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中國開放戰略的確立與實施
中華文明具有開放的特質。正是這種開放性特質，使得中華文明幾千年以來從未中斷過，也使得中華文明在飽受外族入侵後愈發顯示出其旺盛的生命力。但是，中國開放戰略與中國歷史上的開放是有區別的，它是中國現代歷史發展的產物，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形成的一項強國富民戰略。在20世紀70年代末啟動以後，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開放戰略也得到了不斷調整、充實和完善。
一、中國開放戰略的基本內涵
中國是一個具有開放傳統的國家。形成於西漢時期的絲綢之路將歐亞大陸連線起來，成為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橋樑。唐都長安是世界聞名的國際性大都會，城內專門設立了外國和少數民族商人交易的西市。宋朝大力發展對外貿易，在廣州、杭州、明州、泉州等地設立了專門管理海外貿易的市舶司。明朝鄭和七下西洋，最遠到達非洲西海岸和紅海沿岸。然而，由於種種原因，明清兩朝一度實行“禁海”政策，致使近代中國在全球化潮流中逐漸落伍了，從而形成了中國對外開放的特定話題。
1.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兩次開放
中國近現代史上有過兩次開放。第一次是在19世紀中期啟動的，是在西方列強武力攻擊下進行的，是被迫的而不是主動的開放。第二次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啟動的，是中國主動開啟國門，是中國獨立自主地走向世界，是積極主動的開放。
明朝中後期為了孤立退居海島的元朝殘餘勢力、防止倭寇襲擊以及防範西方殖民者入侵，統治者實行“禁海”政策，禁止私人出海貿易，禁止海外船隻進入珠江口內。清朝初期，為了封鎖鄭成功領導的抗清武裝力量，清政府不僅繼續實行“禁海”政策，而且採取了“遷界”措施。康熙皇帝收復臺灣後，清政府解除海禁，設立廣州等四口通商。但是，到了康熙晚期，清政府擔心漢族人與外人聯合反清，開始實行閉關政策。雍正時期，閉關政策進一步發展。到19世紀初，以封建自給自足自然經濟為基礎的中國，在閉關政策的影響下自閉於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程序之外，綜合國力日益衰弱。1840年，英國發動鴉片戰爭，清朝政府戰敗，被迫於1842年簽訂中外關係史上第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五個口岸通商。此後，在列強一次又一次的武力脅迫下，中國的國門便越開越大了。1900年，英、法、日、俄、德、美、意、奧聯合侵華，清政府再次戰敗，被迫於1901年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清政府設立外務部，班列六部之首，這標誌著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本形成，中國最終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但是，由於中國是被迫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在經濟全球化和對外開放過程中處於極端不利的地位，加之晚清政府實行賣國求榮的保守政策，中國第一次對外開放不僅沒有富國強兵，反而使自己成為列強剝削和掠奪的物件，直到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徹底結束。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徹底結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透過近代一百多年來的被迫開放，中國已經融入了世界經濟體系，融入了國際社會。因此，新中國已經做好了開放的心理準備，打算積極融入國際社會，藉助國際條件發展自己。正如毛澤東1938年在《論新階段》一文中指出的：“中國已緊密地與世界聯成一體，中日戰爭是世界戰爭的一部分，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不能離開世界而孤立起來。新的抗戰形勢中可能暫時地減少一部分外國的援助，加重了中國自力更生的意義，中國無論何時也應該以自力更生為基本立足點。但中國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國與世界緊密聯絡的事實，也是我們的立足點，而且必須成為我們的立足點。我們不是也不能是閉關主義者，中國早已不能閉關。”但是，國際形勢的變化嚴重地制約了新中國的開放意願。1947年杜魯門主義出臺以後，中國很快被納入了美蘇冷戰的軌道。由於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影響，美國不願意支援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對新中國採取孤立、封鎖、禁運政策，新中國被孤立於世界資本主義大門之外。因此，新中國成立之初的開放主要是面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以及部分民族主義國家的開放。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係惡化，加上中國內部政治局勢動盪，中國基本上被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正如鄧小平指出的：“我們建國以來長期處於同世界隔絕的狀態。這在相當長一個時期不是我們自己的原因，國際上反對中國的勢力，反對中國社會主義的勢力，迫使我們處於隔絕、孤立狀態。”1972年尼克松訪華啟動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程序，為中國對外開放創造了國際條件。隨著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完成，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中國走上了對外開放的光輝歷程。
可見，第二次開放與第一次開放在本質上是不同的。與清政府在西方炮艦的威逼下被迫開放不同，第二次開放是黨的主張和人民意志共同作用的結果，是積極主動的開放而不是消極被動的開放。在第一次開放中，中國以一個不平等的角色被納入國際社會，成為列強奴役和宰割的物件；在第二次開放中，中國以平等的一員重新迴歸國際社會，利用國際上有利的條件獨立自主地發展自己。因此，中國開放戰略不是泛指中國歷史上的所有開放，更不是指19世紀中葉啟動的開放，而是特指20世紀70年代啟動的第二次開放。這次開放不僅具有豐富的思想特質，而且具有鮮明的時代內涵。
2.中國開放戰略的基本內涵
開放戰略是中國主動打開面向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大門，藉助國際條件實現現代化的歷史程序。隨著現代化的不斷推進，開放戰略的側重點和主要內涵是變化的。從開放的背景來看，開放戰略的內涵最初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從開放的目的來看，主要是藉助國際條件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開放戰略的確立是立足於對時代發展潮流的深刻把握之上的，也是立足於對中國歷史經驗教訓的深刻分析之上的。鄧小平指出：“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中國在西方國家產業革命以後變得落後了，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閉關自守”，“經驗證明，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工業革命後，世界經濟全球化速度加快，世界各國均被捲入了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任何國家要實現現代化都必須主動開啟國門，加入快速發展的全球化潮流。中國雖然是一個具有開放性特質的國家，但是在明朝中葉以後逐漸走上了閉關鎖國的道路，致使中國逐漸落在西方國家的後面。鄧小平指出：“現在任何國家要發達起來，閉關自守都不可能。我們吃過這個苦頭，我們的老祖宗吃過這個苦頭。恐怕明朝明成祖時候，鄭和下西洋還算是開放的。明成祖死後，明朝逐漸衰落。以後清朝康乾時代，不能說是開放。如果從明朝中葉算起，到鴉片戰爭，有三百多年的閉關自守，如果從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長期閉關自守，把中國搞得貧窮落後，愚昧無知。”新中國建立以後，現代化建設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離發達國家的水平仍相距甚遠。因此，為了趕上發達國家的水平，1978年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做出了對外開放的戰略決策。
第二，從開放的內容來看，主要是引進發達國家的資金與先進知識。資金投入是經濟增長的基本前提。然而，由於長期戰爭破壞，新中國的現代化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起步的。加之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天災人禍，中國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建設資金嚴重缺乏。要重新啟動現代化，就必須從國外引進大量的資金。因此，引進外資成為開放的基本內容。鄧小平認為，利用外資是一個大政策，要正確評價利用外資的意義，充分利用外資發展自己。他說：“對外開放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下開展的……吸收外國的資金和技術，歡迎中外合資合作，甚至歡迎外國獨資到中國辦工廠，這些都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這樣做不會也不可能破壞社會主義經濟。我們倒是覺得現在外國投資太少，還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
引進國外先進知識是開放戰略的重要內容。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中的關鍵因素，是第一生產力。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從蘇聯引進了156個技術專案，加上自主研發，中國建成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但是，這不能滿足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鄧小平指出：“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的科學技術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在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中發揮了重大作用……但是，必須清醒地看到，我們的科學技術水平同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還很大，科學技術力量還很薄弱，遠不能適應現代化建設的需要。”特別是中蘇關係破裂後，中國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裝置的可能性基本消失，不得不尋找新的出路。因此，引進先進技術和裝置成為開放戰略的主要內容。我們要有計劃、有選擇地引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和其他對我們有益的東西。不僅如此，由於長期革命戰爭，中國共產黨管理經濟建設的經驗不足。加之新中國成立後一些過“左”的做法，經濟工作政治化，國內經濟管理經驗陳舊過時，明顯脫離經濟工作的實際。引進先進經濟管理經驗也成為開放戰略的重要內容。正如鄧小平指出的：“我們要學會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學習，向外國的先進管理方法學習。不僅新引進的企業要按人家的先進方法去辦，原有企業的改造也要採用先進的方法。”此外，當今的國際競爭是以經濟和科技為基礎的綜合國力的競爭，歸根結底則是人才的競爭，人才培養是振興科技的關鍵。由於“**”導致的長期混亂，我國的教育受到了嚴重的影響，教材內容脫離實際。因此，學習和引進國外的教學內容成為引進國外先進知識的重要組成部分。鄧小平強調指出：“要進口一批外國的自然科學教材，結合我們自己的實際編出新的教材，以後就拿新教材上課，編寫教材，一定要吸收世界先進的東西，洋為中用，特別是自然科學方面。從最先進的東西教起，一開始就啟發學生向著更廣更深的方向發展，這就有希望了”。
第三，從開放的方式來看，在引進外資方面主要採取中外合營的方式。在總結國際社會利用外資經驗的基礎上，鄧小平提出了利用外資的基本原則：適度借債原則和主要用於生產原則。他說：“我們要借鑑兩條，一是學習他們勇於借外債的精神，二是借外債要適度，不要借得太多。要注意這兩方面的經驗。借外債不可怕，但主要要用於發展生產，如果用於解決財政赤字，那就不好。”因此，中國利用外資的主要方式不是國外貸款，而是國外直接投資。對此，鄧小平指出，“至於用的辦法，主要的方式是合營，某些方面採取補償貿易的方式，包括外資設廠的方式，我們都採取。我們要下這麼個決心，權衡利弊、算清賬，略微吃點虧也幹，總歸是在中國形成了生產能力，還會帶動我們一些企業。現在研究財經問題，有一個立足點要放在充分利用、善於利用外資上，不利用太可惜了。人家來做生意，就是要賺錢，我們應該使得他們比到別的地方投資得利多，這樣才有競爭力。”
在引進國外先進知識方面，除了直接購買先進技術和成套裝置以外，還注重以多種方式引智引才。一是利用情感紐帶引進海外智力。由於種種原因，在海外分佈著幾千萬華人華僑，他們當中不乏著名學者和實業界人士。在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華人華僑心繫祖國，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因此，吸引海外華人華僑投身祖國現代化建設是開放之初的基本考量之一。“現在搞建設，門路要多一點，可以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華僑、華裔也可以回來辦工廠”，“接收華裔學者回國是我們發展科學技術的一項具體措施”。同時，世界上擁有一批關心中國革命和建設、對中國持友好態度的專家和學者。他們希望中國發展得更好，樂意為中國現代化建設貢獻聰明才智，成為引進國
外智力的重要來源。“同中國友好的學者中著名的學者多得很，請人家來講學，這是一種很好的辦法。”二是高薪聘請外國專家和學者參與中國現代化建設。鄧小平指出，“要利用外國智力，請一些外國人來參加我們的重點建設以及各方面的建設。對這個問題，我們認識不足，決心不大。搞現代化建設，我們既缺少經驗，又缺少知識。不要怕請外國人多花了幾個錢。他們長期來也好，短期來也好，專門為一個題目來也好。請來之後，應該很好地發揮他們的作用。”事實上，聘請國外專家、學者參與本國現代化建設是市場經濟的客觀現象，也是發達國家現代化建設的基本經驗之一。中國現代化建設攤子大、任務重，要在幾十年、上百年時間內走完發達國家幾百年的現代化之路，更加不可避免大規模引進國外智力。
在對外貿易上，主要是鼓勵產品出口，發展外向型產業。為了積累外匯、購買國外先進技術和裝置，中國開放之初主要實行鼓勵出口的貿易政策，特區主要發展外向型經濟，外資企業的產品主要在國際市場上銷售，外向型經濟的規模和質量是檢驗特區成功與否的基本指標。鄧小平說道：“我們特區的經濟從內向轉到外向，現在還是剛起步，所以能出口的好的產品還不多。只要深圳沒有做到這一步，它的關就還沒有過，還不能證明它的發展是很健康的。”當然，貿易總是有進有出的，鼓勵出口並不是否定進口。但是，當時的貿易政策是很清楚的。進口主要是高精尖技術，以及少數國內缺乏的原料。早在1975年8月，鄧小平就明確指出，“有一些原材料，我們一時解決不了、必須進口的，還是要進口一些。如化纖廠搞起來了，缺少某些化工原料就不能生產，不進口怎麼行？要進口，就要多出口點東西。這裡有一個出口政策問題。出口什麼？要大力開採石油，儘可能出口一些。工藝美術品等傳統出口產品，要千方百計地增加出口。化工產品要考慮出口。煤炭也要考慮出口，還可以考慮同外國簽訂長期合同，引進他們的技術裝備開採煤礦，用煤炭償付……總之，要爭取多出口一點東西，換點高、精、尖的技術和裝置回來，加速工業技術改造，提高勞動生產率。”
第四，從開放的方位來看，最初主要面向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國開放戰略的形成是與中美關係正常化緊密相連的。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說，中國第二次開放最初實際上是著眼於向美國開放。據記載，1979年陪同鄧小平訪美的一位資深國際問題專家問鄧小平：中國為何要開放，又為什麼主要向美歐開放？鄧小平回答說：跟著美國的那些國家都富強了。然而，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國與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出現了新變化，中蘇關係由長期對抗轉為緩和，中國與東歐國家的關係也得到了發展。這為中國拓寬對外開放的空間範圍提供了條件，蘇聯和東歐國家再次被納入中國對外開放的視野。事實上，這也推動了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係的發展，第三世界國家成為中國開放的物件之一。對此，鄧小平指出：“對外開放，我們還有一些人沒有弄清楚，以為只是對西方開放，其實我們是三個方面的開放。一個是對西方發達國家的開放，我們吸收外資、引進技術等等主要從那裡來。一個是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開放，這也是一個方面。國家關係即使不能夠正常化，但是可以交往，如做生意呀，搞技術合作呀，甚至於合資經營呀，技術改造呀，一百五十六個專案的技術改造，他們可以出力嘛。還有一個是對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開放，這些國家都有自己的特點和長處，這裡有很多文章可以做。所以，對外開放是三個方面，不是一個方面。”可見，中國開放戰略是全方位、寬領域的，既對發達國家開放，也對發展中國家開放；既對社會主義國家開放，也對資本主義國家開放。
二、中國開放戰略的確立過程
中國開放戰略肇始於美國對中國的封鎖政策。如果沒有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中國採取封鎖政策，就不存在當代中國對外開放的議題了。正如鄧小平指出的，“毛澤東同志在世的時候，我們也想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包括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係，甚至引進外資、合資經營等。但是那時候沒有條件，人家封鎖我們。”
1.中國開放戰略的發端
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隨著國際及美國國內形勢的變化，美國對華政策出現了鬆動的端倪，中國的國內形勢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為中國調整對外經濟政策、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提供了機會。1972年2月，中央批准了國家計委等部門進口43億美元外國成套工業裝置的《關於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裝置的報告》。雖然由於“四人幫”的干擾，引進計劃沒有全部完成，但是作為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裝置的重要嘗試，它對中國開放戰略的意義不可小視。
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啟動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歷史程序。當時，促使毛澤東和尼克松握手的是戰略問題而不是經濟問題。用毛澤東的話說，美國是踩著中國的肩膀去接近蘇聯。加之中美經濟往來微不足道，經濟議題差不多被忽視了。在21日與尼克松的談話中，毛澤東僅含蓄表達了對美開放的想法。他說：“我們辦事也有官僚主義。你們要搞人員往來這些事，要搞點小生意，我們就死也不肯。十幾年，說是不解決大問題，小問題就不幹，包括我在內。後來發現還是你們對，所以就打乒乓球。”在23日姬鵬飛外長與羅傑斯國務卿的會談中，兩國也沒有就最惠國待遇問題取得共識，甚至可以說美國根本沒把最惠國待遇問題當成一回事。羅傑斯說，就目前情況看，最惠國待遇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有興趣出口到美國的有限商品沒什麼影響。不過，隨著貿易的擴大和出口種類的增多，非最惠國地位的影響將擴大。然後，他以重申美國關於貿易的立場結束了雙方關於最惠國待遇問題的議題。在兩國達成的《上海公報》中，雙方對於兩國間的人員交流與貿易問題也是寥寥數語：各自承諾對進一步發展兩國人民間科學、技術、文化、體育和新聞等方面的聯絡和交流提供便利，同意為逐步發展兩國間的貿易提供便利。
然而，尼克松訪華對中國開放戰略的形成所具有的意義是不可忽視的。不僅《上海公報》為中美之間互相開放提供了一定的依據，而且尼克松訪華後中美關係的迅速發展為中國實施對美開放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在政治方面，1972年4至6月，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議員代表團先後訪華。在經濟方面，1971年美國從中國進口僅490萬美元，1972年增加到3230萬美元，增長了559％。在科學文化體育方面，1972年4月，中國乒乓球代表團在美國進行了18天訪問，並受到尼克松總統接見。5至6月，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美國科學家協會代表團團員傑里米·斯通博士和麥羅姆·科恩博士等訪問了中國。在新聞傳媒方面，1972年6月，《紐約時報》聯合主編哈里森·索爾茲伯裡、《聖路易斯郵報》記者理查德·達德曼等訪問了中國。7月29日，美聯社還與新華社、中國新聞圖片社達成了一項交換新聞和圖片的協議。但是，由於美國國內發生了水門事件、中國國內出現了“左”傾思想的回潮，兩國之間的經濟貿易和人員交流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此外，尼克松訪華還對其他發達國家產生了重大影響。在美國“越頂外交”的衝擊下，1972年9月，中日正式建立外交關係，結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之間長期存在的不正常狀態。這為中國從日本引進資金、技術和裝置奠定了基礎。在《中日聯合宣告》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為進一步發展兩國間的關係和擴大人員往來，根據需要並考慮到已有的民間協定，同意進行以締結貿易、航海、航空、漁業等協定為目的的談判”。事實上，在開放戰略實施期間，中國獲得的第一筆外國政府長期低息貸款就是1978年底跟日本談妥的。
2.中國開放戰略的醞釀
1973年3月，鄧小平恢復了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1974年，鄧小平主持起草四屆人大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重申三屆人大一次會議提出的四個現代化。1975年1月，鄧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開始主持黨中央和國務院日常工作，積極醞釀對外開放。
第一，明確現代化的意義，強調這是現在的大局。在“**”的長期衝擊下，國內各項工作處於混亂狀態。為了使國內工作走上正軌，鄧小平重視現代化建設的意義，將其上升到當時工作大局的高度，以此來凝聚全國渙散了的人心。1975年3月5日，鄧小平在省、市、自治區黨委主管工業的書記會議上指出：“現在有一個大局，全黨要多講。大局是什麼？到二十世紀末，把我國建設成為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全黨全國都要為實現這個偉大目標而奮鬥。這就是大局。”針對“政治掛帥”、忽視生產的現狀，鄧小平大力強調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重要性，糾正國內有些人在發展生產問題上的錯誤認識。5月21日，他在主持召開國務院辦公會議討論鋼鐵工業座談會檔案時指出，“我們反對‘唯生產力論’，但是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能不搞生產，不能不搞科學技術。我們強調勞動生產率，強調科學技術，不能算作‘唯生產力論’。如果不講這些，還能談得上社會主義總路線嗎？我們總是要把革命和生產都搞得好才行。”不僅如此，鄧小平還對批判“唯生產力論”持否定態度，肯定多勞多得的意義。6月10日，他在上海同馬天水談話時指出：“中國這麼多人口，國民經濟搞不上去怎麼行？我們一定要搞上去。批‘唯生產力論’，誰還敢抓生產？現在把什麼都說成是資產階級法權，多勞多得是應該的嘛，也叫資產階級法權嗎？搞生產究竟應當用什麼東西作為動力？”
第二，強調發展對外經濟關係，引進國外資金與技術。在匡正人們在發展生產上的認識誤區的同時，鄧小平著手探索提高勞動生產率、發展生產的路徑，在國內外多次談論發展對外經濟關係、引進國外資金和先進技術的必要性和可能性。1975年5月12日至17日，鄧小平訪問法國。在與希拉剋總理會談時，他說：“隨著中法兩國政治關係的發展，應當進一步發展兩國的經濟關係。中國現在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受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有些問題現在還不可能一下解決，如貿易平衡問題。就我們經濟建設的需要來說，我們希望從一些發達國家購買更多的技術和產品，但受到支付能力和條件的限制。當然，隨著我們經濟建設的發展，這個情況將逐步得到改善，所以我們說這是暫時現象。從長遠來說，我們在這方面有著廣闊的前景。”8月18日，在國務院討論國家計委起草的《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時，鄧小平提出了7點意見，“引進新技術、新裝置，擴大進出口”位列第二。23日，他在會見美國國會議員團時指出：“我們立足於自力更生，自力更生不意味著閉關自守，不意味著是一種保守主義。我們要學習、吸收世界上一切先進技術。隨著我們國家經濟的發展，對外貿易的前景會更廣闊一些。”9月20日，在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時，他又指出：“我們的方針還是自力更生，但不排除吸收世界先進科學技術的成果。我們現在的國際貿易額很小，但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貿易額肯定會擴大。”在回答希思提出的中國是否仍然不向外國貸款的問題時，他說：“還是這樣，但可以採取延期付款的方式，我們可以接受這種方式。”
鄧小平的這些講話和談話撥開了籠罩在全國人民頭腦中的思想迷霧，不僅為當時的工作指明瞭方向，而且為開放戰略的形成做了思想準備。但是，由於“四人幫”的陷害，1976年4月，鄧小平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經濟整頓工作停頓下來。
3.中國開放戰略的確立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恢復了鄧小平黨政軍領導職務。8月，鄧小平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徹底清除“
四人幫”幫派勢力的同時，鄧小平提出將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從而推動了中國開放戰略的確立。
第一，徹底清除“四人幫”幫派勢力。中國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走向自我封閉固然與國際環境有極大的關係，但是“四人幫”的禍害也是一個重要甚至主要原因。他們將學習和引進國外東西視為“崇洋媚外”，聲稱“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嚴重地阻礙了中國實施對外開放。同時，他們阻撓發展生產，將國內工作搞得烏煙瘴氣，社會秩序混亂，使中國缺乏對外開放、搞現代化建設所必需的基本國內環境。“所以，‘四人幫’不粉碎，我們就沒有這個條件，國際條件有了，國內條件沒有。”為了順利啟動對外開放，將國家工作重心轉到經濟建設上來，鄧小平主張徹底清除“四人幫”幫派勢力。他說道：“揭批‘四人幫’，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各項工作的綱，要放手發動群眾，揭露矛盾，搞清是非，整掉林彪、‘四人幫’的幫派體系。還必須把派性整掉、搞臭”。
第二，全面闡述引進國外先進知識的思想。①自力更生不等於不利用國外先進知識。自力更生不是不要國外資金和先進知識。引進國外資金和先進知識可以增強自力更生的能力，閉關主義只能導致貧弱落後。“我們歷來提倡自力更生，但並不是像‘四人幫’解釋的那樣，什麼東西都要自己搞，連世界上先進的東西都不接受。”“自力更生，要先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資源，但決不能排除世界上一切先進的成果。”②利用國外先進知識是可能的。科學知識是人類的共同財富，資本主義國家可以用，社會主義國家也可以用。“一切先進成果都是全人類共同努力的結果，就是資產階級也懂得這個起碼的常識，世界上先進的東西它都引進。”因此，“凡是我們需要的先進的東西，條件適合的，我們都願意吸收，包括軍事技術上某些先進的東西”。③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是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國經濟落後，科學不發達。要實現現代化就必須在高起點的基礎上起步，只有這樣才能基本趕上發達國家水平。“搞現代化，理所當然不是拿落後的技術作出發點，而是用世界的先進成果作出發點。”“如果不拿現在世界最新的科研成果作為我們的起點，創造條件，努力奮鬥，恐怕就沒有希望。”④要正確對待國外先進知識。對於國外先進知識，我們要實行“拿來主義”。然而，我們不是簡單地“拿來”，而是還要消化、吸收和創新，做到洋為中用。“所以現在我們學習外國先進的東西，實行‘拿來主義’。”但是，“中國人是聰明的，再加上不搞關門主義，不搞閉關自守，把世界上最先進的科研成果作為我們的起點，洋為中用，吸收外國好的東西，先學會它們，再在這個基礎上創新，那末，我們就是有希望的。”
第三，親身感受日新月異的外部世界。20世紀70年代，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外部世界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然而，由於長期自我封閉，中國對世界的現實狀況缺乏真切瞭解。“過去‘四人幫’干擾，就是關起門來搞建設，連世界是個什麼樣子都不清楚。”這種狀況嚴重地妨礙了人們解放思想。因此，從1977年底開始，黨中央、國務院派出了大批考察團，不僅對周邊國家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而且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行考察訪問。僅1978年，中國就有12位副總理、副委員長以上級別的領導人先後20次出訪51個國家。其中，5月2日至6月6日，谷牧副總理率經濟代表團對法國、聯邦德國、瑞士、丹麥和比利時等西歐國家的考察具有重大意義。6月下旬，黨中央、國務院專門召開了考察團彙報會。7月上旬，國務院召開關於加速四化建設的務虛會，谷牧又做了考察西歐國家的彙報。透過20多天討論，會議在一些重要問題上達成了共識。不僅如此，鄧小平還在國內事務相當繁忙的情況下，出訪日本、新加坡等周邊7國，釋放中國對外政策調整的重大訊號，瞭解日本的現代化實況，學習新加坡的開放經驗。這一切都堅定了中國對外開放的信念。
第四，徹底打破思想觀念的桎梏。毛澤東逝世後，“兩個凡是”的錯誤思想，嚴重地阻礙了思想領域的撥亂反正，不利於中國開放戰略的形成。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在全國上下引起了一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熱烈討論。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會議衝破了“兩個凡是”的束縛，對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內國內一些重大問題進行了妥善處理，決定將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統一了中央領導集體內部的思想，為開放戰略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礎。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經過短短几天的討論，會議做出了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標誌著中國開放戰略的確立。
三、中國開放戰略的實施過程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開放戰略以來，在30多年的光輝歷程中，中國開放戰略已經由最初經濟特區的嘗試，發展到今天全面融入國際社會、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大致經歷了政策性開放、制度性開放和戰略性開放3個不斷深化的發展階段。
1.政策性開放階段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形成對外開放戰略到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模式，中國開放戰略主要處於政策性開放階段。黨中央從政治高度思考經濟工作，把經濟工作當作最大的政治，以此來統領對外開放的全域性，以特殊的經濟政策和經濟管理制度以及靈活的經濟措施作為經濟增長的生成點，激勵對外開放。1979年，鄧小平對廣東省提請興辦出口加工區表示贊同，並將其命名為“特區”。他說：“還是叫特區好，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此時的開放基本是嘗試性的，沒有形成制度機制，沒有制度的保障。正如鄧小平指出的，“現在我要肯定兩句話：第一句話是，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第二句話是，經濟特區還是一個試驗。這兩句話不矛盾。我們的整個開放政策也是一個試驗，從世界的角度來講，也是一個大試驗”。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批准興辦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經濟特區，實行特殊的經濟政策與經濟管理制度。1983年，又將經濟特區的優惠政策推及海南島。1984年，開放大連、秦皇島、天津、煙臺、青島、連雲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和北海14個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又將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三角地區劃為沿海經濟開放區。1988年，設立環渤海開放區。1990年，開放浦東。1992年，開放蕪湖、九江、岳陽、武漢和重慶5個沿江城市以及合肥、南昌、長沙、成都、鄭州、太原、西安、蘭州、銀川、西寧、烏魯木齊、貴陽、昆明、南寧、哈爾濱、長春、呼和浩特17個內陸省會城市，還陸續開放了東北、西北、西南等地70多個邊境市、縣，實行對外開放的特殊政策。至此，透過實行特殊政策，初步形成了“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開放區—沿江及內陸省會城市—沿邊開放城市”這樣一個全方位、多層面、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
2.制度性開放階段
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模式的確立到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開放戰略主要處於制度性開放階段。在對外開放推動下，中國國內經濟改革不斷深化，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各項配套改革深入發展，復關/入世步伐不斷加快，最終全面加入了既有國際經濟機制，逐漸形成了開放型經濟體系。
隨著開放戰略逐步實施，1986年，中國正式申請恢復在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中的締約國地位。同時，中國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認識也不斷突破。1992年初，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徹底打破了在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上的認識誤區，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奠定了思想基礎。同年10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具有歷史意義的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創造性地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模式。不久，全國人大將其寫進憲法。同時，會議還提出實施多層次、多渠道、全方位開放的新要求。為進一步健全開放戰略的制度體系，十四屆三中全會又制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規劃。1997年，十五大進一步將對外開放與經濟全球化聯絡起來，提出發展開放型經濟的新目標。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為適應制度性開放的新要求，十六大又提出了“走出去”戰略，要求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從更大範圍、更廣領域和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競爭。
在國內建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同時，中國謀求加入世界貿易體系的努力也取得了積極的成果。透過15年的艱辛談判，2001年11月10日，世界貿易組織第四次部長級會議審議並通過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決定。到2004年底，中國根據入世承諾及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全面修改或增訂了有關貿易的法律和法規，實現了國內經濟制度與國際經濟制度的全面接軌，標誌著中國製度性開放基本完成。
3.戰略性開放階段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隨著對世界經濟體系融入的不斷加深，開放過程中既有的矛盾逐漸暴露出來，新矛盾也不斷產生。面對新的形勢，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進一步深化對開放戰略的認識，從落實科學發展觀與構建和諧世界的高度將對外開放提升到戰略性層面，形成了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這標誌著我國的開放戰略已經進入了戰略性開放的新階段。
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的命題，標誌著中國的發展理念出現根本性轉變，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成為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2004年，十六屆四中全會正式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形成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巨集偉藍圖。和諧社會是科學發展觀命題下的正常社會狀態。因此，2005年4月，胡錦濤在雅加達參加亞非峰會時，又將和諧社會的藍圖上升到和諧世界的理念，提出共同構建一個和諧世界。這為開放戰略的調整和升級指明瞭新方向，提出了新要求。正如2005年5月31日胡錦濤在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體學習會上指出的，要從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戰略高度，立足國情，揚長避短，趨利避害，堅持用全球戰略眼光觀察和謀劃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努力實現我國經濟社會又快又好地發展。
貧富差距的鴻溝中孕育不出和平的綠洲，世界和諧不可能也不應該建立在小部分國家少數人富、大部分國家多數人窮的基礎上。因此，在和諧世界理念下，中國開放戰略不僅僅要著眼於自身發展，而且要著眼於全世界的共同發展；不僅僅要著眼於國內和諧，而且要著眼於地區和諧與世界和諧。有鑑於此，2005年10月，十六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了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2007年，十七大進一步對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進行了完善，並莊嚴宣告：中國將始終不渝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這標誌著中國開放戰略的重大調整，中國開放戰略進入了更高層面的戰略性開放新階段。2012年，十八大再次強調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要求“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完善互利共贏、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提出“推動同周邊國家互聯互通”，“透過深化合作促進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
可見，中國對外開放戰略確立以來，依次經歷了政策性開放、制度性開放和戰略性開放三個階段。當然，這三個階段不是截然分開的，只不過是在不同時期開放戰略的重點和價值取向有所側重而已。透過開放戰略的全面實施，中國在國內形成了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基礎的開放型經濟體系，在國際上全面融入了以互利共贏為取向的世界經濟政治體系，已經成為國際社會最開放、最負責任的成員之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