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創新中國共產黨引導社會組織方式與途徑
1．建立社會化聯絡
中國共產黨引導社會組織良性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就是兩者緊密的社會化與多元化聯絡。前蘇聯國民議會主席雷日科夫指出：到上個世紀80年代，黨真正直接依靠工農，並與他們共同組成一支可以說挾雷霆萬鈞之力的時代，早已成為遙遠而光榮的英雄主義過去。聯絡逐漸變成形式上的和單方面的東西，總是從上而下、從黨到群眾，很少有自下而上、從群眾到黨的事情發生。蘇共的結局，正是體現了蘇共在政治運作中只存在自上而下的命令、動員、指示，而缺失自下而上的參與、接觸、聯絡。對此，中國共產黨的活動範圍要從體制內走向體制外，其活動方式從依賴權力手段轉向非權力手段。
中國共產黨要主動聯絡社會組織，形成科學的社會交往溝通模式。有效的交往溝通需要規範化的資訊，用一個技術性詞彙來形容，就是編碼，經過規範編碼之後的資訊有利於接收者正確地解讀和理解資訊內容，因此，資訊的釋出者首先必須瞭解接收者的文化背景與瞭解能力。良性資訊是組織健康運作的關鍵因素，因此組織必須設計獲取資訊的方式，處理各類資訊，並將其分送至組織內的適當接收者。資訊傳導是政黨進行外部聯絡、交往的基本要素。有學者認為，一個健康的組織，要想在社會中生存、壯大，使資訊交流容易傳導，應該具備這樣的條件，“第一，與同事頻繁的交往；第二，與共同信守某一規範或標準的其他人進行交往；第三，加入一個補充和強化大眾傳媒資訊的群體；第四，加入一個社會群體，其本身的‘人際交流系統’與大眾傳媒的人際交流系統‘勾連’在一起；最後，充分‘接近’一個社會表達渠道，它適宜表達積極的社會行動。”也有學者認為，一些結構性和程式性的變化可能以超越等級制帶來的溝通障礙。就如上級領導可以定期視察第一線工作，並嘗試與不同層級的員工進行交流，而不是僅僅報告來了解情況。這樣，他們就可以越過層層等級，建立與底層員工的直接交流。當然上級也可以諮詢外部人士，如研究社會組織的記者和研究人員。
中國共產黨需要充分接近社會組織，瞭解與熟悉社會組織的話語、行動體系，才能準確地明晰社會需求。中國早期政黨與社會組織，尤其是與會黨組織就出現了較多的人員融合，充實了政黨力量。1894年孫中山組建興中會時即有洪門領袖鄧蔭南等加入，孫中山為取得洪門更大的支援，在1903年經過檀香山時決定親自加入洪門，在國安會館加入洪門致公堂，被封為“洪棍”，1911年5月孫中山更是竭力推進同盟會與美洲致公堂合併，同盟會與致公堂互相加入，有力在改進了早期政黨過於弱小的狀況。早期政黨對會黨組織形式的借用，將自身建立於較為廣泛的群體基礎之上，使其在出現之初便植根於廣泛的群體。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對待社會組織的認識與態度是開放的。黨員幹部以各種方式去建立、聯絡、影響社會組織。中國共產黨強調不管什麼型別的社會組織，甚至是黃色工會、流氓組織、幫會組織，都要去接觸、利用。對於獨立性較強的社會組織，中國共產黨參與到這些社會組織發展之中。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一些黨員幹部與一些社會組織的上層保持緊密的聯絡，比如負責上層統戰的八路軍駐滬辦事處負責人劉少文和其他一些黨內的知識分子，也經常出席上層人士舉辦的敘餐會、座談會。中國共產黨與非黨的著名社會人士共同組織的外圍團體，也叫赤色群眾組織，其中與中下層教員和店職員聯絡比較多的是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武自會），1934年8月由宋慶齡、何香凝等上層人士領銜發起，是一個號召民眾武裝抵抗日本侵略的鬆散組織。透過中華職業補習學校、量才補習學校，立信會計學校和基督教青年會讀書會等渠道，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在青年教師和學員中發展了一些武自會的成員以及個別的黨員。
1934—1938年間上海地下黨的領導機構遭到多次破壞，黨的各類組織與外圍團體都失去了跟上級與中央的聯絡。剩下的一些黨員繼續在文化領域與一些城市團體或機構中堅持活動。在群眾工作方面，有關黨組織在陶行知的工學團，申報系統的量才補習學校和流通圖書館，男女青年會主持的讀書會和女工夜校等處發展左翼文化聯盟的成員，後者並不限於文化、藝術和教育工作者，各聯盟中都有普通職員、教師、學生甚至一些工人参加，其中的人數比較多的似乎是“左聯”、“社聯”和“教聯”。黨內知識分子在文化領域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活動具有相當的個人色彩，即透過作品和編輯、出版刊物影響公眾和貫徹黨的意圖，他們跟非黨的進步人士有許多共同點，以及工作或朋友關係，例如中國共產黨黨員張仲實、胡愈之跟鄒韜奮與生活書店的關係密切，艾思奇和夏徵農為李公樸主持的量才圖書館和《讀書生活》雜誌工作等等。
當前中國共產黨擁有黨員8779.3萬，基層組織眾多，黨員幹部管理存在相當大的難度。黨的幹部分佈在各行各業，擔當領導職務。創造有效的溝通體系的困境在於組織規模越來越大，組織所承擔的功能也越來越複雜。在過多情況下，需要根據組織當前活動與過往經驗反饋，及時做出現場判斷。當前很多領導幹部與社會組織沒有交流與接觸，對待社會組織卻心存恐懼，或者無視、輕視，或者鼠目寸光。這就導致黨與社會組織缺乏有效的溝通、聯絡的方式、途徑，對社會組織缺乏瞭解與認識；黨和政府把資金、專案都投向體制內組織，效果不盡如人意，很多社會組織卻難以得到支援，長期弱小；廣大社會組織與黨越來越疏遠，達不到黨的溫暖，長此以往對黨產生冷漠、偏見，甚至走向反面。
從國外來看，不同型別的社會組織並不是都與政黨有正式的組織聯絡。很多社會組織往往會分散其賭注，不會同某個政黨建立或發展過於密切的聯絡。政黨與社會組織之間所常見的是一種鬆散的、實用主義的聯絡。但是對於有著共同理念、價值與目標的政黨與社會組織，只要兩者能夠共同意識到他們屬於相同政治陣營，那麼就能保持或多或少的長期協商聯絡，這允許政黨以政策誓約來換取社會組織支援。這裡的主要機制是壓力迴應機制，即在能否達成政黨首選的政策妥協為基礎的支援方面，政黨精英需要承認相關的社會組織實際上既能動員或撤換這些支援的能力。對此，政黨與社會組織的正式聯絡主要是以組織滲透為主，即社會組織精英由制度化途徑進入政黨決策層。比如有些社會組織有一定比例代表的組織會員在一個或幾個政黨統治機構中。由於要終止兩者聯絡需要的條件或門檻很高，這就使交易關係更有預見性（至少能分享資訊）、更持久。終止兩者聯絡不僅需要正式規則的改變，而規則改變通常涉及諸如相對多數的程式問題，並且這也代表兩者當前關係的明確政治宣言。唯一可能的結果：如果雙方都認為長期的行政聯絡是有害的，或者如果一方決定另外一方不再需要。總之，高度透明的政治舉動意味著組織間的正式聯絡通常將存在關係受到約束的階段。很明顯，以正式的組織關係為基礎的聯絡要比非正式的聯絡更持久、穩定和有效，也就是說，對政黨精英而言這樣做尤其更具有價值。然而，這也有不利之處：政黨與力量強大的社會組織的緊密聯絡也許限制了政黨精英迴旋自由度，比如英國工黨與工會關係就證明了這點。
在大多數情況下，政黨與社會組織的溝通渠道涉及社會組織成員在政黨決策層擁有依據職權的席位。從小部分來看，社會組織成員任職於政黨主要規則制定部門——通常是在政黨代表大會裡，採用了比例代表的形式。但是這些政黨主要是一些傳統政黨，歐洲的一些新興政黨與社會組織的溝通與聯絡是缺乏的。同時，執政黨的議員與相關社會組織聯絡較為緊密。有些政黨的議員擔任著某些社會組織的主要或名譽上的領導，與社會組織有著比較緊密的聯絡。在德國，與社會組織保持一定聯絡的聯邦議院的議員佔有相當大的比例。在1976—1980年任期內的聯邦議院議員，至少232位議員是利益團體成員。同時，不同黨派的議員聯絡社會組織的頻率也不同。具體情況見下表（見下表）。
第16屆聯邦議院議員聯絡社會組織的情況
聯邦議院議員與社會組織的聯絡頻率
對此，中國共產黨與社會組織建立社會化聯絡的主要舉措是：
第一，黨和政府與社會組織間要創造進行面對面的交流的制度化渠道，使接收者提供反饋和向資訊傳送者提問的機會，把單向溝通變為雙向溝通。因為有很多資訊只有面對面的交流，才可以捕捉到透過聲音、聲調、姿勢、詞彙和形式所表達的隱含資訊。當前官僚結構下的溝通嚴重缺乏這樣的交流，因此很難了解資訊釋出的真實意圖。官僚結構日益導致資訊被隱蔽和誤傳。忽視隱含資訊使官僚組織變得笨拙、效率低下，並且不能從其錯誤中吸取教訓。在實踐中證實：資訊每經過一個層次，其失真率約為10%—15%；上級向他的直接下屬所傳遞的資訊平均只有20%—25%被正確理解，而下屬向他的直接上級所反映的資訊被正確理解的則不超過10 %。黨在與社會組織進行溝通的時候應當儘量減少溝通的層級。越是高層的黨組織越要注意與社會組織直接溝通。
第二，中國共產黨要根據自己的工作重點、任務、職能等善於發現一些社會組織，然後去主動接觸、聯絡社會組織，尤其是那些正在發展中的或者缺乏政府幫助的社會組織，形成制度化渠道。近年來環境和社會衝突加劇，公民權利意識覺醒和行動力加強以及資訊新技術與各種網路資訊傳播平臺提供了新的表達空間與表達的制度空間取得了很大進步，社會組織的聲音得到很大擴散。一方面，使黨依靠政府，或者上級依賴下級的資訊傳導與溝通的這種傳統狀況發生了變化。黨組織已經不再是必須需要很多的中層來承擔資訊傳輸的作用，一些職能部門能夠被資訊科技代替，從而為黨組織、政府與社會組織的聯絡架構和形態的變革創造了條件。黨組織能夠直接去接觸與聯絡各類社會組織。另一方面，這也說明了自下而上的社會組織的公共倡導，與體制內交流渠道仍然有限，難以滿足民眾高漲的利益表達需求。在這樣的環境中，客觀上因為缺乏制度化的表達過多地依靠社會組織公眾化的行為，去施加社會壓力，與黨、政府形成非制度化互動。
第三，中國共產黨要建立與社會組織多元化的溝通方式。從正式制度層面看，西方政黨與社會組織有溝通聯絡的制度平臺，尤其是一些社會組織會努力爭取在政黨大會上與政黨建立聯絡。因此，中國共產黨的各類會議可以定期邀請社會組織參加，並給予其發言或者提供各類服務的機會與渠道。從非正式角度看，黨要參與到社會組織的活動之中，黨員幹部要與社會組織領袖、成員建立交往聯絡，加強與社會組織的溝通渠道建設。“美國共和黨越來越想要與利益集團成員進行直接接觸，而不是讓利益集團進行這樣的溝通。1992年，‘基督教聯盟’動員選民支援老布什，其領導人拉爾夫·裡德（Ralph Reed）希望新政府在決策時諮詢他的意見。2004年，小布什在競選連任時透過信件和電話直接與保守派基督教選民進行了聯絡，繞過了基督教右翼聯盟。”目前大多數黨委對社會組織的瞭解與聯絡還是停留在指示、彙報和會議這些傳統的溝通方式上。這些方式不能順應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組織成員心理結構以及需求層次的變化。
定期的領導見面和不定期的社會組織成員座談會是一種很好的方式。領導見面會是讓那些有思想有建議的社會組織有機會直接與黨的相關領導溝通。社會組織座談會則是在領導者覺得有必要獲得第一手的關於社會組織真實思想、情感時，而又擔心透過中間渠道會使資訊失真而採取的一種領導與社會組織直接溝通的方法。與領導見面會相比，社會組織座談會是由上而下發起的，上級領導是溝通的主動方，而領導見面會則是應下層的要求而進行的溝通。黨還要加強與社會組織的非正式聯絡。比如黨員幹部可以私人身份參加社會組織的午餐會、郊遊、聯誼會、私人聚會等形式。這些都是非正式溝通的良好方式。這些聯絡渠道，既能充分發揮非正式溝通的優點，又因它們都屬於一種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而易於被組織領導者控制，也大大增強了交流資訊的真實性。
第四，實現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工作方式——個體與團體的志願化，發揮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黨員幹部的志願化行動，建立黨和社會的連線點或者有機關係，實現政黨社會化的迴歸。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做群眾工作，一個辦法是參加到各種公開的合法的團體、組織中去，透過我們的工作去啟發群眾，組織群眾，以至掌握這個組織，如當時的“民先”、救國會、抗敵後援會、各種勞協、基督教青年會，以至國民黨、三青團組織的一些團體。湖南省工委，透過以下幾種形式，逐步取得工會或者同業公會等群眾組織的領導權：選派黨員競選工會理事、監事，或發展具備條件的工會理監事入黨，或派遣黨員參與進步事業，如湖南郵務工會、省公路工會、長沙電信公會、湖南省會交通公用事業公會聯誼會等，透過這種方式逐步取得領導權。西方政黨，組織結構鬆散，專職、領薪的黨務工作者人數極其有限，所以大多數黨員包括基層黨組織的黨員都是在進行義務或志願勞動。美國政黨在沒有大批專職人員的情況下成功服務的原因是透過物質激勵、社會激勵和目標激勵成功吸引大批政黨志願者。對政黨志願者來說透過參加政黨組織可以獲得政黨的優先考慮，為從政創造條件，同時也拓展了他們與社會交往和溝通的平臺，為政治參與提供了更多的機會。
黨員幹部志願化行動過程是一種社會表現與社會評價過程。中國共產黨能否有效引導社會組織關鍵還是黨員個體的先鋒作用能否發揮。比如1934—1938年間上海地下黨的領導機構遭到多次破壞，黨的各類組織與外圍團體都失去了跟上級與中央的聯絡。剩下的一些黨員繼續在文化領域與一些城市團體或機構中堅持活動。在群眾工作方面，有關黨組織在陶行知的工學團，申報系統的量才補習學校和流通圖書館，男女青年會主持的讀書會和女工夜校等處發展左翼文化聯盟的成員，後者並不限於文化、藝術和教育工作者，各聯盟中都有普通職員、教師、學生甚至一些工人参加，其中的人數比較多的似乎是“左聯”、“社聯”和“教聯”。黨內知識分子在文化領域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活動具有相當的個人色彩，即透過作品和編輯、出版刊物影響公眾和貫徹黨的意圖，他們跟非黨的進步人士有許多共同點，以及工作或朋友關係，例如中國共產黨黨員張仲實、胡愈之跟鄒韜奮與生活書店的關係密切，艾思奇和夏徵農為李公樸主持的量才圖書館和《讀書生活》雜誌工作等等。中國共產黨地下黨的成員參加了一些救國會的組織工作和領導機構，還調派了一些黨員進入各個救國會設立黨團、行動指揮部或核心小組。黨內知識分子透過個人關係影響救國會上層代表人物的決策和行動；從事基層工作的黨員在山海工學團、職業補習學校、青年會女工夜校和其他群眾自己組織的小團體裡聯絡骨幹積極分子，推動遊行、集會等活動。
黨員幹部的志願化以服務社會為重心，有助於實現社會大眾對政黨的認同。一般黨員和社會大眾區別不大，反而領導幹部示範化的負面效應成為社會大眾關注的焦點。構建黨員幹部的志願化行動體系，實施黨員幹部聯絡與服務社會組織的日常化活動體制。一是建立入口黨的志願化評價機制。積極分子入黨的條件之一就是入黨申請者需要具備社會組織的志願化經歷。與此相適應，社會組織黨建必須承擔接收志願者、觀察志願者、評價志願者的功能與機制。二是建立黨員幹部的培養與推薦的志願支援機制，啟用黨員。
由於傳統單位黨建模式不能很好地適應社會領域的快速發展，基層黨建逐漸邊緣化，入黨之後很多黨員缺乏志願化的社會活動，黨員的社會化行為基本上處於潛伏狀態。對此，每個黨員都要主動或者經其他組織渠道到社會組織和社會群體中去培養和鍛鍊能力。從黨員個體來看，有些地方探索了建立黨員服務站，使其成為基層黨組織連線社會的載體。依託黨員服務中心，在街道社群建立以黨員為核心的志願者協會或俱樂部，服務黨員與群眾，開展黨員意識培養、黨員業務培訓、黨員主題論壇等。三是基層黨組織的志願化。有學者提出，在農村黨支部的委員會成員發揚共產黨員的楷模作用，在黨的事務工作中不取報酬，以志願者身份做好服務工作。同時，鼓勵村委會幹部不拿工資，做志願者。如果村級黨政幹部真正實現向志願化方向發展，那麼，這些黨政職務就不再是人們奮力追逐的“肥差”。在這些職位上有所擔當，必須要有犧牲和奉獻精神。根據這個思路，基層黨組織一是可以透過黨內志願者活動充實基層黨建；另一方面可以從社會招募志願者，進入各類專案之中，參加基層黨建活動。
2．建立服務的多元化模式
中國共產黨引導社會組織，應該是透過服務實現引導。一方面，中國共產黨要幫助與支援社會組織運轉起來，從法律規範與社會生活中賦予或實現社會組織在各個領域的身份與地位。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在服務的活動與過程中，引導、理解或預期社會組織的意見表達、領袖選擇、組織活動等。
第一，加快實現社會組織立法與政策服務的常態化。
從黨的行政組織來說，提供政策與立法建議並監督實施、執行是其主要功能。有學者在對社團開展活動時對會員約束排在第一位是什麼的調查中，第一是國家法律佔45.7%，第二位的就是黨的政策佔11.2%，第三是上級領導指示佔9.9%，第四是社團規章佔9.5%，第五是地方法規佔7.8%。法律與黨的政策在當前社會組織發展中佔有重要地位。但是黨的社會組織工作中立法與政策服務還是不適應社會組織發展。同時，法律與政策如何協調推進社會組織發展，還需要黨加以統籌兼顧。
從現實看，民政部就取消“雙重管理”體制進行了一些地區實驗，如深圳市《關於進一步發展和規範我市社會組織的意見》（2008年）規定創新社會組織登記管理體制，工商經濟類、社會福利類、公益慈善類社會組織可直接向登記管理機關申請登記，北京市《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條例》（2010年）規定申請在示範區設立有利於自主創新的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基金會，除法律、行政法規、國務院決定規定登記前須經批准的以外，申請人可以直接向市民政部門申請登記，廣東省從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別規定、特殊領域外，將社會組織的業務主管單位改為業務指導單位，社會組織直接向民政部門申請成立。透過對50個社會組織進行訪談的情況看，有學者認為新政策的出臺並沒有使相關NPO的生存之路順暢很多。由於支援NPO生存發展的政策涉及多個職能部門之間的權責關係，位階不高的政府檔案並不具有這種協調效力。例如，對於放開登記後的NPO，稅務部門仍然可以援引相關法律法規而不予其免稅資格。因此，根本性地改變這一生存路徑還是要寄希望於社團、民非和基金會三個登記管理條例的修訂以及實質性的“鬆綁”。
中國共產黨引導社會組織良性發展的方式與途徑，基於兩個方面，專業技術層面與政治利益層面。知識與觀念更新、體制機制變革是黨引導社會組織的基礎工作。從第一層面看，黨必須注重利用與依靠黨政相關部門與專家學者、社會組織自身的力量。整合資源，實現跨部門、跨領域、跨國的資源整合，這包括體制機制整合，把這些力量集中到一起，形成相關的群策群力的集體行動，制定專業技術的政策，各部門的自身優勢與職責的展現，資金、人才、專案、具體政策、人員、機構配合社會組織的活動。接觸的多，知道、瞭解、理解的就多，確定性、預期性程度就越高。一是建立黨內部門從政策層面推進社會組織工作體系。黨的研究機構如中央編譯局、黨校、政策研究室等部門，要進行長期性調研，加大投入，瞭解、熟悉社會組織，研究社會組織發展中的現實與理論問題，在黨政官員中有針對性地開展實務培訓與理論學習。黨的十八大，提出了“完善黨員幹部直接聯絡群眾制度”“實行黨代會代表提案制”。那麼建立黨員代表與社會組織的聯絡與交往機制。在黨的系統建立社會組織工作委員會與黨代表聯絡社會組織工作室，利用與依靠社會組織收集民意，發揮黨員幹部利益表達、綜合作用，確保實現黨代表的提案權。二是加快推動建立政權系統與社會組織的聯絡與交往機制。黨的十八大，提出了“人大設立代表聯絡機構，完善代表聯絡群眾制度”。在人大系統裡建立會組織聯絡處與代表聯絡社會組織的工作室，利用與依靠社會組織收集民意，發揮代表監督、反映民意機制，形成提案。
從第二層面看，黨必須從戰略的角度思考社會組織工作，轉變其維穩思維，實現科學發展觀，使領導幹部的政績立足於民生與社會建設。社會組織工作成為黨的重要工作語言與討論、決策輻射物件。社會組織工作是黨需要大力推進與加強的一項重要工作。歐美政黨一般會透過協商或政策讓步或有利於社會組織的立法提案等形式來動員社會組織擁護它們等。政黨代表通常會把各種社會團體的得失考慮在內，或者根據他們對自我利益的計算，減輕或者完全隱藏立法議案對社會團體的潛在影響力。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除了使社會組織工作成為黨內話語的一個方面以及成為黨日常解決問題中的一個思路與物件、列入工作規劃，還需要黨決策過程之中把社會組織作為參考體系或者參與主體。
中國共產黨引導社會組織良性發展僅僅提供法律與政策服務是遠遠不夠的。微觀服務是必須的。中國共產黨引導社會組織，面臨的問題是具體的、複雜的，僅靠正式的制度、嚴格死板地按照不健全的法律無法解決社會組織發展中的實際問題。
第二，加強推動組織服務，建立健全黨的社會組織工作體制。
從個體黨員幹部的角度出發，建立諸如黨員領導幹部接待社會組織活動日、黨員服務社會組織活動日、社會組織黨員聯動日等活動機制，加強黨員幹部與社會組織成員的接觸，強化合作共贏的日常聯絡。
從組織保障的角度出發，創建黨委領導下的社會組織綜合服務機構，借鑑北京、廣東為代表的黨政一體或黨委為核心的社會組織工作模式。對於是否設立專門機構，開展社會組織工作，這個問題國內外學術界存在爭議。國內有學者認為北京市社工委（社會辦）與原民政、綜合治理委員會等部門的職責劃分可能產生交叉重複、界限不清、多頭管理等問題，不僅影響管理和服務效率，甚至可能產生新的資源、權力配置的不科學、不合理，使改革陷入體制混亂，效率低下的不利局面。也有學者反駁，“北京市在社會管理體制改革與創新中組建成立社工委（社會辦），是‘大民政’思路在管理體制上的體現，主要負責原民政部門管理相對薄弱的社會事務，具體有三：一是搭建與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四位一體”建設格局相適應的體制框架。透過發揮社會工作機構的綜合協調職能，加強對社會建設工作的統籌規劃、綜合協調和指導監督，使社會建設各項工作形成有機結合，社會資源實現最大整合；二是建設好社會工作者和社會志願者兩支社會建設隊伍。透過建立健全公眾參與機制、社會動員機制和組織機制，加快社會工作職業化、專業化程序；三是搭建社會組織工作、社群工作和“兩新”組織黨建工作三個工作網路。
從地方黨政系統的社會組織管理模式看，國外學者認為，從以深圳、廣州和雲南等地為代表的更為開放自由和寬鬆的管理模式，到以江蘇、北京和上海等地為代表的更為保守的政府監管模式。北京模式的基礎是過去兩年來北京市政府圍繞非營利組織孵化器開展NGO的能力建設，政府資助公益專案，以及新的直接註冊措施，這是一種“寬審批，嚴監管”的思路。政府官員將逐步退出社會組織的管理和運作，使社會組織迴歸民間化。為放寬註冊登記，市政府還在2010年拿出3億資金資助社會創新專案，資助政府背景的組織，以及民間的非營利孵化器（NPI），去提升草根組織的專業專案管理能力，審計和財務技能，以及專案申請能力。從對北京NGO的訪談來看，儘管北京進行了放開NGO管理的改革，但很少有草根NGO在這些新的管理制度下獲得註冊，政府的資助還要求受助方進行專業審計和專案透明。一些人相信新的管理制度為本土草根組織創造了發展空間，另一些人則認為，過去NGO在一些灰色地帶擁有更多的自主空間，新政策是政府公開對這些空間實行控制。北京模式試圖用地方政府的監管來替代雲南模式中發揮作用的國際資金和能力建設。因此，北京模式是強調政府對公民社會的監管，併為草根組織創造資金來源，而非像雲南模式那樣著重於利用國際資金以及NGO與相關部門、機構的合作。Jessica C. Teets認為中央政府更可能採納的北京模式。北京模式加強有關NGO的法律和籌款機制，促進本土草根和能力建設組織的成長，並在民政體系中形成更好地管理社會組織成長和推動創新的規制，給具有專業能力的組織帶來更大的政策參與空間，同時壓縮以權利為本的社群組織的空間。儘管社會管理模式的區域差異仍將存在，國家層面將要實行的管制變化將對未來公民社會產生重大影響。
本專案認為，建立黨委為核心的黨的社會組織工作模式是可行的。在地方實踐基礎上，必須最佳化當前模式。學術界一直在提倡政黨社會化，認為這是政黨改革的目標。從現實看，一是黨中央、地方黨政儘管都不同程度地開始重視社會組織工作，但是其工作重心仍然是經濟工作與政府工作。因此，黨委工作中分化出實施社會組織工作的體系，是轉變黨委工作重心的一種制度安排。這樣，就使黨委工作中，始終會發出社會組織工作的聲音。二是當前黨的社會組織工作基本都是在社會建設的統領下推進的，社會組織的主體性地位缺乏法律與政策的保護，缺少國家資金支撐。地方探索還處在黨政推動階段，仍然是處於自上而下的政治動員。儘管學術界認同社會組織是社會建設主體，強調黨和政府進行社會建設要依託社會組織進行，要對社會組織進行培育、扶植，正如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認為，“全社會要改變對公民社會的認識，轉變對公民社會的態度，特別是各級黨政官員應當對公民社會的戰略意義有深刻的認識，從而採取積極鼓勵和合作支援的態度。黨和政府要進一步完善法規，依法對社會組織進行管理；要加快放鬆對社會組織的管制，更多地給予培育和扶持。各級政府應當廣泛吸收社會組織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定，特別是積極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管理創新中的重要作用，鼓勵它們承擔更多的公共服務，努力營造官民共治的社會治理格局。”
但多數黨政幹部對社會組織仍然存在疑慮，反對社會組織在社會建設中主體性地位，強調要加以限制社會組織發展，中央政法委祕書長、中央綜治委副主任周本順認為，“一定要站在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維護國家長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的高度，切實解決社會管理中與新形勢不相適應的問題，防止誤信、誤傳甚至落入某些西方國家為我們設計的所謂‘公民社會’的陷阱。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不是過多地把政府的事情交給社會去辦，而是要確保黨委和政府的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到位；不是過多強調按照人口比例發展社會組織，而是要加快群眾組織、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改革，完善職能；不是過多強調社會組織的‘第三部門’屬性，而是要加強對社會組織的規範、引導，將其納入黨委和政府主導的社會管理體系，確保其健康有序發展，真正成為社會管理和服務的重要補充。”透過社會組織自身、學者的呼聲還難以撼動舊觀念與舊體制。那麼，在體制內分化出專門做黨的社會組織工作的機構是在所有辦法中較為現實的路徑。正式的結構則能創造一個嚴謹的、標準化的溝通環境，有助於強化組織行為的穩定性與可預測性。當然這種機構仍然是一種科層機構，存在著科層制的弊端。發揮此機構的最大作用，一是必須明確此專門機構的職能：扶持、服務、引導社會組織以推進社會建設的展開。二是此機構的活動、專案要儘可能依託社會組織進行，並且多接觸、聯絡社會組織，從而使黨熟悉社會組織工作。
中國共產黨應該起到幫助社會組織聯絡黨政相關部門，尋找資金、專案、人才等，使黨的活動促進社會組織業務，即“黨務促業務”。從調研中看出，當被詢問“是否與相關黨組織進行專案合作”，在訪談的社會組織中，僅有“通州關心下一代協會”回答，“與黨有直接聯絡，是區直屬機關。”“上級會有一些檔案與指示”。“根據青少年思想道德成長市裡下達一些檔案給關工委，政府和社會也會有一些專案。”也有個別社會組織成員說，“我們組織創始人是退休幹部，與相關黨政部門有很好的關係。比如缺經費，他總能想辦法籌到。”也有其他學者在訪談社會組織成員，詢問黨對他們的具體幫助。他認為黨的支援是很微弱的，只有在社會組織的活動是由黨發起的時候，才會得到具體的資金支援。除了能夠獲得場地支援外，社會組織接受的政府資金支援非常少。民政系統與黨的組織系統，在推動黨組織覆蓋方面，與社會組織進行合作，但在業務推動方面社會組織很少與相關黨組織進行合作。當向社會組織成員詢問對於“相關黨組織官員不會對其提出的意見進行有效迴應”，受訪大部分社會組織同意此說法。個別社會組織不同意此說法，“我們祕書長是退休幹部，能夠向一些領導提意見。”總的來說，當黨自上而下需要社會組織配合工作時，社會組織響應、配合。但是社會組織自下而上向黨和政府反映意見與需求時，社會組織與行政性黨組織的制度化訴求通道幾乎是缺失的，大多資訊溝通是靠私人關係。一方面是政府機構數量與規模、管理職能大於或多於行政性黨組織。社會組織與政府系統的聯絡較多。另一方面，行政性黨務組織本身規模小，職能部門少，其工作重心還是經濟工作與政府工作、黨務工作。行政性黨組織重點關注大政方針的制定以及重要的人事安排，而利益表達與綜合功能虛化或弱化。黨的領導基本流於務虛狀態，不能為社會組織發展提供必要的服務。
3．推動創立獨立性較強的中介性社會組織，改造人民團體
中國共產黨參與建立社會組織，其行動本身就是一種引導社會組織的方式與途徑。其關鍵是中國共產黨參與建立的社會組織能否具備獨立性與能動性。建立獨立性較強的中介性社會組織有利於打破黨與社會組織之間的層級關係，消除權力造成的隔閡，透過社會化的方式，社會化的語言、溝通方式等，把黨的意志轉化為社會組織可接受的話語與行為體系。短時間內改變中國共產黨長期工作中形成的官僚話語與行為方式以及政治安全意識，是不可能的。而這將會使社會組織工作畏首畏尾、決策冗長、反應遲鈍，會使黨的社會組織工作缺乏靈活性、吸引力與時代性，從而走回行政化老路。中國共產黨幫助或支援建立各領域的聯合會組織、聯盟組織。黨的組織體系可以把中介性社會組織作為一個緩衝、橋樑，逐漸熟悉、建構社會組織的時代話語體系與行為體系。同時，黨組織也不可能從組織層面介入到幾百萬的各種型別的社會組織之內，有的領域黨組織不方便介入，即使介入，會受到社會組織的各種形式的反抗。透過中介性社會組織，聯絡其他社會組織，有以下幾種方式：一是沙龍模式。組織一個鬆散的沙龍組織，
較為快捷。沙龍最初是歐洲啟蒙思想家進行社會活動和理智交流的場所，是一個微妙的微型世界，能夠體現機智、聰明、魅力與理智的膽識與火花。透過寬鬆的沙龍方式，把一些有影響力的社會組織領袖匯聚起來，不定期地開展各種活動，使沙龍成為社會組織間資訊交流、資源共享的平臺。沙龍的鬆散性，是解決社會組織文化多樣性、需求多樣性的一個比較好的組織載體。因為比較鬆散，不存在名利的分割，也不過多佔用每個人的時間，沒有太嚴格的制度約束。沙龍的政治風險也比較低，進可攻、退可守。沙龍進一步發展，可以為形成諸如俱樂部、聯盟、協會的組織，退可以成為一種年會、聯誼、議題小組、興趣小組活動。二是正式組織模式。即建立一個正式的協會或民辦非企業單位、基金會，獨立運作，與其他社會組織建立多元化、長效化聯絡，能夠提供長期服務，同時敢於同眾多社會組織展開競爭，深化專業化運作，建立專業性標準，提供專業化服務，樹立專業權威。三是鬆散性聯盟模式，把同類型的社會組織聯合起來，建立鬆散性聯盟。黨的基層組織可以作為推動者、培育者、協調者，參與這些組織的活動，把握政治方向。
以去行政化與服務化、社會化為核心，改革與創新樞紐式社會組織管理體系。改造工青婦等人民團體，使其服務能夠覆蓋其他的社會組織。黨委及其基層黨組織，推動這些人民團體以服務社會組織為取向改革。由於當前的人民團體有著自己的組織體系與制度體系、服務體系，人民團體可以幫助社會組織解決場地、微資金、媒體採訪與宣傳溝通問題，或者透過各種關係幫助社會組織尋找資金、專案，聯絡官員等。樞紐型社會組織能夠幫助社會組織營造誠信良好的工作氛圍，容易進入各種工作場景，推動社會組織的專案進入社群。西方學者發現了這樣一個事實：有些社會組織的活動因為有體制內組織或官員參與而非正式地獲得了一些資源，能夠爭取專案並強化組織的聲譽、獲得政治保護。它們在很大程度上能夠保持專案和策略的獨立性以及運作上的自主性。例如，雲南生殖健康協會指出，“我們需要透過婦聯這樣的政府網路使我們的工作更有成效，有利於我們組織（社群）討論，或者進行入戶訪談。我們（與政府）保持合作關係，如果到基層開展活動，政府就會提供幫助。”很多社會組織進入農村的主要方式是借政治資源進入，尤其很多在農村外產生的社會組織與草根社會組織（無註冊或工商註冊的社會組織）參與新農村建設，進入農村社群運作其專案，不管是以個人關係還是公共關係，都離不開權力這個平臺。當前社會組織參與新農村建設的方式與途徑是政治主導型的，只有獲得權力資源的認可與政策認同，才能參與鄉村事務。
因此，一方面，繼續發揮與保持樞紐型社會組織的政治符號的象徵意義，另一方面，弱化其行政功能，拓展、充實其服務、社會化功能，改革其集權式結構。
4．重視社會組織領袖培養，建立與社會組織領袖的聯絡機制
從歷史上看，中國共產黨非常重視與各類社會組織領袖的交往工作，從而獲得社會組織的大力支援。當前社會組織領袖是社會組織中主流價值觀念的體現者和提升者，國外一些政黨非常注重參與非政府組織的活動，在活動中發掘和培養領袖。政黨與社會組織之間存在著人事互動。西方國家的社會組織領導層一般是由各方面的精英所擔任，甚至有些社會組織精英比政黨精英還具有影響力。在歐洲一些社會組織與政黨精英間存在著長期聯絡及正規化協商的渠道。“社會黨學術聯盟”是奧地利社會黨的一個重要支柱。這個組織80—90%的成員是黨員。許多“社會黨學術聯盟”的成員在國有化工業、國有化銀行和議會內，佔據了重要地位。1976年社會黨政府的18名閣員中有12名是“社會黨學術聯盟”的成員；國民議會內有93名社會黨議員中有37名是它的成員，聯邦議會內有29名社會黨議員中的8名是它的成員。加入“社會黨學術聯盟”，有時候在促進發展公職上可能是有益的，特別在社會黨執政期間。這種銓選官職的方式，為奧地利社會黨吸引了知識分子。很多身跨社會組織與政黨的成員，發展出了他們的“雙重忠誠”，他們既在社會組織內部推動政黨影響力的發展，反過來也在政黨內部代表社會組織的利益。社會組織對政黨的影響也就具有了相互性的效果。在歐洲一些社會組織與政黨精英間存在著長期聯絡及正規化協商的渠道。1950年代義大利總工會是以義大利共產黨為主體，意共與義大利總工會是一種“傳送帶關係”。黨直接領導著工會。工會的領導及官員均來自意共。同時工會的共產黨領導經常擔任參眾兩院議員。在德國政黨的幹部，在各基金會中或身居要職，或起著決定性作用。例如，基金會理事會主席通常是由其所接近政黨的知名代表擔任，理事會成員中有很多是政黨高階官員、聯邦和州的政治家。基金會的代表也是政黨外交事務方面重要專門機構的成員。當然還有很多社會組織的領導層，一般是由各方面的精英所擔任，甚至有些社會組織精英比政黨精英還具有影響力。政黨透過政策協商或讓步或有利於社會組織的立法提案等形式來動員社會組織擁護它們等。1998年2月義大利左翼大會後，由意共分裂出來的左翼民主黨後來合併為“民主左翼”的領導人威爾託尼與義大利總工會書記建立了對話聯絡，因此他緩和了曾經與總工會的緊張關係。以前每當開會時，總工會領導人總是以左的面目出現，猛烈抨擊“民主左翼”的代表。新任“民主左翼”領導人威爾託尼是從工會積極分子的政治認同與黨的立場的角度闡述與總工會相同的觀點，採取支援總工會的立場。在美國，1929年大蕭條之後，民主黨人透過新政保障了勞工和弱勢團體的基本生活，實行了一系列立法推行社會安全救濟政策，鼓勵勞工組織工會並與資本家進行集體談判以謀求勞工權益得到了黑人團體、猶太團體以及非南方百人基督徒的工會成員的更多支援。新政以後，美國工會組織即與民主黨建立了強勁的關係。德國工會聯盟的專職幹部至少在過去都曾是政黨黨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享有政黨政治的代表權。
有很多西方政黨的外圍組織，其獨立性很強。他們與政黨的關係就是以組織精英間聯絡為途徑。很多擔任過政黨青年組織領導職務的青年，在未來很可能進入政府並擔任重要職務。政黨青年組織的領袖或者是由黨內幹部兼任，或者被納入政黨的最高領導機構。在大選時，政黨青年組織幫助所屬政黨賣力奔走、宣傳、拉票。比如美國民主黨青年組織的簡介中就指出自己是美國民主黨的官方青年組織，其目標就是為民主黨發展黨員、建立一個青年選民投票集團，爭取青年支援民主黨、服務社群。法國社會黨極為重視在青年、企業和學術團體中做工作。這三個群體都有自身單獨的組織並遵從社會黨的統一領導，例如青年社會黨人運動就是這樣一個組織，青年社會黨人運動內部的執行規則需經過社會黨的全國理事會批准。為了使黨和青年社會黨人運動的行動保持一致，當選為青年社會黨人運動的負責人有充分的權利在其負責的群體中協助社會黨的有關機構進行工作。這種途徑是依附於政黨型的社會組織的領導透過在政黨官僚機構中擁有發言權的官席，並且部分重疊的會員是較為典型的，這意味著社會組織實際上能夠跨越他們政黨的自然選區。
廣東已經開始運作，在人大與政協界別裡設定社會組織代表。黨的意志透過社會組織領袖向社會組織成員及其服務物件輻射與影響是引導社會組織的一個重要途徑。第一，黨要把社會組織的優秀人才吸收到組織中來，使社會組織成為公益人才的集聚處。第二，黨建立人才儲備庫，聯絡、掌握一批具有某方面特長的人才，為培育社會組織提供人才支撐。黨要加強網上平臺、會所建設，實行重點聯絡、密切聯絡、一般聯絡的分類聯絡方式，便捷有效地服務於社會組織領袖。第三，加強對社會組織領袖和骨幹分子的教育，實施領袖孵化計劃，使更多的社會組織領袖進入黨的人才體系。透過實踐鍛鍊、組織培訓、交流學習等方式，使社會組織領袖、骨幹成員拓寬視野、提高能力。
5．改變中國共產黨傳統工作模式，依託社會組織來開展工作
黨要依託社會組織開展各種專案活動。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依靠社會組織，發動社會組織成員與上層人士有交往者，設法與之聯絡，動員他們參加社會組織擔任某種職務，如名譽理事、理事等。中國共產黨晉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北平平民委員會（簡稱平委）在組織北平浴池業工會的活動中，不像過去那樣由地下黨員直接出頭，而是推薦那些工作熱情、聯絡群眾的積極分子，讓他們出頭露面，在組織工會中擔任各項職務。與此相對應，中國共產黨接觸、聯絡社會組織，如與兩個靠近工商界上層和政治性比較強的社會團體——中華職業教育社和上海市地方協會有著密切交往。上海孤島時期這兩個團體駐上海的代表人姚惠泉跟八路軍駐滬辦事處的領導人及其他黨內人士進行了接觸，以後多次幫助中國共產黨解決發展新四軍和江南地方武裝的資金和物資需要等問題，並且利用中華職業補習學校的條件幫助地下黨舉辦培訓幹部和電臺技術人員的學習班。立信會計事務所的代理人李文傑，基督教男女青年會的董事和幹事，銀行家陳已生、孫瑞瑛，工部局的華人官員陳鶴琴、嚴景耀，工部局華員總會的負責人李伯龍、張菊生以及其他許多“星二”、“星四”敘餐會的成員都在不同程度上跟中國共產黨合作，運用他們的社會影響和職業便利支援救亡協會或聯誼會，發動工商界和社會為新組建的新四軍捐款、捐獻物資，以及透過地方協會的祕密電臺向國內外宣傳抗日救亡。中國共產黨負責上層統戰的八路軍駐滬辦事處負責人劉少文和其他一些黨內的知識分子，也經常出席上層人士舉辦的敘餐會、座談會。1938—1939年間，新四軍從皖南駐地向江南地區深入，地下黨配合這一行動擴大新四軍的影響，用上海地方協會的名義和透過敘餐會組織了兩次赴皖南慰問新四軍的上海民眾慰勞團。八路軍駐滬辦事處和江蘇省黨委辦的宣傳刊物《譯報》、《譯報週刊》和黨的出版機構“復社”等，也透過姚惠泉得到地方協會和杜月笙本人以及其他敘餐會會員的捐款。
從國外政黨聯絡青年組織的經驗看，很多政黨設有專門的青年工作機構加強與它們的聯絡與協作，以期擴大本黨的群眾基礎。而對於這些服務性青年組織而言，只有反映青年的需求，代表並維護青年的利益，才能得到青年的支援。要實現這一目的，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利用青年組織的各種渠道彙集青年的意見，並把這些意見提供給政府決策者，使之能夠體現在關乎青年利益的各項政策中。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使用了他們的軟錢資助社會組織的選舉活動，諸如選民登記運動與電話銀行。共和黨資助了一些反稅與反墮胎組織，而民主黨引導一些資金給那些他們所信任的能夠動員少數族裔的選民的社會組織。毫無疑問的是政黨正在把他們動員民眾的功能外包給各種不同的社會組織。兩大黨，特別是共和黨，已經建立了一些政策協會、基金會與思想庫，這些組織都能從私人利益集團籌集資金，也能以各種方式幫助政黨及政黨候選人。
從社會組織的角度看，美國工會、工商聯合會、女權組織以及其他許多組織在向他們的會員編輯資訊，宣傳其中意候選人，這作為社會組織的一種選舉途徑。在基層為了推薦自己的候選人，相關社會組織增加各種活動讓選民走出家門去投票。越來越多的社會組織意識到僅僅把精力過多地集中在傳統的遊說、資訊傳遞以及簽名支援等傳統任務是遠遠不夠的。社會組織透過借用與更新許多政黨的技巧，比如倡導問題、財政以及提供志願者等方式，對於候選人成功當選，社會組織能起到槓桿作用。工會組織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投入了3千5百萬美元改變了1994年民主黨在國會的損失；其中的一些資金用來培訓工會積極分子，這些積極分子旨在組織國會區，增加選民登記，不過大部分資金是用來購買40個國會區的2萬7千個電視廣告——幾乎是每個區800個節目檔。1996年美國步槍協會積極參與了地方、州、聯邦1萬多個政治競選活動，儘管出現了財政赤字，並裁了員。
由於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中國共產黨主要利用權力來推動工作。比如為災區或者困難群眾進行募捐，按照傳統思路，黨的組織一般會透過下指示、發文件，要求黨員捐款。接著各級黨的組織，透過開會或者電話通知，請求黨員認捐。在這個活動中，沒有黨員的主動參與，沒有創意，方式單一。
那麼社會組織是如何搞活動的呢，看下面的案例。
就活動而言，比如公益加油站幫助上海啟明書社策劃年會。根據以往年會，請一些支援過組織的嘉賓，總幹事做一個主體報告，總結匯報一下一年的活動，再放一個煽情的PPT片子，弄一些酒水，交流交流就可以了。張寧覺得這樣開不夠好，他集思廣益，整合各類資源，爭取到了上海新天地一個酒吧的場地贊助，把年會創意成了一個公益排隊。當天年會多了許多互動環節，有很多遊戲和節目，非常熱鬧。首次推出義賣環節，非常時尚，也非常公益，一個晚上募集到了20萬元善款。年會成功感染了每一位會員，他們對組織更加認同，也會更加願意為組織發展貢獻力量。第二年會時，有一會員把她的老闆拖來參加活動，這個老闆當場個人捐款10萬元。
那麼如果是黨組織搞的活動，可能就很嚴肅，活動環節可能就以領導為主，講求等級形式、座位排序、發言等。參加者有可能是被動員而來，缺乏**。試想如果黨的組織聯絡、接觸社會組織，仍然是行政動員，那麼效果與影響可想而知。尤其當前無行政權力依託的黨組織，按照傳統的方式來聯絡黨員、民眾、社會組織、企業等，那麼引導黨員、民眾、社會組織是達不到預定目標。
黨團在日常行政工作方面幾乎是相同的。現以團的工作為例來說明如何依託社會組織實現黨的一些工作任務。
2007年3月10植樹節前夕，上海團市委開展“保護母親河”活動，其中一個專案是組織團員青年到嘉定區植樹。傳統方式是組織動員，給基層團組織發通知、派任務，每個團組織組織一定數量的人参加活動。為確保活動成功，每個單位的人數都是團市委統一確定，一般都是平均主義。具體人數往往不會提前溝通，導致的後果是，參與單位是團市委指定的這些團組織，其他團組織、團外的其他單位想參與也參與不了；來參加活動的團組織、團員青年未必都是想來的，是被組織動員的。
而這次植樹活動由上海青年家園民間組織服務中心聯合嘉定區團委、16家車友會共同策劃，透過網路廣泛宣傳，面向社會動員。活動主題為“上海青年汽車環保先鋒行動”，主要內容也是植樹，各車友會自願報名，AA制參與。活動策劃上，充分尊重參與者，沒有太多儀式，也沒有冗長議程。車友們在上海汽車博覽公園種植了以車友會名字命名的“汽車青年林”，每個家庭還可以掛牌認領自己的樹，這些牌子保留至今，成為了公園汽車文化的一部分。植樹活動後還安排了大眾汽車廠的參觀、安亭小鎮的購物等活動。汽車、環保、FB聚會、有著共同興趣愛好的自組織等元素，透過一個共青團的活動匯聚在一起，成為一個相當成功的社會動員專案。當天共有400多部車、數千名青年熱情參與，很多人舉家前來，一半以上的青年是第一次參加團的活動。他們在活動後大為感嘆“沒想到共青團現在這麼時尚”，他們希望團能多組織類似活動，他們依然會積極參加。
這個案例表明，中國共產黨只要真正把社會組織引入工作之中，依託社會組織來推進工作。那麼，原先的政治動員、行政主導的邏輯，就會逐步改變，實現社會動員、社會主導。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