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科舉考試比學校考試更具特色，也佔有更為重要的地位。宋代科舉主要有貢舉（指科舉中的“常科”）、制舉（指科舉中的“特科”）、武舉、童子舉等。其中貢舉實行時間最長，取士數量最多，社會影響也最大。因此，我們主要討論的是宋代貢舉考試。
（一）貢舉考試科目簡化定型北宋前期，承唐及五代之制，貢舉考試科目主要有進士、明經、諸科。其中諸科又包括九經、五經、三禮、三傳、三史、學究、開元禮（後改為開寶通禮）、明法等科。熙寧四年（1071），王安石改革貢舉，廢明經、諸科，專以進士一科取士。此後，宋代貢舉科目即為進士一科了。
（二）考試方法日趨完備隋唐時期的科舉制度還有不少察舉制的殘餘，宋代貢舉考試逐步建立起一套比較嚴密完備的方法，使貢舉考試更加制度化、程式化，成為定製，並大多為後代所繼承。
第一，一般士人均可報考。唐代士人應舉，雖然已經不問家世，無須推薦，而可以“懷牒自列於州縣”，即自由報考，但是，在品行、職業、服紀等方面還有不少限制。到北宋中期，這些限制逐漸放寬，使一般士人均可自由報考，國家取士的範圍更加擴大了。
第二，三級考試，逐層選拔。隋唐五代貢舉考試分為解試、省試兩級。取士大權，初由吏部考功司掌管，實際由考功員外郎主管；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736）以後，改由禮部掌管，實際由禮部侍郎主管。應舉人稱主考官為“座主”，而自稱為“門生”，互相結為以提攜與感恩為紐帶的密切關係。唐代還大興“行卷”之風，請託達官貴人延譽，以求及第。宋太祖開寶六年（973），創立殿始制度，使科舉取士變為解試、省試、殿試三級考試。宋太祖之所以創立殿試製度，一方面是為了取士公平，防止勢家壟斷科舉；更主要的是，在收兵權之後，將取士大權也收到皇帝手中，變“恩歸有司”為“恩由主上”，使貢舉及第者成為“天子門生”，從而進一步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
第三，考場紀律嚴格。其一，鎖院以防請託。唐代後期，請託之風盛行，弊端百出。為此，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創立了鎖院制度。考試官從受命之日起，即直赴貢院鎖宿，到放榜之日止，完全隔斷考試官與其他臣僚的聯絡，使權臣近侍的請託難以得逞。
其二，別試以避親嫌。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736），曾將吏部侍郎的親戚故舊移試於考功司，稱為“別頭試”。但時行時廢，尚未形成制度。到宋太宗雍熙二年（985）之後，則普遍實行於解試、省試，單獨設立考場，另外規定錄取名額，成為一種迴避親嫌的考試製度。
其三，按榜就座。宋太宗雍熙二年（985）規定，引試前排定座次，張榜公佈，應舉人按榜就座，不得移易。既防止應舉人私相傳義作弊，又便於維持考場秩序。
其四，實行晝試，禁止燃燭。唐代省試，卯時開考，酉時結束。如果答卷未完，可以給蠟燭三條，燃燭夜試，燭盡交卷。宋代不許繼燭，盡用晝試。這樣，在光天化日
之下，作弊就比較困難了。
其五，嚴格禁止挾書、傳義、代筆。宋專設監門官、巡鋪官，並令應舉人互相結保，一旦發現，即嚴厲懲罰。
第四，公正、準確評定試卷。其一，一切以程文為去留。唐代省試前，要向主考官投納自己的詩賦等作品，稱為“公卷”、“省卷”，以觀其素業，作為錄取的依據之一。宋初猶承此制，但多假借他人文字，致使無法考校，仁宗慶曆元年（1041）廢公卷，如陸游所說：“一切以程文為去留。”
其二，實行封彌、謄錄制度。宋太宗淳化三年（992）之後，試卷封彌即糊名成為一種定製。但是，封彌之後，考試官還可以透過辨認筆跡得知試卷出自何人之手。為了堵塞這一漏洞，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又創立了謄錄制度。即將應舉人的試卷由書吏謄錄之後，再交閱卷官評定等級。封彌、謄錄制度在防止考校作弊中起了關鍵作用。歐陽修說：“糊名、謄錄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為何方之人、誰人之子，不得有所愛憎薄厚於其間。……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以至於封彌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分等考第，多級評定。唐代評定試卷主要取決於主考官一人，或者再加上其所延聘的“通榜”。宋代則一般為三級評定。如省試，先經點檢試卷官批定分數，然後參詳官審定其當否，最後上繳知貢舉及同知貢舉，決定其去取高下。這樣，既可以防止考官作弊，又可以減少試卷評定的誤差，以便更加公正、準確。
總之，以上種種制度，都表明宋代貢舉考試方法日趨完備，儘量做到自由報考，公開考試，平等競爭，擇優錄用。
（三）考試內容力求經世致用宋代科舉的不同科目，其考試內容也就不同；同一科目，解試、省試及殿試也不盡相同。宋初進士承唐及五代之制，進士試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主要以詩賦取人。神宗熙寧四年（1071），根據王安石的建議，頒佈貢舉新制：“進士罷詩賦、帖經、墨義，各佔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並大義十道，務通義理，不須盡用註疏；次論一首；次時務策三道，禮部五道。”宋室南遷，高宗建炎二年（1128），復以經義、詩賦兩科取士，經義進士考試經義、論、策三場；詩賦進士則考試詩賦、論、策三場。進士殿試，北宋前期為賦、詩、論三題。神宗熙寧三年（1070），罷賦、詩、論三題而改試策一道。此後遂成為定製，併為元、明、清所沿用。
明經、諸科則主要考試經書的帖經、墨義或大義。熙寧四年，廢明經、諸科，這一考試也隨之逐步結束。
宋代貢舉考試內容的這些改革，大都是為了經世致用。第一，罷帖經、墨義，以大義試經術，是貢舉考試方式的一種進步。帖經、墨義都是測驗應舉人背誦經書的熟練程度，內容和方法都極為簡單；大義則是測驗應舉人是否懂得經書的義理，不但
不必死記硬背經書原文，而且可以陳述自己的見解。可見，改帖經、墨義為大義，有利於培養和選拔通經致用的人才。第二，儒家經術是中國古代統治的主要思想武器，“論”可以考察應舉人關於歷代治亂興衰的知識，“策”可以檢驗應舉人處理當前國家大事的謀略。由主要以詩賦取士變為主要以經義、論、策取士，也顯然是有利於培養和選拔經世致用的人才的。
（四）科舉及第無比榮耀宋代科舉及第之後，比唐代更加榮耀。一是唱名賜第。自太宗雍熙二年（985）始，科舉賜第要舉行由皇帝主持的唱名儀式，十分隆重。二是，唱名賜第之後，即由朝廷派儀仗隊送往住所，俗稱“跨馬遊街”。萬眾夾道觀看，傾動京城。很多官宦之家趁機從中選擇乘龍快婿，宋人稱為“榜下捉婿”。三是設宴慶賀。唐代的曲江宴是新科進士自己湊錢舉辦的。宋代則改為朝廷出錢舉辦，官員主持，皇帝賜詩，稱為“聞喜宴”，又稱為“瓊林宴”。四是編登科錄。現存的有《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和《寶祐四年登科錄》。這兩種登科錄所以儲存至今，大概由於紹興十八年朱熹同進士出身，寶祐四年文天祥狀元及第。五是立題名碑。唐代進士只是到雁塔題名，宋代則由朝廷出錢，在禮部貢院立進士題名碑。由以上可以看出，科舉取士在宋代官僚政治中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
（五）優待舉人，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第一，宋代大規模擴大科舉取士的名額。唐代290年間，共開科268榜，錄取明經、進士共約2萬人，平均每年錄取進士、明經約為70餘人；兩宋320年間共開科130榜，取進士、明經、諸科約11萬人，其中正奏名約6萬人，特奏名約5萬人。平均每年錄取進士、明經、諸科等正、特奏名約為360多人，其中正奏名每年也有188人以上。明代277年間共開科88榜，取進士24624人，平均每年89人。清代262年間共開科112榜，取進士26888人，平均每年103人。因此，可以說，宋代取士之多，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
第二，及第即可授官。唐代科舉及第之後，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資格，必須經過吏部的銓試或科目選，考試及格，才能真正步入仕途。因而許多士人科舉及第之後，仍為一介布依，以至於有出身二十年而未獲得俸祿者。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進士及第，即可授官。真宗之後，由於官員冗濫，才規定進士第五甲守選，其他四甲仍可免選授官。
第三，宋代科舉出身升遷也十分迅速。非科舉出身者需逐級轉官，科舉出身者可以越級轉官。其科舉高第者，往往不到十年即可升為宰相、副宰相。
第四，宋代還規定，宰相、副宰相、翰林學士等清要官，必須由科舉出身者擔任。據統計，北宋時期宰相共有71人，其中科舉出身者65人，佔92％；副宰相共有153人，其中科舉出身者139人，佔91％。南宋時期，科舉出身的比例會更高些。
所有這些，都充分說明宋代是十分優待科舉及第計程車人的，可以說是與士大夫共天下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