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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歷史挺靠譜-----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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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

第54章

禍從筆端出

從中國歷史上看,文字獄在清朝達到了頂峰。大清是以異族入主中原,大興文字獄,目的在於壓制漢人的反抗。文字獄可以樹立清朝的權威,造成社會恐慌,它禁錮思想,摧殘人才,阻礙社會進步。文字獄世祖朝7次,聖祖12次,世宗17次,高宗130多次,主要是康、雍、乾三朝,乾隆的時候最厲害。世祖、聖祖時候的文字獄,多少還有點鎮壓思想犯的意思。比如《南山集》案,有一個叫戴名世的知識分子,寫了一本書叫《南山集》,書中使用南明的年號。大清入關之後,南明五個小朝廷又苟延殘喘了20多年,其中以桂王朱由榔建立的永曆政權時間最長,永曆年號用了18年。已經是康熙元年了,你的年號還寫永曆××年,那就是不奉清為正朔,按照我們今天的話講,就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

所以《南山集》案發,戴名世開棺戮屍滿門抄斬。清朝的法律是16歲就可以判死刑,比現在少兩歲,不像斯大林時期12歲就判死刑。他的小兒子只有15歲,監斬官就說,你不夠歲數,你回去吧!不殺你。他說父兄皆已殉難,不願獨活,你就給我寫個16歲吧。監斬官大呼,奇男子,寫上吧!16歲,殺!留著也是禍害。

世宗、高宗時候的文字獄就純粹是找茬,望文生義,跟朱元璋那個“光天聖人”的感覺相似。金庸先生的遠祖浙江提督學政查嗣庭,在出題的時候,用了《詩經》裡面的一句話“維民所止”做考題。雍正皇帝大怒,“維”字加一點一橫,不就唸雍嗎?“止”字加一橫不就是正嗎?“維民所止”的意思就是雍正砍頭。於是,查嗣庭處斬,全家流放三千里與披甲人為奴,幸虧沒滿門抄斬,不然就沒金庸先生了。所以你看金庸先生寫的武俠小說,無一例外地反清復明。《鹿鼎記》裡有個反清復明的天地會,其實是清朝時候的黑社會,也就是後來三合會的前身。天地會自稱“洪門兄弟”,因為明太祖朱元璋是洪武大帝,三合會的三合就是洪的三點水。反清復明屬於黑社會反對朝廷,不提倡也罷,更別說歌頌了。但是這個事兒確實是很明確,他這麼寫是跟清朝有仇,我祖宗沒招誰沒惹誰,給咔嚓了!查嗣庭還不算大官,提督學政是二品官,朝廷放差,主管一省的鄉試。

乾隆年間,禮部尚書沈德潛寫了一首《詠黑牡丹》,禮部尚書是從一品大官,詩中有這麼兩句:“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這哥們兒也是死催,你說你什麼色的牡丹不好詠,非得去詠黑色的牡丹?朱就是紅,一般的牡丹是紅的,但黑牡丹是黑的,所以非正色,是異種稱王。這讓大清一看沒法不起疑心,擱咱誰看誰覺得不對。“奪朱非正色”?朱是朱元璋、朱明王朝;“異種也稱王”?你說滿洲人是異種,奪了朱明江山。沈德潛雖然已死,但開棺戮屍。

內閣學士胡中藻作詩,也惹了麻煩。內閣學士正二品,詩裡有這麼一句――“一把心腸論濁清”,這個很好懂,我能分辨濁與清。但是乾隆爺一看大怒:“加濁字於國號之上,究竟是何肺腑?”你為什麼寫“濁”清?你說那會兒要像現在似的橫著寫是不是就沒事兒了?橫著寫也不行,你加濁字於國號之前,究竟是何肺腑?所以怎麼著都不行,你論濁清就是作死。乾隆爺下旨,胡中藻腰斬,拿一把大鍘刀,攔腰咔嚓切成兩半。當時沒嚥氣,可能這哥們兒神經末梢比較發達,都兩半了,還拿手指蘸著鮮血,連寫了七個慘字才嚥氣。乾隆爺聽說胡中藻都兩半了還寫字呢,一琢磨是稍微慘了一點點,從此大清廢腰斬,只砍腦袋就完了,腦袋掉了還寫字的人沒有,因為看不見了,往哪兒寫。

文字獄這麼一搞,不光是老百姓,朝臣也人人自危。乾隆爺平定新疆回部叛亂,立功最大的是定邊左副將軍兆惠,這個人是滿洲人。酒席宴上,有漢族文臣拍兆惠馬屁,舉起酒杯來給他敬酒:“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話一說完,乾隆爺臉色大變,啪!拍案而起。那個官員馬上把頂戴花翎一摘,跪地上磕頭,臣罪該萬死,磕得血流滿面,乾隆爺才恨恨作罷。什麼叫“不教胡馬度陰山”?我大清就是胡馬度陰山,你這話什麼意思?幸虧這個詩不是你寫的,是你引用的古詩。要是你自己寫的,那你完了,變胡中藻第二了。

清朝在文化方面最大的建樹是修《四庫全書》,但修書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把對他統治不利的書全都銷燬掉。胡、夷、狄、虜這種詞全不能寫,帶這種詞彙的書或刪或改。中國人本來就對科技沒什麼興趣,那玩意兒考試不考,考試只考四書五經,學科技沒法“學而優則仕”。文字獄一搞,研究歷史也容易出問題,寫詩也容易出問題,所以中國人只能研究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種寫法,這不犯忌諱,不怕文字獄。還有考訂古字音,“青山石徑斜”,“斜”字應該念xia,不能念xie,只能幹這個,一下跟世界的差距就拉大了。

西方人在研究開普勒定律、解析幾何、微積分,大清在研究茴香豆的“茴”字有幾種寫法,這一下差得太遠了。看道理要看大道,中國古代有太多值得學習的瑰寶,文學氣象、哲學理論、科學經驗,但那些人不好好做有用的學問,總拘泥於這些八卦的東西,那不是捨本逐末嗎?

第9節窮得只剩下錢

政策開明人丁旺

明清時期,統治者調整生產關係,鼓勵生產,經濟繼續發展,一直到鴉片戰爭爆發,1840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不是高於英國就是跟英國持平,反正絕不比它差。

乾隆五十年時(1785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佔世界的32%,歐洲佔22%,中國一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比歐洲11個主要國家的總和還高10個百分點。那時全世界人口超過五十萬的城市,只有十個,六個在中國:北京、南京、揚州、廣州、蘇州、杭州;亞洲還有日本東京,當時叫江戶,印度的馬德拉斯;歐洲就是倫敦、巴黎。中國當時的經濟發展水平還是世界之最,農民富裕程度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形成這種情況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統治者調整生產關係。

明朝內閣首輔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將原來的田賦、徭役、雜稅併為一條,折成銀兩,把從前按戶丁徵收的役銀分攤在田畝上,按人丁和田畝的多寡來分擔。兩稅法按人丁徵稅徵的是個人所得稅,是你的財產,這個徵的是役銀。就是說,你本來應該去服徭役,現在你不去,按規定你可以納銀代役。服徭役是按人丁服,但是現在這個役銀也分攤在田畝上了,這表示人丁在稅收當中的作用就越來越下降,資產在其中的作用越來越上升。役銀按照人丁和田畝來分擔,這叫一條鞭法。它的作用是賦役徵銀,適應了商品經濟發展,促進了農產品的商品化。地裡長不出銀子來,你得把農產品賣了,有了銅錢,到銀莊兌換成白銀。這樣一來,把農民推向市場,你必須跟市場發生聯絡。納銀代役,保證農民生產時間,減輕農民負擔。農民對國家的人身依附關係有所鬆弛,這個跟兩稅法的意思是一樣的。

到康熙帝時,宣佈原來明朝藩王的土地歸現在的耕種人所有,叫做更名田,這就解決了農民的土地問題。農民失去土地是因為土地兼併,在明朝,藩王們最能兼併土地。朱元璋本人就弄出了25個兒子,這25個兒子,每個人再來上七八個兒子,這七八個兒子再弄上七八個兒子,你算算多少個?到了明朝末年,朱氏皇族有好幾十萬人,明朝基本上只要皇子就封王,那得有多少個王爺?趕上“太平天國”了,王都封濫了。

清朝吸取了明朝濫封的教訓,除了開國的八家“鐵帽子王”之外,後來只有雍正爺封怡親王是鐵帽子王,清末封恭王、醇王、慶王仨鐵帽子王,一共就十二家王爺是不降爵的,世襲罔替。別的王爺都是逐級下降,你是親王,你的兒子就是郡王,你孫子就是貝勒,曾孫就是貝子。親王降到鎮國公,郡王降到輔國公,到輔國公就不再往下降了,往下世襲就是世襲輔國公,輔國公跟王爺的級別可就差得太遠了。你是王爺住在王府,等你不是王爺的時候,你得從王府搬出來,自己找地兒住去,四居室改筒子樓了。

一般來講,清朝一個皇帝在位的時候,王爺沒多少,十幾個了不起了。清朝王爺待在北京城裡不許出去,圈死在北京,所以清朝的王府全在北京,像什麼鄭王府、豫王府之類。明朝王府全在外地,朱氏子孫在外地待著置產業,兼併農民的土地。比如明神宗萬曆皇帝本身就貪財,在皇宮裡挖了一個大坑埋銀子。他把最寵愛的兒子、福王朱常洵封到洛陽,一次就賜給他四百萬畝土地。朱常洵跟他爸爸一樣,最後變成個三百多斤的大胖子,李自成打洛陽的時候,洛陽的守將跟朱常洵說,現在闖賊圍攻洛陽,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你有那麼多錢,估計上億兩銀子的財產,能不能拿出點錢來犒賞將士?將士們好跟闖賊玩命。朱常洵說我們家沒錢,窮著呢!就有點舊傢俱,我賣了犒賞將士吧!氣得守將說你拉倒吧!開門投降李自成了。李自成一進來,你朱常洵不是貪財嗎?行!這回讓你貪個夠,把金子燒化了,順嗓子眼往裡倒,把他燙死了,然後把朱常洵剁巴剁巴,和著鹿肉一塊兒分給大家吃,叫福祿(鹿)宴。老百姓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你弄得我們大家都沒活路了。

到了清朝,表面上對明朝皇室很優待,給崇禎皇帝建個陵啥的,實際上逮著明朝王爺就得給弄死,朱氏子孫差不多都殺光了,這些王爺佔的地現在都在老百姓手裡,所以康熙爺宣佈更名田。原來這個田是福王的名,現在誰種是誰的,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為什麼農民不反清復明?同一個民族讓我們沒法活,還是異族讓我們活得不錯,那我們為什麼不擁護異族?中國老百姓是誰讓我活下去,我就擁護誰。外國也一樣,美國打薩達姆,伊拉克人為什麼不抵抗?我為了保衛薩達姆拼命,我腦袋讓美國電梯夾了!我的命那麼不值錢?薩達姆給我什麼了?讓他變吊死鬼去吧!老百姓是非常實際的。利比亞人不保衛卡扎菲也是一樣道理,平時拿老百姓當孫子,有人打你的時候,想讓老百姓把你當爺爺,呸!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這倆腦殘的獨裁者肯定沒學過中國傳統文化,所以一個變吊死鬼,一個被開膛。

更名田解決了農民的土地問題。康熙五十一年又規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數作為固定人丁稅,康熙五十年,你們家有十口人,從康熙五十一年開始,你們家就交十口人的人丁稅。到康熙六十年,你們家十八口人了,還交十口人的稅。那我們家就剩七口人了怎麼辦?再交十口人的不就虧了嗎?

所以,世宗雍正皇帝一上臺,推行攤丁入畝。把丁稅平均攤入田賦中,人頭稅就廢除了。這個錢也沒多少,一年335萬兩,朝廷當時歲收入4000萬兩,佔不到十分之一,所以咱就不要了。就跟現在農業稅不要了一個意思,一共2000個億,還沒有公款吃喝的錢多呢!自由市場的管理費也不收了,一年才150個億,開場奧運會多少錢?何必跟這些窮苦人收?這個錢不要了,以後大街上擺攤的就少了,犯不著在大街上櫛風沐雨了,我進大棚了。

人丁稅不要了,國家對農民的人身控制進一步鬆弛,隱蔽人口現象減少了。原來藏著掖著不就是怕朝廷收稅嗎?隋朝4600萬人,到唐朝一下變成1200萬,相當多的人是藏起來了;漢朝也是如此,5300萬人,到曹操的時候,剩700萬,我的天!原子彈也沒有那麼大的殺傷力,好多是隱匿起來了。

現在不收稅了,生吧!康熙即位的時候,全國的丁額是2100萬,算上老弱病殘,估計有個4000萬,康熙駕崩的時候已經過億了;乾隆二十幾年的時候,就兩億了;到乾隆駕崩的時候,已經3億了;到道光那會兒4.1億,佔世界人口的40%多。全世界10億人,那個時候的中國人更自豪,現在佔20%,那時候40%。所以中國巨大的人口壓力,從那時候就開始形成了。

救國的玉米、甘薯

有了好的政策,生產才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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