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改革必須依靠產權改革這把總鑰匙
張文魁
張文魁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學術主張取消國有企業，搞私有化，搞混和經濟。
混合所有制是產權改革一大方向
國企改革在整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系統工程當中處於核心位置，我們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什麼？是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並且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國有企業的癥結正好是企業和政府關係沒理順，如果這個關係不理順，市場沒有辦法發揮決定性作用。
國企改革的難點一是產權改革能不能得到廣泛的認同，二是計劃經濟留下的遺產能不能得到比較乾淨的處理。
現在國企改革進行了30多年，繞來繞去，肉都吃了，就剩下產權改革這塊骨頭，我們要不要去啃這塊硬骨頭。產權改革的一個大方向就是混合所有制，這是中央已經明確的內容。
國企改革，無非就是三條路：第一條就是繼續國有100%的股權格局，第二條就是類似歷史上已經出現過的直接出售中小型國有企業股權，第三條就是混合所有制。從當前可接受的角度，針對大型和特大型國有企業的改革都不可能做到像中小企業那樣直接出售，但又不得不進行產權改革，因此要找到一條中間道路，也就是混合所有制。
應該說，混合所有制能在一定程度上實現股權重組，改變一股獨佔或一股獨大的局面。
產權改革是整個國有企業改革的一把總鑰匙，沒有這把鑰匙什麼鎖也打不開。就拿國有企業薪酬改革來說，這個改革已經進行二三十年了，如果難度不大的話，早就改過來了，但是產權進行改革後，它會變得很容易。
另一個就是分紅問題。如果產權改革完成之後，既有國有股東也有非國有股東，涉及分紅問題，國有股東和非國有股東都有分紅的權利。如果覺得這個企業有很好的發展前景，利潤不急著分紅，把利潤再投入比分紅拿走更划算，我們就不用分紅；如果覺得行業很平穩，利潤拿走最划算，那就可以現金分紅50%，董事會、股東會就把這個問題解決了，何必要國家的硬性規定呢？
怎樣讓民企認同
國企改革的另一相關方是民營企業，現在民企認不認同這個混合所有制是個問題，如果他們不認，就很麻煩。怎麼讓
他們認呢？最根本的問題還是產權，就是民企的產權能不能得到真正保護。民企最擔心什麼，就是人家被叫進來，但是股東該有的權益得不到保護。因此，國資國企改革還需要很多配套內容，最根本的一點就是我們是不是要依法治國。從這個角度來說，十八屆四中全會將要討論的依法治國非常值得關注。
經濟領域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很多行業和企業不一定需要國有控股，把控制權讓出來，民企的動力就會提高，例如中石化說拿出銷售板塊的30%來讓民營和非國有入股，假如這30%分散給好幾個股東，民營企業的佔比還是太低。因此，不能在一開始就有意識地去分散民營股東的股份。
我們需要改革的國有企業大多不是像中石油、中石化這樣的巨無霸，大部分都是民營企業能夠承受的。很多行業，國有控股權甚至可以一步到位讓給民營企業，國有股比降到50%以下、民營股比升到50%以上，都是可以實現的。
在一些**行業不可行，那就可以不搞，但至少可以搞的很多很多，我們不能因為某些行業不能搞，就說整個國企改革不能搞。
當前有些企業態度不夠端正，沒有給民間資本以足夠的信心。有的企業只是想借混改圈錢：一是圈參加混改的民營企業的錢，就是我們說的把他們當提款機；二是到證券市場圈股民的錢。
要防止這種狀況出現，必須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真正讓股東會和董事會發生作用。出資人的權利應該僅限於行使股權的權利，也就是投票權，比如選聘高管的權利，就應該由董事會來決定。做到這些，提高民營企業的控股比例，有效保護他們的權益肯定是前提。
消除民企顧慮很重要，其實國資國企改革對於很多民企來說也是一個新機會。我相信國企現在有二三十萬億元的國有股價值，這裡面有一些廢銅爛鐵，其中也包含一些金礦，民營企業在吃透國家政策和掌握相關法律的基礎上可以積極參與國資國企改革，借這個機會使自己的企業發展上一個新臺階。
風險如何控制
經濟增長已從高速向中高速過渡，現實當中看到的經濟增速下行壓力還比較大。從表象來分析，“大馬”投資也不行了，“中馬”消費也不振了，“小馬”出口已經疲軟了，我們更應該看一看我們整個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在什麼地方。
從改革開放以來已經看得非常清
楚了。增長的驅動力來自於非國有部門的創造力和不竭活力。現在非國有部門佔了很大比重，但國有部門過去幾年基本上仍舊在固守一些堡壘，沒有進一步改革，而且這個堡壘都是國民經濟當中一些最重要的部門、最關鍵的部門。
這些部門對別的部門發展有很強的制約作用。依我來看，現在經濟增長下行的主要原因是來自於國有企業、國有部門對經濟增長的拖累。
如果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就一定要有優勝劣汰，你現在能活下去就活。不管是國企還是民企，只要活不下去，就應該關閉破產，但是現在的事實是什麼呢？國有企業長期虧損，政府在給他們輸血。
中國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一直在高速增長的背景下經營，形成依賴要素投入和低成本的粗放式發展模式，高速發展環境消後，就暴露出很大問題。我們現在需要轉變這種模式，往產業鏈和價值鏈的高階移動，有這種能力和意願的企業應該獲得更多資源，但有些企業卻受到了不應有的保護，這就影響了經濟升級版的打造。
有人說，改革必然會有風險，國企改革牽扯到大量資產和勞動力的再分配，這些風險可控麼？
關於風險控制問題，破產不完全意味著倒閉，破產還可以重組，有很多大企業經營不下去，可以進行重組，可以大規模裁員，清理非核心業務和資產。而裁員會影響就業問題，這應該是市場經濟的一個常態。諾基亞競爭力下降，就進行了大規模裁員，這是新陳代謝，敗下陣來，不重組裁員，其實會消耗更多社會的血液，活得健康的人血液就不夠，劣不汰何以優勝呢，經濟升級版怎麼去打造呢？
我們在小風險和大風險之間要做出選擇，如果小風險不暴露出來，最後釀成大風險時，就會變得不可收拾。
如果不解決這些問題，那麼我們的增長要麼仍處於疲弱狀態，要麼就只能靠貨幣超發和信貸泡沫，以及過度投資來再次回到粗放的、扭曲的、失衡的發展道路，以後的“後遺症”會更大。
國企改革應該儘快推進。如果國家治理的改革以及國企改革，不能在這兩年向前邁出堅實步伐，我們經濟社會當中很多矛盾不但不能消除，還會進一步積累。我們下一步的發展由此會背上一個沉重的包袱，也會引發很多不穩定、不安定的情況。況且，改革是漸進的，而不是突然發生的，不能過度誇大風險。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