的。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隨紅軍總部進駐延安。月底，美國人艾格妮絲·史沫特萊以《法蘭克福日報》記者的身份來到延安，進行為期七個多月的採訪。史沫特萊同情中國人民的苦難和鬥爭。她曾經出版《中國人的命運》、《中國紅軍在前進》等報告文學集，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她是繼埃德加·斯諾到中國革命隊伍裡採訪的第二位記者。她事先透過宋慶齡、斯諾的介紹，所以受到特別的重視。
延安的這支年輕的革命隊伍，一直盛行的娛樂節目是集體唱歌和相互拉歌。史沫特萊不擅長唱歌，卻能跳舞。她後來回憶：在延安召開的一次高階軍事幹部會議期間，我試著教他們一些人如何跳舞，他們勤奮好學，每事必問，不怕丟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開了交際舞的場面。周恩來接著也跳了起來，不過他跳舞像一個人在演算一道數學習題似的。彭德懷喜歡作壁上觀，但不肯下來跳一次舞。賀龍在青磚鋪的地上隨音樂旋律一起歡跳，他是身上唯一有節奏感的舞師。
起初，毛澤東不參加跳舞活動。有時候，毛澤東等人到史沫特萊的住處做客，大家歡快地唱歌談天，史沫特萊會邀大家排成一隊，教他們跳弗吉尼亞土風舞和交際舞。慢慢地，交際舞逐漸出現在公開舉行的晚會上。
每到週末和節假日的晚上，延安城裡由原基督教教堂改建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大禮堂、城東門外橋兒溝由原天主教堂改制的魯藝大禮堂、城南門外的自然科學院禮堂、城西門外延河兩岸的王家坪八路軍總部大禮堂、女子大學禮堂或操場、藍家坪的馬列學院大禮堂、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所屬的作傢俱樂部、大砭溝的文化俱樂部等等，幾乎都有文藝晚會或交際舞會。
只有兩處教堂裡的舞場是青磚地面，其他舞場都是平整的黃土地。有的露天舞場由於天氣乾燥，跳舞人多而難免塵土飛揚。好在踏著黃土地的舞步，僅有屈指可數的幾雙皮鞋，其他全部是布鞋、膠底鞋或草鞋。軍人常常自己打草鞋，女同志多半自己做涼鞋。她們用不同顏色的布條，編成彩色帶子，釘在舊鞋底上，這樣就做成各種式樣新巧的涼鞋。男同志的草鞋沒有什麼花哨裝飾，女同志的草鞋或涼鞋上綴上一對跳躍的絨線紅球，就成了舞場上的時尚。
在灰色一片的制服中間，從大城市新近來到的女同志們將上衣腰身收緊，紮上皮帶，就顯露出優美的身材曲線。有的甚至把津貼節約出來，買一塊白布或藍布，做成短袖襯衫，衣襟上還繡上一朵小花，就更加別緻了。
舞會的音樂伴奏很簡單，有口琴、風琴、手風琴、小提琴、竹笛、二胡，其中很多樂器大多是臨時手工製作的。最能渲染舞場氣氛的定音鼓、爵士鼓，這些都是用廢棄的油桶改做而成的。全延安唯一的一架鋼琴，是大後方一位愛國民主人士贈送給周恩來的。
在當時延安所有的舞場裡，王家坪和中央大禮堂舞場是政治級別最高的，經常有軍政首長光顧。最客滿為患的舞場卻是女大禮堂或操場，最熱鬧的舞場是橋兒溝魯藝那座中世紀城堡式樣的大禮堂，每到新年之際這裡都舉辦稀奇迷人的化裝舞會。
但是，延安交際舞時興不久，很快就引起了革命隊伍裡女將們的強烈反對。反對跳舞的人中，絕大多數是囿於傳統觀念，覺得那是一種不健康的作風。經歷過長征的女同志，大都反對跳舞。而毛澤東的觀點是：邊區生活氣氛過分單一化，每天只是工作、學習、生產。延安的草鞋舞，調劑了生活，有別於大後方的燈紅酒綠、紙醉金迷。
1942年2月，延安整風運動全面展開後，人們忙於學習、檢查，延安的舞會基本停辦。1943年後，舞會又恢復舉辦。
萬兩黃金送往延安的坎坷過程
上世紀30年代，中國爆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抗日戰爭，回顧這段悲壯的歷史，一個謎題揮之不去：在國民黨統治下的舊中國，延安紅色政權的抗戰經費究竟來自哪裡？
2011年4月，記者尋訪金都招遠，從大量史料片段和知情人的講述中，找到些許答案——在八年抗戰中，中共膠東特委為爭奪招遠的黃金資源，與日偽漢奸進行了殊死搏鬥，大批膠東兒女以鮮血和生命為代價，將黃金源源不斷地運往革命聖地延安。
招遠盛產黃金，是中國第一個年產萬兩黃金的縣，但卻不幸淪陷在日寇手中。據招遠市《黃金志》記載：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侵華日軍小川支隊，於1939年2月27日武裝佔領了招遠城，翌日又佔領了玲瓏金礦，之後成立了“北支那開發公司”，開始了對黃金資源的瘋狂掠奪。
為加強對玲瓏金礦的封鎖，在方圓不到五華里的礦區範圍內，日軍駐紮了一箇中隊的兵力，在四周山上修築了七座炮樓，在中心礦區圍架起三層電網和鐵蒺藜，在礦區唯一的通道上設立了三道崗哨。金礦駐地的大、小蔣家村，許多百姓被逐出家園，一個偽軍連和一個機槍連進村佔駐。周邊的大園、九曲、臺上和歐家夼等村，也均設立了日、偽軍據點。玲瓏金礦，真可謂是“鐵打的營盤”。
1941年7月，為了加緊對黃金資源的掠奪，日寇在玲瓏金礦修建了一座日產150噸的木結構的選礦廠，僱傭人員達1200餘人。為了防止八路軍滲入，日寇對成品金全面實行管制併成立黃金稽管大隊，對私賣的黃金一律沒收；對親近共產黨八路軍者，格殺勿論。
為了虎口奪金，中共膠東特委成立了“膠東黃金工作委員會”。礦工們和日軍及偽軍進行了機智靈活的鬥爭，有時用爛石頭換下高品位金礦石，有時乾脆在礦井下將金礦石砸碎帶出來，甚至出現“同一座礦山，鬼子在南邊掘金，中共在北邊挖洞”的狀況。透過創辦祕密金礦，組織地方武裝伏擊日寇的運礦車、運金車，襲擊礦區日軍的炮樓，懲治漢奸和賣國賊，組織礦工舉行罷工等方式，破壞敵人的正常生產。同時，祕運礦石到共產黨控制的鍊金廠，再將成品金透過地下交通站運往延安。
據不完全統計，抗戰期間，招遠人民為共產黨貢獻黃金多達數十萬兩。僅1940年，工會書記蘇繼光和陳文其等人，祕送到延安的黃金就達兩萬多兩。
在這場驚心動魄的“奪金大戰”中，蘇繼光是關鍵人物之一。
1939年冬的一天，在掖縣（今萊州市）夫子石中共膠東區特委駐地，時任中共膠東區工會書記的蘇繼光接受了一項特別任務——搞黃金。
接受任務後，蘇繼光頭戴破氈帽，身穿爛棉襖，腰扎草繩子，裝扮成一個挑柴禾的人，來到招遠蠶莊，並在龍口碼頭老工友的幫助下，混在上班的礦工人流中進入金礦。
當時，距金礦較近的柳行村，駐紮著國民黨雜牌軍孫務本的部隊。孫務本為控制黃金，派了一個連的兵力駐守金礦。這些礦兵在礦區竄來竄去，監視工人的勞動，還經常敲詐勒索礦主。
礦工的生活非常艱苦。男的下礦井挖石頭，用揹筐將石頭背到豎井底部，用轆轤把礦石挽上地面，再用錘子把礦石打成黃豆粒般的小石子。女的則晝夜不停地推大磨，把石子磨成石粉。
蘇繼光和礦工們每天生活、勞動在一起，表面看上去，他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苦力。然而，一到晚上，他就走門串戶開展工作，宣傳革命道理。礦工們雖然不瞭解他的身份，但覺得他處處為工人著想，都把他當作靠山和主心骨。
蘇繼光把工人們團結起來後，就開始做礦主的工作。他化裝成一名國民黨官員，贏得當地最大的礦主“許小眼”的信任，利用“許小眼”私藏的幾十條槍，組建起8支工人護礦隊，由蘇繼光控制，最終將孫務本的雜牌軍趕出礦區。從此，蠶莊金礦歸抗日人民政府所屬。
黃金有了，可是怎麼透過敵佔區的層層封鎖，運往延安呢？
當時膠東支援抗戰的黃金等物資是透過“渤海走廊”和“濱海通道”祕密送到中共山東分局、山東軍區和山東省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及魯南區委，之後轉運至延安，許多膠東兒女為此拋頭顱、灑熱血。由於一路上要穿越敵人的封鎖線，都是選派精幹的八路軍戰士，身穿特製衣服，將黃金裝在衣袋裡，基本上每人攜帶十兩左右，這樣既方便行軍，遇到敵情也能隨機應變，靈活應付。
延安的軍工英雄
原外貿部部長、國務院顧問李強是共產黨中難得的複合型人才，他集革命家、科學家和經濟專家於一身，在長達70年的革命生涯中，為新中國的誕生和建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在革命戰爭年代為軍工戰線付出的艱辛努力與創造的豐功偉業，至今仍為人們所景仰。
李強在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後，在白色恐怖中，克服重重困難，研製中共第一部無線電臺，並親自編制了第一本密碼。1929年底，李強奉命到香港九龍建立第二個祕密無線電臺。次年1月，滬港兩地通報成功，成為中共自己製造的第一對通報電臺。至1932年，中共中央的聲音已能透過祕密電臺及時傳達到全國各大根據地，對領導各地的革命鬥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38年初春，李強來到革命聖地延安，先是擔任軍工局和無線電局的副局長（局長由中央軍委參謀長滕代遠兼），全面主持工作，1941年升任局長，在這裡他為人民兵工事業奮鬥了9年。雖說延安是黃土高原上的一座名城，但畢竟經濟落後，交通閉塞，不但找不到工業的蹤跡，連僅有的手工業也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作坊。
1938年的春天，李強是在馬背上度過的。他以探寶的目光四處搜尋著發展兵工生產所需的各種資源。他發現：陝北的棉花，是硝化棉的原料；延長石油溝的石油，是動力資源；黃土崗中的鐵礦和煤礦，可以鍊鐵；羊油資源可以用來提煉甘油，是硝化甘油的原料；木材資源可用來燒炭。八路軍總部對此大力支援，為軍工局採購各種裝置、儀器、物資、原料並幫助護送到延安，為軍工事業的開創與發展提供了重要保證。
在李強的領導下，延安的軍工事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單一到全面，有了快速的發展。先是辦起了戰爭環境下既便於轉移，又利於生產的馬背工廠，接著又設計製造出了生產槍械的專用機床。
軍工局全體同志在李強的帶領下，響應黨中央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號召，沒有技術工人，就設法召集了一批造槍工人；缺少原料，就用鐵路上的道軌代替；沒有銅，就號召前線戰士收集廢子彈殼，運到後方，再裝上子彈頭，稱為復裝子彈；沒有專用裝置，就用手工加工。皇天不負有心人，終於在1939年4月25日生產出陝甘寧邊區第一支七九步槍，又名“無名氏馬步槍”，這也是八路軍軍工史上自己製造的第一支步槍。從此，在八路軍戰士手中開始有了自己生產的步槍。
作為軍工局長，李強勤於學習，善於學習，尊重人才，培育人才。為了使自己早日成為軍工戰線上的內行，他同其他同志一樣如飢似渴地學習。當他獲悉伍修權有不少俄文版的軍事技術書籍時，就借來認真閱讀。除了向書本學，李強還十分注重向專業人才學習，儘快豐富對軍工生產技術知識的瞭解，提高自己統領全域性的才能。當時來自全國各地的知識分子和專門技術人才相聚在寶塔山下，其中有許多人被安排到軍工局，他們中有搞機械的、化學的、鍊鐵的、燒炭的、印刷的、紡織的……可謂人才薈萃。為了提高工人和技術人員的積極性和責任心，李強十分注意改善和提高職工的生活水平，在每月薪金報酬上，規定幹部是津貼制，工人是工資制。技術幹部最高月薪20元，技術工人最高月薪28元。李強作為軍工局的最高領導每月只拿20元。
軍工局初創伊始，困難重重，除了有40多名工人的修械所，及建立於紅軍時代的被服廠、印刷廠外，基本沒有什麼工業基礎。這無疑是個極大考驗，但李強相信事在人為。經過一年時間的艱苦拼搏，延安的軍工企業已初具雛形，李強以茶坊兵工廠為基礎，成立了軍工局一廠、二廠、三廠。其中一廠負責製造機器，二廠負責製造步槍，三廠負責生產手榴彈、復裝子彈並負責籌建炸藥廠。在一次軍工局的大會上，李強坦言：我們邊區發展工業的特點是舉世所無，第一，工具自己做；第二，原料自己找；第三，房子自己造；第四，技術自己學；第五，沒有規定的原材料。在自力更生的口號下，李強緊緊依靠全體幹部職工，充分發動大家獻計獻謀，克服了一個個困難。
在李強的領導下，延安的軍工生產發展迅速，在1939年至1943年的五年中，軍工企業共生產步槍9758支，子彈220萬發，手榴彈58萬餘枚，擲彈筒1500門，擲彈筒彈19.8萬發，八二迫擊炮彈3.8萬發，修槍萬支，修炮4門，還為地方民兵生產了地雷上千萬枚，為保衛陝甘寧邊區，加快推進奪取抗戰勝利的程序做出了積極貢獻。
1944年5月1日，陝甘寧邊區工廠廠長暨職工代表會議在延安召開。在這次大會上，共有五位同志被中央軍委授予“邊區特等勞動模範”的光榮稱號，其中李強是唯一的軍委局級領導幹部。
這次大會的宣言書還特別提出：“要學習軍工局長李強同志，他領導、計劃、佈置、設計並親自動手，推動和幫助了邊區重工業的各種主要發明和創造精神。”這是黨中央對李強為軍工事業做出積極貢獻的充分肯定與高度評價。
1944年6月，李強兼任延安自然科學院（今北京理工大學的前身）院長。這是由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所理工科綜合大學，標誌著黨領導高等科技教育的重要開端。學校下設物理、化學、生物、地礦四個系，學制三年，生源是從各單位抽調的具有中學水平的青年。為了提高學院的教學質量和學生的實踐能力，學院還建立了化學實驗室、生物實驗室、機械實習廠和化工實驗廠等。
李強兼任院長後，大膽提出將學院和工廠結合起來，走科學研究和生產實踐相結合的道路。他經常帶領軍工局的技術專家給學生上課，結合鬥爭實際，先後開設了兵器學、爆破學、鍊鐵原理、工藝學、金屬學以及製圖、炸藥及爆炸等課程。為了讓同學們將學到的理論知識與實際工作結合起來，以深化和鞏固學到的專業知識，李強有計劃地安排同學們去各軍工企業實習。如機械系的同學來到鍊鐵高爐旁，一邊聽老師講解，真正瞭解高爐、送風機的製造及燃料的燒結原理，並一起參加了鍊鐵的全過程。
延安自然科學院在先後不到五年的時間內，培養了500多名科技幹部，為打敗日本侵略者，奪取全國勝利，建設新中國建立了不朽功勳。新中國成立後，在這些莘莘學子中有的還走上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要崗位，他們中有國務院總理李鵬、全國政協副主席葉選平。軍工局自身也成為一所培養人才的搖籃，據不完全統計，在軍工局工作過的人員中，有39人在新中國成立後擔任過副部級以上的領導職務。
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
花籃裡花兒香，
南泥灣好地方，
到處是莊稼，
遍地是牛羊。
這是一首歌唱南泥灣美好風光的歌曲。南泥灣在哪裡？人們為什麼要寫歌來讚頌它呢？
在這首歌的背後，有一個非常值得人們記住的故事。
1941年，由於日本侵略軍的瘋狂進攻和“掃蕩”，國民黨頑固派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根據地發生了極為嚴重的財政、經濟困難。
當時，陝甘寧邊區正處在國民黨頑固派的重重包圍和封鎖之中，物資的供應非常困難。當時規定每人一年發一套粗布單衣，一套襯衣，一雙布鞋。這一套一雙根本就不夠幹部戰士們穿用，只好褲子穿爛了把褲腿裁掉，當褲頭穿，上衣穿爛了，把袖子扯下來補到脊背上。夏天上山開荒種地，只穿一個褲頭，光著膀子幹活。布鞋幫子穿爛了補幫子，底子穿爛了補底子，一雙布鞋可以補到一公斤重，還捨不得丟掉。
伙食也差，規定每人每月發一元五角錢的津貼（邊區貨幣），但實際上兩年沒發過一次。吃的是小米飯，有時候還吃不飽，只得以煮黑豆來補充。一到春天野菜發芽，每人都要在勞動之餘，採摘半斤野菜，交給伙房以補口糧不足。
為了戰勝困難、減輕人民的負擔，為了粉碎國民黨頑固派的包圍和封鎖、堅持抗日戰爭，1942年底，中共中央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方針，號召解放區軍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難；毛澤東題詞“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開展大生產運動。
解放區軍民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親自領導下，開展了南泥灣、槐樹莊、大風川等地的屯田大生產運動。解放區軍民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熱火朝天地進行勞動生產。
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中央領導同志親自動手開荒種菜，學習紡紗，這更加激勵瞭解放區軍民生產的熱忱。1943年春，在延安勞動競賽中，中央警衛團的戰士杜林森在一次開荒比賽中，創造了一天開荒6.3畝的好成績，毛主席接見他時說：“你的功勞很大，一天開荒六畝多地，稱得起勞動英雄。大家都叫你‘氣死牛’，我看你還是氣死人，氣死蔣介石。”
1943年，大生產運動取得了巨大成績，僅晉綏、北嶽、膠東、太行、太嶽、皖中等六區就擴大耕地600萬畝以上。陝甘寧邊區機關和部隊需細糧（小米）3900萬公斤，自己生產達1500萬公斤。邊區許多部隊糧食、經費全部達到自給，實現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目標。
陝甘寧邊區已建有公營工廠82個，合作工廠200多個，公營工業職工達萬人，並能鍊鐵、煉油、修理機械、製造一部分軍火。農業得到了大發展，1943年有80%的勞動力參加了互助合作組織，糧食產量為181萬石，除總消費量162石，可剩餘22萬石；棉花生產自給率達50%。這樣，缺衣少食的邊區呈現出一派豐衣足食的景象。
在邊區大生產運動中湧現出了許多先進典型，王震領導的三五九旅就起到了先鋒模範作用。全旅指戰員開荒20.1萬多畝，把野狼成群、荒無人煙的南泥灣變成五穀豐登、牛羊成群的“陝北江南”。全旅吃、穿、用完全自給，並每年向政府交納1萬石公糧，創造了古今中外建軍史上的奇蹟。
南泥灣距延安城百餘里，兩面是山，中間是條大溝，多年來荒無人煙，野草荊棘高過了騾馬。部隊剛開過去的時候，首先要開路走，住的房子是臨時用樹枝搭的；夜間生著火睡覺，不然豹子、豺狗會跑出來咬人。但戰士們的情緒很高，沒日沒夜的開荒。不少戰士手掌被鋤頭磨破了也不休息，用布纏上又去挖土。他們說：“國民黨想用封鎖困死我們，我們要用大生產的大豐收氣死他們！”
南泥灣的土地肥沃，黑色的土壤像是用油泡過。三五九旅的一個大隊開了三個山坡，大約千餘畝，種上了小米、包穀、南瓜、白菜，又餵了雞、羊、豬。第一年生產出來的東西就吃不完，200多人往延安城挑了近一個月。一路上，戰士們歡喜極了，一個小戰士還編著快板唱：“南瓜大，小米甜、白菜、蘿蔔春滿園；羊咩咩，雞咯咯，馬肥牛壯豬更多……大生產，好得很，富民強兵練本領：氣死蔣介石，打倒小日本，解放全中國，窮人要翻身！”
1943年9月，毛澤東到南泥灣視察時看到他們取得的成績，非常興奮：“困難並不是不可克服的怪物，大家動手征服它，它就低頭。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們沒有外援，假如有了外援也還要以自力更生為主。”
在大生產運動中，中央各部門領導同志和普通工作人員一樣，都在自己住的地方開出一小塊荒地種菜種糧食。毛澤東也在他窯洞前的空地上開了一塊出來，作為他的生產基地，閒時便去澆水、上糞、鋤草、捉蟲。有的同志想到毛澤東工作太忙，就主動去幫他勞動，可是毛澤東總是不肯，堅持要自己完成任務，並親切地說：“各有各的任務，你們可不能代替我勞動呵！”
大生產帶來了豐衣足食的繁榮景象，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減輕了人民的負擔，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封鎖，而且鍛鍊了共產黨人的革命意志。以前兩個多月吃不上一頓饅頭，大生產後，每個星期，都能吃上一頓饅頭了；原來每天能喝一點米湯油，吃頓發黴的小米乾飯就覺得很開心了，大生產後，豬肉都吃不完，而且每頓飯都有幾個菜，會餐時多達十二三個菜。穿的衣服，是自己紡線、織布做的。辦公的紙張也是自己造紙廠造的。整個邊區糧食大豐收，瓜菜堆如山，牛羊成群豬滿圈，鴨子滿塘雞滿院。
大生產運動還帶來了戰勝一切困難的信心和勇氣。“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延安精神永遠是我們工作學習、生活生產的重要精神支柱。
“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1946年6月，國民黨進攻中原解放區，全面內戰爆發。當時，國民黨在軍隊數量、軍事裝備、後備資源及外來援助等方面，都明顯超過中國共產黨。國民黨軍隊的總兵力達400多萬人，且擁有裝備較好的陸、海、空三軍；人民解放軍的總兵力只有100多萬人，不僅沒有海軍和空軍，而且陸軍裝備也很差。
國民黨政府統治著約佔全國76%的面積、3億多人口的地區，控制著幾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絕大部分鐵路交通線，擁有全國大部分近代工業和人力、物力資源；而解放區的土地面積只佔全國的24%，人口僅1億多，基本上依靠傳統的農業經濟。此外，國民黨得到美國的經
濟和軍事援助，中國共產黨在國際上沒有得到任何公開的支援。
因此，對處於劣勢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能否打敗國民黨的進攻，許多人存在疑問和顧慮。
1946年8月6日，在延安楊家嶺，毛澤東接受了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採訪。當時，大家圍坐在窯洞前半山坡平臺上的一個小石桌旁，談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格局和中國的戰局。毛澤東在談話中指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力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而是屬於人民。”
斯特朗問到如何看待美國使用原子彈時，毛澤東回答道：“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隻紙老虎，看樣子可怕，實際上並不可怕。當然，原子彈是一種大規模屠殺的武器，但是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
最後談到蔣介石發動的這場大規模內戰的前景，毛澤東充滿信心地說：“拿中國的情形來說，我們所依靠的不過是小米加步槍，但歷史最後將證明，這小米加步槍比蔣介石的飛機加坦克還要強些。雖然在中國人民面前還存在著許多困難，中國人民在美國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派的聯合進攻之下，將要受到長時間的苦難，但是這些反動派總有一天要失敗，我們總有一天要勝利。這原因不是別的，就在於反動派代表反動，而我們代表進步。”
毛澤東關於“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一經提出，立刻傳遍國內外，深入人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它從理論上武裝了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增強了同帝國主義支援的國民黨反動派作鬥爭的勇氣和信心。這篇談話後來編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題為《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
在解放戰爭時期，“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對於革命人民和軍隊戰勝裝備強大的敵人，起到了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從此，“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和“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成為中國人民在思想上、戰略上藐視一切貌似強大的敵人的口號。
1960年，斯特朗在回憶起這次談話說：“毛主席是十四年前在延安時說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現在這已成為有歷史意義的歷史名言了。……毛主席的一針見血的語句，淵博的知識，敏銳的分析和詩人的想像力，使他的談話成為我一生中聽到的最有啟發性的談話。”
“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彰顯的骨氣與智慧讓人振奮精神，去戰勝困難，勇往直前。
美軍觀察組在延安
在抗日戰爭後期，美國官方與中國共產黨曾有過一次直接的接觸——1944年7月，美軍觀察組進駐中共中央駐地延安。中共方面對美軍觀察組的到來非常重視，熱情而周到地接待了美方，並與之進行了積極的合作。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政府出於共同對日作戰的需要，以及從戰後加強對中國的影響和控制這一長遠目標出發，積極支援中國抗戰。在對待中國內政的問題上，美國總統羅斯福支援蔣介石，同時又希望中國各派政治力量，特別是國共兩黨團結起來，有效地進行抗戰。
1942年春，美軍中將史迪威被羅斯福派往中國，奉命以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身份貫徹執行美國的對華政策。他對蔣介石集團的腐敗無能和倒行逆施的反共政策一直持批評態度，反而對一直在敵後領導著中國軍民進行積極抗戰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抗日武裝更感興趣。
在史迪威將軍的推動下，1944年7月22日，美軍觀察組第一批成員共9人，在組長包瑞德上校的率領下，乘飛機於中午時分飛抵延安上空。此時，機場已擠滿了前來歡迎的人群，周恩來、朱德、葉劍英、賀龍等代表毛澤東到機場迎接觀察組的到來。
隨後，延安方面用卡車把他們送到延安城南關的交際處——窯洞招待所。朱德宴請觀察組成員吃了一頓豐盛的午餐。開飯前，朱德還作了一個謙和的演講以歡迎他們的到來。午飯後，周恩來與包瑞德等人進行了簡單的交談，主要是瞭解美軍觀察組的工作安排情況，並轉達了毛澤東對美軍觀察組成員的慰問。包瑞德把他們接下來將要進行的有關工作向周恩來作了簡要介紹。
為使美軍觀察組成員儘可能地瞭解抗日根據地的情況，中共方面專門組織安排了八路軍、新四軍和邊區政府等有關方面的負責人，向他們全面介紹中國共產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和抗日根據地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建設，以及敵後戰場的作戰情況。朱德、周恩來等則經常不拘形式地同美軍觀察組成員進行會見和交談，儘可能地解答他們提出的各種問題。
美軍觀察組成員在陝甘寧邊區和敵後抗日根據地廣泛深入的考察，讓他們感受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中國。他們目睹了一個軍民團結、鬥志昂揚、欣欣向榮、豐衣足食的新天地，並用相機記錄下了一個個珍貴的歷史鏡頭。他們對中共方面的安排及所給予的大力支援十分滿意。包瑞德曾在其所寫的報告中指出：“共產黨當局給予了觀察組最熱心的合作……毫不猶豫地向我們提供任何方便，在他們控制的任何地區與我們合作，對美國人的旅行未加任何限制。”
當時延安物質條件很差，生活很艱苦，但人民精神煥發、喜氣洋洋，官兵一致，親密無間，雖有領導幹部，也衣著相同，同住一室，共進一餐，毫無上下之分。他們出於好奇，經常獨自行動，到處證實，終於發現他們看到的和聽到的一切，與軍政領導向他們介紹的情況一模一樣，分毫不差。他們之中一些有識之士實心實意地愛上了中國、愛上了延安。
按照美方的規定，美軍觀察組必須定時地向美國方面提交報告，報告他們在中國敵後抗日根據地各方面的所見所聞。因此，觀察組成員結合自身的經歷，在對其所見所聞經過認真地分析思考後，從延安向美國軍方和美國國務院發回了大量有關軍事和政治方面的報告。對於中共及其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美軍觀察組在報告中幾乎都一致給予了充分肯定。
1944年7月28日，美軍觀察組成員謝偉思在到延安後所寫的第一份報告中寫道：“我們來到陝北後，發現這裡是中國具有許多現代事物的地方”，“我們的全體成員有一個同樣的感覺，好像我們進入了一個不同的國度和遇見了不同的人民”，“延安眾官吏打成一片，路無乞丐，家鮮赤貧，服裝樸素，男女平等”，“整個地區如一校園，青春活潑，民主模範，自修、自覺、自評，與重慶相比是另一世界。”
謝偉思認為，共產黨在中國之地位，比現存任何團體都高，共產黨將在中國生存下去，中國的命運不是蔣介石的命運。未來的中國屬於中國共產黨，蔣介石的封建的舊中國不可能長期與華北的一個現代化的、有活力和有人民擁護的政府並存。9月30日，組長包瑞德上校在軍事報告中稱，中國共產黨的軍隊是一支年輕的、經受戰鬥鍛鍊、受過良好訓練、伙食和服裝都不錯的志願軍。這支隊伍本質極好，情報工作水平很高，士氣旺盛。包瑞德建議立即決定向中國共產黨的軍隊提供援助，向中共各軍區司令部提供無線電臺，派駐懂中文的美國軍官，直到戰爭結束。
11月7日，美軍觀察組成員戴維斯在其所寫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在長城和揚子江之間，中共已經強大得可以指望在敵後至少能控制華北。共產黨的政府和軍隊，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受到廣大人民積極支援的政府和軍隊。他們之所以能得到這種支援，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