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與福氣
數日前，接到省電視臺專題部袁女士電話，告知我入選湖北改革三十年三十位代表人物，要為我做一個專題片。當時我頗感詫異，問她我能代表什麼。她說我是文學藝術界的唯一代表。目前，好多地方都在搞三十年三十人的評選活動，作為宣傳，這不足為奇，但遴選人物是否妥當，又另當別論。就像我，是否可作為湖北改革開放文藝界的代表人物，的確有待商榷。但是，作為改革時代的文學的見證人，我倒是感慨良多。
1978年11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時，我只是一個二十五歲的青年，在老家的縣文化館從事文學創作輔導工作。我那時的精神狀態是苦悶多於歡樂、壓抑大於宣洩。讀過全會公報，我朦朦朧朧感到國家政治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那時，我畢竟只是一個閱世甚淺、眼光侷促的文學青年，不知道改革真正的意義在於何處。
當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發表，帶來了一場風雷激盪的思想解放運動。文學界聞風而動，以“傷痕文學”為代表，寫出了一大批反思“文革”及極左思潮、為改革鼓與呼的好作品。20世紀80年代初的全國獲獎作品，無論是小說、報告文學還是詩歌，都曾在老百姓中廣為傳誦。這些作品既是個人的，也是時代的；既是鮮活的真實，又是冷凝的思考。很多人認為，改革的初期是文藝的春天。
進入90年代以後，隨著改革的深入，社會的興奮點不再是批判而是建設，不再是精神而是物質。此情之下，文學藝術開始受到冷落。由於市場化的推進與閱讀群的喪失，文學的陣痛開始了，藝術也極大地分化。一些為改革鼓與呼的作家、藝術家，慢慢地被社會邊緣化。
21世紀開始，隨著民族復興口號的提出以及建設和諧社會目標的確立，經歷了陣痛並日見萎縮的文藝再次活躍起來，文學藝術不但找回了尊嚴，同時也找到了融入時代的感覺。可與“傷痕文學”媲美的“新時代文學”日見燦爛，一大批文藝新人脫穎而出，文藝的星空值得人們重新仰望了。
經歷了改革的三十年，我真的有恍若隔世之感。在這三十年中，我出了二十幾本書，但我認為最值得一提的作品有兩個：一是我1979年寫作、1980年獲全國首屆中青年優秀新詩獎的政治抒情詩《請舉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那是一篇為改革鼓與呼的作品；二是我於2005年獲得第六屆茅盾文學獎的四卷本歷史小說《張居正》，這是一部為改革思考的作品。從鼓與呼到思考，可以從中看出改革發展的歷程，亦可看出一名作家“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憂患。
1919年到1949年這三十年，一場新思想運動最終導致了一個新中國的誕生；1978年到2008年這三十年，一股改革開放的浪潮催生了一個燦爛無比的新時代。這兩個三十年，都掀開了中華民族歷史的新篇章。作為一名作家，能夠參與新時代的建設並重塑中國的形象，這不僅是使命，而且是福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