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夫人和新婚丈夫剛到莫干山寺院的次日一早，蔣光頭就被叫去參加一個據說是“d的重要會議”。那天會議從早上8點一直開到晚上8點。
正如宋二姐當時所指出的那樣：“他倆的結合是政治，不是愛情。”
1927年12月10日，即蔣、宋婚後第9天，蔣光頭恢復了其國民gm軍總司令的職務，後來又被選為國民dzy執行委員會zx。
當天，上海《申報》刊登兩則啟事，一是蔣宋聯姻，一是蔣光頭離婚宣告。宣告中寫道：“毛氏髮妻，早經仳離，姚陳二妾，本無契約。”引起上海各界輿論大譁。
這次婚宴大肆鋪張，盛況空前。《上海時報》報道說：“這是近年來華夏最輝煌奪目的一場婚禮。一方是前南京軍的統帥、華夏當紅的強人，另一方是跨政、經兩界，呼風喚雨的孔宋財團。”
關於蔣宋聯姻，人們評論很多，一位外國曆史學家唐良利評論說：“蔣光頭渴望全盤繼承孫逸仙的遺產，不容別人分享。”就連宋二姐也認為蔣夫人同意蔣光頭的婚姻是“有安排的”。
斯.諾報道說：“在我第一次見到孫夫人時，她說對這個婚姻，雙方都是出自機會主義，沒有愛情。”
凡事都具有兩面性的，得到的往往和失去的是成正比的，男人對於愛情的思維是，喜歡，征服，佔有。女人對於愛情的思維是，心動，情動，行動。
然而蔣宋的思維則是一切皆為利益服務的。
單純論利益而言，他們都滿載而歸了，但是，別忘記，人之所以是高階動物，其最主要的標誌，那就是感情。
尤其是女人，在物質以及權力達到巔峰的時候，更在乎的是享受，但是，蔣夫人在這一方面，幾乎是顆粒無收。
莎士比亞的浪漫，三十歲女人的需求，種種正常女人能夠享受的到的東西，在蔣夫人的愛情世界裡，少的可憐。
孔、宋*縱經濟有一個重要因素，即蔣光頭需索金錢“jg”。蔣光頭的“jg”作戰一向耗費不貲，他依靠兩個來源取得經費：一是財政部長，一是從毒品生意擠錢。蔣光頭如何設法把鴉片市場的交易所得注入“jg”作戰，同時又義正詞嚴下令取締吸毒，乃是一個成功的政客說一套、做一套最鮮明的例證。
一九二八年，蔣光頭確立他在國民d內領導地位的那一年，設在北京的國際反鴉片協會（internationalanti-opiumassociation）祕書長抱怨說：“數以百萬計的鉅款，從鴉片之中擠出來供做軍事作戰和內部宣傳之用。”
由於蔣光頭必須向西方求助，而西方又推動禁菸毒，使得他表蔣光頭的保證根本是空話。從販毒生意中賺錢是舊軍閥的把戲。雖然馮玉祥疾呼反毒，禁止屬下士兵吸毒，據說他一年即可從鴉片生意得到兩千萬元的收入。基督將軍都如此了，蔣光頭也不例外。索克思發現，全國查緝煙毒總局“實質上是發放執照的機關”。“也就是說，你付了錢，取得收據，而收據代表你可以攜帶這些貨，因為你已經繳了罰金了嘛！這就是華夏人的理論。查緝煙毒總局就這樣收下錢，錢用去養部隊。”
蔣光頭保證不從鴉片稅中拿到一分一毫的那一年，湖北、山西和廣西征收到一千七百萬元左右所謂的“禁菸所得”。
一九三〇年，十三萬英鎊的鴉片從波斯和印度進口到上海；同一時期，四川、雲南也提供好幾百噸鴉片，由蔣光頭的部隊押運保護，沿著華夏的“鴉片公路”——長江東進。蔣光頭當家執政三年，華夏生產的毒品已佔全球的八分之七。
那一年及次年，國民zf成立鴉片專賣以便*退競爭者，但新聞媒體群起撻伐，使它放棄此一計劃。宋子以及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的汪精衛，都支援蔣光頭的做法。
甚至英國極有影響力的記者伍德海德（）也支援這個構想，認為這是克服華夏經濟問題唯一的方法。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的《時代週刊》報道：“財政部長宋子上週愉快地宣佈，華夏即將有一套‘新而實際的鴉片政策’……依據宋部長的說法，‘實際的’鴉片政策不能只講取締、禁止……如果精明的宋部長能在他的財政部馬車上駕馭住鴉片，他或許在未來可以找到方法平衡華夏的預算。”
在此之前，杜月笙和青幫已經控制了上海的鴉片生意。青幫協助上海“清g”之後，蔣光頭任命杜月笙和黃金榮為國民gm軍“榮譽顧問”，並授予少將軍階。委員長在所謂的“更具體的讓步”中，把上海地區的鴉片權利交給杜月笙的一家公司，並安排軍警協助保護青幫的鴉片運輸與倉儲。
但是，杜月笙得到的不只是金錢。當他回出生地老家高橋村修繕的一座古廟落成啟用時，八萬名賓客登門道賀。
除了收到六十萬元禮金之外，上海市長、汪精衛，甚至蔣光頭本人都送來匾額。然後，杜月笙就把他最大的嗎啡工廠設在高橋。有位美國外交官很好奇，為什麼每次蔣光頭到上海都要見杜月笙？有個華夏官員解釋給他聽：“為了滿足杜月笙追求社會地位的**，蔣光頭指派他為“上海jg特派員”。不僅如此，他的鴉片專賣生意若是失敗，杜月笙還會要求退錢給他——他可是付了zf六百萬元開辦費——宋子提議以zf公債償付。不幸的是，宋、杜皆心知肚明，zf公債一不值。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倪太夫人逝世當天有人企圖殺害宋子，也就不足為奇。我們可以認定，經過這一幕，要給付杜月笙的退款很快就以現金支付。
杜月笙的組織都以上海法租界為基地。他每個月從鴉片生意可賺六百萬元，其中約十五萬元孝敬了法租界警察。可是，法國派了一名海軍軍官前來調查貪瀆，使得這個親密關係為之叫停。儘管杜月笙派密使攜帶鉅額賄款到巴黎打通關節，華夏zf人員也焦慮，希望停止調查，法國當局卻決心整肅官箴。新到任的總領事（並不貪汙）和曾經出賣過杜月笙的一個前任總警司聯名設宴，有好幾名赴宴官員竟然食物中毒而死。法國當局認定杜月笙在幕後主使，他被迫退出法租界，從上海華人地界繼續做生意。
遷地營業並沒太影響杜月笙的生意。他重新建立組織，繼續大撒銀子保護地盤。他的手下在上海周圍有十家嗎啡工廠，他們每個月付國民zf四十萬元保護費。隨後，杜月笙要求zf準他壟斷全市鴉片專賣生意，他提議願每月付給財政部三百萬元，雙方果真達成協議。宋子接替孔祥熙為財政部長，把杜月笙營業大本營所在之虹口特別稅局，改劃歸蔣光頭的總部管轄。次月，國民zf委派蔣光頭兼管全國緝毒工作。到了一九三三年五月初，蔣光頭的鴉片生意——官方名稱是鴉片“查緝”工作——已經運作起來。當年年底，虹口特別稅局收到一千六百萬元的鴉片稅。有個專家估計，國民zf在全國每個月可收到三千萬元左右的鴉片稅。
許多華夏知識分子和西方觀察家批評蔣光頭利用鴉片支應zf費用。但是根據美國駐漢口領事的說法，“鑑於南京zf因為蔣光頭極大的軍費開銷，過去幾年已經累積鉅額赤字，一般不相信蔣光頭會只為了推動公共福祉，切斷他在鴉片專賣這方面豐厚的收入來源。”
有位權威專家說：“在華中各省，尤其是湖北和湖南，幾乎每個zf組織都得靠鴉片收入來維持。”他引用某地每擔（大約六十公斤，即華夏一百斤）鴉片成本四百元為例說明。
官員要在這讓西方國家生氣的是，南京zf繼續怪罪列強zf害華夏擺脫不了鴉片。伍德海德說：“我們很好奇同一天上午在報紙上讀到一家華夏通訊社的報道，它說，今年華夏全部已有兩百零四名鴉片毒販被槍決；但另一則報道則說，目前華夏仍有三百萬名鴉片或其他毒品吸食成癮者；（廣西）百色的記者又報道說，有一車隊載運一百八十萬盎司鴉片抵達該地，暫存於緝煙局，等候繳納稅費。”《字林西報》有一則報道說，九江有一海關官員因走私鴉片罪名被捕；事實上，他真正的罪行是“過分熱心查緝走私”。或者以《北華捷報》的說法：“醜聞已經太深，只好非辦不可。”
一九三五年，蔣光頭撤銷查緝煙毒總局，自任緝煙總督辦。但是他很快就與日本發生競爭。日本人把他們控制下的華北地區轉化為“一大片罌粟田”，提煉鴉片及其他麻醉藥品。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委員長頒佈嚴格法令，規定使用這些麻醉藥品為非法行為。根據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探長巴帕（papp）的說法：“華夏zf壟斷華夏各地的鴉片生意，日本人則主宰麻醉藥品販運。因此，華夏消滅麻醉藥品販運及吸食習慣，主要影響到日本人……同時，華夏人深怕被抓到販運或吸食麻醉藥品會遭到重懲，往往舍麻醉藥品而用鴉片，結果造成鴉片使用量上升，zf也因此稅收大增。”
蔣夫人對於蔣宋以鴉片毒品謀取利益的事情，當時並不知曉，但是，當知道的時候，內心深處深深的為這件事情自責，她是一位善良的基督教徒，對於鴉片的反感，她比任何人都強烈。
除了在經濟上，在政治上，蔣夫人也在為蔣光頭衝鋒陷陣。
二次北伐進展得很順利，雖然1928年5月3日在濟南遭到了日本野蠻的武裝干涉，造成了震驚中外的“濟南慘案”，但蔣光頭避免了和日本直接的武裝衝突，繼續北上，終於佔領了北京，並改北京為北平。
蔣光頭收復北平、天津之後，剩下的就是東北問題了。因為濟南慘案的教訓，他知道如果繼續進攻東北，日本必將直接干涉。所以只有考慮和平解決東北問題，停止對關外用兵。
早在1926年7月國民gm軍在廣東誓師，開始北伐，國際勢力即擔心華夏形勢的變化會影響到他們後來蔣光頭“下野”，到日本會見田中首相時，田中保證日本“絕不援助張作霖”，“只求維護滿洲的治安”。所以1928年初他剛一復出，就馬上進行二次北伐，進攻在華北的張作霖集團。張作霖在大勢已去的情況下，仍不想退往關外，企圖藉助日本的幫助保住北京。但此時美、英等國看到南京zf取代北京zf的形勢不可逆轉，紛紛表示支援蔣光頭，日本也只好放棄在京津地區武力干涉的打算，同意國民d軍和平接收京津，並敦促張作霖退回東北。
1928年6月4日張作霖坐火車從北京回東北，專列在瀋陽皇姑屯附近被日本人事先埋下的地雷炸燬，張作霖被炸死。“皇姑屯事件”成為蔣光頭解決東北問題的一個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