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華佗”星夜兼程為毛澤東急診(1/3)
1934年9月26日出版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刊載了張聞天在雲石山上寫成的社論《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
這是一篇非同尋常的社論。
1935年秋，陳雲在化名“廉臣”所寫的《隨軍西行見聞錄》中，提及此文：
9月間在《紅色中華》報（紅色區域中央政府機關報）登載張聞天（中央政府之人民委員會主席）之文章，微露紅軍有拋棄江西而到紅軍區域以外之“圍剿”軍事力量空虛地區活動之可能。顯然，10月中，全部隊伍，均行西走矣。
1936年，董必武在回憶長征的文章中，稱此文是“紅軍戰略的社論”。聶榮臻在回憶錄中，則稱此文是當時部隊“進行公開動員公開準備總的根據”。
張聞天寫的社論，這樣“微露”了“轉移”的意圖：由於敵人佈下了層層封鎖線，我們便突破封鎖線，轉移地區，保持紅軍主力的有生力量，以便在新的有利條件之下，繼續粉碎五次“圍剿”。張聞天一反往日“積極進攻路線”，在社論中寫及了“退卻”：
國內戰爭的戰線是延長在全中國。在各個戰線上，我們依照當時的具體環境而決定採取進攻、反攻、防禦以至退卻的鬥爭方式……
博古和李德的“誓死保衛每一寸國土”的口號，已被蔣介石的“步步為營”戰略所粉碎。“池塘”日見乾涸。情知無法再固守中央蘇區，中共中央極端祕密地決定突圍，進行“轉移”和“退卻”。
派出任弼時、蕭克、王震率紅六軍團西征，便是為了給紅軍主力的“轉移”、“退卻”探路。在此之前，7月7日，還曾派出尋維洲、樂少華、粟裕、劉英[此劉英（男）非後來成為張聞天夫人的那個劉英——引者注]率紅七軍團東征，朝閩浙贛方向東征、北上。
西征軍為的是探明前往湘鄂川黔交界處賀龍、關嚮應部隊的路線。東征軍為的是探明前往贛東北方誌敏部隊的路線。
主力紅軍準備“轉移”、“退卻”，這一切只有少數中共高層決策人物知曉。在廣昌戰役失敗後，博古和李德已經意識到敗局已定，雖然嘴上還在高喊“寸土必爭”、“誓死保衛中央蘇區”……張聞天
的文章，唯一“微露”紅軍重要戰略意圖的資訊，以便紅軍上上下下“公開動員公開準備”。
已經無權過問最高決策的毛澤東，在9月中旬離開了瑞金雲石山，朝西進發。他帶著文書、衛生員、警衛員、伙伕、馬伕，向著于都前進。賀子珍和小毛，留住在雲石山古寺。這時的賀子珍，又懷孕了。
毛澤東為什麼在這關鍵的時刻離開紅都去于都？這是一個謎。毛澤東不是去于都休養，而這時的他，身體恰恰不適，瘧疾開始復發。他幹嗎要步行兩天去于都呢？雖說給他配備了一匹馬，但他卻很少騎，跟隨一群步行者而騎著馬也夠累的。他去于都，也沒有什麼要緊的公務，無非是“指導那裡的縣蘇維埃的工作”，如此而已。
有人猜測，毛澤東不知道“三人團”的決策，不知道紅軍即將開始轉移、西征。這僅僅是猜測，沒有依據。毛澤東跟張聞天住在一起，而張聞天是知道要進行“轉移”的，這樣，他才可能在社論中“微露”天機。因此張聞天已和毛澤東接近，他會把這樣重要的動向告訴毛澤東的。
索爾茲伯裡寫及伍修權的一段回憶，倒是說出了一些內情：
當時擔任翻譯因而瞭解內情的伍修權將軍認為，有些人可不想讓毛參加長征。“毛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的，”伍說，“去于都調查，這只不過是不讓他參加的一個藉口罷了”。
不論怎麼說，在那樣重要的時候，毛澤東離開黨政軍首腦雲集的雲石山，抱病前往于都，充分表明他完全被排除在中共高層決策圈之外！
于都，位於瑞金和贛州之間中點的一座縣城，傍水而築。毛澤東一行，來到縣城北門一條小巷深處一座灰色的磚房，人稱“何裡”。那兒是贛南省蘇維埃政府辦公地，一共三間屋，騰出左廂房讓毛澤東住。
贛南省是1934年7月才設立的，包括于都、登賢、贛縣、楊殷四個縣及兩個游擊區。人口不過四十萬。
毛澤東到達于都的日期，大抵在9月20日之前，因為他在9月20日有一份“急密譯”電報，從於都發給瑞金“周副主席”，亦即中革軍委副主席周恩來。
毛澤東到了于都，在他的住處召集過兩個座談會，一個是工人（鐵匠
、木匠、縫紉匠、篾匠）和貧僱農座談會，一個是區、鄉、村幹部座談會。他確實在做“指導省蘇維埃政府的工作”。
就在這時，正在瑞金雲石山的張聞天，從軍用電話裡聽見從於都傳來的急促的聲音：“毛主席病了！發高燒！趕緊派醫生來！”
電話是贛南省軍區政治部主任劉伯堅打來的。
這一回，毛澤東真的病了，病得很重，發高燒到四十攝氏度！他的十七歲的衛生員鍾福昌慌了手腳。
張聞天馬上通知瑞金中央紅色醫院，院長傅連暲一聽毛澤東病重，心急如火燎。
這位汀州福音醫院的院長，受毛澤東的影響，投奔了紅軍。他以罕見的方式加入紅軍——坐在轎子裡，從汀州抬往瑞金，轎後跟著一群挑夫，抬著八口大箱！
這位“大知識分子”不會走遠路，又不會騎馬，所以只得坐轎子。至於那八口大箱，裡面裝的是藥品、醫療器械、顯微鏡、X光機。
他在瑞金辦起了中央紅色醫院，當上了院長。
這一回，他要從瑞金趕往于都，臨時叫不到轎子，只得騎騾子。他從未騎過騾子，警衛員扶他上騾，然後騎馬在側，隨時照料他。他在騾背上緊張極了，出了一身汗。慢慢地走了兩三個鐘頭，他這才算是習慣了，學會了“駕騾術”。
傅連暲連夜趕路。第二天又趕了一天。直到傍晚時分，終於趕到于都城。
傅連暲顧不上路途勞累，直奔毛澤東床前，一摸前額，滾燙！量一下體溫，四十一攝氏度！
“已經三天不吃東西，只喝一點米湯。”警衛員吳吉清告訴傅大夫。
傅連暲斷定是惡性瘧疾復發，給毛澤東服了加倍劑量的奎寧。
“傅醫生，我限你三天治好！”毛澤東雖然病重，但仍不失幽默。
傅連障日夜守候在床側。第二天，體溫降為四十攝氏度。毛澤東在沉睡中度過。
第三天，一量體溫，三十七攝氏度，正常了！
“傅醫生，你是‘紅色華佗’，果真三天把我治好！”毛澤東坐了起來，大口地吃飯，他總算又一次度過了危機。
就在毛澤東離開紅都瑞金的那些日子裡，就在毛澤東生病的那些日子裡，博古和李德作出了關於紅軍和中央蘇區命運的重大決策……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