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鼎查用馬理遜預議：索三千萬圓，稍減為二千一百萬，以六百為補償煙價，三百萬為續還舊商欠，千二百萬為軍費。本年先交六百萬，餘分三年帶交。又索香港為彼商僑居地，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為通商貿易地。稅項公立章程，遵中國例則徵輸，先佔廈門、寧波、鎮海、定海、乍浦、寶山、鎮江各城岸，俟五口通商即退還。貿易各口設關，自設領事官經理。貨至，責成領事官赴關納稅。裁去官設行商，由來商自行交易。彼國官至，與中國官用平行禮。及事後彼此釋放俘虜。語畢，即促歸商定。委員佐領塔芬布等還報，當事以不但悉如英初意，且所索更奢，遷延不敢覆。更往返議擬，英船已易白旗以俟，忽於初八日夜令易紅旗，約次日復開仗。謂聞之諜者，中國用緩兵計，實調兵來決死戰也。
總督、欽差急遣布政使黃恩彤，偕前委員侍衛鹹齡見英帥，開誠告以無他，並一切勉循所請，船眾歡呼。於是牛鑑、伊里布、耆英會奏言：“夷逼金陵，情形危迫，呼吸即成事端。根本一有挫動，鄰近如安徽、江西、湖北，皆可揚帆直達。所請雖貪利無厭，而意但在求市地通商，尚非潛蓄異謀可比。與其兵連禍結，流毒滋深，曷若不惜巨費，以全大局。所索紋平七折銀一千四百七十萬兩，商欠折二百十萬兩，行令粵商按數歸還。
本年先交四百二十萬，就將揚州商人現給之五十萬圓扣抵外（英攻鎮江，揚州鹽商賂以五十萬圓，稱犒師，祈勿過江擾累），令江蘇捐備百萬，再擬於浙江、江蘇、安徽三省庫存，及關征粵稅庫通融借撥；其餘三年帶交，歲不及三百萬（計數實應歲三百五十萬，故意輕減，為掩耳盜鈴計），彼國貨稅既新加饒裕，可以作抵（此則甚確），較用兵費實不及三之一。至廈門，夷雖退，尚未收復；香港、古浪嶼、定海、招寶山，則仍據守未退。與其久被佔據，不若歸我土地。既願遵輸稅課，即屬悔過向風。此後彼因自獲馬頭，我即藉以捍蔽海疆，以為國家之利。所請與官講平禮，虛文字可通融。事定後，亦應釋俘囚以講和好，寬脅從以安反側。”附單詳載條款以聞。奏入，帝甚怒。穆彰阿委曲曉譬，為東南數百萬民命強為抑遏，加恩勉如所請，而諭令反覆詳議，永銷後患。耆英等同詣英船，與立和約十三條、善後事宜八款，鈐以關防。海關丁書巡役陋規，亦悉予禁革。八月初十日，恭值萬壽，英官仰祝純嘏，虔請代奏。英船以八月二十五日出江入海，諸帥設餞於正覺寺而去。此所謂壬寅《白門約》，即所謂不平等條約之第一締結也。
第八、鴉片戰爭前後
鴉片案之賠款割地，戰敗以後事也。所異者，當時歐亞交通之難，兵艦炮械亦遠非後來堅利之比，中國以毫無裝置而敗。若稍講裝置，則如林、鄧之辦海防，亦頗使英人卻顧。唯海岸線長，不能得復有如林、鄧者二三人。又奸壬在內，始以忌刻而欲敗林，繼則務反林之所為，並譴及力能卻敵之鄧，乃至並譴及禦敵獲勝之達洪阿、姚瑩。此皆滿首相穆彰阿所為，而漢大學士王鼎至自經以尸諫，請處分首輔，而為首輔所抑，竟不得達。林則徐褫職，裕謙奏請入浙勷辦，則必令遠戍伊犁，唯恐其御夷有效。王鼎再留則徐助塞河決，又力促其赴戍。鼎至以死冀一悟君，而卒為穆黨所厄。宣宗之用人如此！至嘆息痛恨之伊里布，卒倚其與英人情熟，使卒成和議。琦善既議斬而復大用，耆英則議和之後專任為通商大臣。蓋帝猶遵祖制，重任必歸滿洲。滿洲無非庸怯，帝亦以庸怯濟之，以乞和為免禍之至計，故口憾之而實深賴之也。王鼎尸諫之事，《國史》不載，私家紀之。《清史稿》乃直書於鼎傳，蓋據湯紀尚之《書王文恪事》、陳康祺之《郎潛紀聞》。康祺又取證於孫衣言之《張芾神道碑》，此亦道光間一大事。
湯紀尚《書蒲城王文恪遺事》：“樞相穆彰阿秉政，張威福，尤深嫉兩廣總督林公勳名出己上，乃巧構機牙，媒櫱其短，以觸上怒。由是林公罪廢，虎門防撤，海氛益熾。逮公還朝奏對畢，痛陳御座前，力諍不可得。退，草疏請罪大帥，責樞臣。懷疏趨朝，待漏直廬中。燈火青熒，遽自縊暴薨。疏卒遏不上。朝野駭愕，事隱祕，莫測其端。……惜乎，公子孫下材，無以成公志，使公之曲艱隱愍，卒幽隱而不彰也！”
陳康祺《郎潛紀聞》：“蒲城王文恪公鼎，為宣宗朝名宰相……值西夷和議初成，公侃侃力爭，忤樞相穆彰阿。公退草疏，置之懷，閉閣自縊，冀以尸諫迴天聽也。時軍機章京領班陳孚恩，方黨穆相，就公家減其疏，別撰遺折，以暴疾聞。設當時竟以公疏上，穆相之斥罷，豈待咸豐初年！蕞爾島夷，知天朝有人，或不至驕橫如此。……康祺初入京，聞老輩言是事，猶以為未確，不敢遽筆也。嗣見馮中允桂芬《顯志堂集》有公墓銘，稱公自河上還，養痾園邸，行愈矣，卒以不起。詞意隱約，殆公後人諱言之。朱侍御琦記公事，亦言一夕暴卒。頃見孫方伯衣言所撰《張文毅芾神道碑銘》，……又云：‘頟頟蒲城，深臏太息。閉閣草奏，忠奸別白。疏成在懷，遂縊以絕。或匿不聞，聞以暴疾。’則情事昭然矣。”
吳增祺《清史綱要》：“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己酉，大學士王鼎自殺，予諡文恪。鼎自河防歸，為遺疏數千言，極言穆彰阿等欺君誤國之罪，並薦林則徐可大用，遂服藥自盡。穆彰阿使人以危言怵其子，竟不得上。”
此皆為《清史稿·王鼎傳》所本。吳增祺，閩人，或得諸林文忠之後。言使人以危言悚其子，與湯紀尚所云“公子孫下材，無以成公志”其說合。後文宗初立，宣示穆彰阿罪狀，不及王相尸諫事，蓋遺疏既改上，官書中無此一事矣。
《白門約》定，牛鑑革職拏問，以耆英為江督，而以伊里布為欽差大臣、廣州將軍，辦理善後事宜。奕山、奕經、文蔚，均議斬候；後仍大用。是年十二月，耆英奏英吉利控訴臺灣鎮道，妄殺遭風被難洋人。蓋樸鼎查於約成後交換俘虜漢奸，始知臺灣所俘先已正法，無以對所部，遂冀洩憤於鎮道。奏入，命怡良渡臺查辦。怡良以欽差兼署閩督，臺灣為轄境，戰勝由臺專奏，怡良心嫉之，兼體樞臣意媚夷，遂證成夷訴，逮鎮道入都下刑部獄。輿論譁然，尋釋之。二十三年二月，伊里布卒於粵，贈太子太保。三月，以耆英為欽差大臣，赴廣東辦理通商事宜。先是，法、美等國皆在粵通商，燒煙之役，二國頗居間和解，且不直英之所為，示善意於中國。英約既成，美、法求援例，未允。英得香港，欲使諸國市舶就彼按船抽鈔，而後入黃埔輸稅中國。至五口，亦如之。美、法皆大憤訝，英始不敢持前說。而法、美以必得中國許援英例五口通商，耆英奏許之，自後援例者紛起矣。
通商非辱國也，中國當時則以為不得已而允之。《白門約》十三條，其於賠款割地，乃城下乞盟，一時之事。其於通商，英人亦尚未知以不平等束縛我也。不過以中國不用平等相待，於優待儀式爭平等耳。在本有外交之國，彼此立約，從無須此。英人與中國約，自不能不及此。官立洋行之勒索，關署胥役之徵求，英人所視為創鉅痛深，國家亦本不當為此黑暗。若照《白門約》通商範圍與各國訂定，原無不平等條約發生。其不平等者，中國君臣強要之，使英人不得不覆，而後節節授以侵佔之便利。然其初英人且有不願承受之端，覆辭責中國官不應退讓至此者。略舉如下：
傳教在西國實非惡意，且確有利益於人。中國從前視教會為蛇蠍，深信挖眼採生等說，以為西人技術之神，必借人眼人胎等物以濟其惡，教堂即收集此等物之機關，因而謂傳教之訂入約章，亦始於《白門約》。今檔案具在，《白門約》十三條中無有也。而《中西紀事》言之，近劉氏《續清考》亦載之，殊失檢點。傳教入約，自咸豐八年始，自此中國受教案之害者數十年。非無駐外之使節、留學之學生，於教案之癥結竟無人瞭解。至清末大批留學日本，法政之書嫻習者眾，始知教士本無干政之理，奸民無復倚教為惡之緣，於是教案截然而止，信教者反多上流人士，此亦外交知識之一進步。
《條約》十三條與《善後事宜》八款，原非同時所定。自定約奏聞，奉旨指出顧慮各節，著耆英等向該夷反覆開導，不厭詳細，應添注約內者，必須明白簡當，力杜後患，萬不可將就自前，草率了事。於是耆英等與樸鼎查再定《善後事宜》八條，乃中朝求商於英而加訂。名為章程，尚非條約。至咸豐八年，《中英續約》第一款，乃言壬寅年七月二十四日，江寧所定和約，仍留照行；廣東所定《善後舊約》並《通商章程》，現在更章，既經併入新約，所有舊約作為廢紙。則英人所可執為侵佔之根據者，併入約中，並廢前日之補充非正式之文字矣。因既作廢，外務部公佈之條約中遂不見此八條原文。今唯《夷氛紀聞》獨存之。逐條皆中國向英要求，而由英酋照覆允行之語。總之，國際知識太淺，遂至無事生事。自以為不厭求詳，正所以畫蛇添足也。八條為他紀載所不具，錄以見當時外交真相。其形式蓋為八項照會，每一項一去照一來照也。
一、廣東洋行商欠。除議定三百萬圓，官為補交外，此後英國自投之行，即非中國額設行商可比。如有拖欠，止可官為著追，不能官為償還。查此項業據該夷照覆：嗣後通商利害，均由自取。若有欠項，由管事官呈明內地官著追，萬不可再求官為償還。
此為第一款。洋行商欠，並非官為擔保，本不應官為償還。以後所謂洋行，且由洋人自設。即其時洋人尚未定自設洋行，洋貨或需華商百貨行代售，更屬商民貿易常例。因其關涉外商，遂由國家於常法之外特別加以宣告，希冀解除責任。其為畏洋人如虎狼之心理，烏得不引狡猾西人生心。
二、和議既定，永無戰爭。所有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止可貨船往來，未便兵船遊弋。其五處之外，沿海各口，及直隸、奉天、山東、天津、臺灣諸處，非獨兵船不便往來，即貨船亦未便貿易。均宜守定疆界，以期永好。查此款業據該夷照覆：一俟《五港開關則例》頒行，即由英國君主出示，曉諭英民，止準商船在五口貿易，不準駛往各處。至該國向有水師小船數只，往來各口，稽查貿易，亦當協同中國地方官，阻止商船，不准他往。並請中國地方官嚴禁華民，除議明五港外，不準在他處與英商貿易。
此為第二款。既有五口通商之約，他口之不通商已明。多此詞費，卻輕輕將兵船遊弋引入，且並不阻止。正緣英人謂兵船之來，乃協同中國官阻商船他往，中國官不敢與外商煩言，反有借重外國兵船之意。英早已窺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