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所謂“國際研究室”，亦即國際編譯社；所謂“會里”，亦即“藝文研究會”，林柏生時為藝文研究會香港分會負責人。他所謂要“順便處理國際研究室的事情”，究指何事，信中並未說明，但必定與高宗武的行動有關。
3月13日，周佛海寫給楊淑慧的信中有謂：“宗武若回，你可留他們夫婦暫住我家，俟找得房子再搬。”並“附致宗武夫婦一緘，請轉交。”
從他這封信中可以看出，高宗武已去了上海，並且即將返回香港。而且高宗武由香港赴上海時很匆忙，連住處都未找好，以致返港後不得不暫住楊淑慧處。這也說明周佛海對高宗武的一切考慮得都很細心。據周佛海信件的地址，楊淑慧時住香港銅羅灣大坑道12號3樓。
那麼，周佛海為何要高宗武到香港後，立即轉赴上海呢？其中原因也並非是由於在香港蒐集不到情報的緣故，而是另有祕密。
早在1937年12月11日，國民政府拒絕了日本的“議和”條件，陶德曼調停已經失敗，周佛海、高宗武便有了派人往上海與日本謀和的祕密計劃。1937年12月27日，周佛海在他當年最後一天的日記中寫道：“宗武來，談接滬電，日有進行調解。”
這則日記實在過於簡單，使人難於完全理解。但從中可以看出兩點：一是高宗武始終與上海某方面保持密切聯絡；二是對方已表示願意調解。而所謂“調解”，當然是指中日戰爭。如果我們把這則日記與下述董道寧的活動聯絡起來分析，也許能從中悟出某種必然的關聯。
董道寧時任外交部亞洲司日本科科長。他雖然生在浙江寧波，但長在日本，長相也像日本人，有“日本人”之稱，是一個地道的日本通。他雖然比高宗武年長10歲，但卻是高的部下。1938年1月16日前的某一天，當時陶德曼的“調停”尚未公開宣佈失敗，董道寧由戰時的漢口到了已經淪陷的上海，並往黃浦灘和南京路拐角上的匯中飯店會見了日人西義顯。
西義顯是日本滿鐵株式會社總裁（後任日本外相）松岡洋右的門生。戰前曾在南京出任滿鐵駐南京辦事處主任。此時，西義顯奉松岡之命，正從事於中日“和平運動”。對於董道寧的來訪，西義顯非常驚奇，因為在戰時，作為一名外交官與敵方人員會見，非同尋常。他猜想，董道寧此來一定是與陶德曼的調停有關。經西義顯的詢問之後，董道寧對此完全承認。他說：“在現在這種情況下，除希望陶德曼調停取得進展外，對世事無所指望。”任常毅譯：《中日和平工作祕史》第18、19頁，江蘇古籍出版社，即出。
當他從董道寧的講述中得知董曾與川越會見，想求得日本在條件上作出某種讓步之後，就鼓動董道寧往東京，與日本政府直接進行交涉。
在西義顯及其助手伊藤芳男及日本同盟通訊社駐上海分社社長松本重治的安排下，1938年2月15日，董道寧乘船在長崎上岸，16日抵達東京，直至3月上旬，離開東京經大連會見松岡之後，回到上海。他在東京期間，會見了日本參謀本部謀略課課長影佐禎昭、參謀次長多田駿等人。他從多田那裡“證實了日本在1月16日近衛聲明發表之後，因為預感到事變似有意外延長的情況，確實希望從速實現對華和平。”《今井武夫回憶錄》第69—70頁，中國文史出版社。
董在離開東京時，影佐禎昭還寫了兩封信託董帶交。影佐說：“我寫了兩封信給一向為我所尊敬，又是蔣介石軍政雙方的重要助手何應欽和張群，託他帶去。那是因為在近衛聲明發表後不久，直接寫信給蔣介石是不恰當的。並且還想，以一個課長的地位寫信給蔣介石，也是不妥當的，所以寫給這兩個老朋友。”影佐禎昭：《董道寧、高宗武兩人來日》見《汪精衛集團投敵》第25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
影佐的信大意如下：
日中兩民族不幸發生戰爭，導致1月16日帝國政府之宣告的發表，東洋之命運不能不說窮途末路了。為開啟此窮途之道，首先是貴國出現一個偉大的王倫，以解除我國朝野之士誤解。現董道寧先生來日，以身傳達貴國的誠意，使我當局大為感動。這是擺脫困境的第一步，但願有人繼他之後，再進一步試行啟我等之蒙，以期待貴國的真意和我國的感動心情得以交流。《中日和平工作祕史》第43—4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