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洲國”是日本於“九一八”事變佔領中國東北後扶植的傀儡偽政權，因不受中國及國際社會承認，故稱“偽滿洲國”或“偽滿”。
1931年9月22日，“九一八”事變後三天，關東軍參謀部就形成《解決滿蒙問題方案》——建立受日本支援的以溥儀為首腦的統轄東北等地的新政權；受新政權委託，日本掌管國防和外交等。日本政府和軍部也制定了《滿蒙問題處理方針要綱》：“鑑於滿蒙已從中國本土獨立，形成統治支配一定地域的一個政權的現狀，今後應誘導它具備一個國家的實質”。1932年3月“滿洲國”建國，妄圖借日本人力量復辟的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就任執政，年號“大同”。1934年改國號為“滿洲帝國”，溥儀由執政改稱皇帝，年號改為“康德”。溥儀同日本人簽訂了《日滿議定書》，使得日本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領域全面控制了偽滿洲國。溥儀完全被架空，空有皇帝之名，卻無皇帝之實。為使東北最終成為日本國土，日本還進行“國策移民”，計劃20年內從日本向東北移民100萬戶500萬日本人；截至1944年，居於東北各地的日本移民共166萬餘人（戰後大部分日本移民被遣返）。
1945年8月，日本本土受到美國兩枚原子彈攻擊，蘇聯紅軍突襲了駐守在中國東北的關東軍；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佈無條件投降；17日溥儀宣讀退位詔書，偽滿洲國滅亡。之後包括溥儀在內的大批偽滿戰犯被蘇軍抓獲，並於1950年移交給中國。
林銑十郎，日本石川縣人。1930年任朝鮮軍司令官。“九一八”事變時擅自出動軍隊配合關東軍進攻中國東北，號稱“越境將軍”。1935年，時任陸軍大臣兼對滿事務局總裁的林銑十郎向日本天皇進講《關於滿洲的現狀》。1937年2月至6月任日本首相。
關於對滿洲國皇帝陛下的輔導問題
滿洲國皇帝陛下雖天資聰穎，但春秋正富，且又缺乏作為元首的實踐經驗，因此，近臣的輔導十分重要。而且目前其身邊之近臣多習慣於舊清朝君主專制之遺風，且出於力求明哲保身、飛黃騰達的國民性，沒有敢於違背皇帝的意旨而進言的忠臣，因而其聰明反而會有受到矇蔽之嫌。目前，關東軍司令官作為皇帝的師傅已博得信任。目前，隨著前鄭國務總理辭職大變動之際，皇帝首先徵求軍司令官之意見，實為可喜之現象。但遺憾的是，經常在皇帝身邊並能勝任對皇帝進行輔導的滿人卻不可得。值得慶幸的是，現任宮內府次長逐漸博得皇帝及其近臣之信任，儘管是間接的，正在擔任輔導皇帝之重任。此外，又將素與皇帝有私交，並蒙皇帝信賴之一關東軍幕僚中佐派往皇帝身邊，輔佐關東軍司令官之輔導，與宮內府次長相互配合，庶幾可彌補滿人近臣輔導之不足。此乃將來需特殊注意之問題。
現行之宮內府制度多沿襲舊清朝之遺風，弊端甚多，而且復辟清朝之思想也有可能侵入目前的滿洲皇室，將來釀成大患。為此，必須加以逐步改善。
愛新覺羅·溥儀（1906~1967），清朝末代皇帝，年號宣統，1912年退位。1917年張勳擁戴溥儀復辟，僅12天便告失敗。1924年被馮玉祥下令逐出紫禁城。1931年在日本人幫助下潛赴東北，先後任偽滿洲國“執政”、“皇帝”。1945年8月溥儀被蘇聯紅軍俘虜，1950年被押解回國，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學習、改造。1959年被特赦。
日本人限制我，利用我作幌子，使我成為一個僅能受香火祭供而不能說話的泥胎偶像
吉岡安直是繼武藤信義所薦的日人少將石丸志都磨之後，而來管理我的一切事務的。經8年之久，直至日寇全面投降為止，吉岡中佐一直升到中將，也不轉任，一步也不離開我。他忠實地執行日寇關東軍司令官的命令，管理我的內外一切公私事務，干涉我的一言一動，禁止我自由發言，無論在宴會上，臨時和偽總理、偽總務長官的談話，以及對偽省長、偽軍管區司令官的所謂“上奏”的訓示，還有其他，都有吉岡預先寫出字紙，限制談話的範圍，絲毫不許變更。每天無論有事無事，他必到偽宮，真是風雨無阻，一天無數次地見我。他是日寇關東軍參謀兼關東軍司令部附。……他尚兼偽宮的“帝室御用掛”，自稱我的“準家族”，包攬一切，隔絕我對外的一切聯絡，不許偽官吏和我自由見面。凡人民給我來的信，一律由他指揮的日人偽宮內府總務處長小原二三夫等扣下不給我看，日憲兵駐紮偽宮監視一切。吉岡對我說：“關東軍司令官是日本天皇的代表，你應當把他看成父親一樣。”當我上日本的時候（第二次），他說：“你應當把日本皇太后看成母親一樣。”對於行政方面，他說：“元首是神聖的，不能隨便輕易的發言。”又說：“國務院所透過的議案，應由總理負責。這是內閣責任制度決定的，有它的許可權，元首絕不應當否認或修改議案。否則違背制度了。”有時竟公然說：“這是日本政府和軍部既定方針，誰不承認就是反對日本政府和軍部。”
吉岡剛到長春時，尚不似後來那樣囂張，還懂得什麼叫做客氣。那時他曾對人吹噓過他和我的關係是怎樣怎樣的“密切”。他曾說溥傑和我是手足的關係，他和我雖還不夠手足之情，但也可以算是“腳指頭”的關係等等。
等他逐漸把自己的地位鞏固起來，也就是他在關東軍中的階級地位又高了一些，對於自己權勢的自信又大了一些的時候，他的言語、態度就如同水漲船高一般，跟著有了變化。他曾對我說：“日本天皇陛下就是你的父親。關東軍是代表日本天皇的，所以你得事事聽從它的話！”像這種倫理學“三段論法”式的不科學的言辭，真是使人聽了有比刀扎還難過。但是，既然當上了漢奸，雖然不愛聽，也得聽下去。聽了難受，又算得了什麼！
再過些時，由於他的勢力又加大了些，他對我便不再自居於我的“腳指頭”的地位了，並且還飛躍一步，超過了我的“手足”的地位，居然說出我像是他的“孩子”一類的話來了。
等到日本帝國主義已經宣佈無條件投降，我這個漢奸皇帝也奉命退了位的時候，他在通化大栗子溝要“攜”我起程時，對我的態度有了更顯著的變化，連對於普通一般人起碼應有的禮貌也不見了，簡直變成了一副凶手的形象。當我正在那惶惑不安的時候，他曾聲色俱厲地對我說：“挺起腰板來！挺起腰板走！”
我在偽滿進行所謂地方視察，都先由吉岡通知我，一方面由偽國務院和偽宮內府訂出日程表，在我到那裡之前，先預備好了，等我到了那個地方，偽總理、總務長官在旁站立（視察時，吉岡一步不離），我在中間站著，偽省長、軍管區司令官照例報告，站在那裡像唸書似的，唸完了就退下。這和在長春每年他們的報告一樣。他們個人不能隨便來見我。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操縱漢奸的例子。
太平洋戰起，一次偽軍管區司令官照例報告後，宴會時吉岡告訴我鼓勵他們一下，說明日滿一體不可分，偽滿軍是日軍一翼。又說美英敢於侵犯我們，斷乎予以殲滅。又有一次偽軍管區司令官報告之前，吉岡交一張字紙，讓我當他們來時，告訴偽軍事部大臣對於偽軍隊應當用鐵石精神，鐵石團結，練成鐵石部隊，當日本皇軍的一翼。偽滿一個鐵石部隊長日本人去華北時見我，我宣讀了吉岡的字紙，後由偽宮內府作的所謂敕語，讓他們努力維持治安，作日本皇軍的一翼加以鼓勵。又當太平洋戰起，日寇愈臨近死亡之時，它就愈要最後掙扎，日寇由關東軍選的充當“體當”、“肉彈”的兵士，由吉岡帶來見我，在他們來以前吉岡告我對他們加以鼓勵。這是日寇一面驅使日本人民當兵當炮灰、當肉彈，一面令傀儡漢奸替它給日兵鼓勵，讓他們賣命，增加侵略力量。讓我給預備好酒，和他們握手喝酒，最後還讓我與這些人一塊喊日本天皇萬歲。我就這樣恬不知恥地、喪盡人格地唯強盜的話是聽。
他們為了做好對我更進一步的“保護”，有一天便在關東軍的指示、吉岡的傳達和這幫特務的炯炯目光下，不獨公然限制了我自由接見偽滿的大小官吏（除偽宮內府的偽職員外）之“權”，就連對於我接見宗族人等，吉岡也竟自擬出了一張限制很嚴的人名單，除了在偽滿的家族人員不在此例外，對於由北京到東北來的宗族本家，也只限於我的叔父載濤和我的族兄溥伒、溥僴等極少數幾個人。至於其他的宗族人等，則是不分親疏遠近，一律限定只能在向我公開祝壽等等的時候，排列在一般慶祝人員之中，遙遙向我行禮，而不許可他們隨便單獨來見我，吉岡在擬訂了這一極端有限的人員名單之後，便把它交給了偽宮內府大臣熙洽，令他照單進行限制，並配合著偽宮內府日本憲兵的幾隻眼睛，對我作了得寸進尺的嚴密“保護”，直到1945年8月敵偽一齊垮臺為止。
日本帝國主義者固然是處處謹小慎微地防範我，隨時杜漸防微地限制我，不讓我有直接接近任何方面的機會，不讓我在當時的所謂政治上有任何干預的機會，但是有時卻又想利用我作幌子，使我成為一個僅能受香火祭供而不能說話的泥胎偶像，而不允許我在實際上發揮什麼作用和影響。僅以當時的所謂巡幸為例，便足以充分證明這一點。
我在偽滿的14年罪惡生活中，也曾到過瀋陽、吉林、哈爾濱、本溪、安東、延吉、牡丹江、齊齊哈爾、錦州、佳木斯、間島、扎蘭屯、王爺廟（烏蘭浩特）、海拉爾等出作過“視察”。當然這都是在日寇關東軍的“妙用”下才打發我去走一趟的。
所謂“妙用”是什麼？那就是想拿我當作“羊頭”而由關東軍去賣“狗肉”。例如為了要麻痺一下當時的抗日救國的激昂民氣，便把我“抬”出來到吉林、間島一帶“巡”了一趟。因為我聽張海鵬告訴我，在哈爾巴嶺一帶時有抗日部隊出現，我便害了怕，結果調動了六個團的偽軍在該處築了兩道人牆，我所坐的那趟列車才平安無事地從人牆當中鑽了過去。
既然是想拿我當作城隍出巡式的一個傳播迷信的偶像，當然每當我一出偽宮內府的大門，那種大吹大擂的排場、那種水洩不通的警衛、那種人為的“太平景象”等等，便都到了即可恨又滑稽的地步。例如我所到之處，按照當時慣例除了偽政軍等各機關單位必須在指定地點排列迎送之外，當地的偽婦女團體、學生團體、當地的市民以及宗教團體等等，也都在敵偽警察憲兵的協同強迫下，被驅往指定好的地點去迎送我。不管是嚴寒酷暑，也不管是風雨雪雹，一個個都得在敵偽軍警的嚴密警戒網前，排成夾路而立的兩層人牆，當我透過時還得一個一地把頭垂到小腹之前，雙眼直視著各自的腳尖，一齊向著連影子也無法看到的我，恭恭敬敬地來行一個90度鞠躬的“最敬禮”。
愛新覺羅·溥傑（1907~1994），溥儀的弟弟。曾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1935年任偽滿洲國宮內府侍從武官。1945年8月與溥儀同在瀋陽機場被俘。1950年被移交回中國，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1960年獲特赦。
吉岡安直是歷任溥儀的指導人員中最長久、最有勢力，換句話說，就是罪惡最大的一個
作惡最久、影響最大、性質最毒辣的是關東軍參謀吉岡安直中將。
（1）他與溥儀的關係
“九一八”前四五年，他在日寇駐我國天津的軍隊裡任中下級軍官。從那時候起，就與溥儀相識。由天津回國後，便在日本鹿兒島的聯隊裡任大隊長。1930至1931年間，我在日本學習院高等科唸書的時候，他曾經從鹿兒島給我來信，約我暑假歸國前務必到他的家中去盤桓幾天。於是，就在歸國的途中，我特意到他家住了約六七天。在那個時候，他曾經領我到他的隊裡去參觀，並在聯隊的將校團裡會餐，吹噓他與溥儀的交情。在他的家中，時常以弦外餘音的語氣，罵蔣介石及其他軍閥，並請我轉告溥儀，時局如此，請他諸事保重。那個時候的我乃是一個極端抱著狹隘的民族主義的人，認為他真是一個好人，從此與他時常保持著通訊的關係。
我在日本士官學校本科當學生時，偏偏冤家路窄，他也被調到士官學校充戰史教官，於是時常約我在星期日到他家吃飯。不久，他被派赴偽滿。臨行之前，他又約我到他家，祕密地向我說：“我這次調去滿洲的任務，據說是在令兄的身邊做事，我求你先給令兄寫一封信，請他給我準備一個白天辦公的地方，因為我不願意和其他的人成天在一起混。”在事後，我才明白他的用意，就是為了讓當時的關東軍部及偽滿的職員們都要知道他與溥儀的關係而已。他並對我說：“我這次到滿洲，得先要求兼著關東軍的參謀，否則什麼事也辦理不好。”當時的我，還傻子似的不住點頭贊同他的意見呢，哪裡知道這就是他在偽滿許多年為非作歹的主要基礎呢！
（2）他的任務
簡單一句話，他的任務就是：指導和支配著偽帝溥儀，以便逐步實施日寇步步加緊殘害我國人民的罪惡計劃。他是關東軍的參謀兼偽宮中的御用掛，其職務就是替溥儀辦事。
（3）他的陰謀及罪行
他在偽滿政治舞臺上不很出頭露面，可是在實際操縱傀儡戲的匯流排索上是一個主要的角色。他可以利用溥儀去起帶頭作用，藉以封住一般偽滿官吏反對的嘴。例如“皇帝陛下尚且如此……”一類的話，便是他最常用的得意的武器之一。
（甲）兩面要挾，就是他的“固位之道”。
對於自溥儀以下的人，便拿關東軍部的鐵帽子來硬扣；對於關東軍及日本政府，則以他是溥儀的“唯一親信者”來自行抬高自己的身價。例如時常自我吹噓道：“他（指溥儀而言）是皇帝，我（吉岡自己）就如同是皇帝的腳指頭。”也有時候向人說：“他（指溥儀）就如同是我的孩子一個樣。”至於對溥儀及其他的中國人呢，便時常地說“這是軍的意旨”，或說“這是關東軍參謀會議決定了的”等等來相脅迫。又如把自己畫的畫，求鄭孝胥給題上字，然後再求溥儀給題上了字，最後把這幅畫奉獻給裕仁的母親。像是這樣，自己給自己製造空氣的卑鄙手段，是層出不窮的，是十餘年如一日。
（乙）小恩小惠的作風
對於溥儀以下（連我也在內）總是以獻些小殷勤來收買人心的。例如對於北京我父親的米麵特別配給，幫助溥儀給我父親寄錢，對於我的結婚問題，對於我們入日本軍事學校進行斡旋等等，真是一時也說不盡。總而言之，他是想以小小的好處來做釣魚的餌罷了。一切毒害人民的詭計陰謀都是從這些小信小義上萌芽出來的！
（丙）民族的離間
對於這種帝國主義的“以夷制夷”的老手法，他也是使用得爛熟的。對於深有狹隘的民族感情的溥儀及我，是不遺餘力進行挑動的。例如罵辛亥革命後的國民黨的政策，軍閥的內戰和苛政等，隨時都在刺激著我們的滿族和漢族歷史上的創傷。又如宣揚滿族人可靠，漢族人是靠不住的，唯有滿洲皇帝才是真正理解一德一心的真諦的唯一箇中人等荒謬可恥的怪論。又時常有意無意露出
漢人是不能容滿洲人的，現在唯有日本才是真正同情滿族和實際扶助滿族的等等帶有挑撥性的言辭。這些都是他日常愛用的常套手段。
（丁）“一心一德”的裡面
把“日滿的不可分”掛在嘴上，把人工特製的“親善”處處搬到人的面前來。例如提倡東北人民須捐納金屬，來增加日寇的侵華物力時，他便先示意溥儀拿出金屬等物以示帶頭的意思……為了裝扮“日滿的一體不可分”，便為我與日本女子結婚提供種種便利條件，等到我們結了婚，便又大吹大擂地說：“這才真正是日滿親善的模範呢。”不但如此，在我們結婚後不多日，便由偽政府制定出一個《皇位繼承法》來，在裡面規定著：皇帝死後的繼承應當由皇帝的子或孫；無子或孫時，可由皇帝的侄子繼承……。侄子指誰而言？不用說，當然是指著要由我和我的日本妻子的混血結晶而言，換句話說，就是仍想抄襲日寇對李垠（朝鮮的前國王）的老法子，想偷樑換柱地把他所扶植起來的漢奸偽帝進一步換成為中日混血兒的偽帝罷了。
（戊）“上層”的鼓動者
與上文相關聯，凡是日寇想要開始鼓吹而又怕引起一般中國人對他們生出一種直接的反感時，便由吉岡來作幕後的醞釀，就是先抓住了偽皇帝使他先做發起者，然後再由上而下，一步一步地普及到一般人民中去。例如偽宮中的種麻及食糧的增產啦，捐金獻銀啦，低溫生活啦，廢除了自己祖宗而把東洋的神作為是自己分支的祖先啦等等，都是由吉岡所立案、所導演而出現於“上層空氣”之間的。我認為，他的這種犯罪行為並不能把它侷限為對於某一個人的愚弄和欺侮，實是對於全東北、全中國人民的犯罪行為。因為這種“上層空氣”，並不是侷限在某一層範圍內的關係，實在是由上而下的，一直使人民可以遭難受殃的直接原動力的緣故。
（中略)
（辛）跋扈與擅作威福
吉岡就是抱著日本人的優越感，日本軍人、關東軍中將參謀，溥儀的御用掛等職位的優越感，來干涉他的職權範圍以外的事情，我現在按著上述的順序，引著實際事例來證明：
對於憲原將被任為偽禁衛隊司令官事，他以禁衛隊乃是保衛皇宮的部隊為理由而不同意。又如偽宮內府的日本人官吏的貪汙事發後，只以表面上免官，實際上在錦州大開買賣而告完事。……溥儀的妾死時，溥儀使我幫忙辦理喪事，而他表示反對。又如偽軍部已經同意使我入偽大學（建國大學）去學習，也遭到他的反對，而極力使我考入日本的陸軍大學等等的事。這都是他跋扈的地方。總而言之，他在偽滿的這麼長時間，他所作所為的種種事情，都是他橫暴無理的證明，真是難以一一舉完的。
（壬）憲兵的頭目
日本帝國主義暴力統治下的東北，可以說是一個大集中營，日寇的憲兵、警察、特務、走狗、爪牙等的凶惡目光，是透視著每一個角落的。就連偽宮中也是駐紮著一班換了特種制服的日本憲兵，凡是往見溥儀的中日人員，都得預先得到吉岡的諒解或許可，才能出入。被他許可隨時可以去見的人，只限於我的家族、親戚及特別許可的偽高階官吏如張景惠等極少數的幾個人而已。對於出入的時刻等，憲兵們也都作好了記載，每日向吉岡報告，因為他在關東軍司令部裡並沒有什麼軍事上的職務，只是拿著空筒子的中將參謀的頭銜及御用掛的名義，來指揮著一小班便裝的日本憲兵。所以我們都管他叫作“憲兵的頭目”。
（癸）一直到了1945年的8月
他是由中佐的時候起，一直盤踞在偽宮中升到了中將。他是歷任溥儀的指導人員中最長久、最有勢力，換句話說，就是罪惡最大的一個。第一任為上角利一，是由溥儀就偽執政的時候起，擔任這項特別任務的，在任約年餘；第二任為中島比多吉，在任約一年餘；第三任為日本的退役少將、偽滿中將石丸志都磨，名義是侍從武官，在任約一二年；最末一任則為吉岡，他是由1934年一直到日寇無條件投降為止。他除了上述的各種罪惡的任務之外，還別出心裁地擔任專向溥儀作宣傳及教育的工作；把無線電中的日寇戰勝訊息，不分晝夜隨時皆可自由來見，作口頭的報告；介紹日本的神學大家及對日本侵略有幫助的專門學者分期地向溥儀進講。在這種時候，張景惠、熙洽等也均一同聽講，並把日寇的國策電影及戰局的新聞影片等也放映給溥儀看。就在他的這種一手遮天的把持下，一直到了蘇聯紅軍的炮聲一響，進軍解放東北的時候，他還是不肯放下溥儀這個傀儡，還力排眾議地把溥儀及他的家族等都挾持到通化附近的大栗子深山中去。最後日本裕仁在無線電裡發表了投降講話，他還是不肯放鬆，非要溥儀丟棄了大部分的家族，到瀋陽乘飛機逃往日本不可。就在神體被拆卸成小零件而藏到橋本虎之助（日本的退役中將、偽祭祀府總裁）的行李中的時候，他還是以溥儀的保護者自居，腆顏要求蘇軍允許溥儀逃日。後來，一直被蘇軍給送到通遼，才算是與溥儀脫離了關係。就連在飛機上，他看見我們都大吃蘇聯的罐頭和麵包時，還抱著蔑視的表情冷冷地說“好吃吧”而作譏諷。總而言之，由這個時候起，溥儀才算是完全脫離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挾管魔手。
愛新覺羅·毓嶦，溥儀之侄、恭親王溥偉之子，1937年到長春偽皇宮內私塾讀書，1940年任偽宮內府內廷事務員，1945年8月隨同溥儀被俘。
關東軍在背後操縱溥儀這個傀儡皇帝
我過去在偽滿傀儡皇帝所謂宮內府裡讀過書，我現在想控訴日寇是如何在背後操縱這個傀儡皇帝。當然是由關東軍操縱，關東軍專門耍傀儡戲的是一個參謀叫吉岡安直。我到長春去的時候是1938年，那時吉岡是一箇中佐，可是到1945年日寇降伏時吉岡已經升為中將了，這在日本軍隊是少有的事情，就是因吉岡操縱有功。吉岡最大的一功是強迫溥儀到日本迎接天照大神，讓溥儀說是衷心願意把神接到偽滿來。為這件功勞，吉岡帶上了日本桐花勳二位勳章。吉岡的官名叫帝室御用掛，偽滿雖然是有皇帝，可是不能叫皇室，那樣不就和日本平等了嗎？所以得叫帝室。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真是無微不至，連一個名詞都得壓你三分。吉岡是隨時可以見溥儀的，吉岡一來，登時就得見，不分白日夜裡。如溥儀見什麼人，說什麼話，都由吉岡指揮，由國務院擬定的什麼行事的單子，那不過是形式而已。那時溥儀僅可接見張景惠、臧式毅兩個人，其餘各部偽大臣都不能隨便接見。凡是接見的外國的大使、公使，那一定有吉岡在旁監視著。每逢年下或溥儀生日，常由北京來一些溥儀的親屬，就這些人見溥儀也要經過吉岡干涉。在偽宮內府還有經常駐在關東軍的憲兵，叫駐府憲兵辦公室，專門監視溥儀行動。辦公室的主任並不是高階憲兵，而是一個軍曹，即上士，帶兩個中下士，一共三人，永遠住在偽宮內府中，沒有上下班，和吉岡有密切聯絡。溥儀有一個妾，是由北京挑選來的，一次得了重感冒，找市立醫院院長和副院長小野寺和橋本給看的病，看病之後吉岡曾把小野寺找去談了很久的話，結果治死了。從表面上看來當時還給輸血，好像無法挽救一樣，但一個醫生想害一個人，破壞一個人的健康是很容易的一件事。當時溥儀妾的死，究竟是不是小野寺在吉岡指使之下害死的，但醫治上來找證據是找不到的，但是我根據溥儀妾死後吉岡對溥儀的行為，是可以充分證明是吉岡害死了溥儀的妾。因為自溥儀妾死後，吉岡馬上拿來了一大堆日本女人的相片，讓溥儀挑選。溥儀的妻是有病的，再說溥儀也不會說日本話，娶個日本老婆怎能行呢？結果由吉岡在偽滿女高學校裡挑來一個女學生給溥儀做妾，絕對不讓再上北京去找了。根據以上事實，充分可以證明害死溥儀妾的人是吉岡無疑了。由這裡還可以看出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毒辣，它想教溥儀娶一個日本人的老婆，生出了兒子當然是一半日本人，並給他再找日本老婆，結果偽滿的傀儡皇帝也就變成了一個日本人了，看看帝國主義的用心是多少陰狠。溥儀做了十幾年的傀儡皇帝，每天差不多得“裁可”許多公事，所謂由國務院上奏的檔案，都得一概寫個“可”字，沒有一件公事上批一個“不可”，十四年中只是可可可——真不知他寫了多少，不寫個可字你打聽打聽行嗎？在偽滿乍一成立的時候，有一個叫凌升的，大概是將軍吧，反正官不小，也許是省長，他是蒙古人，可能是興安省省長，由日寇加以反滿抗日的罪名給槍斃了，想拿這件事鎮壓一般高一點官吏中的反對日本的情緒，日寇就是這樣以莫須有的反滿抗日罪，隨便槍斃一個偽省長。日寇一方面操縱這傀儡皇帝，一方面也給他以大寶星戴著，出門坐大紅汽車，樣式擺得是威武堂堂，像是那麼一回事兒是的，其實胳膊腿上都帶著線兒由帝國主義在後面操縱著。溥儀在長春住了14年，長春的街道他是不認識的，平常隨便想出偽宮內府一步是絕對不可能的。日寇扶植溥儀做傀儡皇帝，極力宣告說這不是從前滿清復辟，在偽滿教科書上都是這麼說明。所以當溥儀出門路過瀋陽時想拜拜自己祖陵即是北陵，被日寇禁止，可是卻讓溥儀去拜天照大神去。
溥儀 偽滿祭祀日本天照大神，是日本軍部內部醞釀和蓄謀已久的事
在1939年的時候，有一天吉岡安直曾在我的住宅內看見供有佛像，他便意味深長地對我說：“這乃是外國的宗教，現在日滿既有這樣的關係，在將來應當共同地信仰一個神，共同信仰一個宗教才是正理！”
我還聽說，關於關東軍主張偽滿應該祭祀天照大神這件事，絕不是什麼到1940年才突然出現的偶然事件，而是醞釀已久並曾經過相當曲折之後才逐漸出現的，我聽說，那就是素以“中國通”自命的前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對此表示了不贊成。日本關東軍參謀長飯村穰還為這件事親自到日本向各方面作了疏通。但是我在這裡還要附加幾句話，本莊繁的不贊成並不是本莊繁在替誰著想，更不是他真正從心裡不贊成這個“借宗教來謀同化”的毒辣陰謀，只不過是對此進行侵略的具體方法、手段，有著不同的想法罷了。因為這種宗教侵略本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基本侵略方策之一，那個奉行日寇侵略政策唯恐不及的本莊繁，又怎能獨抱反對之見？結果還不是終於在關東軍的策動下把天照大神弄到偽滿洲國內，用作從事宗教侵略的有力工具。
關於以上所述各項例項，可見梅津美治郎命令吉岡，吉岡傳達給我，並不是偶然的，而是這一陰謀是早在日本軍部內部醞釀和蓄謀已久的事，只是在這時到了瓜熟蒂落的時期而已。
對於日寇唯命是聽、對於喪權國早就積習成性的我，不但是無條件地接受了這一為任何人皆難以忍受的罪惡要求，並且還對於吉岡所吩咐的——既須表示出我是“自動”赴日去見裕仁，更須在見到裕仁時向他明白說出：這完全是出於我自己的“衷心自願”，甘願把他的祖宗天照大神接到偽滿洲國來作隆重的祭祀。
於是，我就在這種牽線之下發表了第二次訪日的訊息，坐上日本特意派遣來的軍艦，抱著又不甘心又不敢不去的矛盾心情到了日本東京，見到明明知道而故意裝聾作啞的裕仁。至於他怎樣到車站來接，怎樣到我寓所來訪問，我怎樣去回訪，他們怎樣接待我，我怎樣回請他們，怎樣去見裕仁的母親以及在旅行中的生活等等，都和第一次訪問日如刻板文章一樣，沒有什麼特別可記的價值，一概從略。不過應該在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就是我在這次訪問之中並沒有給我定出遊覽的計劃來。因為我這次的訪問是負有“莊嚴肅穆”的任務而來，也就是說我這次是為“迎神”而來，所以只能是神氣十足地“求神而來，抱神而去”。因此，我當然是只有目不邪視、規規矩矩地來完成“迎神”的唯一使命的了。
當我在日本皇宮正式會見裕仁時，我就按照日本帝國主義分子預先教導好了我的話，一字無訛地對裕仁講了一遍。這位明知故問的裕仁，真虧得他還能假惺惺地對我大打其官話說：“既然陛下願意這樣做，我只好從命了。”
被命的人成了“自願”，創議的人成了“不得已而從命”，請問人類社會上還有這樣顛倒黑白的事情？真是除了帝國主義外不會做出這樣的醜事，除了地道的漢奸外也不會幹出這樣卑鄙可恥的事。這種場面，這種把戲，真可以說是“不是個中人是不會懂得其中滋味的”。
裕仁講完了這篇口是心非的話之後便站了起來，向著早就準備得妥妥當當專等著我去接受的他的祖先“模製品”，對我作了介紹。他指著放在桌上的一個長方匣和所謂“三種神器”（即所謂象徵天照大神的寶劍、鉤玉和鏡）一一對我作了說明。這些不倫不類的仿造傢什就是後來曾在偽滿振過一時**威的所謂天照大神的本來面目。
這次“迎神”並不是白白地去迎，而是也曾帶去了一份禮物呢，內容是偽政權從東北人民手中掠奪來的各種東北土產品，如各種礦產、水產以及各種標本、古玩和瓷器等。
日滿的親善關係，使兩國宗教信仰也一致，這是日本的國策
後來我聽說關於這個接偽神的陰謀，日本早有計劃。有兩件事（後一件事是我聽說的），我願說一說：
一、在1939年，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曾指揮日寇侵略蒙古人民共和國，經蘇蒙同盟軍把它粉碎（即諾門汗之戰役），由於侵略失敗，跟著他就被撤職。當他臨回日本之前，向我告辭的時候，他對我表示過，日滿的親善關係，如果將能使兩國宗教信仰也一致，那就更好。當時，我想是他個人的話。後來才知道這是日本的國策。
二、（這是我聽說的）這個接偽神的事，關東軍早有計劃，沒想到日本國內的本莊繁不贊成這事。關東軍參謀長飯村穰曾派人和他疏通。（我想本莊並不是反對日寇宗教侵略，這只是他的老奸巨滑，他不主張急進，而是取穩進主義的宗教侵略而已。還有早在偽宮旁，在我沒到日本之先，就竟準備了偽神廟的奠基。）1940年關東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命吉岡安直通知我上日本見裕仁，迎接偽天照大神。吉岡說這是表現日滿一德一心、不可分的關係，說日滿宗教必須一致。我問他：滿洲本有宗教，何必多此一舉？他聲色俱厲地說，這是奉軍司令官命令通知我的，這是日本既定方針，沒有任何猶豫餘地。（我聽谷次亨說，星野直樹偽總務長官曾在偽國務院向谷次亨、丁波說，迎接偽神這是日本既定方針。）在這種情形下，喪盡人格無恥的我，答應了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要求。後來，吉岡又給我一張字紙，限制我對裕仁所談的話。他令我向裕仁表示：“我根據日滿一德一心、不可分的關係，我衷心願意迎接日本天照大神到滿洲國奉祀。”等我到了日本，見裕仁的時候，我便掏出吉岡給我的字紙，一面看，一面向裕仁說的。等我說完了，這時候，裕仁便對我說：“這是陛下自己的事。既然陛下願意，我只得從命了。”他剛說完了這話，登時起來用手指著早已準備好了的一個桌子上擺的一個長方匣，還有三件東西，告我說，這就是神器。這一切說明，早由裕仁準備好了，不過是要我這偽滿漢奸為
日本作這個傀儡戲而已。日帝自己不便把偽神搬到東北令人祭祀，想盡辦法，勒令我做出這個歷史上不滅的滔天罪行，來達到宗教侵略的目的。實現麻痺和奴役東北人民的罪惡陰謀，企圖把東北人民永遠變成殖民地奴隸，企圖作更進一步地正式吞併中國東北的張本。在我把偽神接回的途中，吉岡安直取出一紙告訴我，這就是回國後頒發的《國本奠定詔書》的原文。他勒令我回長春，必須立即頒發這偽詔書。（這是偽總務廳囑託佐藤知恭所擬定的，也就是星野直樹所制定的。）這次又是由日本回來途中看見這偽詔書。上次回東北前，遠藤柳作僅告訴我必須頒發偽《迴鑾訓民詔書》，我只聽了這名字。這次吉岡竟拿出早作好的偽詔書全文。這說明他們是在東京取得日寇同意的。回長春後，經偽總理張景惠把偽詔書拿來，經我簽字頒發。又是日寇一連串地規定建立偽建國神廟，派橋本虎之助當偽祭祀府總裁，沈瑞麟當副總裁。規定對偽神廟失禮為大不敬，受嚴懲。頭一次所謂大祭，規定我向它拜，關東軍司令官以及偽總理以下偽滿漢奸大臣等都參加。又規定每月15日我向它拜。並令偽官吏、偽軍都須向它拜，強迫學生以及市民向它拜。從此以後，吉岡安直隨時令我向它拜。凡是在日偽報紙上登載日本侵略者打了勝仗，吉岡就令我上偽神廟拜，算是謝神庥保佑日寇得勝。後來日寇愈戰愈敗，報紙上尚掩飾說，前天皇軍玉碎了多少，昨天又體當了若干。吉岡急急慌慌地令我趕緊到偽神廟祈禱神佑。就這樣拜到日寇全面投降，一直到日寇強迫我上了通化大栗子溝，吉岡還跟我寸步不離，橋本虎之助還捧著偽神器，直到在瀋陽被蘇聯軍逮捕為止。在偽滿時，吉岡由日本約來一人名筧克彥，說是給裕仁母親講偽神道的，足足地給我講了好幾個月，給漢奸官吏也講。
附一 溥儀與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交換文（1932年3月10日）
（本莊繁，日本兵庫縣人。曾任參謀本部中國科科長、步兵第4旅旅長、駐華武官。1931年8月任關東軍司令，製造“九一八”事變，炮製偽滿洲國。日本戰敗時後自殺。）
徑啟者，此次滿洲國事變以來，貴國竭力維持滿蒙全境之治安，以致貴國軍隊及人民均受重大之損害，本執政深懷感謝；且確認此後敝國之安全發展，必賴貴國之援助指導。為此，對於左開各項特求貴國之允可：
一、敝國關於日後之國防及維持治安委諸貴國，而其所需經費均由敝國負擔；
二、敝國承認貴國軍隊凡為國防上所必要，將已修鐵路、港灣、水路、航空等之管理並新路之佈設，均委諸貴國或貴國所指定之機關；
三、敝國對於貴國軍隊認為必要之各種施設竭力援助；
四、敝國參議府就貴國之人選有達識名望者任為參議，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亦可任用貴國人，而其人物之選定委諸貴軍司令官之同意。前項參議之人數及參謀總數有更改時，若貴國有所建議則依兩國協議以增減也；
五、將來由兩國締結正式條約時即以上開各項之宗旨及規定為立約之根本。
附二 《日滿議定書》全文
因日本國確認滿洲國根據其住民之意志自由成立而成一獨立國家之事實，因滿洲國宣言中華民國所有之國際條款其應得適用我滿洲國為限即應尊重之，滿洲國政府及日本國政府為永遠鞏固滿日兩國善鄰之關係，互相尊重其領土權，且確保東洋和平起見，為協定如左：
一、滿洲國將來滿日兩國間未另訂約款之前，在滿洲國領域內，日本國或日本國臣民依既存之日中兩方間之條約協定、其他約款及公私契約所有之一切權利利益，即應確認尊重之。
二、滿洲國及日本國確認，對於締約國一方之領土及治安之一切威脅，同時亦對於締約國地方之安寧及存在之威脅，相約兩國協同當防衛國家之任，為此所要之日本國軍駐紮於滿洲國內。
本議定書自簽訂之日即生效力。本議定書繕成漢文日本文各二份，漢文原文與日本文原文之間如遇解釋不同之處應以日本文原文為準。
為此，記名兩員奉本國政府之正當委任將本議定書籤字蓋印，以昭信守。
大同元年九月十五日、昭和七年九月十五日訂於新京。
滿洲國國務總理 鄭孝胥
日本帝國特命全權大使 武藤信義
附三 偽滿宮內府概況（趙建平著，吉林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提供）
偽滿的“宮內府”，就是舊日所稱的“皇宮”。那時日本人不準叫“皇宮”，乃沿用日本“宮內省”的名稱，把偽滿的“皇宮”叫做“宮內府”了。
最初，也不叫“宮內府”，叫“執政府”。當1932年3月，偽滿洲國成立的時候，國體還是標榜“共和”，不是“帝制”，溥儀當時任“執政”，年號“大同”。到1934年，國體變更，改為“帝制”，溥儀做了“皇帝”，於是原先的“執政府”就改稱“宮內府”了。
“宮內府”裡，大致可劃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宮內府”職員辦公的地方，另一部分是溥儀個人居住的地方，當時叫作“內廷”。內廷與辦公的地方有一道門為界，叫作“中和門”。門這邊（北邊）是辦公處所，門那邊（南邊）就是“內廷”。內廷裡有一座二層樓的古舊建築物，原是舊日吉黑榷運署。整個“宮內府”就在舊吉黑榷運暑的舊址。一般建築物大都是利用舊的改造修理，加以修飾，不過比過去較為整齊美觀些罷了。後來又增建了一些新的樓房以應需要。新建築的琉璃瓦二層樓叫“同德殿”，是溥儀白日遊息之所。另外有“嘉樂殿”是舉行什麼典禮時賜宴的處所。另有“清宴堂”是一部分為宮內府辦公用和尚書辦公用，上面也有一個“賜宴場”和溥儀的私人“祭祀堂”（祭祀祖先、供有靈位）。其中以“同德殿”較為富麗堂皇，全為鋼筋的新式建築。當時工費用去200萬元。取名“同德”者，乃“日滿一德一心”之意。溥儀僅白天在這個殿裡遊息，仍然居住在原先那個舊樓（這舊樓名為“緝熙樓”，一般稱作寢宮）。至於“嘉樂殿”僅為大典時賜宴場所。如在“建國節”（三月一日）、“萬壽節”（溥儀生日，正月十四）等節日對臣下賜宴時即在此宴會。
在“緝熙樓”裡面，樓上是溥儀夫妻居住的地方。他們是分居的，西邊半部由溥儀居住，東邊半部由溥儀的正妻婉容居住（當時叫“皇后”，為榮源之女）。樓下有會客室、餐室等。……再邊一些有一座小花園，裡面種些花木；還有些平房，裡面有球房、電影放映室等。溥儀也常在這裡遊息。關於內廷部分的情形大致如上所述。
中和門北邊，即“宮內府”職員辦公的地方。原先榷運署的一坐舊樓，執政府時代為“勤民殿”，也就是傀儡皇帝正式坐殿朝見的地方（遇有典禮或正式“覲見”的時候）。後面有一間溥儀個人的辦公室，但不常用（因為沒有什麼公可辦，有些事情他在“緝熙樓”的房子裡也就辦了）。在樓下有幾間寬大的客廳式房屋，名叫“候見室”，是來府中覲見皇帝的人等候的處所。裡面的裝置和一般客廳的裝置一樣。對外賓有外賓的屋子，對本國人有本國人的屋子，外賓用的無事時不開放，本國人用的經常開放，因為差不多每日都有來“覲見”的人（如各部大臣、特任官員等常來府覲見）。所謂“覲見”有兩種：一種為正式朝見，就是皇帝坐殿，由侍從武官長、侍衛武官長率領武官、侍衛官、宮內府大臣等陪立，覲見人按規定禮儀到殿中“覲見”。但不行跪拜禮，只幾次三鞠躬禮（進門時一次，至殿中央時一次，到了皇帝面前又一次。退出時也要如此）。外賓則賜以握手錶示親密，本國人則無之。
在“勤民殿”外左側，有日本憲兵的住所。在這裡有一個精通中國話和明白中國事的班長，率領幾個日本便衣憲兵，監視“宮內府”中國人的思想、行動。每天向憲兵司令部作報告。一般中國人對他們都抱著“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不敢接近他們，但在表面上還是很有禮貌的。
“宮內府”行政首長改叫做“宮內府大臣”，由中國人擔任（在執政府時代不叫大臣，叫“府中令”）。設有“次長”一人，由日本人擔任（執政府時代沒有次長）。另外設有幾個“處”。一是“總務處”，是一個重要的部門，處長原先是中國人（許寶衡），以後換了日本人小原二三夫，處裡面分設綜理科（人事部門）、文書科（檔案、公事、打字等）。二是“內務處”，處長是中國人劉傑三，內設需要科（購買物品等）、會計科（金錢出入）、營繕科（修繕、建築、工程、電話等）。三為“近侍處”，處長中國人佟濟煦，內分典守科等等，專管內廷的事務。四為“皇宮近衛處”（警衛宮內府事務），內設總務科、警衛科、保安科等。五為“侍衛處”，設有侍衛官十餘人，以備皇帝的差遣，出入內外辦事。六為“侍從武官處”，有武官長一人，下有武官數人（這是由軍政部派遣到“宮內府”服務的，以備皇帝的派遣，外出到軍隊辦事，平常在正式覲見時，由武官長率領陪侍）。七為“掌禮處”，處長中國人羅振保，內設有典禮科等掌管典禮事項，如有大典和正式覲見等一切禮儀均由此處掌管。
另外有“會計審查局”。有局長一人（中國人林槃）和審查官數人，掌管府中金錢開支的審查事項。還有尚書府，有大臣一人（中國人袁金鎧），下有祕書官長、祕書官數人，掌管滿洲國璽及“皇帝之寶”的印信，事務很少，與其他機關的監印官相似。“尚書府”本來是一個獨立部門，因為事務上的關係與“宮內府”有聯絡，因此設在“宮內府”一起了。
“宮內府”的全體職員包括日本人大約在200人左右。內有三分之一的日本人。佔比例數最多的還是警衛人員，約佔中國人的半數。日本人各處都有，凡是重要的科長都由日本人擔任（如綜理科、會計科、警衛科等等），不重要的由中國人擔任。有職有權的自然是日本人，中國人僅坐椅子、打戳而已。處長級的中國人，亦大半如此。會日本話的還比較好些，不會日本話的，有好多事情都不過問，由日本人獨自專行。這是偽滿時代的偽官吏的一般情形，不獨“宮內府”如此。
“宮內府”全年經費定為80萬元（偽滿幣），為一般職員工薪及一切開支之用。如有特別需要，可由國務院支出“特別會計部”的經費。另外有80萬元的“帝室經費”，這是供給皇帝個人的用途，“內廷”及溥儀個人所用的一切費用均由此支出。溥儀個人用款平均需月約66000多元，生活是很優越的了。
在“執政府”時代，由中國人寶熙擔任“府中令”；到了1933年（大同三年）改為“宮內府”，即由沈瑞麟任“宮內府大臣”；到了1936年（康德三年）時，沈瑞麟轉任參議府的參議，乃由熙洽任大臣，直到1945年8月15日為止。
附四 溥儀在遠東國際法庭的證詞（1946年8月19日）
“他們用什麼方法來改變你本身、部下及滿洲國人民的宗教思想？”
“梅津（關東軍司令官）奉日本政府之命，逼我接受神道精神，在宗教方面加強壓迫。日本一方面用武力侵略，另一方面實施宗教的侵略，企圖奴化全世界。也就是把東三省作為神道侵略的試驗地，在這種侵略之下，我的手、口都被封住，被剝奪了宗教、甚至一切的自由。但是，我內心絕對反對神道的侵略……以後，根據梅津的命令，吉岡強邀我到日本去見日本天皇，天皇拿出三種神器（劍、鏡、玉）給我看，並將其中的劍與鏡交給我帶回滿洲。”
這個時候羅於辯護人提出抗議說：“證人的證詞脫離了訊問的範圍很大，而且起訴書上也沒有提到宗教的侵略問題。”
肯南檢察官也承認：“證人的證詞，脫離了訊問的要點。關於證人到日本旅行這一事實，可以另予質詢。”但他對宗教的侵略問題，卻大聲強調說：“日本拿神道作為工具，把它擴大到中國甚至全亞洲，來控制人民的心理、精神、希望和行動。許多的事實可以證明，它絕不是單純的宗教的支配。還有另一種惡毒的目的存在。日本的戰爭指導者利用神道為手段，侵略中國及整個亞洲地域，藉著這種宗教的信心和衝動，來達成日本的侵略目的。”
而對神道侵略手段的罪惡行，加以猛烈的抨擊，審判官也同意其看法，乃批駁了辯護人的抗議。
“什麼時候天皇交給你劍和鏡子？”
“1940年。”
又說：“據日本古代神話說，鏡子是象徵天照大神。”
此時，鵜澤辯護人提出抗議說：“日本的神道，在學者、政府、政治家之間意見仍不一致，迄今尚未獲得結論。日本政府並沒把神社當做宗教。證人所謂的神道，是不是指神社的神道而言？既然立於作證，希確實指明當時的實際負責人，以免誤會。”
對此，威普審判長批駁說：“辯護人的抗議事項，涉及真實性問題，與本證詞無關。至其真實性如何，辯護人方面以後得提出證人或證據，予以反證。”於是繼續訊問：“你受自日本的寶物之中，你所瞭解的鏡子所含的意義是什麼？”
“天照大神說：看到此鏡子等於看到我一樣。”
“你親自把寶物帶回滿洲國去的嗎？”
“是的，這件事是我一生當中最大的恥辱。”
“按照神道的實踐，回國後是否修改了法律？”
“組織法第九條修改，插入神道一條。日本的企圖非常明顯，想奴化中國、南洋、甚至整個世界。”
“我們子孫萬代，萬不能接受這種恥辱。對滿洲的恥辱，就等於對中國的恥辱。當我把日本的三種神器帶回去後，全家都號啕大哭。”
“為什麼只給你鏡和劍，而沒有給你鉤玉？”
“不知道什麼意思。”
“神道的實踐是自由還是強迫？”
“完全出於強迫，強迫軍隊、學校及包括我個人在內的公務員和全體人民，一律要崇奉這種神道。而且法律規定，如不崇敬神社，應處以一年以上十年以下的徒刑。”
“議定書及其他的條約中，明明稱為滿洲國，何以沒有宗教的自由，甚至皇帝本身也沒有宗教的自由？”
“當然我們毫無信教的自由。”
“所謂神道是否是使滿洲人崇敬皇帝？”
“完全如此。”
“是崇敬日本天皇，還是崇敬滿洲皇帝？”
“三種神器是代表日本天皇，偕此奴化滿洲。”
“請你把尊敬的意思說清楚一點。”
這個時候審判長髮言說：“這句話的意義，非常清楚，不用解釋，不得另作暗示。”
溥儀接著說：“崇敬的意思，就是要崇拜日本天皇。”
“在滿洲定此法規，是由日本強迫實施的。”
“在滿洲有沒有設定最高祭祀官？”
“有。最高神職官是橋本虎之助中將，通稱奉祭官。橋本曾歷任參議府副議長，全關東軍憲兵司令官，關東軍參謀長。”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