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喬治·奧威爾《動物莊園》
革命萬歲！更多更多的炮聲！
一個騎馬的乞丐鞭打步行的乞丐，
革命萬歲！更多更多的炮聲！
乞丐們換了位置，但鞭打依舊。
——葉芝《偉大的日子》
我為什麼寫作
奧威爾在《我為什麼寫作》中道：“我的出發點是由於我有一種傾向性，一種對社會不公的表達願望。我坐下來寫一本書時，並沒對自己說：‘我要加工出一部藝術作品。’要寫一本書，是因為我有謊言要揭露，我有事實要引起大家的注意……我該做的是把我天性的愛憎同這個時代對人的要求結合起來。”
基於如此信念，奧威爾成為了20世紀重要的人道主義作家。作為一個英國人，他尤其受到了被影射國家的人民的重視和尊敬，他成了幾億沉默者的代言人。
《動物莊園》是一部政治寓言小說，矛頭直指當時的蘇聯。1936年，作為志願者，奧威爾攜妻奔赴西班牙戰場，在阿拉貢前線，法西斯的槍彈射傷了他的喉嚨。在與俄國同志並肩作戰期間，他目睹了蘇共清洗“託派”、株連無辜的殘酷，開始反思這個曾給予他**的紅色政體。“我從西班牙回來後，一直想透過一個故事來揭露蘇聯神話……直到有天，我見一個男孩鞭打一匹拉車的馬……這使我想起，若這些動物知道自己的力量，人類就無法控制它們……我開始用動物的觀點來分析這個世界及其面臨的問題。”（《動物莊園》序）
“老上校”是曼諾農莊中德高望重、最有智慧的一頭豬。某天深夜，它做了個夢，夢見動物擺脫人類奴役後獨立生活的場景……它激動不已，決定把這個夢連同一生的思索都告訴同胞：
人是唯一隻消費而不生產的生物。我們所有的勞動果實都被人類竊取了。同志們，事實很清楚：人類的暴虐是我們生命中所有罪惡的根源，只有擺脫了人類，我們的勞動成果才真正屬於自己。一夜之間，我們就會變得富裕而自由……要團結起來，要徹底聯合起來，所有的人都是敵人，所有的動物都是同志！
3天后，“老上校”平靜去世，其遺志很快變成了動物們的實際行動。它們輕易地（連它們自己都不敢相信）趕跑了主人瓊斯先生。領頭的是3頭最聰明的豬：“拿破崙”、“雪球”、“史達勒”。它們宣告了曼諾農莊的壽終正寢和“動物農莊”時代的開始，並把“老上校”的遺訓發揚光大，成為完整的思想體系，命名為“動物主義”。（“老上校”的逝世，令人聯想起普列漢諾夫、列寧等先驅。而“拿破崙”和“雪球”的貌合神離，恰似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關係。）
“動物主義”無疑是對“人間”的一次倫理暴動和精神起義。對動物來說，猶如一部烏托邦綱領和誓師宣言。
“動物莊園”從在“老上校”腦海裡閃亮的一剎那，便罩上了濃重的烏托邦色彩，其命運不難猜測，正如那些空想社會主義者的試驗，雖激動人心，但很快破產，因為一旦實施，即遭遇人性的棘手難題：私慾和利己本能，分工和勞動力差異對分配的訴求，管理和役使所產生的特權、平均主義引發的惰性和低效……這些都是設計圖紙上沒有的，而一旦增補了該內容，無異於重返現實社會。
從人文角度看，烏托邦本身是純真、清白的，它傾注了理想主義者的爛漫心智和夢幻才華。許多思想大師，都在烏托邦的泥模上留下過指印：柏拉圖的《理想國》，康帕內拉的《太陽城》，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培根的《新大西洋島》，聖西門、傅立葉、歐文的“法朗吉”“和諧公社”，甚至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馬克思、恩格斯的《宣言》，在諸多細節上都閃爍著烏托邦的光芒。
王爾德說過：“一張沒有烏托邦的世界地圖是不值得一顧的。”
問題在於，竟有人急急地按圖索驥、照夢施工，且是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信仰、倫理的全方位、體制化施工。烏托邦不再是夢了，成了威權、暴力和主義紛紛染指的母體，成了政客、集團、階級、投機者各取所需的一塊肥肉，最終被篡改得面目全非、一片狼藉。
不僅是工序和技術出了問題，或許“夢”的施工本身即錯了。烏托邦的最大意義，在於它遙遠的瞭望感和海蜃特徵，在於它理想主義的詩性、浪漫、想象力的自由與極致，在於它以未來和完美為制高點——對當下時代的挑剔、苛求和警告。作為生活模型，除了社會學，它更摻含了童話材料和藝術邏輯，所以，對它的消費應以閱讀和收穫啟迪為主，應保持精神消費的習慣。反之，一旦對其實施政治移植和國家生態的複製，它即成了咆哮的野獸，從人文走向政治，從相對主義走向絕對和極端，從溫情走向與暴虐。
《動物莊園》的鋒芒所指，並非純粹的烏托邦，而是一個實際的烏托邦變種、一團急劇膨脹的惡性政治囊腫——它的成因、性質、構造、遊戲方式、執行邏輯……正像作者說的：我有一個謊言要揭露，有一個事實要引起大家注意！
從“老上校”到“拿破崙”，堪稱一個君子設計、小人施工的過程，亦是從烏托邦到“烏托邦變種”的歷史。後者以烏托邦的名義做社會動員並獲得勝利，然後露出猙獰、背叛許諾……於是，高蹈的理想主義淪為了世俗的權力經營，聖經般的救世主義變成了的威權，推翻一切不平等的暴力繁殖出更大一輪的不平等和更高效的暴政。
大革命的田園詩，何以成了鐵絲網中的放牧？
三位一體
宣傳、暴力、順民——乃現代政體最重要的構件。
小說中不難看出，維繫“拿破崙”統治的正是這種“三位一體”的框架。
首先，意識形態宣傳。
擔司這一要職的是一頭叫“史達勒”的肥豬：圓圓的雙頰，閃亮的眼睛，行動敏捷，聲音尖銳，擅長演說。“遇到難題時，史達勒會跳來跳去，並且揮舞那具有煽動性的尾巴。其它動物都說，史達勒能把黑的說成白的。”“拿破崙”正是在這位軍師的輔佐下，導演了一幕幕偷樑換柱的政治把戲。
“史達勒”的狡猾、凶殘和為虎作倀，很容易使人想起斯大林麾下的日丹諾夫、雅果達、葉若夫、貝利亞等人。它像個揮舞咒語的魔法師，憑三寸簧舌，為主子傳達旨意、解釋政策，扮演著宣傳部長兼內務部頭子的角色，成了“黨內3號人物”。正是它，把“拿破崙”吹捧成“偉大”，把豬享受牛奶水果詮釋成“盡義務”，把大饑荒說成“經濟調整”。還是它，趁月黑風高將牆上的舊標語逐一篡改，完成著一次次的政策撒謊。
其次，專政力量的存在。
一開始，讀者或許替小說擔心：無不依賴暴力的支援，而莊園中的“拿破崙”只是一頭豬啊，在體格和武力上，笨拙的豬顯然不夠強大。這也曾是我的擔心，但奧威爾輕易解決了——
“拿破崙”說，教育年輕一代，比為長大的一代做任何事更為重要。乾草豐收後沒多久，傑西和藍鈴分娩了，生了9只強壯的小狗。那些小狗才剛斷奶，“拿破崙”就讓它們離開了母親，說是要親自擔負教育小狗的責任。“拿破崙”把小狗帶到閣樓上，讓它們與外界隔絕。不久，大家便忘了莊上曾經有過小狗。
讀到這，我似乎預感到什麼。
果然，當“拿破崙”和“雪球”在動物大會上怒目相向、劍拔弩張之際（這輪交鋒的輸贏將決定黨內的最終權威），怪事發生了——
“拿破崙”站起，以怪異的眼光盯了雪球一眼，突然，它高聲叫起來，大家從未聽過如此凌厲的尖嘯……這時候，外面傳來可怕的狗吠，9條年輕的大狗，繫著嵌了銅釘的項圈飛快地衝進來，筆直地向“雪球”撲去……
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雪球”從此消失了，就像托洛茨基一樣。
9條狗的出場，象徵著暴力機關的誕生。這也是“拿破崙”政治生涯的拐點，從此，“拿破崙”去哪，狗便去哪，既是錦衣衛，也是屠宰機，只要主人對誰撇撇嘴，狗們就瘋狂地衝上去，將之撕成碎片。莊園裡談狗色變，一聽到犬吠聲，動物們即哆嗦不止、噤聲不語。
和“雪球”相比，“拿破崙”在能力、演說、修養、品格等方面都遜色得多，但成了勝利者，為什麼？顯然，它比對方更懂權力的來源和基礎，更知道嘴皮子和槍桿子誰更厲害……“拿破崙”對狗的塑造也頗具眼光，就像把蛋從母雞身邊取走，取締親情和血緣，自己親手豢養、**，封閉式管理，確保“軍隊”對領袖的絕對忠誠。對武裝力量和祕密警察的掌控，向來為所必須。
最後，那些被稱作“羊”的順民。
它們是社會上被歸於“絕大多數”的那類，換句話說，即最廣大最基礎的人民群眾。無論發生了什麼，它們只會重複一個“階級鬥爭”口號：“四條腿者（動物）是好的，兩條腿者（人類）是壞的……”它們沒有腦子，沒有獨立判斷，只會悶聲悶氣地“咩咩”附和。它們善良平庸，膽小怕事，精神慵懶，心智魯鈍，除了乞食和低效的工作，別無他求——這樣的的溫馴、愚忠、忘我、恭敬，乃典型的順民和臣民特徵。可以說，在動物莊園，沒有這種集體主義的匍匐和催眠曲般的“咩咩”聲，“拿破崙”什麼也做不成。
祭牲
最可悲的是一匹叫“巴斯克”的老馬。
它正直、敦厚、勤勉，是動物中最具美德的一位。它愛憎分明，理性上卻近乎失明，自從被“解放”之後，它便像獲得了新生，工作上廢寢忘食、加班加點，堪稱最大公無私、最具奉獻精神的“勞模”——
巴斯克不像是一匹馬，倒有點像兩匹馬。有時候，它那有力的肩膀擔負起整個農莊的工作……總是出現在最艱苦的崗位上。它和一隻小公雞約好了，每天比別的動物早起半小時……它對每個難題、每樁困難的答覆都是：“我會工作得更努力！”——除了這句口頭禪，它還添了個座右銘：“‘拿破崙’總是對的！”
即使後來，“巴斯克”目睹了“拿破崙”腳下堆滿動物屍體，它雖一度陷入不安和哀傷，但很快便“端正了思想”，說：“這一定是因為我們自己犯了一些錯誤。在我看來，唯一方法就是更加努力工作。從現在開始，每天早上，我要比其他動物早工作一小時。”
最後，積勞成疾的“勞模”被抬上一輛外來的貨車，雖奄奄一息，卻還惦記著莊園的建設和黨的事業，它哪兒會想到：這輛由人駕駛的車，根本不是通向“最好的醫院”，而是屠宰場！“拿破崙”早已和外面的人做了交易：它僅剩的那點骨頭和肉筋，將用來換一箱威士忌。
3天后，“史達勒”哀痛地宣佈：經搶救無效，“巴斯克”病逝於威廉頓一家醫院。“那是我見過的最感人的一幕……一直到最後，我都守在巴斯克身邊，它斷斷續續地說，‘前進，同志！為了反抗運動而前進……動物農莊萬歲！拿破崙同志萬歲！拿破崙總是對的！’這就是它臨終的話，同志們！”
（這些細節讓人很容易聯想起蘇聯的一些內幕。比如將被謀殺說成“不幸病逝”、把病逝說成“被殘酷地殺害了”，用死人對付活人，是斯大林的一大發明。曾任軍事委員會主席的伏龍芝，本來只患輕度的胃潰瘍，卻被領袖勸上了手術檯，結果因過量麻醉而死亡。與此相反，古比雪夫、明仁斯基明明是病逝的，可到了1937年，黨突然又宣佈是被謀害致死。）
對於“巴斯克”，你只能痛心地承認：這是個被異化的生命，它最大限度地被權力和神話政治榨乾了，從到精神。一個“新社會”祭壇的殉牲！
（在一個高度和集體價值觀的時代，誰能擺脫被利用的陰影呢？連高爾基這樣以批判理性著稱的“俄國良心”，生前死後不都被充分利用了嗎？不僅被召去為集體農莊和勞改營唱讚歌、替臭名昭著的“白海——波羅的海運河”作美文，就連他的死，也被考證出一樁醫學謀殺案和大批反革命分子來。）
和羊們的集體無意識不同，孺子牛“巴斯克”屬信仰的悲劇。
我想起了唐曉渡在剖析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時，關於“新紀元神話”的一個大致說法——
“革命勝利”這一標誌事件，往往使人感染上一種對時間記憶的狂熱症：由於充滿了緊張的期待，“新”很容易被感情化；由於標定了“前方”的維度，“新”不可能不被事先注入價值。既然“光明在前”，未來即是希望，朝向未來的現實當然也具有了非常的涵義。惟獨過去成了一個負責收藏黑暗和罪惡的包袱……於是人們就有充分理由不斷宣稱自己正面臨一個“新時代”、“新世界”、“新紀元”。這種對時間制高點的佔領，同時意味著對價值制高點的佔領。時間神話與主體的自我神話密不可分。每一個類似的宣言都在無意識地重複著同一信念：我們屬於未來，我們不屬於過去！我們屬於光明，我們不屬於黑暗！（見於《時間神話的終結》，原載《文藝爭鳴》1995年2月號）
由於自己是迎接和創造“新時代”的一分子，所以，賦予“新時代”的意義和光環越多，就越能間接地支援和肯定自身存在。同時，為了避免生命價值的流失，人便產生了一種微妙心理：自覺為時代的嶄新與偉大辯護！任何懷疑現實的念頭都會被強行抑制，任何政治信念的動搖都會令己羞愧。
“巴斯克”正是“新紀元神話”的榜樣載體，所以對莊園發生的一切，它只會用“往好處想”的邏輯，它不忍懷疑、不願看到——這個有生之年等來的“新社會”——其意義被消解和顛覆。對它來說，肯定總比懷疑好，長夢不醒就是幸福。
荒誕的標語
故事程序中，你會覺出莊園裡有一棵隱蔽的政治旗杆：油漆標語。
標語的修篡，無疑是“事情正在起變化”的一個標誌。如同溫度計的汞柱，它昭示著紅色烏托邦的升騰與墜落、量變及質變。
動物莊園誕生（革命初成）時，“拿破崙”“雪球”等幾位“黨的頭腦”曾把“動物主義”闡發為通俗淺顯的“七誡”：
“凡兩條腿走路的都是敵人”；“凡四條腿走路或有翅膀的，都是朋友”；“動物不可以穿衣”；“動物不可以睡床”；“動物不可以喝酒”；“動物不可以殺其它動物”；“所有動物都是平等的”。
這算革命的綱領性檔案了，也是保證革命勝利的法寶，屬於黨對人民的莊嚴承諾。它的變化，折射著這場烏托邦運動的軌跡和命運。
以“拿破崙”為首的豬集團，恰恰是自己綱領的背叛者，那些“不可以”被它們率先顛覆了：偷試主子衣服——對動物大開殺戒——學會喝酒——偷偷開始睡床——恢復舊主人的一切做派，操起鞭子……於是，從某天起，牆上的標語悄悄變了：“動物不可以喝酒”成了“動物不可以喝酒過度”；“動物不可以殺其它動物”成了“動物不可以毫無理由地殺其它動物”……奇怪的是，大家皆無異議。它們彷彿被催眠了，遁入了“集體無意識”。歷史和記憶被現實殺死了。
除享用別墅、牛奶、蘋果、威士忌等特供，“拿破崙”還享受起了個人崇拜：它生日那天，要“鳴槍致敬”；第一座風車被冠名為“拿破崙風車”；“如今，動物們已不再稱他為拿破崙，而是‘我們的領導，拿破崙同志！’”；“你經常聽見一隻母雞對另一隻母雞說：‘在拿破崙同志的英明領導下，我在6天內產下了5只蛋。’或兩頭母牛在飲水池旁大聲喊：‘感謝拿破崙同志，這水在它的領導下味道多麼甜啊！’”
最後，記載“動物主義”紀律條例的牆壁上，字越來越少，只剩下孤零零的一行：“所有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動物比其它動物更平等一些。”
是啊，一點也不奇怪，即使豬把瓊斯先生的衣服從櫃裡拿出來穿上時，其它動物也不覺奇怪了。“拿破崙”自己則穿著黑外套、獵狐裝的馬褲、皮綁腿，它最喜愛的母豬穿絲綢睡裙，而這，是從前瓊斯太太常穿的。
養尊處優讓豬一個個肥胖無比，有的是五層下巴，有的是四層……還有更讓動物吃驚的事：有一頭豬竟嘗試兩條腿走路；“拿破崙”的蹄子間夾著一根鞭子……可驚愕是暫時的，很快即恢復平靜，熟視無睹了。連那群羊的口頭禪也變了，“四條腿是好的，兩條腿是壞的”成了“四條腿是好的，兩條腿的更好！”它們徹底忘了曾說過什麼。而“拿破崙”們在改標語時，也向群眾解釋說：它們從來就是這樣子的，黨並沒有改變過什麼，黨是以一貫之、說話算數、從不動搖的……群眾竟深信不疑，它們只會懷疑自己的記憶，絕不會——不願也不敢懷疑到黨的頭上去。
正應了奧威爾在《1984》中賦予權力者的一句話：“誰控制著現在，誰便控制著過去。”
鬥爭真相
故事的結局竟是豬和人一起舉杯共飲的場面（這是“老上校”做夢也想不到的）。“你們要對付你們的低等動物，我們也有我們的低階層要對付。”聽了人的妙語，“全桌子的豬都大笑起來”。這句話洩露了人間和動物莊園的最大祕密，道出了權力者的共同心聲。基於此，豬和人成了友邦。
有12個聲音在憤怒地吼著，那些聲音似乎都一樣……爭吵的原因是打撲克時，“拿破崙”和帕金頓先生同時打出了黑桃。
革命者和綱領中的敵人握手言歡，一個權力重組和利益瓜分的儀式完成。這抖落了烏托邦變種的最後真相，宣告了革命理想主義的破產。
歷史，以悲劇開始，以鬧劇收場。
關於階級鬥爭和權力的歷史迴圈，奧威爾在小說《1984》中講到：“自有史以來或新石器時代以來，世上的人已分成了三大類，即上中下三等……這三類人的目標是完全無法調和的：上等人的目標是保持本來地位；中等人慾取上等人而代之；下等人因為終日做工，無暇去想日常生活以外的事……因此整部歷史，就是一場本質相同的多次鬥爭史……在推翻上等人的鬥爭中，中等人把下等人拉在自己一邊，揚言要為自由和正義而戰。當中等人的目標實現時，便把下等人一腳踢回之前的奴隸地位。同時，中等人分成兩派，彼此再開始爭鬥。在這一系列鬥爭中，只有下等人的目標從未實現過，即使暫時的勝利也沒有。在下等人看來，如果歷史有所改變，也不過是改朝換代。”
在動物莊園，以“拿破崙”為首的豬集團正是這“中等人”，瓊斯先生乃被推翻的“上等人”，其它動物則是“從未實現過其目標”的永遠的奴隸。
動物莊園像一座盆景，濃縮了蘇聯林林總總的社會生態和政治變臉：從集體化運動到大躍進建設；從平均主義到搞特殊化；從集體領導到個人獨裁；從暴力征服到精神控制；從異黨鬥爭到同黨傾軋……（“拿破崙”和“雪球”這對黨魁，在革命勝利後關係急劇惡化，相互攻訐、彼此謠傷、拉幫結派，直至反目成仇——很容易令人想起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布哈林這些昔日同志間的恩怨。莊園一次次對“鴨鵝”的審判和處決，明顯影射了斯大林對老布林什維克和不同意見者的大清洗。）
聖徒發明了烏托邦，卻將之交到了一群惡棍手上。
面對《動物莊園》，你實在想笑，可又笑不出。它是喜劇下的悲劇，笑聲中的眼淚。
就像世上的某些藥丸——
糖衣之下，埋藏巨大的苦和痛、罪與毒、夢魘和恥辱。
200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