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憂患人生
——在武漢大學的演講
一
今天，在這裡和同學們交流，談談我的文學和人生。這並不是一個新穎的話題，像我這個年紀以上的中國作家，大都有自己的憂患人生。
今年的5月份，應中國作家協會的邀請，我參加了中國作家重走長征路的活動。在暮春的5月下旬，我來到江西瑞金。七十多年前，這裡是中華蘇維埃政府所在地，是紅色首都。我參觀了中共中央蘇維埃政府各個機關的舊址，也瞻仰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故居。我是第一次來到贛南的中央蘇區，可是這裡所有的景物，我都感到十分的熟悉和親切。不只是這裡的鬱鬱蔥蔥的樟樹林，也不只是這裡的漠漠水田以及大地上蒸騰的乳白色的霧氣，同我的故鄉毫無二致。還有這裡的民俗風情以及內斂的精神氣象，與我的家鄉也極為相似。我的故鄉英山縣，在大別山腹地，屬於湖北的鄂東地區。在大革命時代，這個不足二十萬人口的小縣犧牲了七千名烈士。僅黃埔軍校四期以前的學生，我們縣就有六十多名。這些人後來大部分都成為紅軍的指揮員，大部分血染沙場，成為了烈士。有一句格言說：“英雄的歸宿在戰場”，所以，人們用“血染土地三尺紅”來形容我的故鄉。我對蘇區的親切感，來自於我在童年受到的紅色文化的洗禮與薰陶，也來自於我對故鄉前輩中那些英雄烈士的景仰。近一二十年來，由於時代興奮點的轉移，“蘇區”這兩個字，彷彿從民族的記憶中刪除，我不認為這是一種進步。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英雄。每一位英雄都有自己的憂患，正是一代又一代英傑的薪火傳承，我們的民族才有希望。所以，在贛州市政府舉行的座談會上，我深有感觸地說：“如果我早生六十年，我不可能當作家。我肯定加入到紅軍的行列，當一名舊世界的掘墓人。我非常羨慕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這樣一批革命家。他們能在中國的大地上寫下民族的史詩。”這幾句話道出了我的真實感情。但一個人沒有辦法選擇歷史。我是在新中國成立後出生的人，我不可能過那種“醉裡挑燈看劍，夢迴吹角連營”的生活。我最終在屬於我的這個時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這就是當一名作家，用自己的筆，來書寫民族與英雄的史詩。
我在二十六歲那年，寫出了我的成名作。那是一首政治抒情詩，名字叫《請舉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這首詩獲得了1979—1980年度全國首屆新詩獎。今天重讀二十多年前寫的這一首詩，會覺得它詩味不濃，有的詩句太直白。總之，會挑出很多的毛病。但是在當時，它卻是發自我內心的吶喊。那個時代，“四人幫”剛剛粉碎，極左的幽靈還在中國大地上游蕩。我們的人民雖然看到了希望，但還在苦難之中，大部分人的心靈都處在麻木、恐懼與焦慮之中，任何一點點過激的東西，立刻會引來一片恐懼和驚慌。不是說我們某一個人像受驚的小鳥，而是我們整個民族、整個國家都像受傷的小鳥。所以，這首詩在當時發表之後，立刻在整個文壇引起了震動。那種文學的衝擊波，是我們今天任何作家都想象不到的。那個時候的年輕人不追歌星，不追影星，他們追的是那些為人民鼓與呼的作家。我記得我的詩發表之後，我應邀到武大來演講。那是我第一次在武大演講，當時我連大學生都不是，卻登上了大學的講臺。不是在教室裡講，而是在大禮堂裡。聽我演講的，大約有數千人。下午五點我的演講完畢，到八點鐘我還沒有走出禮堂。外面全部是密密麻麻的人，走道上也全是人，我出不去，同學們都找我簽字，我手都籤酸了，但心底很高興。那個時代是文學的盛宴，一首好詩發表，必定萬人傳頌，洛陽紙貴不是一句空話，而是事實。這在今天聽來像是天方夜譚。可是在當時，在我文學的生涯中，的確確經歷過。最重要的不是這些文學愛好者、這些讀書人對你的讚賞，而是那些農民、老百姓的支援，的確讓我感受到人民的力量。因為這首詩批判極左，觸動了一些當權派的利益，於是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對我組織了聲勢浩大的批判。故鄉的老百姓聽說我遭到批判，都紛紛表示支援我。有一次我從武漢回去，他們得知訊息，便在長途汽車站等著我。數以千計的支持者在烈日下，等待一名詩人的歸來，這在今天真是難以想象。歡迎我的人，不是像你們這樣豆蔻年華的大學生，而是鄉村老大爺、老太太、樸實的農民與工人，是這樣一些人，組成了我的強大的“粉絲”團。我剛一下車，他們就燃放鞭炮。當天半夜有人敲我的門，我一看，是一個老大爺，他走了幾十裡地，送了一瓶酒給我，對我說：“聽說你能喝酒，我沒有別的送給你，就送你一瓶酒。酒能壯膽。如果你因為這首詩，冤屈死了，我會到處去乞討，化捐也要化出錢來，給你修一座我們縣最高的墳。”有一個老太太，讓她念初中的孫子，讀我的詩給她聽，聽完了以後，她又讓兒子到縣城來找我，說她什麼都沒有，只有兩隻母雞，非要送給我吃。我的詩是1980年元月發表的，2月份過春節。那時農村生產隊，一過完春節就要學檔案。有一個生產隊長買來幾張五分錢一張的大白紙，裁成十六開的小塊，用複寫紙墊著，讓他的兒子抄錄我這首詩。全村四十九戶，抄四十九份，一戶一份。正月初三，他就把全隊的農民召集起來學這首詩。那時候人民群眾和我們的文學，是零距離。現在，我已經在文學的長途中跋涉了幾十年，每每回憶我走上文壇最初的那一幕，仍不免激動，許多場景令我終生難忘。針對當前文學不景氣的局面，我要說不是我們的人民遺棄了文學，而是我們的文學遺棄了人民。如果一個作家始終有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像當年從江西瑞金走出來的那一批革命家那樣，永遠想到最廣大的老百姓，他的作品一定還會在人民大眾中廣為流傳。我從二十多歲走上文壇，就強烈地感到這一點。記得1981年春天，我坐火車到北京去領獎。看到京廣線兩邊的景色，我感到久違的青春回到了中國這片大地上。整個民族終於有了一種發自內心的笑聲，所以我懷念那個時代。不但是文學的盛宴，也是民族生機勃勃的時代。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文學與時代的關係。
二
一個作家理解自己所處的時代是很困難的，因為他無法站在時代之外。但是他還是能夠感受時代的脈動，從中發現文學的**。任何時候，一個作家都應該理直氣壯地承擔起為民族思考的責任，為社會思考的責任，為時代思考的責任。
兩千多年前，我們楚國的大詩人屈原，就曾在《離騷》中詠歎“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這是一種永不懈怠的憂患精神。屈原之後，諸如像李白、杜甫、蘇東坡、王安石、辛棄疾、陸游、曹雪芹等等偉大的作家，莫不都是這種憂患精神的薪火傳人。當我們閱讀這些古人作品的時候，我們可以問一問，究竟有多少人是用心靈來閱讀的。以旁觀者的身份去欣賞它，還是努力地用心靈去體驗它，這是兩個概念。如果我們能真正像一些偉大作家一樣獻身於文學，是要承擔多種風險的，同時也要承擔更多的責任。
因為我的那首政治抒情詩獲得全國的大獎，1981年我就調到省裡來當上了專業作家。上世紀80年代，作家的地位很高。但是，進入到文壇後，我立刻感到文壇所有的遊戲規則，不但影響我的心態，也影響我的生活方式，甚至影響我做人的準則。我總是想辦法擠出更多的時間回到老百姓當中去。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還是很難抗拒成名之後的種種**，比如說大量的約稿，比如說各種各樣充滿光環的聚會，比如說充滿了各種各樣讓一般人看來非常羨慕的職位，等等。所有文學之外的東西，都來**你。在1985年之前，我還有一個比較清醒的認識，我始終把那十個字牢記在心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我試圖保持我對文學原始的戀情，說起來容易，做起來真難。如果你不遵守文壇的遊戲規則，別人說你孤傲；如果對一些浮華的東西你推辭拒絕，別人說你矯情。所以我說文壇的中心沒有文學，至少文學的氛圍已經不怎麼濃了。這種現象，到今天不但沒有改變，反而愈演愈烈。有的人整天忙於參加各種各樣的文學會議，接待各種各樣的名人，謀取各種各樣的頭銜。成天忙得暈頭轉向、身心俱疲謀到了一官半職，當時很榮耀，可是回頭一看，一地雞毛，根本不值得一提。長久在這樣一種生活中，一個人將會失去文學的感覺，這應該是作家的悲哀。
孟子說過一句話：“吾善養吾浩然之氣。”一個作家應該同大政治家、大學者一樣，善於錘鍊自己的“養氣”功夫。作家要想寫出好的作品來，有兩樣不能離開，一是不能離開人民，二是不能離開自然。長期置身於人民之中、自然之中，一個作家必定能養出自己的浩然之氣。昨天，我從江漢平原回來，看著車窗外的原野，雖然是蕭瑟的冬天，卻依然充滿了生氣。我不禁心情一振，對身邊的人說了一句話：“一個不喜歡自然的人，必定是一個精神殘廢的人。”可是現在我們的一些作家遠離了自然。文學的自然是由土地和人民構成的，一個作家離開了土地，離開了人民，他的精神失去了營養，所以必定是殘廢的。在今天這樣一個物慾橫流的世界裡，一個人想抗拒**，保持自己文學的本真，他的勇氣絕不亞於黃繼光。上世紀最後一位偉大的禪師，法號虛雲。這位老和尚，活到了一百二十六歲。他在江西雲居寺圓寂之前，說過一段話，大意是：佛教的末法時代來到了，所有的智障在每個人的心靈中產生。現代人的根器太鈍，沒有能力破開這些迷障。這句話對於今天的人們，具有很大的指導意義。它所蘊含的意義，早已超越了佛教。我們今天來拒絕那些物質的**與感官的歡樂，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甚至是掙扎與撕裂。我自己的文學經歷便證明了這一點。上世紀90年代之後，我有好幾年的時間一個字都沒寫，我一直在思考我的人生應該如何發展，文學的路今後應該怎麼走。其間我也下海，我下海的原因也是感覺到我沒有能力擺脫文壇的種種浮躁，種種**。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我必須跳出三界，所以我跳出文壇。在商海的幾年，我又獲得了80年代初的那種朝氣蓬勃的感覺，又恢復了與生活的零距離接觸。這時，我再回頭看看我的文學圈子裡的一些朋友，跟我們時代的生活已經越來越脫節了，他們一成不變的生活方式，已經決定了文學邊緣化的不可逆轉的過程。因為時代前進了，而他們卻在原地踏步。
三
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領域都有始終不渝地堅守自己理想的人。堅守是很寶貴的，我剛剛說的虛雲大師，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他當和尚的時代，已經不是中國最好的佛教的時代。他沒有生在唐代，也沒有生在宋代。他偏偏生在一個人們不要佛教的戰亂年代。他一生要付出多得多的努力，經受多得多的痛苦，才能保持一位禪師的尊嚴，才能實現一個出家人弘揚佛法的志願。他用將近一個世紀的努力，最終獲得舉世無雙的偉大禪師的地位。時代可以不需要佛教，但是虛雲不能沒有佛教。時代可以不需要文學，但我熊召政心中不能沒有文學。這種選擇，就是要你不隨波逐流，你要有這種與世俗抗爭的勇氣和決心。
人們說，當局者迷。當我在文壇內部的時候，有很多東西我看不透，我擺不脫文壇的遊戲規則。當我完全離開了文壇，我以一個商人的身份，我從臺上演戲的人，變成臺下觀眾的時候，我終於對文壇每一個人的表演看得清清楚楚。我這才知道，我的過去，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我開始用新的眼光來看待文學了。文學為什麼越來越讓人失望？它的讀者，它的社會影響力，為什麼越來越小？這個原因是很複雜的。既有社會的原因，也有作家自己的原因。我在商海里面的幾年，還算成功。既沒有套救生圈，也沒有嗆水。按常人來看，我已經是成功的商人了，可是我心中沒有一天忘記我的追求。我始終想實現我的文學的理想。
1992年，當那一篇《東風吹來滿眼春》的文章，重新讓國人振奮，處於休眠期的改革又重新啟動的時候，我當時就有一種感覺：我們的改革將會有一個新的突破。這個突破將是我們國家歷史的一個拐點。在這場重新啟動的改革中，有哪些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呢？歷史中的改革究竟是螺旋式的上升呢，還是驚人的重複？我在經商之餘，就思考這些問題。思考的結果，就讓我最終選擇了張居正這個人物作為我思考的載體。因為張居正領導的萬曆新政是一場經濟改革。他既是這場改革的倡導者，也是推行者。所以他既是設計師，也是工程師。萬曆新政的成功與夭折，聚焦到張居正這個特定人物上，其悲劇的意義非常重大。於是我就帶著我對今天社會的責任感，帶著我對歷史的思考，開始準備寫這部小說。到1997年的國慶節，我和我商界的朋友們在廈門度假，打高爾夫球。我們打了三天球，到收假的時候，我告訴他們，我說我今天給你們通一個氣，我從1998年元月1號起，向你們請假。他們說你幹什麼？我說我要回去寫作。他們沒有一個人相信，他們說你寫什麼？我說我要回去寫張居正。他們說張居正是誰啊？我給他們講了張居正的經歷。他們聽完後搖著頭說更不能寫，為什麼呢？第一，張居正沒有名氣，連我們都不知道，老百姓更不知道。你這不是自討苦吃嗎？第二，唐浩明先生的《曾國藩》，二月河先生的《雍正王朝》，都在讀者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你超得過他們嗎？
他們當時這樣說的時候，引發了我內心的淒涼。張居正這麼一位優秀的改革家，居然連這些博士、碩士、億萬富翁都不知道他。這難道是張居正錯了嗎？不是，是我們的時代錯了。如果一個民族，對自己的列祖列宗，對自己的先賢都這麼快地遺忘，而不銘記他們，這就預示著我們的改革還會夭折。我始終認為，亡國首先亡文化。有一種事實不可否認，五四運動雖然引進了西方的“德先生”和“賽先生”，在啟迪新思想上功不可沒。但其負面的影響是造成了傳統文化的斷裂。1966年開始的“**”，更是一場文化的大浩劫。不但傳統文化，連五四文化以來引進的西方文化，統統被當成“封、資、修”的東西而遭到無情的批判，並最終全部譭棄。由於這一連串錯誤，導致上世紀中葉以後出生的人，特別是像我這樣50年代出生的人，幾乎喪失了文化的身份。既不懂得傳統的“溫、良、恭、儉、讓”，也不懂“仁、義、禮、智、信”，更不懂西方的科學與民主、自由與博愛。文化的真空造成了群氓的出現。只有那些認為自己是從石頭縫裡蹦出來的人，才會無法無天，沒有敬畏感，不知道什麼叫尊嚴，什麼叫感恩。我到過歐洲和美洲，親眼目睹那裡的人民，幾乎到處都是“謙謙君子”。有一次我深有感觸地說，在歐洲，我看到的計程車司機，個個都像教授。在中國，我見到有些教授，粗俗得如同計程車司機。我這麼說並沒有貶低計程車司機，他們的工作性質，決定了他們的行為舉止，可以不必像教授那樣優雅。但是，教授的粗俗卻是不可原諒的。因為他為人師表，必須有教養，有儒雅之風。遺憾的是我們為數不少的教授沒有受過傳統文化的薰陶，不要說四書五經，連有名的唐詩宋詞都背不來幾首，結果導致人文精神的劣質化。
改革開放這二十多年來，出現了一大批富人和名人，但他們幾乎都沒有受過嚴格的人文的訓練。由於這樣一些人進入到當今中國的上流社會，便不可避免地導致了上流社會的惡俗化。既沒有敬畏，也不懂感恩。我認為，老百姓可以不懂歷史，但上流社會的人一定要懂一點歷史。梁啟超曾讚揚張居正是中國古代六大政治家之一。可是我們的富人和名人，竟然有許多不知道張居正是誰，這難道正常嗎？因此我在一篇創作談中講到，一個作家應該用他手中的筆，來幫助民族恢復記憶。我就憑著這麼一股勁兒，告別了商海，回到書齋中坐我的冷板凳。我的朋友知道無法勸回我，就問了一句話：“召政，寫作很苦，你過慣了商人的生活，重新回到古卷青燈的書房，受得了嗎？”我說是啊，錦城雖好不如家。文學是我的家，再寂寞，再艱難，我覺得充實，因為我守住了自己的本真。
我回到小小書齋的時候，真的有一種回鄉的感覺。“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把我疲勞的人生卸下來，把扭曲的感情恢復過來，我又重新當起了文人，這種感覺真好。但我還只是回到文學，還不是回到文壇。在寫作《張居正》的那五年時間，我幾乎跟文壇沒有多少交往。我歌我哭，我愛我恨，統統都從我內心迸發出來，我不用去看任何人的臉色。我不用“待曉堂前拜舅姑”，一切的掩飾都拋棄了，一切的矯揉造作都不用了，我只需要面對我的責任。
後來，這部書出來以後，能夠引起那麼多讀者的喜愛，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是用心靈在寫作，我沒有考慮到任何的社會的功利因素，沒有考慮文壇的潛規則；我也不去想到別人會怎麼看你，怎麼評論你，自己能不能成功，等等，這一切我都不去想它。我覺得文學就應該是一個寂寞的勞動。
四
獲獎以後，記者問我，“你覺得文學的最高境界是什麼？”我說就是在自己心中放一條冷板凳，每天在那條冷板凳上坐一坐，不要為功名所累，不要讓世俗牽著鼻子走，這一條非常重要。在我文學的生涯中，有一種情感幾乎是與生俱來，那就是憂患。郭沫若先生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裡面寫了一副對聯，“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我覺得這是一個作家文學生涯的生動寫照。居安思危是文學家與生俱來的品質。任何時候，一個作家可以快樂，也可以憂傷，但千萬不可遊戲人生。當然，也不可遊戲文學。4月11號那天，第六屆茅盾文學獎公佈後五分鐘，新浪網的記者就打電話問我，“你此刻需要和廣大的讀者說點什麼？”我說此刻我只想說一句話：“你尊重了文學，文學就會尊重你。”今年6月，在茅盾先生的故鄉浙江烏鎮，舉行了第六屆茅盾文學獎頒獎典禮。當我走上領獎臺，從中國作協黨組書記金炳華先生手上拿到獎牌時，我發表了一個簡短的答謝辭。我說了這麼幾句話：“任何時候，我都願意選取歷史中健康的、積極的一面，來重塑我們民族的靈魂。過去，我是這樣做的，今後，我將一如既然往地堅持。”這是我經過深思熟慮的思考。因為一個作家如果僅僅只是簡單地把憂患變成憤怒，變成一種哀怨，那麼他的作品可能誤導讀者。
現在，偉大的民族復興運動剛剛開始，作為一名作家，我只能用手中的筆來參與這一場偉大的變革。這裡面，牽涉一個作家的出發點，你是建設這個時代還是毀滅這個時代？你是詛咒這個時代還是改變這個時代？在這兩者之間取捨，起作用的是作家的社會責任感。我覺得一個人永遠不能選擇時代，這個跟到菜市場買菜不一樣，你可以選擇，是買蘿蔔還是買白菜。但是生活的時代你沒有辦法選擇，你說你現在要去唐代生活，你去得了嗎？你說你現在要推行美國的生活方式，有這個可能嗎？一個人沒有辦法選擇自己的民族，也沒有辦法選擇自己的時代，但是，他有權利選擇在這個時代裡思考的方式，在這個民族裡生活、工作的方式。我透過反覆的選擇，最終我還是願意當一名作家。一個負責任的作家，應該同我們的政治家、企業家、科學家一道，擔負起重鑄民族輝煌的重任。
我在前面講過，在江西瑞金，我看到了七十多年前的一批熱血青年、仁人志士，自覺地擔負起拯救國家危亡的重任。他們的歷史使命完成了，留給我們的任務是振興我們的民族。這是一項艱鉅而快樂的任務，值得我們終生奮鬥。既然定下了這個方向，我們就不能當一個毀滅者、自暴自棄者。而應該永遠保持一種旺盛的精神，憂患的意識。我的起點是憂患，終點是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