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一生共簽下30多個條約，大多為不平等條約。近來隨著越來越多的史料出現，對這位清末重臣也逐漸評價多元化。
他與曾國藩等人主導洋務運動是其進步的表現。他也有外交上維護中國的事蹟，如在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後獨自前往談判，最終以義和團叛『亂』挾持清廷為外交藉口，不割地而平息事件。
英國及美國對李鴻章最為著名的評價：不僅是中國在當代所孕育的最偉大的人物，而且綜合各方面的才能來說，他是全世界在上一世紀中最為獨特的人物。以文人來說，他是卓越的；以軍人來說，他在重要的戰役中為國家做出了有價值的服務；以從政三十年的政治家來說，他為這個地球上最古老的人口最繁盛的國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認的優良設施；以一個外交家來說，他的成就使其成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日本人對李鴻章的評價是：知西來大勢，識外國文明，想效法自強，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清史稿?李鴻章傳》評價說：“中興名臣，與兵事相終始，其勳業往往為武功所掩。鴻章既平大難，獨主國事數十年，內政外交，常以一身當其衝，國家倚為重輕，名滿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為己任，忍辱負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氣自喜，好以利祿驅眾，志節之士多不樂為用，緩急莫恃，卒致敗誤。疑謗之起，抑豈無因哉？”
梁啟超《李鴻章傳》對其評價是：“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吾欲以兩言論之，曰：不學無術、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勞苦、不畏謗言，是其所長也。”
孫中山上書李鴻章時，這樣說李鴻章：“我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難險阻，尤所不辭。如籌海軍、鐵路之難，尚毅然而成立，況於農桑之大政，為民生命脈之所關，且無行之難，又有行之人，豈尚有不為者乎？”
李鴻章在俾斯麥面前沾沾自喜道:美國總統格蘭特稱李鴻章是中國的俾斯麥。俾斯麥笑著說: 沒有人說我是德國的李鴻章。
近代史學家唐德剛（安徽合肥人，李鴻章同鄉）認為其“內悅昏君，外御列強”，是自有近代外交以來，中國出了“兩個半”外交家的其中一個，（另外周恩來是一個，顧維鈞是半個。）
李鴻章對自己作為嘗作出以下的總結：“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間淨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裡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籠，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李鴻章生逢大清國最黑暗、最動『蕩』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場”無不是在國家存亡危急之時，大清國要他承擔的無不是“人情所最難堪”之事。因此，國人在對他咒罵痛斥之時，確實“不可不深自反也”，確實不可“放棄國民之責任”。
只是，該怎樣評價100年前這位不同尋常的大清重臣，中國人一向的定論與百年以來的世界輿論截然不同。
在中國，評價一個人是很容易同時也是很難的事情。
附：關於李鴻章的“不履日地”
馬關談判時面對日方提出的苛刻條件，中方只有“允”和“不允”兩種選擇，而絲毫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李公一直磨到點燈時分，口乾舌燥地要求再削減五千萬兩，實在達不目的了，又說減少二千萬兩也行，最後甚至滿眼含淚向伊藤博文哀求，看到我這把老骨頭的面子上，多少減一點兒，算送給我回國的路費吧。可以說他是忠實地執行了清廷的電旨：“爭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但人家根本不為所動。老人家何等可憐！日方更以中方代表能否安全回國相要挾，李氏父子只得無可奈何的在《馬關條約》上籤了字。（此段為《走向共和》電視中的故事，並非史實）
據說他在簽字前的最後關頭，曾經老淚縱橫地對使團的美國顧問科士達說：“萬一談判不成，只有遷都陝西，和日本長期作戰，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國，中國可以抵抗到無盡期。日本最後必敗求和。”
也正是因為馬關簽約的強烈刺激，李鴻章發誓“終身不履日地”。兩年後他出使歐美各國回來，途經日本橫濱，再也不願登岸，當時需要換乘輪船，要用小船擺渡，他一看是日本船，就怎麼也不肯上，最後沒有辦法，只好在兩艘輪船之間架了一塊木板，75歲高齡老人啊，又是在呼呼悠悠地海面上，毅然決然地蹣跚著步子，慢慢騰騰地挪過去。
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吳汝綸東遊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李公當年談判時坐的凳子竟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不覺悲從中來，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寶。他大書“傷心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