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4月，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七中全會上說，“希望大家看看《三國志》中的《郭嘉傳》。郭嘉是三國時期的一位著名人物，是曹操的重要謀臣，才識超群，足智多謀，長期追隨左右，出謀劃策，功績卓著。曹操則倚為股肱，常常問計於他。郭嘉三十八歲時病歿。令曹操十分痛惜。郭嘉足智多謀，而曹操能夠問計於郭嘉等謀臣，聽取他們的意見，果斷作出決策，這說明他是一個知人善用、多謀善斷的人物。”
不久，毛澤東又在一次談話中說，“世上沒有先知先覺，沒有什麼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年的劉伯溫。無非是多謀善斷，留有餘地。《三國志》裡《郭嘉傳》值得一讀。郭嘉這個人足智多謀，初到袁紹麾下不得施展。他說袁紹‘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就跑到曹操那裡。曹操說他‘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三國志·魏書·郭嘉傳》裴松之註記載，郭嘉胸懷遠量，匿跡修行，不與常人交往，所以當時並不知名，只是有見識的人賞識他。由此引發了毛澤東的感慨，說郭嘉是三國時期的一位著名人物。
毛澤東講的實際上是智謀之士的人生境遇問題。智謀之士是不是多謀，能不能得到君主的賞識信賴；君主是不是善任，能不能禮賢下士、知人善用。這是中國兵法關注的重要問題。
中國兵法認為，國無智謀之士不強，君無智謀之士不立，事無智謀之士不成，兵無智謀之士不勝。“有國家者，未有不任智謀而成王業也”。然而君主對智謀之士的信賴、智謀之士對君主的認知需要一個過程。
智謀之士要多謀，謀劃國家安危大計，預見事態發展大勢，消除隱患於未發之際，匡正君主過失，解決疑難問題，輔主正確決策。君主要善任，以摯誠之心待智謀之士，隆禮重義，勿施以欺，勿施以詐，君無禮遇則智謀之士不至，君不摯誠則智謀之策不出，君主能否得到智謀之士、能否得到智謀之策全在於君主對治世大道的追求。
周文王原是商王朝周部落的首領，周部落長期受商王朝的奴役欺凌，歷盡艱險危難，後來按照姜太公的謀劃才推翻了商王紂的統治；姜太公是一位具有高深謀略的人，長期不遇明主，以替人屠牛販酒為生，年愈七十才遇到周文王，受到文王的禮遇，他輔佐文王、武王平定了天下。所以《尉繚子》說，“良馬有策，遠道可致；賢士有合，大道可明。”君主與智謀之士相遇，道合而志同，志同而情親，治世的大道才可彰明。
郭嘉是歷史上罕有的智慧之星，是值得學問家深入研究、藝術家大書特寫的人物。
最初他北上晉見袁紹，袁紹不能用，又投奔了曹操。
他向曹操進言，論斷曹操十個方面勝於袁紹：“袁紹禮儀繁多，常為形式所困；公從實際出發，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袁紹割據一方，逆歷史潮流而動；公順應統一大勢，奉天子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東漢滅亡在於對待豪強過於寬縱，袁紹以寬濟寬，不能整飭危局；公撥亂反正，以嚴治政，上下皆循法度，此治勝三也。袁紹外表寬巨集大量，內心量小忌賢，所任用者唯其親戚子弟；公外表簡單嚴肅，內心機智英明，用人不問遠近、唯才是舉，此度勝四也。袁紹多謀少決，往往事後才能意識到應當採取的策略；公謀定即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袁紹沽名釣譽，喜歡聽奉承話，那些能言善辯外表上看德才兼備而幹不了實事的人多歸之；公以誠待人，不務虛名，以儉率下，有功必賞，那些有遠見灼識、真才實學的人都願意為公所用，此德勝六也。袁紹見到飢寒之人憐憫益於顏色，卻不考慮那些從未見到的貧困百姓，謀劃救國輔民的大計；公對眼前小事時有忽略，對待大事從不含糊，思慮所及不限於直接接觸的人，恩德加於四海，此仁勝七也。袁紹不會用人，大臣之間爭權奪利，疑惑叢生；公用人得法，使人各盡其力，不能相互傾軋，此明勝八也。袁紹以親疏定是非，賞罰不明；公是非分明，賞罰有道，此文勝九也。袁紹聲眾勢強，但不懂用兵要領；公精通兵法，能以少勝眾，用兵如神，此武勝十也。”
十勝論為曹操戰勝袁紹平定中原奠定了思想基礎。曹操曾說，“使我成大業者，必此人也！”視郭嘉為股肱，出則同車、入則同帳。曹操評價郭嘉忠誠善良，智慧淵深，品性美好，通達事理，過絕於人。有人曾非議郭嘉“不治行檢”，郭嘉泰然自若，曹操見其有大丈夫意氣，愈發敬重他了。
郭嘉智慧淵深，通達事理，十餘年為曹操出謀劃策，動無遺失，過絕於人。赤壁戰敗，曹操又想起了郭嘉，嘆息道，“假如郭嘉健在，我不至於落得這等地步！”更加深刻的領悟到了智謀之士的重要作用。
歷史上智謀之士大抵有三種人生作為：一是為帝王之師或帝王謀臣，出謀劃策，輔主成功，姜太公、張良、劉伯溫是也；一是為帝王相將，躬身實踐，匡扶宇內，曹操、李世民、曾國藩是也；一是為布衣書生，著書行世，人不知其詳，黃石公、李筌、趙本學是也。郭嘉是歷史上一位傑出的智謀之士，他的十勝論幾乎涉及了中國兵法思想的各個方面，切中要害，言簡意明，博大精深，古今罕成。
很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