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警佐家和我家中間是鐵路職工田大叔家。他家有兩個和我年齡相仿的孩子，一個丫頭、一個小子。
星期六放學回來，田大叔的兒子——小鎖子在他家門前的陽溝旁用木棍子撅稀泥玩兒。見我回來了，便問，“上火車站，去不去？”“幹啥去？”他拿著滴答泥水的木棍子指著，說；“火車站東邊的道岔子上甩下了一輛平板車，車上邊有三輛火犁。你看見過火犁嗎？”“沒有。”“去看看？”“去！等我把書包放家裡就走。”
火犁，別說沒見過，就是聽，也是頭一次。能不去嗎！我和小鎖子直奔火車站東。錛兒嘍不知道什麼時候跑到了我們的前頭。
一群孩子和幾個大人在道岔子兩側，圍著平板車好奇的觀看車上的三輛火犁。（火犁：是輪式拖拉機。）幾個大一點兒的孩子爬上了平板車，他們一會兒摸摸紅色的駕駛樓，一會碰碰高大的輪胎。看熱鬧的人們議論紛紛。一個人對另一個人說，“前軲轆那麼小，後軲轆那麼大，能走道嗎？”“就說的是呢。”
“閃開！閃開！”站上的一個工作人員高聲喊著。張開雙臂，示意在道岔子兩旁看熱鬧的人們往後退。從車站方向走過來兩夥扛著又長又厚的木頭跳板的小槓。這時，有三個日本人跳上了平板車，把車上的小孩統統攆了下去。三個人分別爬上了三輛火犁，坐在兩個大軲轆中間的駕駛樓裡。
小槓們把兩塊跳板搭在平板車的一側；跳板放好後，三個火犁都發出突突突的響聲，駕駛樓前邊的小煙囪噴出一股股黑煙。嚇得大家紛紛後退。第一輛火犁從跳板上下來之後，小槓們把跳板移到另一輛火犁跟前……；一會兒功夫，三輛火犁都走下了平板車。火犁到貨場東頭掛上裝著農具的拖車，向西邊的日本開拓團開去。
吃晚飯的時候，我問父親：“火犁是幹什麼的？”“給日本開拓團種地的。”媽媽插一句，“比馬拉犁杖種地快多了吧？”“那可不，上百垧地用不了幾天就全種完了。”
星期天，老曹家大小子領著我們幾個同學去西邊的日本開拓團看火犁種地。我們走到西街後，向北路過日本醬廠、日本醫院和日本小學，一直向西走去。
在油黑的土地上，十幾幢同一樣式的洋瓦蓋紅磚房，東西向排列著；每幢房屋大體和村裡的兩間房大小差不多，每戶相距大約五、六十米。房屋前後是新翻過的耕地。這趟房前邊和後邊約五百米左右，又有類似的幾趟房子。這就是日本在黑臺的開拓團。開拓團住的基本上是中青年婦女和少年兒童；沒看見老年人和男人。
一輛火犁在兩排房子中間空曠的田野上發出突突的聲音、冒著串串黑煙，拖著一串犁鏵，緩慢地行進著。另兩輛火犁也突突突的在較遠的崗上作業。樹林子裡的布穀鳥故意提高了叫聲，企圖壓過火犁發出的不和諧的動靜。
大地散發著春天泥土的清香。大家都情不自禁的深深的吸上幾口新鮮空氣。我們走到一排開拓團房子最東頭的一戶日本人家。一個穿著寬大衣服的日本女人站在房門口。她看見我們，笑了笑，向我們招手，說了一句日本話。老曹家大小子說，“她讓我們過去。”（老曹家大小子是優二年級的學生，日語說的不錯。）那個日本女人看了看我，“你的，傅先生的兒子，對吧？”說了一句不太連貫的漢語。我仔細端詳著她，啊，原來是經常去牛奶房子送奶的日本人。我點了點頭。
她跟老曹家大小子說些什麼，又做出讓我們進屋的姿勢。老曹家大小子說，她讓我們到她家串門。在門廳，我們按照日本人的規矩，都脫了鞋，進了屋裡。屋地上鋪滿了“榻榻咪”。中間放一個日本式的黑漆矮飯桌。東側牆上有一個佛龕，供奉一塊木板，上面寫著：“秋草十八郎”。
她見我們都對佛龕注目觀看，就對老曹家大小子說些什麼；老曹家大小子又對我們解釋，“佛龕上供奉的是日本女人的丈夫，在襲擊珍珠港時戰死了。”老曹家大小子對我們說話時，日本女人把臉轉向窗外；聽他講完了，才把頭轉過來，擦去眼淚，裝出一副笑臉。
傍晚，我回到家，錛兒嘍在門口搖頭擺尾，迎接我。媽媽生氣的說，“死哪去瘋去了！快上炕吃飯。”“跟老曹家大小子去西邊開拓團看火犁種地了。”扒拉幾口飯，我說，“我看見老來牛奶房子送牛奶的的日本人了。她認出我是誰了。”“是誰？”“她男人叫秋草十八郎。”“啊，秋草家的。”“她男人死了。”“你怎麼知道的？”“她家牆上供著秋草十八郎的木頭牌位，那個女人說，秋草十八郎是在偷襲珍珠港戰鬥時死的。”“怪不得有一年夏天，有一陣子她老是愁眉苦臉、無精打采的。有些天，她總是呆呆的站在牛車旁，看著東南方向，不斷的抹眼淚。”“這回又揹著我們擦眼淚呢。”“開拓團的女人的男人大概都在前線，死的多，活的少。”媽媽說，“這些女人也真夠難的了。”
（2004－10－012006－12－17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