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字，為引述他人作品，之所以羅列在此，是希望讀者可以更加全面的瞭解這一著名歷史人物。此段文字不代表筆者觀點。歡迎閱讀。）
中國經常有這樣一種怪現象，提到某個人的名字是婦孺皆知，但問起該人的生平和事蹟時，卻又是鮮為人知。汪精衛就是這樣一個特殊的人物。汪精衛在中國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的大漢奸，可是大家對汪精衛的“賣國事蹟”卻是一問三不知。這也是中國歷史教育的一大特色；只告訴大家他是壞人，卻又不告訴大家他作過什麼壞事。好在中國學生頭腦比較簡單，不喜歡刨根究底，所以歷史老師還不至遇到太大的麻煩。
汪精衛在中國是一個完全被否定的人物，甚至被認為是中國人的恥辱。因此現在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中，把汪精衛從辛亥革命和國民黨的歷史中完全抹殺，只是抗日戰爭的歷史中實在無法抹殺汪精衛的存在，才簡單地提到了汪精衛和他的維新政府。這種出於主觀願望而隨意修改歷史的作法，使中國人對歷史產生了錯誤和虛假的理解，實在有礙於中國的發展與進步。
歷史上真實的汪精衛，曾是近代中國有數的叱吒風雲的歷史人物，對中國的歷史走向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在歷史走到２１世紀的今天，應該考慮還汪精衛的本來面目，重新認識歷史上真實的汪精衛。 要為汪精衛寫一個比較真實客觀的小傳還有不少困難，最大的困難就是有關汪精衛的資料十分匱乏，人們似乎都極力避開這樣一個**人物，怕給自己惹來各種麻煩。１９８０年代後期，中國開始出現一些關於汪精衛的書籍，比如蔡德金的《汪精衛評傳》，黃美真的《汪精衛傳》，秦亢宗的《走向深淵》等。但中國出版的書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有意識地貶低醜化汪精衛，寫書的重點放在獵奇和豔史方面，不是嚴肅的人物傳記而近似於野史小說，真實性有很大的疑問。日本也有不少關於汪精衛的書籍，比如上板冬子的《汪兆銘的真實》，杉森久英的《汪兆銘傳》，今井武夫的《支那事變的回想》，特別是親身參加過汪精衛和平運動的松本重治寫的回憶錄《近衛時代》和《上海時代》，犬養健的《揚子江仍在奔流》，披露了不少鮮為人知的事情。與中國的資料相比，日本有關汪精衛的書籍比較嚴肅，基本沒有憑信性很低的獵奇豔史部份。
汪精衛的一生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部份：為了革命奉獻一切；第二部份：打倒獨裁者蔣介石；第三部份：和平運動曲線救國。
從汪精衛的一生來看，汪精衛是個典型的“文人革命家”，善於用筆而不善於用槍。孫中山非常重視汪精衛的文才，孫中山的重要檔案均由汪精衛起草，孫中山閱後總感滿意，極少改動，汪精衛其實擔任了孫中山祕書的角色。１９０５年成立的同盟會，孫中山任總理，黃興任執行部部長，汪精衛任評議部部長，可見孫中山對汪的器重，也說明汪在同盟會裡有相當高的聲望。 不過使汪精衛在中國名聲大振的，還是他以“精衛”的筆名在同盟會主辦的《民報》上發表的一系列文章。汪精衛寫的《滿洲立憲與國民革命》、《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駁/革命可以生內亂說》等一系列文章，都是當時廣為流傳的政論文佳作。１９０８年８月１９日，孫中山在新加坡《中興日報》上以“南洋小學生”為筆名發表文章《論懼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識時務者也》，文中說：“自精衛先生《民報》第六號《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一論出，言中外情勢原原本本，使中國人士恍然大悟，懼外之見為之一除。。。。拜讀精衛先生革命可杜瓜分之論，不禁五體投地，神聖奉之。”此文後來收入《孫中山全集》。
但汪精衛的命運和他的老師孫中山一樣，都是隻有威望卻無實權的領袖人物。文人革命家在奪取政權以前起著極其重要的輿論製造工作，可是一旦政權到手，他們就被掌握軍隊的軍人政治家們排擠到一邊。孫中山被袁世凱擺佈，汪精衛被蔣介石擺佈，都是中國“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犧牲品。不過汪精衛對國民黨建立和發展的“功勳”是無法抹煞的。現在臺灣的國民黨，在召開重要會議以前必先朗讀孫中山總理的遺言。然而這個遺言其實卻是汪精衛所寫，孫中山不過籤個字而已。這也表現出汪精衛對國民黨的影響仍然“陰魂不散”。
汪精衛一生以生命為賭注進行了兩次拼搏，一次是刺殺攝政王，另一次是發起和平運動，前一次賭博巨大成功，得到世人的喝采，後一次賭博卻完全失敗，遭到世人的唾罵。不過 “人算不如天算”，在很多重大事件中，運氣或天命起著重要的作用。汪精衛行刺攝政王時抱著必死的決心，根本沒有想到生還。清政府對行刺滿人王公的刺客一直都沒有不處死的先例，只是到了汪精衛時才破例免死。如果當時清政府成全汪精衛必死的決心處死汪精衛，中國就會少一個大漢奸而多一個大英雄，現在我們的中小學生們將代代朗讀汪烈士“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豪言壯語。 如果汪精衛在１９３５年遇刺時被打死，也會成為中國可歌可泣的光榮老革命家，而汪精衛卻只傷不死。如果１９３９年重慶特務不是錯殺曾仲鳴而是打死汪精衛，人們也只是嘆惜汪精衛一時糊塗，不會使汪精衛背上史上最大級漢奸的惡名。但命運之神好象是在故意捉弄人，汪精衛最後對自己的人生也是不滿意的，在他６０歲還歷時曾經寫下一首《朝中措》的述懷詞：城樓百尺倚空蒼，雁背正低翔；滿地蕭蕭落葉，黃花留住斜陽。欄杆拍遍，心頭塊壘，眼底風光；為問青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汪精衛在詞前還寫了這樣一段話：“重九日登北極閣，讀元遺山詞，至‘故國江山如畫，醉來忘卻興亡’，悲不絕於心，亦作一首。”元好問這樣的亡國詩人之作引起汪精衛的共鳴，可見汪精衛的內心亦是鬱郁頹喪。 ]
不少人把汪精衛投靠日本人解釋為與蔣介石爭權，但從汪精衛的歷史來看，汪精衛並不是特別醉心於權力的人。１９１２年辛亥革命勝利時，以汪精衛當時在黨內的地位和社會影響，他至少可以當一個部長以上的官員，胡漢民就作了廣東都督。當時汪精衛才３０歲，這樣的高官對於一個３０歲的青年應該是很有吸引力的。而汪精衛卻提出“不做官、不做議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吸鴉片”的“六不主義”，放棄作官到法國留學。辛亥革命後象汪精衛這樣具有功勞威望之人卻沒有作官的，只有汪精衛一人。後來汪精衛任廣州國民政府主席時，在完全可以不辭職的情況下主動自責辭職，也反映出汪精衛對權力看得不是很重。所以簡單地把汪精衛離開重慶搞和平運動看成是爭權奪利，其實是把歷史人物臉譜化了。
汪精衛個人的悲劇，其實也是近代中國的悲劇。試想如果當時中國是一個富裕強大的國家，又怎麼會遭到外國的侵略？又怎麼會有漢奸？一個國家歷史上的漢奸越多，就說明這個國家越弱。對於一個遭到強敵侵略的弱國，總要有人挑起“漢奸的擔子”，古今中外的歷史都是如此。因此我們不應該公式化地把“漢奸”理解為一群整天想著賣國求榮的民族敗類，而應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理解“漢奸”們的悲劇。 汪精衛生平生活作風嚴謹，早年視死如歸之豪邁，其晚年為民為國忍辱負重做處了比死更為偉大的犧牲！
汪精衛對部屬要求極嚴，但一直深受擁戴，在國民黨和政府中屢居高位。“變節”之後，仍然有周佛海、陶希聖、曾仲鳴、高宗武、梅思平、陶希聖、周隆庠、陳公博、王克敏等一大批精英人物冒險追隨，蒙恥無怨，其祕書曾仲鳴甚至為之而死。這一切，僅僅理解為部屬對上司的效忠？
汪精衛之妻陳璧君被捕後堅決不服罪，並在法庭上慷慨陳詞，為汪精衛先生辨。中共趕走蔣介石後，依然關押陳璧君。宋慶齡何香凝親自出面向毛澤東和周恩來求情。毛周表示，只要陳先生髮個簡短的悔過宣告，馬上恢復自由。陳璧君寧可坐牢也絕不昧著良心承認汪精衛有罪！這一切僅僅理解為妻子“為老公守名節”？
汪精衛自早年參加革命，謀刺攝政王，被捕入獄，辛亥革命後功成身退，國民黨當政期間屢次辭職，兩遭暗殺，直到身死他鄉，一生聯共反共，用蔣反蔣，辭職復職，出國回國，主戰主和，可謂變化多端，但所有言行舉止，衡以儒家仁義原則和民本思想，若合符節，因為他心中始終有一個不變的最高宗旨在：國民利益和建基於全體國民利益之上的國家利益。！
附：汪精衛“叛國”“豔電”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９日
汪精衛 重慶中央黨部，蔣總統，暨中央執監委員諸同志均鑑：
今年４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明此次抗戰之原因，曰：“自塘沽協定以來，吾人所以忍辱負重與日本週旋，無非欲停止軍事行動，採用和平方法，先謀北方各省之保全，再進而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權及行政之完整為最低限度。在經濟上以互惠平等為合作原則。”自去歲７月蘆溝橋事變突發，中國認為此種希望不能實現，始迫而出於抗戰。頃讀日本政府本月２２日關於調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的闡明：第一點，為善鄰友好。並鄭重宣告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國之主權，且將仿明治維新前例，以允許內地營業之自由為條件，交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俾中國能完成其獨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鄭重宣告，則吾人依於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復，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則吾人遵照宣言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實為應有之決心與步驟。第二點，為共同防共。前此數年，日本政府屢曾提議，吾人顧慮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國之軍事及內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闡明，當以日德意防共協定之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則此種顧慮，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產國際之擾亂與陰謀，對蘇邦交不生影響。中國共產黨人既宣告願為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鬥，則應即徹底拋棄其組織及宣傳，並取消其邊區政府及軍隊之特殊組織，完全遵守中華民國之法律制度。三民主義為中華民國之最高原則，一切違背此最高原則之組織與宣傳，吾人必自動的積極的加以制裁，以盡其維護中華民國之責任。第三點，為經濟提攜。此亦數年以來，日本政府屢曾提議者，吾人以政治糾紛尚未解決，則經濟提攜無從說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鄭重闡明尊重中國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並闡明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上之獨佔，亦非欲要求中國限制第三國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則，以謀經濟提攜之實現，則對此主張應在原則上予以贊同，並應本此原則，以商訂各種具體方案。以上三點，兆銘經熟慮之後，以為國民政府應即以此為根據，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日本政府１１月３日之宣告，已改變１月１６日宣告之態度，如國民政府根 據以上三點，為和平之談判，則交涉之途徑已開。中國抗戰之目的，在求國家之生 存獨立，抗戰年餘，創鉅痛深，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 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以上三點，為和平之原則，至其條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適當。其尤要者，日本軍隊全部由中國撤去，必須普遍而迅速，所謂在防共協定期間內，在特定地點允許駐兵，至多以內蒙附近之地點為限，此為中國 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所關，必須如此，中國始能努力於戰後之休養，努力於現代國家之建設。中日兩國壤地相接，善鄰友好有其自然與必要，歷年以來，所以背道而馳，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瞭其責任。今後中國固應以善鄰友好為教育方針，日本尤應令其國民放棄其侵華侮華之傳統思想，而在教育上確立親華之方針，以奠定兩國永久和平之基礎，此為吾人對於東亞幸福應有之努力。同時吾人對於太平之安寧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須與關係各國一致努力，以維持增進其友誼及共同利益也。謹引提議，伏祈採納！汪兆銘，豔。
汪精衛（1883－1944）名兆銘，字季新，號精衛，廣東番禺人。
1901年應番禺縣試，中秀才，後為生活所迫任廣東水師提督李準的家庭教師。與朱執信、古應芬等組織益群學社，講究實學匡世。
1903年考取留日法政速成科官費生，次年入東京法政大學學習，受西方國家觀念及主權在民思想的影響，“固有的民族思想，勃然而興”。
1905年7月謁見孫中山，加入同盟會，參與起草同盟會章程。8月被推為同盟會評議部評議長。後以“精衛”的筆名先後在《民報》上發表《民族的國民》、《論革命之趨勢》、《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等一系列文章，宣傳三民主義思想，痛斥康有為、梁啟超等的保皇謬論，受到孫的好評。
1906年畢業後拒絕兩廣總督岑春煊令其歸國服務的要求，隨孫赴南洋籌設同盟會分會，任南洋革命黨報《中興日報》主筆之一，與保皇黨的《南洋總彙報》進行論戰。
1908年赴緬甸設同盟會仰光分會，後又參加在新加坡籌設同盟會南洋支部等工作，並籌募革命經費。
1909年10月由南洋至日本，出任《民報》主編，祕密復刊發行《民報》第25－26號。
1910年1月與黃復生等抵達北京，開設守真照相館，暗中策劃刺殺攝政王載灃，事洩後被捕，判處終生監禁。在獄中起初決心以死報國，後受肅親王善耆軟化，意境為之一變。武昌起義後，由袁世凱開釋出獄，任南方民軍議和總代表伍廷芳的參贊，暗中秉承袁的意旨，與君主立憲黨人楊度等組織國事共濟會，鼓吹革命、立憲兩派聯合擁袁，實現南北統一。12月與李石曾等在天津組設同盟會京津保支部，任支部長，阻攔北方革命黨人發動起義。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夕，按孫囑咐代起草臨時大總統府就職宣言。後留在孫身邊工作，力勸孫讓位袁，並參加北上迎袁專使團。8月赴法留學，中間幾度返國，皆超然於政治之外。
1917年回國後參加護法運動。1919年在上海参與創辦《建設》雜誌。
1921年任廣東革命政府高等顧問、教育會會長等職。次年任國民黨本部參議，參加國民黨改組工作。
在1924年1月的國民黨“一大”上被孫指定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後出任中央宣傳部長。11月隨孫北上入京，任祕書。
1925年2月孫病危時受命記錄孫的遺囑。孫逝世後以擁護三大政策的“左派”和孫的信徒面目出現。7月任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宣傳部長等職。
1926年1月在國民黨“二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山艦事件”發生後，被迫辭職，出走法國。次年4月歸國，任武漢國民政府主席，一度與叛變革命的蔣介石進行爭權鬥爭。7月15日在武漢實行“分共”，與蔣合流，但隨後仍一直與蔣明爭暗鬥，歷任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長、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等職。
1938年12月離開重慶，經越南河內去南京，發表“豔電”，公開與日本日合作。1940年在南京成立偽國民政府，自任主席。1944年11月10日在日本名古屋病死。
（以上文字為轉載，版權歸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