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的多維度審視
（一）從近代中國命運看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要實現的當代中國人的“中國夢”，一方面表現在要求得民族的獨立和人民的解放，另一方面表現在要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這是19世紀中葉鴉片戰爭以來幾代中國人始終面臨的兩大歷史性使命。救亡圖存和振興發展這兩大歷史性課題實質上是對整個中華民族、各個政黨及其領導者的最大考驗。毛澤東同志在1956年召開的黨的八大預備會議上曾指出，中國如果不能把自己建設成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那就要被從地球上開除球籍！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同志也多次強調地球的球籍問題。可見，無論是救亡圖存，還是振興發展，都必須放在世界視野下審視。
我國從新民主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以後，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但是，新中國成立之初由於缺乏建設經驗，學習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經驗成為一種現實的選擇。因而，我們的制度、體制和政策，都有不少蘇聯模式的烙印。然而，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後，因赫魯曉夫上臺導致蘇聯自己揭開了蓋子，在實踐中我國也發現蘇聯經驗的侷限性。毛澤東同志當時就提出要“以蘇為戒”，並主張要獨立探索一條有別於蘇聯模式，適合中國國情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在這種探索中我國既取得很大成績，又發生了重大麴折和挫折。1956年2—4月，在聽取國務院34個部門彙報基礎上毛澤東提出了《論十大關係》，這是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開篇之作，十大關係就是和蘇聯模式的十個不同。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作了理論化概括，並從哲學層面和認識論的高度，特別是從矛盾論的角度，初步解答瞭如何認識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這兩次講話，標誌著一個初步的但是比較系統的建設社會主義思路的形成，其成果體現在黨的八大的報告中，一是認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不是階級鬥爭，並明確提出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是“保護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二是“大躍進”遭致重大挫折後的反“左”特別是反右傾鬥爭後強調全黨認真讀書，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反思中，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觀點。應當說，改革開放前我國的發展道路既針對和有別於蘇聯模式，又沒有突破蘇聯模式。一方面，在我國經濟體制中，蘇聯模式在經濟方面的一些基本點仍然存在，如所有制結構的純粹公有制，管理體制的單一計劃經濟，不積極參與對外交流的封閉式發展等；另一方面，我們在蘇聯模式的框架內，又結合中國實際，做了一些重大修補，從而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儘管這條建設道路並不很理想和成功，留下了未完成的任務，但當時提出的一些有價值的觀點和所做出的實踐性的探索，為後人開闢新道路架起了一座橋樑。
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具有必然性。這是因為，鴉片戰爭以後不僅中國經歷了大革命和社會力量的大重組，整個世界也經歷了大調整和大動盪。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對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具有重要的影響。18世紀中葉以來，在世界範圍內發生的經濟全球化運動對中國的國家命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導致了中國社會的鉅變和大轉折。首先，始於1750年前後的產業革命最終於1840年在英國基本完成，而同時期由於滿清統治者的閉關自大，中國錯失了這一機會。隨著中英鴉片戰爭的爆發中國開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並直接激發了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儘管孫中山領導了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但辛亥革命未能改變舊中國的社會性質，國勢繼續衰敗。整體說來，在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末葉這第一輪經濟全球化100多年的歷史程序中，中國人不但沒有抓住機遇，反而成為經濟全球化和資本殖民主義的最大受害者。其次，始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第二輪經濟全球化，主要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進入帝國主義階段為標誌。但由於後起帝國主義國家重新瓜分世界，兩次世界大戰使得第二輪經濟全球化發生了中斷和逆轉。蘇聯和中國在資本帝國主義統治的薄弱環節，
先後取得無產階級革命的突破和勝利。可以說，中國抓住了第二輪經濟全球化斷裂的時機起來革命，由此獲得了真正的國家獨立和人民解放，真正打開了實現近代以來中國歷史追求和歷史進步的大門。
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後，我國仍然需要解決快速提高社會生產力推動本國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本主義國家國際競爭的問題。這一問題同樣要在中國對自身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定位來理解，需要從生產技術發展和生產關係變化的角度來認識。應當說，改革開放與世界改革開放道路的選擇，與20世紀70年代末期的技術變革指向和全球化趨勢是密切相關的。我們都知道，20世紀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世界進入的是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歷史新階段，新科技革命浪潮和第三輪經濟全球化成為各國發展的歷史機遇。傳統僵化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在這個挑戰面前表現出難以適應的一面。只有調整好不適應生產力發展新要求的原有生產關係中的不利因素，激發活力、提高效率，才能抓住這個機遇，才能使社會主義中國加快發展起來。正是鄧小平同志敏銳地察覺到這個機遇，中國的對外開放才被提前提上日程，從而開創了一條中國和平崛起或和平發展的道路，這是一條融入而非脫離經濟全球化程序、獨立自主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
（二）從國際環境變化看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標誌著中國開始以全新的姿態擁抱世界，中華民族開啟國門走向世界，掀起了中國同世界全面交流的新篇章。應當說，中國的改革開放與全球化浪潮幾乎同步進行著。全球化作為人類文明發展的客觀趨勢，發掘了額外的潛力並給世界經濟帶來了活力。新一輪全球化的程序，使參與各國降低了生產成本，最佳化和擴大了世界市場的資源配置和國際交換，進而大大增加了參與國生產的產品品種，提高了商品質量。其深刻的內涵在於，在新的全球化條件下，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文明成就能夠得到廣泛地應用，從而帶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中國正是歷史性地抓住了這一機遇。
改革開放具有深刻的國際背景。改革開放之初，全球經濟剛剛經過一次重大的調整。由於西方世界在20世紀70年代出現了結構性危機，導致了新保守主義勢力的上臺。其標誌就是70年代末撒切爾夫人的當選和羅納德·里根的當選。在新保守主義主導下，西方國家轉向經濟活動的私有化和自由化，其經濟調節機制重心也開始由國家調節轉向市場機制調節主導，這大大加劇了資本、商品、服務、勞動力的跨國流動。此時，如果能發揮自己的經濟潛力，善於主動把握好併發揮自己在國際勞動分工中的優勢，就可以較低的成本融入全球競爭。中國正是在國際競爭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才在後來的幾十年中成為了“世界工廠”。
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繁榮和發展也需要中國。當今世界，脫離國際背景就難以理解一個國家的發展。在全球化和科技浪潮的衝擊下，高度發達的國際分工，已經使世界市場不再僅僅是國內市場的補充角色，而是成為國民經濟執行的必要條件。因而，開啟國門吸引外資在當時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透過引進外資，不僅可以獲得適用的技術，借鑑西方的管理經驗，而且可以彌補國內積累的不足，擴大貿易額和提高外匯儲備，從而逐漸獲得自己參與全球經濟活動的經濟基礎。全球化還可以推進中國的對外經濟合作水平，獲取國外科技管理等前沿資訊。最為重要的是，只有對外開放，中國才能逐步擴大國際影響力，為提高自身的國際地位創造條件。
（三）從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看改革開放
我國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認識經歷了曲折的過程。毛澤東同志曾經多次科學地闡述過這個問題，他指出：“社會主義分為兩個階段，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和發達的社會主義。”基於中國走向發達社會主義的艱鉅性，他特別強調：“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後，要使生產力很大的發展起來，趕上和超過世界上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時間，我看是不行的。”可見，堅持實事求是的路線，就必須從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客觀條件和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出發。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突破，很重要的是突破了過去長期以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傾路線，明確我國仍然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透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一次提出了“初級階段”概念，明確指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於初級階段”。這一界定是對毛澤東前述論斷的明確化和概念化。
有什麼樣的發展階段，就需要走什麼樣的路。發展階段決定了世情國情，從而也必然會決定著黨運國運。在1982年黨的十二大上，鄧小平進一步根據中國國情，繼續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的傳統，第一次宣佈“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把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推向新階段。黨的十三大報告系統地闡明瞭“初級階段”的內涵，和由此確定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路線”，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把“一箇中心”和“兩個基本點”統一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特徵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路線，在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全面的闡述，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標和基本政策。報告明確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個基本經濟制度；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輪廓、框架和內涵，由此就構畫得更加清晰了。
明確社會主義發展的階段性，對理解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具有重要意義。從上述黨的一系列檔案可以看出，這是改革開放理論創新的重要前提，也是改革開放不走邪路的重要保證。初級階段理論的提出，實質上為解決“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重大問題提供了理論基礎。初級階段既要求我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也要求在社會主義原則下推進改革開放。至今還有一些人提出“民主社會主義”“人民社會主義”“憲政社會主義”“市場社會主義”等口號，試圖將其與“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相等同。這些論點片面地理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從而片面地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所謂的“社會主義”，自然就不會提四項基本原則，自然會忽視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因而，它們只能成為對改革開放的干擾。
在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道路問題上，鄧小平同志強調的是我國已經建成了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正是這種認識，才使改革一開始就走在正確的軌道上。可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並不是如某些人所說那樣是“迴歸到新民主主義”。有人提出：“1949年奪取政權前，實行新民主主義成功了。奪取政權後，拋棄了新民主主義，急急忙忙搞社會主義，失敗得很慘。1978年以後重新回到新民主主義的建設思路，成功得舉世矚目。”甚至還提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演變而來，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際上是新民主主義的迴歸和發展。”這種論調忽視了新民主主義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實質，完全沒有將改革開放放在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的歷史基礎上，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進行了曲解。改革開放的歷史前提是我國已經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而不是相反。將其歸結為向新民主主義的復歸顯然是不合適的。實際上，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是肯定了我國已經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現實。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現實意義是多方面的：首先它糾正了過去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過急認識，糾正了超越歷史發展階段、在所有制方面搞“一大二公”等錯誤。其次，根據初級階段理論，公有制為主體下的多種所有制並存與發展，主要是著眼於生產力發展的需要，著眼於激發社會中沒有發揮出來的積極性，促進社會主義生產的發展。再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儘管主張採取一些類似新民主主義的政策，但這些政策已經超越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歷史情境，它們是在建成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進行的。在改革開放中，我國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所有制結構上的調整和改革，不會導致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退回到新中國成立初期曾經設想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而只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