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軍第一次南下，東路軍雖快速進抵東京，但西路軍受阻於太原，斡離不見好就收，議和撤兵。第二次粘罕終於困死了太原堅城，兩路大軍會師東京。各路宋軍接到傳檄，陸續趕來救援，但由於缺乏統一指揮，被金軍分別擊破。靖康元年十一月，金軍進圍東京。宋廷又派康王趙構為使議和，在路上遇到百姓攔住康王哭泣道：“我們本以為二太子（指斡離不）是守信義的人，結果肅王一去不復返，你此去也必遇害。”副使王雲力主康王議和，呵斥百姓，被亂拳打死。知磁州宗澤、知相州汪伯彥在本州整頓兵馬抗金，都力邀康王前往，最終康王沒有到金營求和。東京城內宋欽宗率領軍民也在勉力支撐，城內只有3萬近衛，而當時的東京開封府是一座奇大無比的城市，這3萬兵分守各門後更顯薄弱。宋欽宗親自登城勞軍，各營無不奮勇殺敵。中途，南道都總管張叔夜率兵入城，是唯一進城的勤王部隊。欽宗又詔令康王為河北兵馬大元帥，集結各地兵馬勤王。十一月底，宋軍消耗殆盡，金軍攻入東京。最後關頭，張叔夜試圖帶兵保護欽宗突圍，但沒有成功，只能向金軍求和。
粘罕、斡離不在金國屬不同勢力，又都不是最高領袖，破城後宋欽宗正式議和，他們卻拿不定主意，只是派蕭慶入尚書檯接管事務，並奏請勃極烈大會定奪。時間很快進入靖康二年，形勢又有變化，在沒有得到朝廷支援的情況下，河北人民自發起來抗金，聚集了數十萬眾。康王在相州開大元帥府，統領河北義軍，向金軍發起反擊，副元帥宗澤率兵13戰皆捷，攻破金軍三十餘砦。宗澤非常急切地想要解東京之圍，要求繼續進軍，都統制陳淬認為現在金軍畢竟勢大，元帥府的這些混成部隊畢竟不能抗衡，應該先穩一步再圖後舉。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合理的軍事方案，但宗澤進士救國心切，認定陳淬逗撓，差點將其斬首，強令其進兵，果然遇到金軍主力來援，義軍大敗，失去了解救東京的希望。不過當金軍準備消滅元帥府時，宗澤慷慨陳詞，以報國勵士，諸軍無不捨生奮戰，斬首數千，保衛了帥府，為南宋的重建保留了火種。靖康二年二月，金軍終於等到金太宗詔令，廢宋太上皇、皇帝，另立異姓為帝，作為金國的附庸國。
四月一日，金軍撤出東京，將宋朝宗室和重臣千餘人及財寶席捲一空，帶回北方。由於宋徽宗文化修養極高，其珍藏的藝術品和典籍非常多，全部被金人付之一炬，也堪稱後世遺憾。金國立原宋太宰張邦昌為帝，國號楚，作為其在中原的代理人。宋朝宗室近支只有宋哲宗皇后孟氏、康王趙構流落在外，倖免於難。不願屈服的臣民們擁立康王在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即為宋高宗，改元建炎，尊孟氏為元佑皇太后，後又改稱隆佑皇太后，重建宋廷，史稱南宋。自太祖結束五代亂世，定都開封以來，凡歷167年，傳9帝，“北宋”這個時代結束了。造成靖康之難確是有一些客觀原因，比如首都的地理位置缺陷，金軍鐵騎可以透過開闊的華北平原**；其次是主力部隊的佈防問題，當時宋軍的戰鬥力過分集中在陝西軍，又被西夏所牽制，無法及時救援京師等。但除了這些次要的客觀理由，宋廷毀約滅遼、不對金國加以戒心、無原則信任降將郭藥師，這一連串人為的弱智決策才是真正的主觀原因。
現在很多人將靖康之難歸咎於徽宗朝的政治黑暗，又有些人認為是宋朝缺乏“尚武”精神云云，這些無聊的汙衊並無助於後人吸取教訓。事實上，很多有識之士都認定禍首就是——王安石。按照宋朝的權力設計，皇帝、宰執、文官形成三足鼎立的制約態勢，作出一項戰略決策需要透過很多環節，接受很多監督，並非某些人頭腦一熱就能透過。但新黨人士為了自身利益，與皇帝合作，壓倒反對勢力，形成了制約很小的權力陣營。滅遼這種戰略明顯是某些人的好大喜功，在正常的朝政下不可能透過，也只有皇帝、首相、總司令沆瀣一氣時才能透過。明末內閣首輔葉向高的《宋論》指出：人臣爭勝是最大的禍害，會擾亂正常的綱紀，製造不和諧因素。新舊黨爭為“君子”和“小人”的爭奪提供場所，焉能不有靖康之禍？中國人一向認為改革是好事，尤其是新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以至於很多人分不清好的改革和壞的改革，經常一概而論。現在看來，靖康之難應該算是中華民族的內部矛盾，但它無疑是中原人民的一場大劫，更是宋王朝的百年國恥。這個國恥宋王朝用了百年才終得洗雪，南宋和金國之間的百年戰爭遍佈關陝黃土、秦嶺蜀山、河洛中原和江淮兩岸，遠比沙漠中打轉的宋夏戰爭更加激烈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