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城市化能夠救中國
王建
王建
研究員，國務院授予的“國家級有特殊貢獻的專家”。1982年畢業於中央財政金融學院，同年到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工作。1993年任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1995年任國家計委中國巨集觀經濟學會常務副祕書長。第六、第七屆全國青聯委員，曾獲“中國首屆經濟改革人才獎”，並被評選為“1988中國十大傑出青年”。曾多次參與起草黨中央、國務院的重要檔案，多次在國家計委和國務院各部委獲一、二、三等科技進步獎。
2014年二季度中國經濟增長率提升到7.5%，與增長率相關的一系列指標，如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工業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和狹義貨幣量（M1）對廣義貨幣量（M2）的比率等，也都顯示了經濟回暖的勢頭，這是令人高興的事情。
但我還是要指出，這種回暖並不具有可持續的基礎，因為造成回暖的主要動力是外需。國家統計局剛釋出的數字清楚地表明，決定速度的主體產業——工業生產的增長率，6月份比5月份提升了0.4個百分點，而同期工業品出**貨值的增長大幅提升了3.3個百分點。從出口看，一季度下降3.4%，但從4月份起就轉為正增長，6月份當月則大幅升至7.2%。相比投資卻是從一季度的17.6%下行到上半年的17.3%，消費也只是從一季度的12%略升到12.1%。
復甦依靠外需，就要看外需是否能成為持續復甦的依靠，這完全沒有可能，因為外需的復甦是建立在美日歐貨幣泡沫所創作的虛假需求上面。對這個問題已經無須反覆論證了，只要看到，直到去年底，美國的工業比危機前只增長了1.2%，日本還低18%，德國還低0.5%，但同期美國股市卻漲了超過40%，日本超50%，歐洲也是大漲，由此可見，發達國家的經濟復甦是重歸泡沫，而次債危機的爆發已經證明，是泡沫遲早會破，破就會破在明年這個時候。
無獨有偶，中國目前的經濟復甦，也是靠再次回覆到次債危機爆發前的軌道，即還是必須先有外需的擴張，才有國內生產的增長空間。雖然人們早已認識到依賴外需的增長模式在今天已不可靠，雖然必須轉向內需型增長的大調整方向早就被提出，但就是沒有被認真實施，所以真正意義的結構調整直到今天並沒有發生，這就醞釀著很大的風險，即如果美國的金融市場危機再度來襲，中國經濟的再次大衰退就會跟著出現。
當然，6月份還有一個需求增長得也很快，那就是財政支出，當月的增長率高達26.2%，相應的，6月份的投資也從5月份的16.9%，回升到17.9%的水平。但是當月財政收入中的第一大稅種增值稅卻是負增長4.5%，這就說明財政的擴張也缺乏可持續性。即便是可以搞赤字財政，但前一階段“四萬億”的經驗說明，靠政府保增長，兩年後就保不住，更何況只有“微刺激”。
結構大調整被不斷推遲，主要與以下三個模糊認識有關：
第一是認為經濟下行具有合理性，是在向“長期內在增長率迴歸”，因為長期的“超常規”增長本來就不具有可持續性，因此所有關於“崩潰”“危機”和“硬著陸”的說法都是杞人憂天。這種認識，首先是武斷地否認了中國經濟繼續保持長期高增長的可能，認為其他
國家沒有出現過的事，在中國也不可能出現。但是這些人是否也看到了，9%以上的增長率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已經持續了30多年，早就打破了國外僅能保持10年的紀錄。而在過去這30多年中，中國又出現過多少世界上沒有出現過的事？比如世界各國最高的鋼產量都沒有超過2億噸，中國現在卻超過8億噸。
其次，凡是健康的經濟增長都會具有合理的投資回報率，而這又是建立在合理的裝置利用率水平上，美國戰後近70年時間，裝置利用率長期穩定在85%左右，經濟增長率卻在20世紀70年代完成工業化前後，經歷了6%和3%這兩個臺階。而中國目前的情況是，在2011年經濟展開下行態勢以來，就始終伴隨著裝置利用率的不斷走低，已從2007年90%以上的高峰下滑到目前的接近70%，這是生產過剩的典型標誌。因此是生產過剩在迫使經濟增長率不斷下行，而過剩持續嚴重，終將會引發生產過剩危機。所以速度的持續下滑趨勢，不僅不具有合理性，還具有極大的危險性，如果繼續用這樣似是而非的道理麻痺自己，只會耽誤調整的時機。
我並不同意用“崩潰”、“硬著陸”這些說法來描述中國經濟目前面臨的問題。拋開有些人惡意唱衰中國的險惡用心不說，這些詞彙都不是對目前中國經濟矛盾的準確描述，所以還是用生產過剩危機來描述才更具分析問題的價值。如果是用危機的觀點分析，戰後很多學者都同意如果經濟增長率從高峰下跌一半，並且裝置利用率下跌到75%以下，就是爆發了危機。在世界進入虛擬資本主義時代的今天，生產過剩危機的性質和形態都發生了一些變化，我認為如果用增長率下降到長期平均增長率一半以下就是進入了危機狀態，可能更為合適。對今天的中國來說，那就是經濟增長率下跌到5%以下，就可以認為是進入了危機。從2008年的經驗看，在國際危機爆發時，中國經濟增長率也會突然下降一半，比如從2008年的11.3%猛然下跌到2009年一季度的6.6%，所以也需要警惕，如果明年國際金融危機再度來襲，中國某個季度的增長率可能會突然跌到4%以下。
第二是認為資產泡沫的嚴重性大於實體經濟，所以把防範風險的重點更多集中在地產和金融領域。去年以來房價開始下跌，目前已擴大到八成主要城市，即使在北上廣這些一線大城市，房屋銷售也明顯萎縮。在過去三年的經濟下行中，只有房地產投資增長還明顯高出投資平均增長率，是經濟中唯一保持活力的領域，但是到目前階段，這個最後支撐住增長的柱子，也慢慢倒了下來。由於高達幾十萬億元的社會融資，至少有六成以上是圍繞房地產發生，房產泡沫破裂又會導致金融市場動盪，所以各方面對房地產泡沫破滅與金融市場危機的擔心，目前就高漲起來。
我想說的是，凡是世界上已經發生過的大的資產泡沫危機，在爆發之前無一例外都是出現了實體產業的生產過剩矛盾，因此都是實體產業的資本沒有出路，才大規模向虛擬經濟領域轉移，才催生出資產泡沫。比如1929年到1933年的大危機，就是因為美國的生產過剩日益嚴重，才催生了股市泡沫；日本1990年資產泡沫危機爆發前，是因為“廣場協定”逼迫日元升值，日本的產業資本繼續出口沒有錢賺，才湧向了地產和股市領域；次債危機爆發前，則是出現了新全球化浪潮，中國這樣的發展中
國家加入世界貿易體系，使發達國家的實體經濟失去了競爭力，才大規模轉向虛擬經濟領域。
在今天的中國就可以看得更清楚，是美國次債危機爆發後，中斷了中國的外需，導致國內產能突然剩餘，由此引起了產業資本向製造業之外的賺錢領域轉移，或者是去炒房，或者是去炒社會融資等。所以看似資產泡沫危機，實則是實體產業危機，從這個角度說，要想化解資產泡沫危機，不從化解實體經濟危機入手，就是“揚湯止沸”，越化解越嚴重。
必須看到，在次債危機爆發後中國與發達國家雖然同時陷入危機，但危機的性質是根本不同的。在發達國家是生產不足，而在中國卻是生產過剩。發達國家之所以把救市措施高度集中於增發貨幣，是因為推動新全球化的因素至今仍存在，發達國家想走回“再工業化”的路子已無可能，因此只能靠增發貨幣創造需求泡沫，增長也只能是需求的增長，正是因為這種虛擬經濟相對於實體經濟再度膨脹的趨勢，才構成了發達國家必然是在走向下一場危機的格局。但是中國不一樣，中國存在著嚴重的二元結構，城市化嚴重滯後導致了人口的主體仍處在低收入、低消費階段，這就給中國的實體經濟增長保留了巨大的後續增長空間。所以，中國完全沒必要學西方國家那樣，主要依靠貨幣政策來解決目前的矛盾，而是應該儘快轉入以城市化為主要方向的結構大調整。
第三是認為不能依靠消費拉動增長。反對增加消費的人說，不能忘了投資是增長的源泉，這話當然沒錯，但還有一條理論叫經濟發展必須按比例，如果投資過度而消費不足，就會有生產過剩危機。
不說理論說實踐，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曾進行過一場大調整，就是針對當時積累率過高的情況，提出了要壓低積累，提高消費的基本任務。從1979年到1981年，中國經歷了3年投資原地踏步，即3年投資沒有增長，積累率從1978年的36.5%，被壓低到1981年的28.1%，社會消費則從1978年的1559億元增加到1981年的2350億元。用今天的口徑來說，就是資本形成率從1978年的38.2%壓低到1981年的32.5%，而直到1993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帶來了增長**，資本形成率才超過了1978年的水平。
在這長達14年對積累與消費比例的調整中，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平均高達9.4%，如果沒有這種調整，又哪來的經濟高增長與人民群眾對改革開放的真心擁護呢？所以，那種認為儲蓄與投資比率只能升不能降的道理，在理論與現實中都是說不過去的。許多人沒有經歷過改革開放初期的那個階段，不瞭解這段歷史這能理解，可惜的是許多人經歷過卻淡忘了。
儲蓄率過高就要壓儲蓄上消費，而繼續上投資就會加重生產過剩，這是非常樸素的道理。當然提升消費比例並不是動員人們花光所有儲蓄那麼簡單，而是要透過推動城市化，創造出把農村低收入人口轉變成城市高收入人口的條件。這是真正的結構調整，要進行這樣的調整還是要靠投資，但這類投資首先不是用在擴大產能，而是用在為農民轉變成市民所必須的條件，用過去的話說，就是要更多地搞一些非生產性建設。
總之，判斷中國是否有了持續穩定增長的基礎，還是要看是否展開了以城市化為中心的結構大調整，因為只有城市化能夠救中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