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周佛海並不死心，特別是戰事的擴大，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氣焰又極其囂張之時，周佛海對時局更加悲觀絕望，因而一而再、再而三的策劃與日本交涉的各種方案。9月4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在日本第72屆臨時議會上發表外交演說，聲稱日本在華北採取行動之目的，在於促進日本、“滿洲國”與中國的妥協與合作，安定東亞，以獲得共同的繁榮與福利。中國必須認明其錯誤，而與日本之目的與慾望能趨一致。周佛海認為，廣田的講話表明，日本的態度雖極強硬，但“未關外交解決之門”，《周佛海日記》第27頁。
因此，仍應與之開闢外交談判的途徑。而且為了製造有可能與日外交的輿論，他還要求發表廣田的講話。並且還擬訂了由英美出面調停的計劃與方案，促蔣實施。9月11日，周佛海與陶希聖密商，決定讓陳公博往訪義大利大使，利用陳公博與義大利外交部長齊亞諾的私人密切關係，透過義大利探詢日本發動戰爭的“真意”。《周佛海日記》第31頁。
所謂“真意”，也就是要探明日本究竟希望得到何種條件。
[ 書客網 ShuKe.Com ]中日戰爭是由於日本的全面侵華而造成的，中國的抗戰，完全是被迫的，如果日本停止侵略，或者按照蔣介石在廬山談話會上所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由中日雙方直接談判或者透過其他國家的調解，實現和平；或者將戰事適可而止，並不是中國政府所反對的。但是，戰爭既然已經進行，作為中國來說，絕不能採取主動與日本談判的要求。這正是當時國民黨政府所採取的立場。出於如此原因，蔣介石對於周佛海等人擬訂的以上種種方案，一一加以阻止，終使周佛海們的計劃化為泡影。
周佛海反對和破壞抗戰的活動，還有一個重要方面，這就是阻止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和國共兩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式實現。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國際上明確表示反對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同情和援助中國對日抗戰的國家，唯有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經過中蘇間的談判，8月21日，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條約規定：
兩締約國重新鄭重宣告，兩方斥責以戰爭為解決國際糾紛之方法，並否認在兩國相互關係間以戰爭為施行國家政策之工具。
並依照此項諾言，兩方約定不得單獨或聯合其他一國或多數國對於彼此為任何侵略。
倘若締約國之一受一個或數個第三國侵略時，彼締約國約定，在衝突全部期間內，對於該第三國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任何協助，並不得為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定，致該侵略國得用以施行不利於受侵略之締約國。《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資料選輯》下卷第2分冊，第17—18頁，上海人民出版社。
至於國共之間的關係，自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內戰基本停止。為促進國共合作的實現，2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致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電，提出了著名的五項要求和四點相應的保證：
當此日寇猖狂，中華民族存亡千鈞一髮之際，本黨深望貴黨三中全會，本此方針，將下列各項定為國策：（一）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二）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四）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貴黨三中全會果能毅然決然的定此國策，則本黨為著表示團結禦侮之誠意，願給貴黨三中全會以如下之保證：（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二）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三）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中共中央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六大以來》（上）第798頁，人民出版社。
2月15日，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在南京舉行。會上，關於重新實現國共合作問題，抗日派與親日派間發生激烈爭論。會議雖然沒有制定明確的抗日方針，但不可否認在國內政策上開始發生轉變。21日，由會議透過的《宣言》和《關於根絕赤禍之決議》中，確定了“和平統一”，“為全國共守之信條”。提出了統一軍隊，統一政權，停止赤化宣傳，停止階級鬥爭等，實際上是以另外一種表述方式，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