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所以後來少數民族政權，遼也好，金也好，元也好，跟宋朝打仗只要一突破邊防馬上就能打到京城。因為中間這些州郡都沒用，中間州郡全是老弱病殘，賊都抓不到，不能抵禦遊牧民族的軍隊。
而且從北宋開始，中華民族綿延了幾千年的尚武精神就越來越蕭條。
中國的對外戰爭在近代以來屢戰屢敗，除了制度腐敗、裝備落後，最關鍵的一個原因就是缺乏尚武精神。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秀才去背弓拉箭，什麼玩意兒啊！為什麼日本幾十萬人能縱橫中國？人家那讀書人腰裡是插著兩把刀的，咱們讀書人是插著扇子的。
西班牙皇家馬德里武器博物館在北京故宮辦過一個展覽，看完之後我真的覺得震驚。你看人家皇帝玩什麼玩意兒――盔、劍、盾牌，整天玩這個。你看咱們皇帝整天玩什麼――蟈蟈、蛐蛐，高雅一點的是筆墨紙硯。一個民族尚武精神的集體缺失，就從宋朝開始了，原因就是宋朝怕被造反，把武將的地位壓得太低了。
八十萬禁軍教頭豹子頭林沖，讓高俅給欺負成那樣。你說八十萬禁軍教頭不是很牛嘛，練武術的怎麼能被一練足球的欺負？不是的，八十萬禁軍教頭不是八十萬禁軍的武術總教練，在當時禁軍教頭有5700多個，林沖只不過是1/5700。教頭上面是都教頭、虞侯、都虞侯、指揮使、都指揮使，都指揮使是正五品，教頭從八品下。古代官品每品分正從兩級，四品以下的官，每級又分上下兩階，他是從八品下。縣令正七品上，這一比較，擱今天的話講是連排級幹部。
宋朝計程車兵經常逃亡，防止士兵逃亡的辦法是在臉上刺字，但是臉上刺字是犯人，這就等於毀容嘛。在臉上刺上“第八營第一連第二排”，跟肩章似的。宋朝只有北宋的狄青、南宋的岳飛是武將熬上樞密副使的，挺不容易。狄青當樞密副使的時候臉上還有字。皇上給他藥水要他洗下去，他說我留著，要激勵將士，跟他們說我這樣臉上帶字的也能當上樞密副使。但是就你這一個，沒別人了，激勵不著將士。
可就是這麼一位受人愛戴的將軍，做了樞密副使，依然受到大臣們的誹謗。宰相文彥博請求罷免狄青時，宋仁宗維護狄青說他是忠臣，可文彥博立即反駁道：“宋太祖難道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嗎？”這個就算假設成立吧，但最可笑的理由編造者應該就是歐陽修，他向宋仁宗上書希望罷免狄青，一本奏章洋洋灑灑幾千字，舉不出一條有力的罪證，寫的全是狄青的好話。估計歐陽修寫著寫著也覺得自己這不犯病嘛，怎麼替狄青寫起好話了，可實在找不出狄青的過錯，最後一咬牙，把發大水的罪責安在了狄青身上，說：“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將亦陰也”，今年發大水就是老天爺因為狄青任樞密副使而給的警告，這個理由可謂是莫名其妙，而從歐陽修的嘴裡說出來，更是讓人覺得荒唐至極。
不管理由是假設還是荒唐，都表示出朝廷對狄青越來越深的懷疑，早在狄青被拜為樞密副使時，宋仁宗生了一場大病，後來慢慢康復了，知制誥劉敞趁機上書說：“天下有大憂者，又有大可疑者，今上體平復，大憂者去矣，而大可疑者尚存。”這裡面說的大憂者就是廣源叛賊儂智高，而大可疑者就是狄青，儂智高已平，狄青就成為了朝廷最大的威脅，大有狡兔死、走狗烹的意思。就在這種猜忌之下，對狄青的懷疑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有關狄青的各種緋聞層出不窮，而朝廷狗仔隊更是無時無刻不盯著狄青的一舉一動，只要狄青一家有任何風吹草動，他們就能編出各種版本的神怪八卦。
比如說狄青家養了一隻狗，可能這隻狗不小心碰了頭，腦袋只是腫了個包而已，可到了諫官的嘴裡就變成這條狗頭上長出了角；有一次，狄青家晚上焚燒紙錢祭奠祖先，事先忘了通知負責消防的廂吏，結果廂吏看見火光連夜報告開封府。雖然當府吏迅速趕到時，“火”已滅了許久，但第二天，城中就開始盛傳狄青家晚上有怪光沖天；甚至連京師發大水，狄青家宅被淹，被逼無奈只好先暫時住到地勢比較高的相國寺，他在大殿上拜拜佛，也被說成是他要奪取皇位的行動，引起人們的懷疑。任何人也不能阻止關於狄青造反稱帝的謠言，宋仁宗被逼無奈，為了保全狄青，只好罷免了狄青樞密副使一職，加宰相頭銜，出知陳州，離開了京城這片是非之地。
在狄青前往陳州之前，他就對人說：“早聽說陳州有一種梨，叫青沙爛，我這次去陳州，必定爛死在那裡。”後來，果然一語中讖。狄青已經遠離朝廷，但朝廷並沒有遠離他，每半個月就派人上門看看狄青幹嗎呢，還美其名曰撫問。這時的狄青已經被謠言整得惶惶不安，一看朝廷使者上門狄青就要“驚疑終日”，生怕朝廷再想出什麼招數折騰他。巨大的心理壓力壓垮了這位昔日猛將，被貶到陳州的第二年，年僅50歲的狄青因為“疽發髭”，嘴上長了毒瘡，暴病而亡。現在人一般上火了，嘴上就會長几個泡，狄青嘴上都長了毒瘡，可見他心中的火有多大，他內心多鬱悶。
他曾馳騁沙場，浴血奮戰，為宋朝立下汗馬功勞，可他既沒有在兵刃飛矢之中倒下，也沒有血染疆場，馬革裹屍，身為一名武將，卻在同僚們猜忌、排斥的打擊迫害之中死去，心中是何等冤屈。
就因為宋朝把武將的地位壓得這麼低，所以對外戰爭老打敗仗，沒人尚武，打仗都讓文官去。文官又不會打仗，皇帝手裡握著兵權，可總不能有點啥事就御駕親征吧，那你朝裡的事還管不管？有人說，那邊打仗邊處理政務唄，先不說這樣做，當皇帝的身體累不累，能不能吃得消。要是這仗打個三年五載的，而且地方還挺多，皇帝一天沒事幹，就帶著軍隊到處跑了，既耽誤國事又浪費錢糧。於是趙匡胤又想到辦法了，需要帶兵打仗的時候，就直接指定一個將軍或者元帥帶兵出征，反正你打完仗回來，這兵權還得交回我手裡。解決完帶兵將軍的問題了，趙匡胤還要事先制定好作戰計劃，要不怎麼說皇帝這差事不是誰都能做得呢，太辛苦了，畫好行軍佈陣圖，然後交給出徵的將軍，讓他照著自己制定的計劃去打仗，還不能隨便更改作戰計劃。這樣還不夠保險，再派一個文臣做監軍，監軍監軍，顧名思義就是監督軍隊，其實也是監視領兵將軍的一舉一動，你要是不按照皇帝給的作戰計劃打仗，我就報告給皇帝，你就等著被皇帝治罪吧。
皇上給你一個陣圖，照著打。你拿著陣圖到了前線，開啟就傻了眼了，按皇上的佈置根本沒法打，再請示皇上吧，沒等你請示到，敵軍到眼前了，下輩子再請示吧。
趙匡胤應該沒有想到，他自己是能文能武，會行軍打仗，排兵佈陣，可他的子孫後代會嗎？這不是光讀讀兵書就能補足的，加上趙匡胤覺得安內重於守外，所以縱觀有宋一代，文臣名相不計其數，可能征善戰的武將卻屈指可數。
只要不造反，生活很美好
趙匡胤集中軍權的同時，還集中行政權，這就是“稍奪其權”。
首先是中央，雖然在中央設定了中書、門下、尚書三省，但職權實際上都歸中書省，而名稱也叫中書門下，又稱政事堂、都堂，聽這全稱也可以知道，這其實是將三省之職合歸一處，就是處理日常政事的地方。它不同於前代的中書省，不是設於禁中的決策機構。三省及六部長官非經特許一般是不能管理本司事務的，於是就成為一種閒職了。
趙匡胤還將官、職、差遣分離開，這是一套真正奇異而又複雜無比的幹部制度。簡單說，就是上至宰相、下到相當於縣裡科級幹部的主簿官兒，一般都不擔任與官職名稱相符的職務。換句話說，就是本部門的官員並不一定管理本部門的事務。於是官就是用於確定官位及俸祿的，或者稱為正官、寄祿官，實際上只是個虛職，例如以前管事兒的尚書、僕射、侍郎什麼的，現在就只是一個擺設，沒有實際權力。職是專門授予文官的榮譽頭銜，又稱貼職，也沒有實際權力，如直閣、學士之類。而差遣才是官員擔任的實際職務，也稱職事官，這些都是臨時指定、派遣的，例如樞密使、三司使、轉運使等，也就是說如果朝廷真有什麼事需要有人去管了，皇帝就從剛才所謂的“官”裡挑選一些人，然後給他們安排差事，在所任職務名稱前加上“判、知、權、管勾、提點”等名目，只有這個時候官才有具體的工作可以去做，手上才有實權。這時候，就有人說了，你直接給官安排事情多好，什麼官就幹什麼活多省事，把官、職、差遣分開太混亂了。可也正是這種官、職、差遣的分離，才能使各級官員有其名而無其實，更不能專其權了，只有皇帝將手中的權力下放，讓你幹什麼工作時，你才有實權。所以，這權力還是皇帝說了算。
大家都知道，在古代，經常說“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這個“一人”指的就是宰相，可見宰相的權力有多大，宰相是中國古代最高的行政長官的通稱，平時處理軍國大事、釋出政令等都是宰相的日常工作。趙匡胤在初得天下的時候，為了撫慰後周舊臣和百姓，穩定政局，依然任命後周範質、王溥、魏仁浦等人擔任宰相。透過與趙普的對話，趙匡胤覺得藩鎮太重不過是中唐以來君弱臣強的表現之一，解除藩鎮權力也不過是三大國策付諸實施的一方面成效而已。而相權的強弱消長總是直接影響到君權的安危存亡，“挾天子以令諸侯”這類例證在中國歷史上更是屢見不鮮，於是趙匡胤只要一有機會，除了在權限制度上消減宰相的權力之外，在禮儀體制上也刻意予以打壓。
秦漢時期，宰相地位極為崇高。拜相時，皇帝要施以大禮，因此才有“拜相”一說。在朝廷上，宰相有時甚至與皇帝一起接受百官的叩拜。皇帝如果在街上遇見宰相，雙方需要下車相互施禮；宰相生病時，皇帝應該到相府探視；宰相見皇帝商量政事，是要賜茶看座的，即所謂的“坐而論道”。但是，到了趙匡胤時代，看到宰相們坐在他面前說話，他心裡就開始不舒服。於是，有一天，他招呼宰相們說：“我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你們把奏摺拿到我面前來。”幾位宰相不知是計，便走上前來，結果，事先安排好的內侍們趁機把宰相們的椅子撤掉了，從此，宰相們就只能站著奏議朝政了，並且成為定製。
趙匡胤為了分割宰相的權力，還另設參知政事，實為副相，分掌民政；又以樞密使主管軍政；再以三司使總領財政。所以在宋朝，但凡擁有宰相這一官稱的人只意味著他擁有宰相的資格和可以領取宰相的俸祿，並不意味著他真的就是宰相了。只有皇帝差遣他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他才能算是實際的宰相。這種繞山繞水的幹部制度，常常會使我們在碰到大宋帝國的官職稱謂時，一頭霧水，完全找不到北。比如，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判中書省事這個稱謂，實際表示的是真正的宰相。但在字面上，它的意思是尚書省副首長兼中書省副首長，然後代理中書省首長。因此，名為“百官之長”的宰相，實際上並沒有什麼權力。
然後在地方上，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王臣指的就是地方官，做皇帝的就只有一個人，就算他精力再旺盛，也不可能事無鉅細，管完中央的事，又管地方各州縣的事，所以這就需要地方官去替他管理。但是對於熱衷於將權力收歸自己手上的趙匡胤來說，對地方州郡一級的長官也不放過，採取了“罷領支郡”的措施。
什麼是“罷領支郡”呢？原來自中唐以來，節度使一般統轄若干州郡，其駐地以外的州郡稱為支郡，這樣一來，節度使的權力過大。但到了趙匡胤這裡，這種現象是絕對不允許的，一個州郡的地方官只能統轄本州，不能兼領他地。而且還派文臣管理州事，而且還設定了“通判”來牽制地方官。所謂通判，就是州里有什麼事，地方長官都要與通判共同商量、決策和管理，其地位稍稍低於地方官，但通判既不是二把手，也不是下屬，其職權範圍與地方官相同。凡州內發生的重大事件或重要政務，通判可以直接上奏，州郡釋出公文，還需知州與通判“聯署”；知州處置公務，也必須與通判協商，因而通判又稱“監州”。
這樣看來，宋朝掌管地方事務的領導是有兩位，雖然通判的地位稍稍低於地方官，但行使的權力卻一樣，任何事情只要其中一位不答應，那這事就沒辦法解決。試想，如果有一件緊急的事情需要兩位領導做出決斷，但兩人意見相左，無法達成共識，要是再時不時地喊著“我是監州，皇上讓我監督你”，這得耽誤多少事情啊！
然而太祖趙匡胤設計這麼一套制度的本意，就是要讓各級、各類、各地的官員們統統找不到北，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誰，不管你是多高的官、擁有多榮耀的職，只有當皇帝的差遣下來了，你才能夠明白自己是幹什麼的，這使得所有人對於自己未來可能履行的實際職務都一片茫然。而在任職時間上，規定了文官只有三年、武官則為四年的限制，並且在執行時也非常嚴格。例如青州北海縣升格為北海軍後，楊光美被派去擔任知軍。此人在任期間為政清廉，官聲極佳，深受百姓愛戴。三年任期滿後被朝廷召回，北海軍數百名百姓來到京城請願，要求留楊光美繼續擔任北海地方長官。可趙匡胤卻不允許，下詔讓百姓們回去；百姓們不肯。於是，趙匡胤下令：“笞其為首者。”就是鞭打領頭的人。結果，把一件喜事活活變成了喪事。可見，趙匡胤對此限制之嚴。而且，後來他還下令，地方官任期滿後，當地百姓不得上朝廷請求地方官留任。這種限制造成了“名若不正，任若不久”的現象和感覺：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在目前的位置上，只是個臨時工而已。從而，在客觀上增加了大宋帝國官員們利用職權，在一個地區、一個部門、一個系統中培植自己勢力的難度；主觀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這種故意。於是，自然難以危害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