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一章
衝突
明歷七年十月初一，御前內閣全體會議。
根據議程，汪廣洋提出將臺灣、瓊州島、琉球島、廣西建設成為大明蔗糖生產中心，滿足國內市場。臺灣、海南地理偏僻，人口不多，發展農耕，不僅需要投入大量的物力，開荒修水利，更需要大規模地移民，可是現在大陸上的人口本身都不夠用，如何能抽調出百姓到這兩處“荒島來？
農牧研究所和當地官府分別到臺灣島和瓊州島實地考察了一番，幾級商議，終於確定以製糖業為發展重點。
首先，甘蔗製糖法在中國歷史悠久，前唐年間，唐太宗遣人前往天竺學習當時比較先進的熬糖法，幾十年後便發明了滴漏製取白糖法，即用一套漏斗形的陶器，配以瓦缸和其他小設施，將蔗汁熬至相當濃度後倒入瓦溜（漏斗形陶器）中，從上淋入黃泥漿，藉助黃泥漿的吸附脫『色』製取土白糖。
進入前宋年間，更多的製糖方法被髮明，文士王灼還專門編寫了一部製糖專著-《糖霜譜》。到了大明之後，憑藉雄厚的工業基礎和先進的科研技術，大明很快就研製出了水力三輥榨糖機，即保證了多重壓榨的功能，又提高了效率；發明了多效蒸罐，使得糖汁的濃度得到提高；發明了高速水力飛輪離心機，使得糖汁中糖晶粒和糖蜜完全分離，得到的不再是帶蜜的糖，而是乾淨的砂糖；總結了石灰澄清法；加入了過濾設定。
如此一來，大明的製糖技術和效率得到了極大的提高，而隨著大明國內地安定，百姓們對糖的需求也越來越大，現有的生產工藝和能力已經不夠用。在另外一方面，雖然日本、朝鮮從唐宋時學會了熬糖法，但是它們缺乏必要的原材料-甘蔗，所以產量不大。而瓜哇島、暹羅等地雖然即有原材料，又在宋時學會了製糖術，但是大明擁有更先進的製糖術，生產出來的砂糖根據農牧研究所的人員推測，成本只有它們的一半。
所以農牧研究所認為這是一個前途極大的發展專案，向農牧部打了報告，要求進行大力扶植和發展。而正在為各自的島嶼治下如何發展而發愁的福建省、廣東省聽說有這個好處，連忙也以地方官府的名義要求中樞上馬這一專案。而管轄著琉球群島的浙江省也趕緊『插』了隊。
正當中樞和各省正在協商如何出資出人手進行製糖業大扶植時，廣西省聞訊也參與進來了。廣西山多地少，發展正常的農耕非常困難，但是它地處亞熱帶，可以大量種植甘蔗，因此也可以大力發展製糖業。
經過幾番醞釀和討論，最後確定下來一個方案計劃，就是中樞出裝置和資金，地方出土地和人手。甘蔗種植業可以以大片土地進行規模化種植，只需要提供少部分技術和監工人員，僱傭大量的南海地區如原越陳地區百姓進行耕種就可以了。而製糖廠工人也可以從現在的安南省大量招募。現在還實行“軍管”的安南省正愁沒有地方分流數百萬“原居民”。
經過一段時間的清剿，安南省反抗勢力和活動已經逐漸地減少和下降，不少原居民除了一部分被遷居占城之外，很大一部分以“逃難”的形式流入真臘和暹羅等國。使得現在安南省人口足足少了一半多。
現在安南省留下的百姓都是想老老實實過日子的人，既然他們已經成了大明的子民，官府也必須對他們的生活負責任，於是便以發展甘蔗種植業和製糖業為名開始向瓊州島、臺灣島、琉球島大批地移民。
製糖扶植和發展計劃已經經過數年的討論和醞釀，早就是非常成熟的，很多早期工作都已經開始了。今天拿出來只是正式立項而已，所以很快便獲得了劉浩然的同意和學士會議的一致透過。根據劉浩然制定的律法，學士會議算是最高國事決策機構了，在該會議上以少數服從多數透過的政策方略經過劉浩然的批准，內閣和各省地方必須遵照執行。
接著學部尚書羅復仁提出了幾項議程。
首先第一項是正式確定拼音聲調等語言規則和標點符號等文字規則。
拼音是大明學部和國史館一直非常重視的重點專案。原本中國有反切這個注音傳統方法，該法是後漢末年某些儒生受梵文拼音原理的啟示而發明的。後來唐代時，僧人守溫取漢字為三十六聲母，宋人又以韻書的韻母字作為韻母。反切法益為精密，成為最通行的注音法。
但是反切法有很大侷限『性』，首先是反切上下字都含有多餘成分，在拼合時有一定障礙；其次是反切上下字可用的字過多，使用的人難於掌握；還有就是有些窄韻，不得不偶爾借用其他韻的字作反切下字，造成切音不準確的弊病。尤其是隨著歷史的發生，中國官話也是幾經變化，聲母和韻母都發生了很大變化，用當代音去讀古人造的反切，自然不免隔膜。因此，隨著時間的發展，以前非常簡單的反切法變得異常的複雜，連很多讀書人都學不懂，完全喪失了其原本的含義。
劉浩然當政以來，他一直希望完善拼音等一整套漢語注音規則，使得普通老百姓和小孩很容易就學會了識字，也可以因為有這麼一套標準的注音規則，使得“老外”也很容易學習漢語。
劉浩然小學時學的拼音是還記得，可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他所學的拼音是以普通話為主，也就是改良過的北京方言，與大明流行的官話相差甚遠。有個這個侷限，劉浩然就不好開金手指了，只能進行相應的指導。
根據劉浩然的指導，學部和國史館先就確定何種方言為官話進行了調查和研究。首先入選了是合肥方言，畢竟這是“帝王之鄉”，有先天的優勢，但是合肥話流行區域過小，而且很多話語帶有地方特『色』，其它地方的人不知道什麼意思。接著入選的是淮西方言，因為這裡聚集了大明很大一部分重臣，可是經過討論，依然缺陷不少。
最後國史館和學部選定了京師南京話。原本南京話主流是本地吳儂之語，但是在後晉時期，皇室南渡，大批名士世家也隨之南下，在南京安居，帶來了當時的“官話”-洛陽話，經過上百年的融合發展，便形成了以洛陽話為主，摻雜了當地吳語的南京話。
而經過多年的戰『亂』和百姓遷徙，這時的中原話和北方話已經失去了四聲的入聲調，而南京話卻很好保留了。經過幾經討論，國史館和學部認為南京話有三大優勢：帝王都邑；接近中原官話；保全漢語傳統的四聲。所以最後確定南京話為官話。
在發展注音方面，國史館和學部產生了分歧，國史館堅持使用反切法，而學部卻準備採取新法。
在國史館忙著改良反切法，學部找上了精通拉丁語的猶太和歐洲傳教士。他們來到大明，首先第一件事情是學習漢語，而在他們心目中，漢語的標準便是南京話。這些傳教士由於需要四處傳教，所以算得上是語言天才，幾年下來，很有些傳教士算是精通漢語了，一口南京官話比當地人說得還要“標準”，這主要是他們用拉丁字母去註解每一個漢字。
相比國史館侷限於一國，學部的志向更加“遠大”，它希望漢語拼音可以幫助其它國家的百姓學習漢語，從而將漢語推向全世界。因此，在前唐宋聲母、韻母的基礎上，學部組織人手與精通拉丁語和漢語的傳教士聯手，很快根據漢語的發音特點確定了二十三個母音和四十八個子音，分別表示漢語的聲母和韻母，其中母音就用二十三個拉丁字母表示，而四十八個子音則用拉丁字母的草體和變形來表示。
因為漢語是典型的聲調語言，而標準的南京話就有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五個聲調，而連在一起讀又會產生變調，這些都必須要能完整的表現出來。於是學部的學者便確定了五個聲排程數，分別用1，2，3，4，5來表示，再用這五個聲排程數來表示五個聲調高低，如陰平聲調是高而平，叫高平調，發音時由5度到5度，簡稱55；最特殊的是入聲，它是古代中原話遺留下來的，代表真古漢語完整的四聲系統，沒有它你根本體會不出什麼是平仄。因此學部學者就用單個數字來表示入聲，如3,1。
這一整套注音的好處是即方便大明百姓學習漢語，也方便學者們去研究其它語言，如拉丁語系和非洲語系，而其它國家的人，尤其是拉丁語系的人只要搞懂了這套注音方法和規則，則就可以很方便地學習漢語。
但是這套方案受到國史館的反對，這些老夫子和儒生還是希望用反切來表示漢語語音，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經過改良後的反切法大明學子學起來雖然容易許多，但是對於老外來說依然是“天書”。但是這些國史館的院士們卻認為，漢語我大明學子們學會就好了，外國蠻夷學不會是他們愚笨而已。
最後經過激烈的爭辯，學部這套利於交流的注音方案受了劉浩然、太平學派、北方學派等勢力的力挺，尤其是大明商人集團和海軍部，他們深深地明白，海外貿易和探險，最大的問題就是語言的溝通，必須有一套既能讓別人容易學習漢語，大明子民又能輕鬆學習他國語的方法規則來。所以學部這套方案被擺上了內閣會議，接受學士會議的最後確定。
很快，這套注音方案被冠以《大明注音標準》的名頭被正式透過，將由學部和國史館聯合頌布，各學校將正式採用這套方案，學習漢語拼音和外國語。
接著學部尚書羅復仁提出了另外一個議程，對大明現行的諸多學科進行改名和分拆，以及對格物院、弘文院以及分支機構的職責明確。
隨著大明科研技術的發展，過去籠統的命名已經不合適了。根據這個草案，格物院要分拆出物理、化學、生物，算學要改名為數學，農牧改名為農業，加上原本的天文學，地理學和醫學，便組成了格物院的“八大金剛”；弘文院要分拆出哲學、社會學、教育學、傳播學，商學要改名為經濟學，加上法學，算是弘文院的“六大金剛”。劉浩然還準備根據最新傳入的古希臘柏拉圖的《理想國》、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設立政治學，專門研究研究國家及其賴以發揮治理效能的各種機構和制度。只是這門學科在當時的大明“太超前”了，有點駭人聽聞，所以就只好歸在社會學裡面。至於文學、語言學、史學則劃歸國史館。
羅復仁還提出新設工程院，將此前大明非常先進的機械製造、冶煉、營造建設、地理勘探、船舶製造、交通運轉、精密機械、測繪、化工、兵器工程、農業工程全部劃在裡面。
按照劉浩然的想法，中國古人太注重“學以致用”了，結果學文科的就變成了“學而優則仕”，少數學工科的文人就過於注重實用，經驗中來再回到經驗中去，雖然應用『性』強，但是對事物發展規律的探索不夠，研究方法上主要採用傳統的典籍整理與經驗總結，缺少實驗和分析。
劉浩然早就決心打破這一傳統，大明的教育體制已經完全打破了“學而優則仕”的傳統科舉制度，學歷考試和“公務員錄取考試”完全分開，一來打破了知識掌握在少數人手裡的局面，二來使得這些精英不再將出路侷限於出仕之上，因為根據大明正在逐漸推行的改革，官員和司政雖然福利好，名聲好，還有“權力”的誘『惑』，但是責任也越來越重。而且這個責任需要承擔的後果也越來越大。任何想考司政、司法的精英們都需要掂量一下，自己是否有能力去擔任這個職務，如果沒有能力，很有可能會因為一次錯誤喪失一生的前途。這就迫使大批精英們轉向其他行業，如地位越來越高的工商業和律師、醫生業。
在劉浩然的設想中，格物院、弘文院和國史館側重理論研究，而工程院則側重應用科學的研究，他們互相是可以“客串”的。如現在風頭正盛的劉承志因為其在天文、地理和社會學的造詣，一人兼任了格物院和弘文院兩院院士，工程院成立，也少不了他的一個院士身份。而三院一館的院士人選則由各大學相應學科的教授、副教授推舉產生，再由學部聘任，一般任期是終身制，滿六十五歲便可“退休”或期間自己辭職。
羅復仁建議中還提出設立學會以及明確研究所和學會的職責。
研究所是負責具體學科的研究工作，它雖然也是三院一館的下屬機構，但一般都由相應部門贊助和監管，如機械研究所歸工部贊助和監管，兵工研究所歸陸軍部贊助和監管，船舶研究所歸海軍部贊助和監管；學會也是三院一館的下屬機構，但是它主要職責是進行學術交流以及對新的科研成果、行業技術標準的認定，如早前成立的地理學會，它即可以對地理勘探的贊助，也被授權對新發現的島嶼、大陸、海洋進行確認和正式命名，同時也包括對動植物等生物研究、發明成果的認定。
學士會議很快通過了羅復仁的幾項提議，各學科確定之後，各大學便根據這一原則重新劃定和增設專業學科。同時學士會議也通過了羅復仁關於加快大明格物、弘文諸專業學科的建設，增設南京工學院、東京工學院、武昌工學院三所理工大學的建議。
接下來便是禮部尚書胡惟庸提出建議，一是在南京大學、江蘇大學、浙江大學、安徽大學增設傳播學專業，以應對大明越來越發達的傳播業；二是申請開設南京戲劇學院，專門培養戲劇人才，申請開設南京音樂學院和南京美術學院，專門培養音樂、美術等藝術人才。
在得到學士會議透過之後，這攬子事情便要歸學部接手了。
不過商部尚書楊元杲提出的建議草案卻激起了與會人士的強烈反對。
楊元杲要求內閣制定律法，首先嚴禁大明各地百姓乞討，違者監禁一年，重犯者勞役五年；二，各地城鎮居民百姓必須從事一項職業，並在當地官府登記確認，一年無業者加以重懲，勞役三年；這兩項說白了就是要在鄉村城鎮嚴禁“逸民”、“逸夫”、“遊食”、“無籍之徒”；三，勞役者可發放至各地工廠做工等等十餘項。
看到這裡，劉浩然不由眉頭緊皺，他沒有想到這場衝突居然還是被擺到了大明最高國事會議上，而且是由楊元杲這位淮西派干將提出來的。
這場衝突早在數年前就開始產生，只是最近一段時間開始激化而已。衝突的起源非常簡單，對勞動力的爭奪。
大明的工商業迅速發展，尤其是工業的發展使得這一行業勞動需求日益增大。在開始的時候，各地的降軍、俘虜，每年恩赦令“解放”出來的地主豪強家的農奴，數以十萬計，總算是滿足了大明工業啟動的勞動力需求。可是隨著工商業的發展，工廠需要更多的工人，商社需要更多的夥計，船隊需要更多的水手，港口需要更多的碼頭工人，一切需求都在不停地增長。而大明建立之後施行的《土地法》是保證廣大鄉村農民耕者有其地，廣大農民在經歷長期戰『亂』之後擁有了屬於自己的田地，便一心開始耕種經營，一頭扎進了土地之中。工商業只好從沒有田地分配的城鎮居民中招攬勞工，隨著不斷地發展，尤其是北伐和漠北戰事對兵工工業、紡織工業、鋼鐵工業等諸多工商業的刺激，它們需要的勞動力達到了一個頂峰，而與之相反的是大批原本在戰『亂』中逃入城鎮的百姓被遣回原籍，重新分配田地，從事農業生產。到後來，工商業無計可施，只好仿效官府基礎建設的做法，利用農閒招募當地的農民，使得勞動力需求得到了部分緩解。
可是這就有一個弊端，那就是農民出來打工是利用農閒掙點工錢，他們主要精力還是放在農業上，一到了農忙時分便紛紛還鄉耕種和收穫，結果使得相應的工商業被人為地製造出“淡季”和“旺季”。農閒時是旺季，農忙時是淡季，這一淡一旺就嚴重地影響了工商業的正常運轉，減少了工廠主和商人們的收益。
當歐洲海路開通，來自歐洲、非洲的需求將給大明工商業帶來一大批訂單，可是這些工廠主和商人們卻發現已經沒有足夠的人手去生產這些訂單，“淡旺”季的影響將變得更加嚴重。這使得這些工廠主和商人們不可忍受了，於是便開始動起腦筋來。
他們把目光投向逃荒和行乞者，雖然大明的土地政策和社會福利制度還算完善，但是仍然有時不時出現的地方區域性『性』自然災難使得當地的農民走上傳統之路，逃荒和行乞，加上官府賑災的場所一般都在城鎮，所以受災的百姓們便紛紛湧向城鎮。
此外還有大明各地關押的罪犯，由於新朝初定，這些年官府圍剿了不少佔地為王的盜匪，統統在各地監獄裡進行勞役，他們也是“上等”的勞動力。
這些工廠主和商人依仗自己是皇帝陛下重點“扶植物件”，於是便要求國家制定相應的律法和政策，以解決他們的勞動力不足的要求。開始的時候他們將這個要求訴求到新任工部尚書胡琛，結果一向以民生為本的他給一口拒絕了。於是工廠主和商人只好又訴求到商部尚書楊元杲這邊。
楊元杲雖然是江南文人出身，但是從龍已早，身上早就打上了淮西派的印記，後來又加入到太平學派當中。當太平學派一些文人帶著工廠主和商人代表找到他，要求他為此出謀劃策時，他的心思便活泛開了。在他想來，皇帝陛下對於工商業支援一向是不遺餘力地支援，現在他們遇到大問題了，又關係到大明財政收入的增加，肯定是要想辦法解決的。自己主動出擊，應該算是政績吧。
楊元杲的建議剛一提出，劉浩然還在那裡皺眉不語，羅復仁卻開口反對了：“此建議不妥，百姓受災，官府當安撫賑濟為上，怎麼還要落井下石？”
羅復仁是江西學派的翹首，他雖然也支援發展工商業以足國用，但是這必須站在不影響農業生產的基礎上。楊元杲這一建議，很大一部分就是針對農民，試圖透過各種手段剝奪農民的田地，迫使他們進入工廠做工，這讓羅復仁如何能答應。
羅復仁一開口，劉基和宋濂也開口了，支援他的言論，堅決反對楊元杲的“妄言建議”。
這三位一開口，楊元杲知道事情難辦了，羅復仁和劉基都是重臣，都掛著直學士的銜，可以直接在學士會議上投反對票。宋濂雖然沒有掛直學士銜，但是他是江南學派和清流的領軍人物，又是太子太傅，他出聲反對，不少直學士和大學士心裡都要掂量掂量。於是楊元杲把目光悄悄地投向了劉浩然，只要皇帝陛下支援，這項建議還是能夠在學士會議上透過的。
可是劉浩然把案卷一掩說道：“既然三位先生都說不妥，先放下。”
一句話就讓楊元杲心冷如冰，深知這次恐怕是闖了禍。
果然不出所料，會議剛一結束，訊息便傳遍南京城。第二日，江南學派便開始發難，上書通政司，說楊元杲建議是急功近利，妄動國本。劉浩然接下此上書，批了幾句便轉給了內閣。如此一來，楊元杲承受的壓力便劇增，而江南學派受此鼓舞，當即乘勝追擊，猛烈抨擊楊元杲與某部分工廠主、商人唯利是圖，不以國本為重。江南學派幾經挫折，已經積累了一些經驗，他們只是將矛頭指向楊元杲等一撮淮西分子和某些工廠主和商人，並將整個淮西集團和大明工商業與其劃清開來。
劉浩然靜靜地看著這些，他非常惱火楊元杲和某些工廠主、商人的這一建議，大明工商業發展急需勞動力，這些他也知道，可是楊元杲一行人的做法簡直就是在殺雞取卵。現在的大明還是要以農業為重，整個大明的農業剛剛才緩過勁來，他們就如此迫不及待了，難道不怕生出什麼事來。
最好的辦法就是發展農業技術，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現在大明廢除人頭稅，執行田產賦稅，百姓們沒有什麼約束和壓力，人口增長將會非常迅速。而現在美洲已經發現，許多高產農作物即將被引入大明，歐洲海路也打通，他們值得學習的馬耕技術很快就會被引入，而且漠北、漠南的馬匹有的是，大明還少用來耕種的馬匹嗎？
所以說如果楊元杲等人有遠見，就應該制定出大力鼓勵農業生產的政策，當農業生產效率和總量大幅提高了，農業人口又迅速增長，再加以提高工資福利待遇等方面的政策引導，吸收農業富餘人口，自然就解決了工商業勞動力缺口。
最讓劉浩然無法諒解的是楊元杲等人居然提出讓勞役罪犯入工廠做工。劉浩然在大明實現的是“技術工人”方法，透過學校、專學、掃盲班努力提高工人的文化程度，也隨之提高了原本地位很低的工匠社會地位。現在楊元杲等人將勞役罪犯與工匠們混為一談，這豈不是讓天下百姓以後將工匠與罪犯視為一等，自己此前做的事情豈不是白做了，以後誰也還願意當工匠？
劉浩然不由在心裡罵楊元杲等人是鼠目寸光，為了眼前的利益竟然不惜將來長遠的利益。十幾年時間都等不及了嗎？大明工商業因為勞動力缺乏產量提不上去又如何？大明現在雖然科技發展到了一定水平，但是依然不具備工業革命的條件，依然走得是“稀缺資源”和勞動密集『性』生產模式，這種方式下還要大幅提高生產能力，肯定會影響農業生產，沒有商品出口，那些老外能把大明怎麼樣？要是百姓們沒有飯吃，就會釀成社會動『亂』！產量不足你價格賣高些嘛，還不是要賺那麼多錢，像這種“低技術附加值”的產品，你生產的越多價格就下降得越厲害。
過了幾日，大明勞工聯合會也起來上書，嚴厲斥責楊元杲等人的建議，說這是對廣大勞工赤『裸』『裸』地貶低和侮辱，想想也是，楊元杲等人將勞役罪犯與勞工混為一談，這些好不容易有了尊嚴和自信的勞工們如何能接受得了。
在各方的壓力，十月二十日，商部尚書楊元杲向內閣提出辭呈，而李善長知道這個局面也保不住這位淮西派干將了，只好接受辭呈，於是楊元杲成為第一個被民意“轟下臺”的內閣尚書大員。
江南派受此鼓舞，準備再接再厲向那些唯利是圖的某些工廠主和商人發起進攻時，一件大事的意外發生中止這次衝突。按察院總使秦從龍於十月二十二日去世了，享年七十二歲。
劉浩然得知這一噩耗，決心平息這一次衝突。十月二十四日，就在內閣宣佈為秦從龍這一開國元勳進行國喪時，大明勞工聯合會嚮應天府按察司起訴那二十七位向楊元杲訴求並提出那項建議的工廠主和商人。
十一月二十八日，在一月國喪期結束後，應天府按察司做出裁決，判定二十七工廠主和商人犯有侮辱罪，罰款五十萬圓。
這次衝突雖然逐漸平息下來了，但是不少人從中看到了許多東西，開始暗中醞釀和商議，一時間南京城裡暗『潮』湧動。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了明歷八年二月十日，劉浩然突然頒佈命令，對雲南採取軍事行動，這股暗『潮』才被即將發生了大明統一戰爭暫時壓制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