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中美關係與中國開放戰略互動
新中國成立後，美國對中國實行封鎖政策，致使兩國處於隔絕、對立狀態。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開始調整對華政策。1978年，中美關係實現了正常化，中國對外開放戰略正式形成。從此，中美關係與中國對外開放戰略相互影響，彼此制約，共同發展。
一、中美關係影響中國開放戰略
中國開放戰略一開始就是與中美關係緊密聯絡在一起的。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作為資本主義世界的領頭羊，美國是中國開放戰略最初的主要物件。雖然隨著中蘇（俄）關係的改善，中國開放戰略的範圍得到了拓展，但中美關係對中國開放戰略的影響仍然佔重要地位。
1.美國將中國堵在發達國家大門之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是中國的重要盟國，為打敗日本法西斯侵略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同時，中國抗戰使美國減輕了太平洋戰場的壓力，保障了盟國“先歐後亞”大戰略的實施。事實證明，中美兩國的合作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勝利的關鍵因素之一，對於穩定東亞秩序、維護世界和平具有重大的意義。美國領導人設想使中國成為戰後維護東亞和平的主要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實行扶持政策。“羅斯福總統希望中美兩國在戰時結成的同盟關係在戰後繼續下去，希望一個統一的、穩定的、親美的中國成為美國在亞洲的主要盟國，成為亞洲的主要穩定因素。”為了實現工業化，中國共產黨也非常希望與美國開展政治經濟合作。1944年8月23日，毛澤東、周恩來和美軍觀察組成員謝韋思進行長談。在這次長談中，毛澤東首次談到了中美兩國間的經濟合作問題。他說：“中國必須實現工業化，透過中國自由實業家和外資的援助，這個目的是能夠達到的。中美利益是相互聯絡的，有共同的地方。我們能夠而且應當在政治上、經濟上合作共事。”但是，美國意識形態中強烈的反共主義使美國對中國共產黨採取了極其敵視的態度。美國要支援的中國是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不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美國大力實施扶蔣反共政策，阻止共產黨取得政權。
1949年12月，毛澤東訪蘇。經過長時間談判，1950年初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事實上，早在1949年初，美國就打算“透過威脅或嚴格的經濟控制，迫使中國共產黨人抵制來自克里姆林宮的壓力，採取美國認可的內外政策；或者將中國徹底孤立於日本和西方世界之外，以便導致中國的共產主義政權被推翻或崩潰”。中國加入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後，美國離間中蘇關係的努力失敗，中美關係的迴旋餘地大大減小。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29日，“美國要加德士公司和斯坦瓦克公司暫時停止運送任何石油產品去中國的港口，停止與中國的貨主討論任何合同或其他供貨，並提議英國對殼牌公司採取同樣的措施”。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後，美國對中國實行禁運。“12月16日午夜，美國政府凍結了新中國在美國境內的所有資產，還禁止所有在美國註冊的船舶和飛機在新中國的港口靠岸和降落。”在美國影響下，聯合國1951年2月通過了汙衊中國為“侵略者”的議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104號檔案提出：“繼續禁止對共產主義中國、滿洲和朝鮮的所有出口”，“鑑於共產黨對韓國的侵略，美國政府應該敦促對中國出口採取有效的控制。透過聯合國在最大多數成員間直接達成經濟制裁的協議”。5月，聯合國通過了對中國和朝鮮禁運戰略物資的議案。1952年，巴統中國委員會成立，專門負責對中國的禁運。到1953年春，有45個國家參加了對中國禁運。《朝鮮停戰協定》簽字後，7月29日，國務卿杜勒斯在發給美國部分駐外使領官員的電報中說，“直到結束美國對中國和朝鮮政策的重新審查，繼續對中國實行全面的貿易禁運，禁止美國船隻前往中國，繼續目前對中國的金融控制。”其他西方國家雖然對朝鮮戰爭結束後繼續禁運持有異議，不像美國那樣嚴格實行對華禁運，但在美國的壓力下也不可能有太大的動作。
20世紀50年代中期，國際形勢開始緩和。1955年5月，蘇、美、英、法四國與奧地利締結了對奧和約，消除了歐洲局勢緊張的一個根源。7月，蘇、美、英、法在日內瓦舉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第一次四大國首腦會議。雖然會議沒有取得什麼具體成果，但是會議的召開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成果。正是在國際形勢總體緩和的大背景下，隨著朝鮮戰場硝煙的逐漸消散，1955年8月1日，中美兩國在華沙開始了大使級會談。直到1972年，這是中美雙方交往的唯一正常渠道。其間，美國雖然表示希望促進兩國之間的人員交往、發展中美經濟關係，但是在臺灣問題上仍然堅持頑固的立場，非法剝奪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而中國認為臺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的核心問題，堅持“大問題不解決，小問題就不幹”。正如毛主席所言，“美國人想跟我們做生意，我們就是不做。他們想派新聞記者來，這也不成。我們認為大問題沒有解決以前，這些小問題、個別問題可以不忙著去解決。”1966年，中國開始了“**”，國內政治氣氛極度“左”轉。在“四人幫”影響下，中美之間的外交回旋餘地基本上不存在，對美開放的時機尚未成熟。
2.尼克松啟動中國對發達國家開放之門
兩次世界大戰造就了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美國的綜合國力空前強盛。“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是如此強大（在全世界的經濟總產值中，美國一度佔了35％），以至好像註定要按照她的偏好來塑造世界。”特別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美國透過馬歇爾計劃、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日美安全條約等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牢牢綁在一起。然而，由於這些國家跟美國在軍事和經濟上形成了嚴重的不對稱相互依賴關係，所以各國在對華政策方面基本上唯美國馬首是瞻。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美國的阻止，發達資本主義大國基本上沒有與新中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在承認新中國的問題上，美國國務卿艾奇遜1949年5月就透過美國駐外使領官員對有關西方國家強調：採取任何承認的行動，或者透過官方宣告造成歡迎共產黨人謀取承認的任何行動的印象，都是有害的。對此，有關西方大國應該保持統一陣線。因此，英國和荷蘭雖然於1950年承認了新中國，但是追隨美國損害中國的利益，長期與中國只保持代辦級外交關係。直到1964年，法國與新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中國才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有了大使級外交關係。
20世紀60年代，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宮，面對的是極其嚴峻的國內國際形勢。在國內，美國陷入了危險的分裂狀態。越南戰爭引起了人們對政府的強烈批評，甚至上升到道德層面，形成了對美國社會本身的批判。加之女權運動、種族平等運動以及學生運動等，美國陷入了深深的社會危機之中，國家出現了痛苦的分裂。正如基辛格在《大外交》一書中所言，“20世紀60年代末，學生激烈的抗議風潮已經變成了一種全球性的現象，在法國、荷蘭和德國都有發生。但是，沒有哪一個國家涉及像越南那樣複雜的形勢，也沒有哪一個國家有美國那樣**的種族問題。”在國外，美國的霸權地位遭到巨大的挑戰。隨著西歐和日本經濟的發展，美國經濟地位下降，對盟國控制力減弱，國際社會呈現出美國、蘇聯、歐洲、中國和日本五大力量中心。蘇聯勃列日涅夫上臺後，國內社會政治比較穩定，經濟得到了較大發展，特別是軍事力量與美國的差距大大縮小。蘇聯還丟擲“勃列日涅夫主義”以加強對東歐國家的控制，在亞非拉大肆擴張，對美國構成了嚴重的挑戰。
面對這種狀況，尼克松決定在中國“為自己找個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與基辛格一道藉助均勢戰略挽救美國衰落的霸權。1969年2月1日，尼克松上任伊始就指示基辛格研究與中國接觸的可能性。3月，中蘇發生了珍寶島事件。尼克松認為改善中美關係的時機已經來臨，多次向中國發出改善關係的訊號。透過羅馬尼亞渠道和巴基斯坦渠道反覆溝通，1971年7月，基辛格祕密訪華達成尼克松訪華的共識。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雙方發表《上海公報》，從而打開了中美關係的大門。
對於中國開放戰略的形成和確立來說，中美關係解凍不僅打開了中美相互開放的大門，而且打開了中國與世界上絕大多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甚至一些發展中國家相互開放的大門。從1968年到1972年2月，同中國建交的國家有25個。其中，1971年4月中美關係出現轉機以前建交的有10國。這可以說是在中國外交逐步恢復正常軌道影響下建交的國家。其餘15國則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可以說是受中美關係出現轉機的影響。在西方資本主義大國中，1970年以前與中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僅法國一家。然而，在尼克松改善對華關係的影響下，這種狀況立即得到根本性改變。1970年到1972年2月，有6個西方國家與中國建交；1972年2月到1973年，又有7個西方國家與中國建交。中國與這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建交後，經濟貿易關係迅速發展。從1972年到1978年，中國與歐共體間的貿易額從近24億美元增加到32.84億美元；從1972年到1979年，中日貿易額從11億美元增加到67億美元。
不僅如此，尼克松改善對華關係對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等政府間國際組織的合法席位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在很大程度上為中國融入既有國際機制、實現制度性開放奠定了基礎。1971年10月20日到26日，基辛格公開訪華，為尼克松總統訪華做準備。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第2758號決議。顯然，這絕不可能僅僅是巧合。“基辛格兩度訪華，對遠在紐約的聯合國起了重大作用，這是基辛格始料不及的，中國領導人也沒想到這麼快聯合國內的力量對比就發生有利於中國的質的變化。”
3.卡特最終開啟中國對美國開放的大門
尼克松開啟中美關係的大門以後，由於各種原因，中美關係正常化的程序逐漸停滯下來了，中美互相開放的大門還只啟開了一條窄窄的縫隙。因此，正當中國與其他西方國家的經濟開放迅速發展時，中美經濟關係陷入了困境，中美之間其他交流也受到了一定的影響。1978年，中美雙邊貿易額僅114770萬美元，大大低於中國與日本以及中國與西歐的雙邊貿易額。
1977年1月，卡特入主白宮。在對華政策上，國務卿萬斯和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存在著很大的分歧。卡特最初傾向於支援萬斯的看法，中美關係正常化遲遲沒有被提上議事日程。經過長期猶豫和徘徊，7月下旬，卡特在對華政策方面積極起來。但是，在極右議員高華德的攪和下很快又冷卻了。進入1978年，美蘇關係嚴重惡化，中美關係正常化才被真正納入了議事日程，美國政府採取了一些改善對華關係的措施。5月，布熱津斯基訪華，經過與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的多次會談，雙方就關係正常化問題取得了重大突破。此後，經過駐華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與中國政府長期談判，北京時間12月16日，中美雙方同時發表了《中美建交公報》，宣佈自1979年1月1日起，中美正式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3月1日，中美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館。從此，中美兩國結束了近30年沒有正常外交關係的局面。
中美建交為中美相互開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鄧小平訪美期間指出：“中美建交是兩國關係中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轉折，中美關係從此進入了一個新階段；聯絡兩國的紐帶的恢復，為促進中美人民的瞭解和接近，為進一步發展兩國政治、經濟、文化、科學、科技等領域的交流和合作，開闢了新的廣闊前景。”1979年1月28日，鄧小平開始對美國為期8天的正式訪問。訪問期間，中美簽訂了高能物理協定、關於建立領事關係和互設總領館的協定、科技合作協定以及文化合作協定等檔案，進一步推動了中美相互開放的歷史程序。此後，中美關係迅速發展，經濟、技術、軍事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全面展開。
4.中美關係對中國全面融入國際社會的影響
隨著中美關係的全面發展，中國從開放中的收益迅速增長。這推動著中國的對外開放不斷深化。隨著對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認識誤區的不斷消除，1986年，中國正式提交了恢復在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中締約國地位的申請，從而啟動了中國製度性開放的歷史程序。經過十幾年艱辛努力，中國最後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在這期間，中美關係經歷了一個長期曲折的過程。
中美建交以後，由於戰略因素的作用，中美關係迅速發展。除了在臺灣問題上有過一些波折外，中美關係總體上是比較平穩的。這為中國對外開放提供了良好的國際條件。美國等西方國家與中國不僅開展了廣泛的經濟、科技與文化合作，而且在軍事領域也有一定交流與合作。1982年，中國在關貿總協定中獲得觀察員身份，從而能夠出席締約方年度會議。1986年7月10日，中國提出恢復在關貿總協定中締約國地位，得到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廣泛支援。1989年5月，中美在北京舉行的第5輪復關問題雙邊磋商取得了實質性進展，中國的復關談判可望在1989年底結束。
然而，1989年，受東歐劇變等一系列政治因素的影響，西方國家迅速改變了對中國復關的態度。1989年12月，關貿總協定中國工作組在日內瓦召開第8次會議，事實上對中國的外貿制度開始了重新審議。克林頓就任美國總統後，中美關係繼續起伏波動，摩擦不斷，糾紛不止。由於種種原因，中國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的努力沒有成功。世界貿易組織取代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後，1995年6月，中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觀察員。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問題上，中美雙方又開始了折衝樽俎。經過反覆、艱難的談判，1999年11月15日，中美雙邊談判最終結束，從而掃除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最大障礙。但是，“中方要求享受發展中國家的待遇，但有些國家，特別是美國堅持要中國遵守發達國家的規定。由於這些分歧，中國未能在2000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進入21世紀，中美關係迎來了新機遇，也面臨新挑戰。2001年1月，小布什入主白宮，新保守主義思想主導了美國的對外政策，從而對中美關係帶來了極大的消極影響。他宣稱中美不是戰略伙伴而是戰略競爭對手，故意冷落中國。4月1日，中美戰機在南海上空相撞，中美關係的緊張氛圍進一步加重。隨著撞機事件的逐步解決，6月，兩國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多邊談判中就農業補貼及其他遺留問題達成協議。9月11日，美國發生了國際恐怖主義組織襲擊事件，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適時與布什總統通電話，對美國表示慰問。這為中美關係的改善找到了新的利益契合點。17日，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最後結束。11月10日，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決定正式透過。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7日，布什簽署命令，中國的永久性正常貿易待遇地位於2002年1月1日生效。此後，隨著加入世貿組織過渡期的逐漸結束，中國逐步真正融入國際社會。作為對國際社會擔心中國發展的迴應，也作為中國的國際責任之一，中國提出了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倡導構建和諧世界，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全球經濟事務，成為國際社會最開放的成員之一。
二、中國開放戰略推進中美關係
開放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開放既是不同民族間互相交往的過程，也是不同國家間利益分配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由於利益不均、文明差異等原因，各國各民族之間容易產生矛盾和衝突。在彼此隔絕、對立了20多年後，中美兩國互相敞開國門，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些矛盾和衝突。另一方面，開放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中國開放戰略既惠己又利人，受到了美國各界的普遍歡迎。在中國開放戰略的推動下，中美關係不斷改善，逐步走向成熟和穩定。
1.開放戰略促進了中美關係的發展
開放戰略對中美關係的促進作用是多方面的。從中美關係改善，到中美關係正常化，再到今天中美關係穩定發展，中國開放戰略都發揮了巨大的促進作用。這種促進作用主
要表現在經濟依賴增強、文化交流和政治軍事對話渠道增多等幾個方面。
第一，經貿關係促進政治關係發展。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由於美國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政策，中美關係處於隔絕狀態。隨著朝鮮戰爭的結束，不管是在發達國家陣營內部還是在美國國內，都對禁運政策提出了異議。在國外，日本跟中國大陸經濟聯絡密切，英國擔心香港利益受損，在對中國進行經濟禁運方面與美國存在分歧。這從日本加入巴黎統籌委員會的事情可以看出來。當時，美國打算成立新機構，以對中國採取更加嚴厲的制裁措施，不主張日本加入巴統。英國則支援日本加入巴統，主張對中國採取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同等管制水平。隨著朝鮮戰爭的結束，這種分歧變得更加明顯。“朝鮮停戰後，在保持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壓力方面，美國的主要盟國更加不願意支援美國。”在國內，商業部主張改變對華禁運政策，“將禁運放鬆到國際議定的中國委員會的控制水平”。他們認為，“美國控制的這種有限改變，與美國避免促進中國工業化的目標是一致的。同時，它還可以消除當前對美國商人不必要的歧視，證實政府控制只用於關鍵性和建設性目標的觀點。當談判值得嚮往的時候，這種有限的放鬆不是敵對地影響談判的程序，相反，它可以當作美國良好信譽的具體表現，從而形成一個好的談判框架”。不僅如此，“放鬆禁運還可以加強美國政策的靈活性和在多邊協商一致基礎上的行動意願，從而有益於加強自由世界的團結”。
進入20世紀60年代，部分國家進一步衝破對華貿易限制，發展與中國的經濟關係。池田勇人內閣成立後，朝鮮戰爭期間開始的中日民間貿易進一步發展到了備忘錄貿易。“池田政府不僅在口頭上而且在行動上有限地調整了對華政策，在改善、發展中日關係方面採取了一些積極的步驟。”1961年，英國也不顧美國的反對，向中國出售了6架飛機。法國走得更遠，於1964年與新中國建立了完全的外交關係。這些新情況引起了美國內部對禁運政策的反思和重新評估。肯尼迪入主白宮後，在對華禁運問題上開始表示鬆動的立場。在回答記者關於美國是否向中國提供食物時，肯尼迪說：“我們沒有從中國得到任何歡迎我們提供糧食的跡象。如果僅僅將它看作是美國宣傳的努力，我不急於提供食物。如果有對食物的渴望和需求，美國將樂意考慮這種需求，不管這種需求來自何方。”然而，中國拒絕了美國提供糧食的表示。外交部長陳毅說：“美國商人、賴斯和肯尼迪總統說，只要中國做出姿態，他們將為中國提供食物，但是我們永遠也不會對此做出任何姿態。”事實上，在對美關係問題上，中國堅持先解決大問題然後討論小問題，打算以此來推動中美關係的改善和發展。因此，20世紀60年代，中美在經濟貿易關係上沒有取得進展。
從表2-1可以看出，尼克松開始改善對華關係以後，中美經貿關係迅速出現了零的突破並逐步發展起來。很明顯，中美經貿關係的水平與兩國關係的發展狀況呈正相關關係。1973年和1974年，兩國經貿水平達到了當時的峰值。而隨著中美關係正常化步伐的停滯，兩國的經貿關係在1975年又迅速降溫，而且美國由貿易順差轉為貿易逆差。1978年中美關係正常化以後，兩國的經濟關係又迅速發展起來。當然，中美貿易關係的波動是受多種因素影響的。但是，這顯然與中國以經濟推動兩國關係改善的策略分不開。中國希望藉助經濟關係促使美國早日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1978年5月，在與布熱津斯基會談後不久，鄧小平就對義大利交通海運部長維·科隆博說：“中美兩國貿易方面、人員往來方面還是要發展的。我們明白地告訴他們，關係正常化與不正常化不同。我們不排除美國願意給我們而我們也需要的先進技術。但是，在同等條件下，我們優先考慮同我們關係正常化的國家。”這在一定程度上為中美關係正常化注入了動力，推動了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歷史程序。
表2-1 1970—1978年美國對華貿易狀況的變化 單位：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肖虹.中美經貿關係史論[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10-11.
中美關係正常化以後，經濟關係迅速發展，成為兩國關係的重要內容。經過多年對外開放，冷戰結束後，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的經濟實力顯著增強，中美經濟關係更加密切，相互依存不斷加深。
從美國方面來看，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對中國的出口一直迅速增長。按美方統計資料，從1990年48億美元增加到了2000年162億美元。進入21世紀後，中國在美國出口市場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2001年，美國對華出口192億美元。2007年，增加到652億美元，中國超過日本成為美國第三大出口市場。2008年，美國對華出口715億美元，比2000年增加了341％，大大高於同期美國對世界其他地方60％的出口增長率。2013年，美國對華出口1200億美元，比2004年增加了255％，增幅大於美國其他任何貿易伙伴。中國不僅繼續保持了美國第三大出口市場地位，而且是2004—2013年間美國前十大出口市場中年均增速最快的市場（見表2-2）。
表2-2 2013年美國前十大出口市場情況：出口額（10億美元）與增長率（％） 資料來源：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US Exports to China by State:2004-13,2014. *不包括香港、澳門和臺灣。
不僅如此，對中國的出口為美國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根據《幸福》雜誌列舉500家公司經理隨身攜帶的數字估計，20世紀90年代初，有15.7萬名美國工人為中國生產商品。據不完全統計，從2001年到2010年，美國對華出口為美國增加了300多萬個就業機會。中國對美投資不僅促進了美國經濟發展，而且給美國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根據亞洲協會新近釋出的研究報告，到2013年末，中國企業對美15類高新技術企業的投資累計達到91億美元，約佔同期中國對美直接投資的四分之一，而2014年第一季度的協議投資金額已經超過了60億美元。對中美間518個高技術交易樣本的分析表明，2000年以來，這些投資為美國創造或維持了25000個全職工作崗位；對中國收購的150家美國技術和創新密集型公司的分析表明，這些收購對美國就業的積極影響是絕對的。透過提供資金，中國企業使美國的科技公司免於破產。中國還大量購買美國國債，2013年突破了1.3萬億美元，對美國經濟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穩定作用。即使頗受美國非議的中國對美出口，也為美國創造了就業機會，提高了居民消費水平。根據傳統基金會提供的一份報告，2010年僅美國從中國進口服裝和玩具兩項就為美國提供了57.6萬個工作崗位。據不完全統計，過去10年，物美價廉的中國商品為美國消費者節省了6000多億美元。”
從中國方面來看，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對美出口也迅速增加。根據中方統計資料，中國對美出口1990年為51.9億美元，2000年增加到223.6億美元，增加了330.8％。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對美出口繼續快速增長。2003年到2013年，中國對美出口由924.7億美元增加到3684.3億美元，增加了298.4％（見表2-3）。在2013年中國大陸十大出口市場中，對美出口佔中國對外出口總額22100.4億美元的16.7％，居第二位。同時，美國對中國的投資是中國引進外資的重要來源之一，對中國經濟發展做出了一定貢獻。1990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34.87億美元。其中，美國直接投資為4.56億美元，佔13.08％。此後，雖然出現了波動，但總體上保持了一定的增長勢頭。2000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407.15億美元，其中美國投資43.84億美元，佔10.77％。然而，進入21世紀以後，美國對華實際直接投資總體上呈下降趨勢。據中國國家統計局釋出的資料，2012年，美國對華實際直接投資26億美元，僅佔中國同年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1117億美元的2.3％。
表2-3 2003—2012年中國大陸對美出口及2013年前十大出口市場情況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國家資料；中國對外經濟貿易統計學會，2013年1-12月進出口簡要統計。
此外，作為世界上技術最發達的國家，美國對中國的技術出口一定程度上也推動了中國現代化。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里根政府允許向中國轉讓美國全部215類高新技術中的32類高新技術。2001年，在中國進口的高科技產品中，有18.3％來自美國。從2002年至2014年3月，美國對華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金額2105億多美元，涉及生物科技、生命科學、光電子、資訊與通訊、電子器件、柔性製造、高階材料、航空航天、武器、核技術10類高新技術（見表2-4）。
表2-4 2002年以來美國對華高新技術出口情況 單位：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U.S.Census Bureau,Advanced Technology Product Data-Imports and Exports-ATP Group by Country.
顯然，促進中美建交的戰略因素淡出兩國關係後，中美間日益密切的經濟關係為中美關係的穩定發展奠定了基礎，成為中美關係的潤滑劑和穩定器。正如有學者指出的，“一旦臺海危機可能引發中美兵戎相見的影象，開始出現在華爾街投資者的雷達屏，只要全球金融市場察覺到中國可能丟擲美國政府債券，只要跨國企業領導人意識到，一旦美國經貿制裁中國大陸將導致全球供應鏈嚴重癱瘓，並從而引發全球股、債市的全面崩盤，屆時世界各國領導人、大企業家都將要求白宮採取斷然措施，拆除引爆戰爭的引信”。事實上，在中美關係幾次出現重大困難的關鍵時刻，密切的經濟聯絡總是促使兩國最後理智地坐下來解決問題的積極因素之一。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兩國經濟關係已經逐漸成為兩國政治關係的減震器、壓艙石，在中美關係遇到重大挫折時發揮了黏合劑和減壓閥的作用。
第二，多層面交流促進相互瞭解。中美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各異，價值觀念有別，文明背景懸殊。在長期隔絕狀態下，兩國人民之間互不瞭解，難免產生一些偏見和隔閡。基辛格曾經對中國領導人談起自己訪華的感受說：“第一次很緊張，第二次也還有點緊張，第三次不緊張了。”這表明不同文明之間的人進行交往、增進了解非常重要。中國開放戰略為兩國人民之間的交往打開了大門。尼克松訪華之後，兩國在經濟、文化、科技、體育等方面的交流迅速發展。1972年春季，中國政府邀請了42名美國商人参加了廣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會，參加秋季廣交會的美國商人有100多人。中美關係正常化以後，1978年12月26日，中國向美國派出的第一批50多名訪問學者踏上赴美訪學的征程。1979年1月，鄧小平訪美，兩國正式簽定了科技合作、互派留學生等一系列協議，推動了兩國間多層次、多形式科技合作與人文交流關係的發展。美國20世紀80年代中期出版的《關係的恢復：美中教育交流動向》指出：“目前，兩國教育和科學交流遠遠超過了70年代預料的速度。中國已成為美國最大的、發展速度最快的學術關係之一。”
在兩國科技合作、人文交流的推動下，美國逐漸成為中國人海外求學的主要物件國。1989年，中國大陸赴美留學生人數首次超過臺灣地區，成為美國最大的留學生來源地。從表2-5可以看出，中美關係正常化後，中國前往美國留學的人數迅速增加。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後，中國留美學生人數佔世界各國留美學生總數的比例都在10％以上。從1980年到2008年，在美留學的外國留學生總數從311880人增加到623805人，增長100.01％，中國赴美留學生人數則從2770人增加到81，127人，增長了2828.77％。據美國2013年底釋出的最新報告，2011到2012學年，各國在美留學生總數764495人。其中，中國大陸學生194029人，佔25.4％。2012—2013學年，各國在美留學生819644人，比上一學年增加了7％。其中，中國大陸學生235597人，佔28.7％，比上一學年增長21.4％，中國繼續保持美國第一大留學生來源地。美國到中國來求學的人數也開始增多。1979年到1988年，美國來中國留學的人數達到了7000多人。目前，中國是美國學生第五大留學目的地。2010到2011學年，美國在華留學人數14596人，佔美國在外留學人數273996人的5.3％；2011到2012學年，增加到14887人，增長2.0％，仍佔美國在外留學人數273996人的5.3％。
表2-5 1980—2008年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數 資料來源：The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Foreign students enrolled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continent,region, and selected countries of origin: Selected years, 1980-1981 through 2007-2008. *中國：不包括香港、澳門和臺灣。
同時，中美政治、軍事交流與對話為兩國關係的穩定奠定了基礎。新中國成立之初，美國對中國採取敵視政策，彼此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和交流機制。1955年，中美建立大使級會談機制以後，兩國之間雖然經常出現嚴重的對立狀態，但是總體上避免了“朝鮮交流”方式。這充分表明：對於國際關係穩定發展來說，國家之間建立正常有效的交流與溝通機制是非常必要的。中國開放戰略為中美之間相互政治軍事交流提供了條件。1979年1月1日中美剛剛建立外交關係，29日，鄧小平就踏上了訪美征程，開了新中國領導人訪美之先河。1980年年初，美國國防部長布朗訪華，打開了兩國軍事交流與合作的大門。此後，兩國各個層面的政治和軍事交流與對話不斷髮展。特別是兩國領導人互訪和會晤逐漸增多，成為解決中美之間戰略性問題的重要機制。目前，隨著中國對國際社會融入程度不斷加深，中美之間基本上形成了首腦熱線、首腦會晤、議會交流、軍事安全互信、經濟戰略對話等多層面的交流對話機制，為穩定中美關係奠定了基礎。
此外，中國古老的文明和燦爛的文化引起了很多美國人的嚮往，而美國發達的現代文明和獨特的風光也吸引了一些中國人的眼球，不僅兩國的電影、電視和圖書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彼此的歡迎，而且前往對方旅遊的人數也逐漸增多。目前，美國是中國第四大客源市場，僅次於韓國、日本和俄羅斯，在中國入境旅遊中佔有重要的地位。表2-6的資料顯示，2003年到2012年，在前來中國旅遊的外國遊客中，美國遊客穩定在7％到8％的水平。中國前往美國旅遊的人數也逐漸增加。2008年，中國大陸公民自費組團赴美旅遊正式啟動。6月17日，近80人的中國大陸公民赴美旅遊首發團正式啟程。此後，赴美旅遊人數迅速增加。2011年超過100萬人，增加了36％，進入美國十大客源國之列，成為美國第九大旅遊客源國。2012年，赴美旅遊人數增加35％，中國成為美國第七大旅遊客源國。為吸引中國遊客，2013年，美國國家旅遊局在中國設立了代表處，並且簡化了旅遊簽證程式，辦證平均等待時間由2012年的2個月縮短到了現在的1周以內。當年，中國赴美旅遊人數達到181萬人，增加23％，仍然是美國十大旅遊客源市場中增幅最大的。可以肯定，隨著中美關係的穩步推進、中美旅遊合作的不斷深入，中國赴美旅遊的人數會有更大地增加。
表2-6 2003—2012年美國來華旅遊人數與外國來華旅遊總人數對比及中國大陸旅美人數 資料來源：National Bureau of Sta
tistics of China;U.S.Department of Commerce.
中美各個層面的交流和交往架起了兩國政府和兩國人民之間相互瞭解的橋樑，有利於消除彼此間的隔閡和偏見、增加兩國的相互信任，成為穩定中美關係的積極因素之一。正如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袁鵬研究員指出的，對美國而言，“中國威脅論”儘管在保守陣營仍有市場，但越來越難以激起全國性反響。取而代之的，更多是一種現實主義色彩濃厚的“中國擔心論”。對中國而言，至少在學術界，人們對美國國家的性質有了更全面、更理性的把握，那種簡單地把美國定性為“霸權主義國家”進而將“反霸”視為中國對美政策主軸的認知已有明顯改觀。這種相互認知狀況，為中美雙方處理彼此間的衝突和矛盾起了緩衝器和減壓閥的作用。
2.開放戰略增加了中美之間的摩擦
中國開放戰略雖然給中美關係的穩定發展奠定了基礎，但是也給中美關係帶來了新的矛盾和衝突。冷戰結束以後，兩國在戰略層面上的關係發生了變化，在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差異凸顯出來。特別是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拓展，兩國在經濟領域的摩擦日益顯現，從而對兩國關係的穩定發展帶來了消極的影響。
第一，中國開放戰略的成功，給兩國關係帶來了不穩定因素。在20世紀70年代初，尼克松和毛澤東握手是與蘇聯的霸權主義緊密相連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中美關係的改善是建立在戰略合作的基礎之上的。在蘇聯霸權主義威脅下，美國不僅不擔心中國發展強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希望中國透過開放戰略發展壯大，以增強美國與蘇聯討價還價的籌碼。因此，美國在處理彼此之間的分歧方面表現得比較剋制和忍耐。然而，蘇聯解體以後，中美之間這種合作的戰略基礎消失了，美國不僅不擔心蘇聯挑戰其霸權，而且開始將中國視為對美國霸權的主要威脅。在美國戰略家看來，隨著中國開放戰略的成功，美蘇之間權力轉移的可能性逐漸被美中之間權力轉移的可能性取代了。在美國國內持續了近十年的關於“中國經濟力量增長是否威脅美國”的爭論中，無論是“藍隊”還是“紅隊”，都認為中國經濟力量的發展會導致中國軍事能力的大大增強，只不過是在“這是否必然構成對美國的威脅”方面存在分歧。
在“強權即公理”和“冷戰思維”影響下，美國決策圈和學術圈有些人認為，中國開放戰略的成功會為中國挑戰美國在東亞的霸權提供力量支撐。1993年，亨廷頓在《外交》雜誌上發表《文明的衝突？》一文，認為文明之間的衝突是冷戰結束以後國際衝突的主要形式，非西方文明會聯合起來對付西方文明，這種聯合的最突出的形式是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聯合出現，挑戰西方的利益、價值觀和權力。1997年，伯恩斯坦和芒羅又在《外交》雜誌上發表《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一文，認為中國正在成為太平洋地區一個與美國對抗的大國，自80年代末期以來，北京開始不再把美國看作自己的戰略伙伴，而是看作實現其地區和全球抱負的主要障礙。美國在亞洲的第一號目標必須是破壞中國成為21世紀霸主的追求。米爾斯海默也非常擔憂中國的發展，認為快速發展的經濟將導致中國對美國霸權的挑戰。“今天，美國對中國越來越感到擔憂，不是因為它還相對弱小的軍事，而是因為中國有12億多人口以及快速現代化的經濟。一旦中國變得特別富裕，它很容易成為一個軍事超級大國，並挑戰美國。”這種認知導致美國在中美關係中不斷製造麻煩，引起了中美關係的波動。
中美兩國在政治制度、價值觀念等方面本來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中國開放戰略實施以來的快速發展又產生了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面對20世紀70年代以後蘇聯咄咄逼人的態勢，美國需要藉助中國遏制蘇聯對其霸權的挑戰，對中國的態度表現得比較溫和與剋制。冷戰結束以後，美國認為中國在對付蘇聯威脅上的戰略價值已經消失了，開始對中國表現得比較草率和衝動。克林頓入主白宮以後，對華傲慢態度進一步發展。1996年5月20日，他在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演講時宣稱：“接觸政策意味著使用我們擁有的最好工具，包括鼓勵性與懲罰性工具，來增進美國的核心利益。接觸並不意味著我們對中國採取而為我們反對的那些政策視而不見。對人權、不擴散和貿易等領域，我們將繼續保持嚴重的關切。當我們與中國意見相左時，我們將繼續保衛我們的利益並堅持我們的價值觀。”顯然，美國這種態度是20世紀90年代中美關係持續波動的主要原因。20世紀90年代，中美兩國圍繞人權問題的持久鬥爭鮮明地說明了這一點。
喬治·W.布什入主白宮以後，在新保守主義影響下，中美關係被罩上了重重的陰影。在2000年競選期間，布什聲稱中國是競爭者而不是戰略伙伴。後來擔任他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賴斯宣稱：即使有與北京經濟互動的理由，中國也是亞太地區穩定的一個潛在威脅。雖然中國現在的軍事力量不能與美國匹敵，但是這種狀況不是絕對恆久的。我們應該知道，中國是一個有著核心利益尚待解決的大國，特別是在臺灣和南中國海。中國怨恨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作用。這意味著中國不是一個維持現狀的國家，而是一個想根據自己的利益改變亞洲力量平衡的國家。僅僅這一點，就使它成為一個戰略競爭對手，而不是克林頓政府曾經稱之的戰略伙伴。事實上，小布什就任美國總統後，中美關係開始冷卻，甚至發生了南海撞機事件。直到2001年9月，國際恐怖主義襲擊美國才從根本上為中美關係的改善和穩定提供了契機。“9·11”事件是珍珠港事件以來外部力量對美國本土的第一次打擊，在美國國內引起了震動。美國逐漸認識到，挑戰美國霸權的既不是中國也不是俄羅斯，而是國際恐怖組織，是恐怖主義組織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結合，中國的繁榮與穩定有利於抑制國際恐怖主義、有利於防擴散。這為中美合作找到了新的戰略基礎。從此，中美關係逐漸穩定下來。
第二，中國對外開放的拓展，導致中美兩國經濟摩擦不斷增多。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推進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是中國實行開放戰略的基本目的。因此，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入，中美兩國之間的經濟糾紛逐漸顯現並且不斷增多，從而導致兩國經濟糾紛不斷、爭鬥不止。
根據美國《1974年貿易法》的規定，非市場經濟國家只有在滿足了美國有關自由移民的條件後，才可以在美國享受最惠國待遇。為了促進兩國的經濟貿易關係，1980年，美國給予了中國最惠國待遇地位，為期一年。此後，是否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地位成了美國逐年審議的問題。在中美蘇大三角時期，這種審議只是例行公事，一般在國會都能夠順利透過。冷戰結束以後，隨著中美矛盾變得突出，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地位成了美國對華施壓的一種工具，也成了美國國內政治爭鬥的一個載體。
克林頓上臺後，將對華最惠國待遇與所謂人權問題掛鉤，而且範圍非常廣泛。他責成國務卿在1994年6月3日以前就1994年7月3日以後是否給予中國未來12個月內的最惠國待遇提出建議。他說，如果國務卿裁定給予最惠國待遇有利於充分促進中國自由移民、中國正在履行1992年中美關於監獄勞動的雙邊協議，那麼就建議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在建議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時，國務卿還要裁定中國是否在如下方面取得了全面而顯著的進展：採取措施遵守《世界人權宣言》、釋放非暴力表達政治和宗教信仰而被監禁或拘留的中國公民並提供可以接受的解釋、確保犯人的人道待遇諸如允許國際人道主義和人權組織探訪監獄、保護西藏獨特的宗教和文化遺產、允許國際廣播電臺和電視節目進入中國。雖然克林頓的最惠國待遇與人權問題掛鉤以失敗而告終，但是中美在最惠國待遇問題上的爭論直到2001年才最後結束。
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化，中國在1986年正式提出恢復在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中的締約國地位。由於美國支援，復關談判最初進展順利。隨著冷戰逐漸結束，美國在中國復關問題上的態度發生變化。中國恢復在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中締約國地位的談判，成為中美爭吵的又一重要場所。可以說，整個20世紀90年代，中美關係就是在中國復關/入世的爭鬥中度過的。直到1999年中美兩國在此問題上才取得重大突破。其間，中美兩國就市場準入和智慧財產權等問題進行了激烈爭吵。事實上，由於中國的“非市場經濟地位”及中國開放過程中兩國經濟利益快速交匯，中國“復關入世”的爭鬥是與中美兩國的實際經濟貿易爭端糾纏在一起的。
隨著兩國貿易的不斷髮展，貿易不平衡問題逐漸顯露出來，兩國圍繞貿易逆差問題發生了長期而激烈的爭吵。由於統計方法不同，兩國貿易統計資料差距非常大。表2-7顯示出，根據美方統計資料，美國從1990年到2000年一直處於逆差狀態，而且逆差額非常大。而根據中方統計資料，中國從1990年到1991年處於逆差狀態，貿易順差是從1993年開始的，而且貿易順差額也遠沒有美國統計的那麼大。
表2-7 1990—2000年中美在貿易統計上的差異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陶文釗主編《冷戰後的美國對華政策》，重慶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123頁。
對於中美產生貿易逆差的原因，兩國看法根本不同。中國認為，技術出口控制是導致美國貿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根本出路在於美國放鬆出口限制。美國認為，美國產生貿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是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不健全，根本出路在於解決中國的市場準入問題。美國還認為，人民幣匯率低估也是導致中美貿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要求人民幣升值。為了解決貿易和經濟糾紛，1991年，中美開始就市場準入問題進行談判。經過艱苦談判，雙方於1992年達成了關於市場準入問題的備忘錄。同時，智慧財產權保護也是中美髮生爭端的主要問題。1992年，兩國達成了第一個關於智慧財產權的協定。這雖然暫時避免了中美之間的貿易戰，但是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兩國之間的貿易糾紛時有出現。從表2-8可以看出，2002年到2014年，在中國與世界貿易組織成員間的雙邊貿易爭端中，總共有45起被提交到世界貿易組織內部解決。其中，中美爭端總共有24起，佔爭端總數的53.3％，居第一位。在這24起爭端中，大部分是美國對中國提起的申訴，高達62.5％。在中國對其他國家的申訴中，美國也居第一位，高達64％。顯然，這還僅是雙方提到世界貿易組織內部解決的爭端，兩國之間沒有提交到世界貿易組織解決的貿易摩擦和爭端遠不止於此。
表2-8 2002—2014年中國與世貿成員間在世界貿易組織內解決的爭端 單位：件 資料來源：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此外，隨著中國經濟長期持續高速增長，中美兩國在資源市場上的矛盾也逐漸顯現出來。眾所周知，中國雖然是一個資源比較豐富的國家，但是人均資源佔有量居於世界後列。以石油為例，表2-9顯示出，美國是世界上石油消費量最大的國家，2002年一度佔全球石油消費量的25.2％，此後呈逐漸下降態勢。2012年，美國日石油消費量佔世界日石油消費總量的20.7％，較2002年下降了4.5個百分點。2003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費國。此後，中國石油消費量持續增加，2012年佔全球石油消費的11.4％，比2002年增加了4.7個百分點。雖然包括原油、油頁岩、油砂和天然氣**產品在內的中國石油產量增加了24.0％，但中國石油消費量上升了94.2％。2012年，美國石油生產量與消費量的差額是9650千桶/日，中國的差額是6066千桶/日。這說明兩國對世界石油市場的依賴性都非常強。
表2-9 2002—2012年中美石油生產與消費對比 單位：千桶/日 資料來源：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June 2013.
石油是工業經濟的命脈。為了保障經濟持續穩定高速發展，中美兩國都需要從國際市場上進口石油。這為兩國合作維護能源安全、促進互利共贏提供了一個議題。但是，作為一個後現代化國家，中國是世界能源市場上的遲到者。等中國進入世界能源市場的時候，世界能源市場已經基本上被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所控制，形成了有利於發達國家的世界能源分配格局。能源需求巨大的中國進入世界能源市場，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世界能源分配格局的變動性因素。因此，中美兩國都對世界石油市場嚴重依賴也有可能引起兩國石油利益的衝突。
從進口量來看，美國是最大的石油進口國。2005年，美國石油淨進口量達到峰值12396千桶/日，此後便逐年下降。2012年，每日進口7907千桶，比2005年下降36.2％，比2011年下降10.6％（見表2-10）。相反，中國石油淨進口量逐漸增加，2012年比2011年每日增加了61萬桶，佔全球增量的86％。儘管如此，美國石油進口量仍很大，遠遠高於中國的進口量。2012年，美國年石油進口量為524.5百萬噸，佔世界總額的19.1％；中國年石油進口量354.2百萬噸，佔世界總量的13.0％，美國石油進口量是中國石油進口量的1.5倍。而中國石油進口量雖然相對小得多，但增長速度總體比較快。2012年中國的石油進口量比2004年增加了110.3％，比2008年增加了62.6％。
表2-10 2002—2012年美國石油進出口量的變化 單位：千桶/日 資料來源：BPStatistical Reviewof World Energy,June2013.
從進口來源看，表2-11顯示出，2008年，中國石油進口的42.24％集中在中東地區、17.95％在西非地區，美國石油進口的18.80％在中東、14.28％在西非。在美國長期主導的拉丁美洲，中國石油進口量也迅速增加，達到7.58％。2012年，中國石油進口前五大來源地依次是中東（40.8％）、原蘇聯地區（16.9）、西非（14.6％）、中南美洲（8.9％）、北非（3.1％），美國石油進口前五大來源地依次是加拿大（27.9％）、中東（20.6％）、中南美洲（18.7％）、墨西哥（9.8％）、西非（8.1％），兩國石油利益在中東、中南美洲、西非出現比較明顯的交匯。這種能源進口分佈格局雖然可以為兩國開展能源合作提供契機，但是也潛伏著競爭因素。“近期中國公司在拉丁美洲（包括委內瑞拉）的活動，侵入了美國長期控制的地盤。中國在加拿大投資石油行業及通往太平洋港口向中國出口石油的管道，會導致向美國的供應出現轉移。中國公司努力在中亞擴充套件股份，導致了與西方石油公司的緊張……即使不存在直接競爭，中國石油公司積極尋找石油也引起了北京與華盛頓關係的緊張。”
表2-11 2004—2008年中美石油進口來源對比 資料來源：BP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5 & 2009. *Lessthan 0.05％.
客觀地說，中國是國際石油市場上的遲到者。除了少數與美國關係緊張的亞非拉國家以外，世界石油供應市場基本上被西方國家瓜分了。因此，中國石油公司要“走出去”尋找石油，要麼是擠佔其他國家的地盤，要麼是與西方“不喜歡”的國家打交道。然而，無論哪一種情況都會引起美國的不滿和警惕。特別是與美國不喜歡的國家打交道，容易被誤解為對美國甚至國際社會的直接對抗。“隨著中國石油消費增加及對石油進口依賴加深，中國公司在世界範圍展開了凌厲的攻勢，以保障石油供應。在一定程度上，它們照顧了那些對美不友好的政權，如伊朗、蘇丹和委內瑞拉。由於布什政府已經給伊朗和蘇丹貼上了‘流氓’國家的標籤，與委內瑞拉查韋斯總統的敵對情緒不斷增加，中國顯然有被視為鬆散的反美、反現狀國家聯盟一部分的危險。”事實上，中國石油公司走出去尋找石油的行動，已經遭到了美國的打擊和抵制。中海油併購優尼科失敗的事實表明，中美資源爭端會影響兩國關係的穩定。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