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說過風格較為鮮明的遼南義勇軍後，我們再來說說另一支義勇軍。
我有一個體會（完全是個人的）：我們對自己身邊非常熟悉的東西往往容易淡漠或不予深究，比如說國歌。
幾年前，我隨一個團隊在昆明的一座山上玩，看到路牌上有寫“聶耳墓”，很激動，便想去探訪一下。無奈那是一個揚旗排隊的旅遊團，同伴中文人基本沒有，“騷客”估計也就只有我一個。對看一個死人墓，沒人提得起興趣（儘管他是無人不曉的聶耳）。我這人集體觀念還是很強的，於是只好作罷。
我對聶耳墓的興趣主要來自於兩點，其一，我這人愛假充斯文，比較喜歡文人的那套東西，比如說這裡如果有一個划船專案，又有一個名人故居，給我選，我肯定選後者；其二，我從小就聽說聶耳是被日本人害死的（後來知道並沒這回事，人家日本還很欣賞他的才華，專門在他溺死的地方建立了紀念碑），覺得這事很離奇，或者說蠻有故事性。
請原諒，從頭至尾，我就沒當他是國歌的作者看。
因為那首歌真的是太熟悉了，熟悉到我們根本就不想了解它的起源，知道它的歷史，體察它的精神。
我想，如果當時我能夠把歌的名字——《義勇軍進行曲》在心裡默唸幾遍，也許我的看法會有所不同。
聶耳在創作這首歌曲的時候，一定是飽含深情的。因為歌中描寫的其實就是一支真實存在過的義勇軍：他們曾在東北“發出最後的吼聲”，把自己的血肉“築成新的長城”。
惟其真實，惟其感憤，惟其激越，才能傳之久遠，打動人心（“聞其聲者莫不油然而興愛國之思，莊然而巨集志士之氣”），否則，不能解釋“紅歌”這麼多，為什麼只有它才能成為我們這個泱泱大國的代表歌曲。
這支義勇軍，就是遼東義勇軍。
在那個時代，遼東義勇軍發展最快，風頭最健，為各路義勇軍之翹楚。
吉遼地區的義勇軍，都各有各的特點。比如說遼南義勇軍，上層知識分子多，但中流砥柱卻是綠林出身的老北風等人；遼西義勇軍（黃顯聲等組織），以警察為骨幹，有部分綠林加入；而遼東義勇軍，領頭的則大部分是軍人，綠林人物很少。
遼東義勇軍的誕生，與兩個人有很大的關聯，或者可以說，是這兩個人從一正一反兩個方向成就了它。一個是於芷山，原任東邊道鎮守使，“九?一八”事變後沒多久，便帶著家當投了日本人。日軍在攻佔錦州的時候，關東軍差不多全集結過去了，幫著他們看家的偽軍，除了張海鵬，就是這個於芷山。
另一個人是於芷山部隊的一個團副，叫唐聚五。
唐聚五是東北講武學堂第6期步兵科的，比黃顯聲低3屆。他是那一期的保送生，也就是不用考試就可以進去讀書了，而保送人，就是張學良。有了這層關係，他跟黃顯聲一樣，都屬於鐵了心準備跟著少帥乾的東北軍少壯派。
剛開始，於芷山因為把不準時局方向，沒有貿然投敵。但當唐聚五所在的那個團的團長投降了日軍，他主動請求帶兵予以討伐時，於芷山卻不同意。
人微不一定言輕，匹夫亦能救國。一氣之下，唐聚五便跑到北平去找張學良告狀（那時關內關外來往還很方便）。張學良當然支援他，馬上升其為團長，要他回去見機行事。
可這個團長當得實在是晚了一點，因為等唐聚五回來就職時，他發現於芷山已經帶著省防第1旅降敵了。他緊趕慢趕，只追回來兩個營。
但就是這區區兩個營，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後來發展到了37個師（當時稱為“路”），有24萬人之多，成為義勇軍中數量最多的一支部隊。
由此可知，如果東北軍缺一個組織部長的話，唐兄是絕對可以勝任的。
人多，不一定都能打仗，何況也沒有這麼多的武器可以供他們使用，所以遼東義勇軍雖然聲勢浩大，但拿大刀長矛的比拿步槍的要多得多，基本打法也和遼南義勇軍差不多，即圍著鐵路打游擊，攔攔火車，炸炸橋樑，那是家常便飯。
由於遼瀋鐵路被過於“關照”，南滿線上曾連續發生重大交通事故，關東軍甚至一度不得不考慮停止列車的晚間執行。
除了進行鐵路破襲外，遼東義勇軍幹得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火燒瀋陽東塔飛機場（原屬東北軍）的飛機倉庫，一晚上燒掉了14架日機，把日軍飛行員心疼得直掉眼淚。
對義勇軍這種在自己家門口大鬧天宮的做法，關東軍當然不能不管，但苦於兵力不足，只能讓於芷山的偽軍先出馬，給他打頭陣。後者也不是省油的燈，趁勢跟日本人要了一批上好的軍火。
讓於芷山和關東軍都沒想到的是，這批武器拿到偽軍手上沒幾天，就換了主人。
如同遼南的老北風愛把爆竹放在水桶裡跟日本人玩惡作劇一樣，唐聚五的遼東義勇軍在對付於芷山偽軍時也用上了這一招，而且更有創意。
一是不用水桶了，用煤油桶，鐵傢伙一碰到炮仗炸得還要響還要歡。
二是如果在一個固定地方放爆竹，效果還不夠逼真，要逼真，就得搞成動作片。遼東的這些人腦子真夠好使的，他們找來了驢子，把鐵桶系在驢背上。鞭炮一點，驢子馬上嚇得四處亂跑，聽起來就好像很多人端著機槍在衝鋒掃射一樣。
三是大打“神經戰”。遼東義勇軍人多子彈少，捨不得用，晚上就拿爆竹在偽軍耳朵邊放，而且天天如此，樂此不疲，弄得跟義勇軍打交道的偽軍各個精神衰弱、委靡不振，晚上不打仗的時候硬挺著，白天真打仗的時候卻一個勁地要打瞌睡，結果當然不經揍。
拜運輸大隊長於芷山所賜，遼東義勇軍有好幾支部隊都鳥槍換炮，扛上了日本原產的“三八式”。
這樣的送法，關東軍再有錢也受不了，於是便擠出一股兵力前去督戰。
偽軍“賤”，日軍“貴”，從日偽軍的排兵陣容上也能看出來：偽軍在前，日軍在後。
槍彈無情，一般來說，先死的總是前面的人。誰知道這些偽軍打仗雖然無能，保命卻很有一套。義勇軍的槍聲一響，他們馬上呼啦一聲閃到了兩邊，就像事先商量好的一樣默契。這可把後面的日軍給害苦了，連找掩體都來不及，全都直挺挺地暴露在槍口之下。
僅通化一戰，日偽軍就被打死1000多人，義勇軍挖了一個超級巨坑才收拾乾淨。
面對義勇軍的燎原之勢，關東軍司令本莊繁頭大如鬥。
如果克他這個“本莊”的就一個“北風”那還好說，問題是現在不止一個老北風，東西南北風，都一個勁地從門窗裡刮進來，把他凍得牙齒咯咯作響。
滿洲真不好待啊。
剛剛解決馬占山、李杜這些大牯牛，以為可以喘口氣了，卻不知從哪裡又跑出來這麼多義勇軍，趕也趕不盡，撲也不撲滅，這可怎麼是好。
當時關東軍能調配的部隊應該說也不算少，除鈴木旅團（駐齊齊哈爾）、村井旅團（駐遼陽）以及吉遼兩省的鐵路守備隊外，還有一個很能拿得出手的仙台師團（駐哈爾濱）以及臨時客串的朝鮮龍山師團（駐錦州）。
但把這些主力的非主力的部隊加一塊兒，往東北一撒，馬上就不見影了，根本就不夠用，依靠他們，只能勉強控制一些大城市和鐵路沿線。稍微偏遠一點的，就只能採取補窟窿辦法。這邊發現義勇軍了，派部隊到這邊去，那邊又有了，再派部隊到那邊去，趕場子一樣地到處亂跑。
等到佔領哈爾濱，連趕場子都來不及了。哈市周圍，除了李杜、馮佔海餘部外，也冒出了義勇軍。
看到關東軍在守備上已經捉襟見肘，參謀本部決定增兵東北，實際當家的真崎次長為此大開了綠燈。
在此期間，雖然朝鮮龍山師團已打道回府，返回朝鮮，但來了第8師團（弘前師團）和第10師團（姬路師團），一進一出，反而多出了1個師團。等到“一?二八”淞滬抗戰結束，日本又迫不及待地把第14師團（宇都宮師團）調過來，這樣關東軍就破紀錄地達到了4個師團。
此外，關東軍飛行隊也得到了國內增派的4箇中隊，加上原有的5箇中隊，麾下共掌握9個飛行中隊。
給的人多，要求自然也水漲船高：不僅要打大的，也要打小的，不僅要完全控制北滿，也要確保吉遼的“治安穩定”。
那段日子，重壓之下的本莊繁確實比較煩（繁），比較煩，比較煩。
更煩的還不止這一件事，有人告訴他：李頓調查團駕到。
和原來預期的相比，調查團已經是姍姍來遲了。
李頓一行是3月14日到上海的。按照一般行程，如果坐火車，幾天後就能出關。
事實是，直到月底，他們也沒能到東北。
遊山玩水去了？
確實繞了一下，去過湖北、四川、山東、天津，但時間不是很長，主要是按照國聯的要求進行中國國內情況的調查。
那關內調查完了，總該在東北現身了吧？
又過了大半個月，還是沒到。
這真是奇了怪了。我看《曾文正公家訓》中，曾國藩從北京到湖南，一路上行行止止，也沒有火車汽車計程車，半個月也到家了。怎麼這個調查團如此之慢？
調查團的先生們，再心不在焉，也不能這麼應付差事啊。要知道，全世界的目光都看著你們呢（那時候的所謂全世界，主要是指歐美和亞洲的幾個小國家）。
事實上，調查團早就到了華北，並會見了“九?一八”事變的當事人之一——張學良。
可是到了山海關卻被一個東西卡住了，出不去。
這就是所謂的顧維鈞的“入滿問題”。
入滿問題
按照國聯決議，調查團委員以李頓為首，由英美德法意五國代表各一人組成。除此之外，為協助調查團工作，中日雙方還要各派一人出任顧問。
這個顧問有兩個要求。一是不能是政府成員，也就是公務員不能要，免得你假公濟私。二是必須在外交上是一把好手，否則你去了也幫不上什麼忙。
這兩個條件，有外交奇才之稱、剛剛辭去外交部長一職的顧維鈞全都符合，中國方面當然就選他了。
誰知正要入“滿”出關時，偽“滿洲國”卻意外地提出來，說別人都可以來滿洲，只有顧維鈞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