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軍已成強弩之末，勢將化整為零，在烏江北岸、長江南岸、橫江東岸打游擊，冒險渡長江公算不大，應令各縱隊實施江西“圍剿”時的碉堡戰術和先求穩定、次求變化的方針，分路追殲截堵，逐次縮小，加以包圍。
薛嶽據此，電令各縱隊沿途大修碉堡，切斷紅軍供給，想重施江西故伎，困死紅軍。
3月21日，蔣介石揚言“督師”，偕夫人宋美齡由重慶飛抵貴陽，隨行的有蔣的顧問端納、陳誠和晏道剛等。蔣介石抱定與紅軍一決雌雄的戰略企圖，野心勃勃，一抵貴陽即對黨政軍人員發表了一篇盲目樂觀的“訓話”。他說：“共軍已是強弩之末，今被迫逃入黔境，尋求渡江地點未定，前遭堵截，後受追擊，長江儼如天塹，環山碉堡星羅棋佈。”
在他看來，紅軍已到了“走投無路”的困境。他的決策是迫使紅軍不得不進行決戰。他當即督促薛嶽儘量把部隊向川南緊縮包圍圈，以為紅軍再無回槍之力。
蔣介石對吳奇偉部在遵義之役的失敗，餘恨未消，撤換了九十三師師長唐雲山之職，由甘泗初繼任；對五十九師師長韓漢英僅撤職留任。身為指揮官的吳奇偉由於得到薛嶽的力保，只記大過了事。唐雲山事後對此憤憤不平，認為薛嶽有偏心，賞罰不公，他的九十三師比五十九師損失小些，憑什麼只對他如此處分。
在貴陽公館，蔣介石和陳誠、晏道剛、薛嶽等會商。薛嶽藉機痛陳王家烈的種種罪狀，要求中央撤換王家烈的軍政職務。
原來，自從進入貴陽後，薛嶽便把心思放在如何擠走、擠垮王家烈，好取而代之，當“貴州王”。他派人四處祕密收集王家烈如何在貴州貪贓枉法、魚肉百姓的材料，尤其是王家烈糾結粵、桂、滇系搞所謂聯省自保的反蔣行動，同時，他還派人收買王家烈屬下的黔軍各師長，搞分裂、瓦解黔軍、迫使王家烈下臺的行動。
薛嶽此舉正合蔣意。結果，王家烈不僅丟了貴州省主席的職務，還失去了對黔軍二十五軍的控制權，最後落得個軍事參議院中將參議的虛職，被徹底趕出了貴州。與此同時，蔣介石任命老政客吳信忠為貴州省主席，將二十五軍五個師編入陸軍編號或非陸軍編號。這樣，盤踞貴州多年的地方勢力派從此被驅逐。
可以說，蔣介石借紅軍長征的機會，施展了“一石二鳥”的陰謀，雖然他妄圖聚殲紅軍於黔北一帶的罪惡計劃並未實現，然而卻得了一個貴州。正如李宗仁所說：“共軍西竄，未替蔣先生打下廣西，卻打下了一個貴州。”
然而，脣亡齒寒，蔣介石對付王家烈這一“陰招”，讓雲南的龍雲、四川的劉湘、廣西的李宗仁等西南的軍閥對中央軍都保持了警惕。
不過薛嶽也有難受之處。蔣介石到貴州後，實際上以戰場指揮官自任，撇開了他的貴州綏署和前敵總指揮部，親自打電話調動部隊。薛嶽變成了一個侍從參謀，等於一個高階傳令軍官。每一道調動指揮部隊的電令，薛嶽非經請示不敢做主。更難受的是，若不如意，蔣還會耳紅臉赤罵個不停。
當紅軍三渡赤水進入川南後，薛嶽一時摸不清紅軍的動向。29日，侯漢佑在土城來電，說紅軍停止西進，一部有迴轉模樣；30日，周渾元急電，說紅軍似有偷渡烏江模樣。
這一情況很出薛嶽的意外，頗感驚慌。他請示蔣介石後，火速調第七縱隊李韞珩部，由遵義晝夜兼程趕赴烏江以南養龍站線，接第九十三師殘部防務。
原來，蔣介石在貴陽忙著調兵遣將的時候，毛澤東突然指揮紅軍向東回師，已於3月21、22日經二郎灘、太平渡四渡赤水，然後調頭向南，在敵軍的間隙中穿插急進，經楓香壩、沙土直指烏江南下。除留下紅九軍團在烏江北岸迷惑與牽制敵人外，紅軍主力於3月31日在大風雨的黑夜，乘竹筏南渡烏江，把蔣介石的主力部隊全部丟在烏江北岸。
紅軍渡江後，在牛場集結，佯攻貴州息烽城，並繼續南下，4月2日在黑神廟、湖水場將李縱隊五十三師的阻擊部隊擊潰後，分兵兩路，一部經開陽、修文、龍里間向貴陽南進，一部向甕安、餘慶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