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醫學的發展
東、西方文化歷史背景是中、西醫學形成、發展的土壤。公元2世紀東、西方的兩位醫學巨匠張仲景和蓋倫，傳承了不同的學術思想，建立了迥異的醫學正規化，發展和完善了不同的理論體系，使中、西醫學各自走向了兩條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
在漢代醫學家張仲景所著述的《傷寒雜病論》之前，就有《內經》、《難經》、《本草經》等古典醫藥典籍。張仲景總結了漢代以前的醫學成就，繼承了《內經》等基本理論和豐富的醫藥知識，結合自己的臨床實踐，寫成了《傷寒雜病論》。其貢獻在於確立了中醫學辨證論治的理論體系，為後世中醫臨床醫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西方，蓋倫的一生生活在羅馬帝國時安東尼父子的執政期。彼時，羅馬帝國的繁榮，為蓋倫的醫學成就、以及西方醫學的昌盛，提供了可靠的政治、經濟、科技和文化保證。蓋倫繼承希波克拉底的學術思想，著述200餘部著作，現存的83部著作中，內容涉及解剖、生理、病理、衛生、藥物、《希波克拉底文集》研究、哲學、語言學、邏輯學、數學、歷史、法律等。倡導實證醫學，他的科學方法論具有重視實驗、疾病區域性定位思想、重視形式邏輯、強調演繹法等特點，對後世西醫學的發展影響深遠。
中、西醫學在張仲景和蓋倫完全相悖的醫學正規化引導下，開始步入了分道揚鑣的歷史程序。在中華文化強調“中和”的大背景下，學術界便有了“海納百川”的寬鬆氣氛。出現了學術流派精彩分呈，如瘟病的寒溫之爭，經方時方之別等。中醫學按張仲景的思維正規化，蓬蓬勃勃的發展起來了。隨著科學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特別是醫療實踐的發展，最初的中醫學理論已無法詮釋新的科學事實，因此，醫學理論必須不斷創新，才能適應社會需要，這就促使中醫學進入漢代以後，呈現出全面發展的階段，這個階段共包括四個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