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帝與袁盎、張釋之(1/3)
中國數千年的封建王朝史中，有一個相當鮮明的特色，即儘管封建制度是一個典型的專制獨裁製度、人治社會，帝王們朕即天下、予取予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所以歷來有伴君如伴虎之說；臣吏們必須絕對服從帝王的意志，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因言獲罪，輕則砍掉腦袋，重則滅族甚至株連九族。然而實際上，幾乎歷朝歷代我們都可以看到，總有一些識高膽壯、抗直有聲計程車子官吏秉承儒家理想，出於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政治抱負，敢於（當然很多時候是非常技巧而藝術地）挑戰帝王的權威，犯言直諫甚至逆批龍鱗，正所謂“文死諫，武死戰”。其中許多人真的為此付出了個人及家族生命的代價，卻也有許多人終得安然，乃至建功於當時、名耀於青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當推名垂千古、幾乎家喻戶曉的魏徵。然則細一思量便不難看出，魏徵的成名固然與其性格和膽略有關，更與他遇上了一個相對明智而有識的君主（及難得的賢后長孫皇后）有關。儘管唐太宗也曾恨得牙根癢癢地發誓“早晚要殺了這田舍翁”，終究還是賞識和容忍了魏徵。反之，那些個掉腦袋的諫官們，幾乎無一不是遇到了昏庸、剛愎甚至暴戾之主及其黑暗的歷史時期，卻仍然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他們的風骨更令我起敬，但他們的悲慘下場也就再自然不過了。遺憾的是，這類悲劇人物在歷史上遠遠多於魏徵或張釋之、袁盎們。這是由封建制度的本質所決定了的，且不論它。但說到張釋之、袁盎，不妨就讓我們來看看他們的故事。雖然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及知名度遠遜於魏徵，其事蹟卻也是可圈可點、啟人教益的——他們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亦是因為遇到了“文景之治”這難得的歷史機遇，和漢文帝這樣一位少有的仁厚開明之主。
張釋之，字季，生卒年不詳。中國西漢法律家。漢文帝元年（前179年），他以貲選為騎郎，歷任謁者僕射、公車令、中大夫、中郎將等職。文帝三年升任廷尉，成為協助皇帝處理司法事務的最高審判官。他認為廷尉是“天下之平”，如果執法不公，天下都會有法不依而輕重失當。他嚴於執法，當皇帝的詔令與法律發生牴觸時，仍能執意守法，維護法律的嚴肅性。他認為“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如果皇帝以個人意志隨意修改或廢止法律，“是法不信於民也”。他的言行在皇帝專制、言出法隨的封建時代是難能可貴的。時人稱讚“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張釋之對“文景之治”的實現，是有重要貢獻的。
當張釋之還在任騎郎時，就敢於在皇帝面前發表不同意見。有一天，他隨文帝出遊上林苑。經過虎圈時，文帝看見裡面有各種禽獸一大群，就召問上林尉，禽獸共有多少。上林尉卻支支吾吾，答不出個所以然來。所幸監守虎圈的嗇夫能從容應答，一一詳陳，文帝大為滿意，當即對張釋之說，要拜嗇夫為上林令。可是張釋之卻沉默著半晌不出聲。文帝又重申自己的命令，張釋之才緩緩回答：“陛下不妨想想絳侯周勃和東陽侯張相如人品如何？”文帝說：“都是忠厚長者。”張釋之說：“陛下既知兩人為長者，奈何還要任用嗇夫？周勃和張相如平時論事都不多語，豈似嗇夫快口利言，喋喋不休；試想秦始皇，專好任用刀筆吏，但務苛察，後來便相沿成俗，滿朝競尚舌辯而不得聞過，終臻土崩。現在陛下但以嗇夫能言便欲提拔他。臣恐怕將來天下也免不了會浮誇頹蘼下去呢！”文帝聽了此言，覺得也有道理。於是便
放棄了超拔嗇夫的想法。同時，卻將張釋之提拔為宮車令。
後來，梁王從其藩國入朝，與太子劉啟同車進宮。行過司馬門時，沒有下車就想進去。恰巧張釋之值班，他立刻趕上前去，阻止太子和梁王不許入宮。隨即又將此事據實劾奏給文帝。說太子和梁王是明知故犯，應以不敬論處。原來漢初宮中有一條禁令，就是以司馬門為最重，凡天下上事或四方貢獻，無論貴賤，均在司馬門前接收。除天子外，任何人在司馬門都得下車。如果違紀，按律應罰金四兩。可是張釋之這回碰了個釘子，文帝覺得他是小題大做，並不理睬他的奏章。好在此事被文帝母親薄太后聽說了，她很認同張釋之的看法，所以召見文帝，責備他縱容兒子。文帝這才意識到自己的不當，並且非但不怪張釋之多事，反而更欣賞張釋之的品格，為他能守法不阿而再次超拔他為中大夫。而且過了沒多久又升他為中郎將。
又一日，文帝帶著他的寵妃慎夫人出遊霸陵。霸陵是文帝正在修建的陵寢。文帝這天興致很高，尤其看見自己的陵寢負山面水，形勢甚佳，情不自禁道：“人生不過百年，總有一天都要死去。我死以後，如果能用北山之石為槨，再加絲絮雜漆，塗封完密，一定能堅固不破，還有什麼人能來盜搖呢？”隨從一旁的臣子們自然都是一片贊同之聲。不料，張釋之卻又給他潑了一盆冷水：“臣以為，如果皇陵之間藏有珍寶，使人豔羨，就使用北山為槨，南山為戶，兩山合成一陵，中間還是不免會有縫隙可乘；否則，就是沒有石槨，又何必擔心賊人盜掘呢？”
畢竟是明主，文帝雖然有些掃興，細想卻也贊同張釋之的看法。因而他非但沒有怪罪張釋之，不久後，又將他升為了廷尉（最高司法官）。
可是，張釋之當了廷尉以後，文帝終於還是被他激怒了。一次是文帝出巡，過中渭橋時，正巧有人經過，御馬受驚，差點讓文帝摔著。所以當衛士將此人拿住後，憤激的文帝便命人將此人處死。可是張釋之卻又唱起了反調。他認為此人之罪不足以死，因此斷令其罰金。文帝很不高興，但倆人爭議幾句後，文帝還是冷靜下來，同意處以罰金了事。還有一回則不同了。因為一個盜賊竟將皇帝高廟內座前的玉環盜走。被捕後，張釋之判令將其斬首。這回文帝勃然大怒：“賊盜我先帝法物，可謂罪大惡極。不加以族誅，叫朕如何恭承宗廟！”張釋之脫下帽子頓首道：“法律規定僅此而已，我不能越法。試想，假如今後愚民無知，妄取長陵之土，陛下又將以何法懲處？”
畢竟文帝寬懷。他又向母后徵求意見，也是相當開明的薄太后也表示同意張釋之的意見。文帝便不再幹預此案，聽憑張釋之處置了。
至於袁盎（約公元前200～約前150年），其字為絲，亦是文帝時重要官吏。而且，他還是張釋之的舉薦人。袁盎個性剛直且有才幹，被時人稱為“無雙國士”。而司馬遷對他的評價是：袁盎雖不好學，卻善於領會貫通；他以仁愛之心為本體，常稱引大義，慷慨激昂，言人所不敢言……
例如：有一回袁盎也隨從文帝遊幸，看見文帝讓其寵信的宦官趙談同坐一輛車，於是伏地進諫道：“臣聞天子同車，無非天下豪俊。而今漢雖乏才，奈何令刀鋸餘人（對宦官的蔑稱）同車共載呢？”文帝恰也虛懷納諫，隨即便讓趙談下車。趙談雖然心中恨袁盎入骨，卻也只好勉強下車。
袁盎抗直敢諫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事例是：有一回文帝與竇皇后及寵妃慎夫人同遊上林苑，
上林令預先設定了皇帝和皇后的坐席。文帝進去後就與竇太后分坐於左右。慎夫人則準備坐到皇后的邊上去，不料袁盎突然搶步上前，毫不和氣地將手一揮，不讓慎夫人坐那兒，並將她引退到席位右側，侍坐於一旁。
慎夫人平時在宮中時，已經習慣於文帝的寵愛，經常與竇皇后並座並行。而竇皇后出身比較低賤，經過許多周折才成為皇后，所以遇事總是比較謙退，對慎夫人也格外優容。俗話說，習慣成自然，誰知這袁盎偏偏要來多事，非分出個嫡庶來，生硬地叫慎夫人退坐下首。這讓慎夫人如何忍受得住？於是她豎起柳眉，兀立不動，且想與袁盎爭論。文帝在一旁早已看到這一幕，出於對慎夫人的心疼，怕她與袁盎爭執起來有失風度，當然也不免有對袁盎多管閒事的不滿，因此勃然起座，拂袖而去。並且，因為掃了興，他連遊園也不去了，帶著皇后寵妃就回宮去了。
許多人暗中為袁盎捏了把汗，袁盎卻並不在意。而是緊隨著文帝，同入宮門。等文帝一行下輦後，又向文帝從容進諫道：“臣聞尊卑有序，方能上下和睦。而今陛下既已立了皇后，而皇后乃六宮之主，按律無論嬪妃妾嬙，都不能與皇后並重。慎夫人怎麼能與皇后同坐呢？就算陛下愛幸慎夫人，只有優加賞賜，焉可紊亂秩序？萬一使慎夫人釀成驕恣的習慣，那就看似加寵，實質加害了。陛下不信，試想前鑑，難道您忘了當年的‘人彘’麼？（指漢高祖寵溺戚夫人，他死後戚夫人被呂后斬斷手足，成為‘人彘’之典）”
一聽‘人彘’二字，文帝立刻瞿然猛醒，怒氣全消。這時慎夫人已進入內室。文帝趕緊進去，把袁盎所說的言詞對慎夫人學說了一遍。慎夫人也恍然有悟，明白袁盎之諍諫，其實是為了保全自己起見。於是她立刻取了黃金五十斤，命內侍賜予袁盎以表悔謝之意。
從上述張釋之、袁盎諍諫故事中，我們不難看出，倆人固然膽魄可嘉，然文帝的胸襟與智識亦不可抹殺。實際上，漢文帝劉恆確實稱得上是封建帝王中不多見的賢明君主。他即位不久，就廢止了誹謗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膽提出不同的意見。秦代以來有所謂“祕祝”之官，凡有災異就移過於臣下。文帝十三年，他就下詔廢除此律並且宣告：“百官的錯誤和罪過，皇帝要負責。”次年，他又禁止祠官為他祝福。正因為文帝謙讓寬容，以禮待士，朝野上下便自然形成一種比較清明的政治空氣。而最能顯示文帝仁厚之心的是，文帝在司法律令方面作出許多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相當人道的重要改革。如他下詔廢除了“收孥連坐法”。即廢除一人犯罪，家人收為奴婢及各種株連的法律。
文帝最重要的改革是廢除肉刑，改革刑制。改革的起因即是著名的“緹縈救父”的典故。文帝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公犯了罪，應當受刑。漢代的肉刑主要由黥刑（臉上剌字）、劓刑（割鼻）和斬左右趾等。淳于公因為做過官，所以要押解到長安去受刑。淳于公幼女緹縈非常悲痛，便隨父到長安，上書文帝，說：“臣妾願意入官府為奴婢，來抵贖父罪。”文帝憐憫她的一片孝心，下令赦免了淳于公的肉刑，令其攜女歸家，並且下詔廢除肉刑，改革刑制。這一刑制的改革，在中國法制史上的意義重大。它是中國古代刑制由野蠻階段進入較為文明階段的標誌。因而，漢文帝的許多政績不僅得到了後人的讚譽，也得到了西漢末年農民起義軍赤眉軍的尊崇，他們攻佔長安後，西漢皇陵均被破壞，唯有漢文帝的霸陵得到了保護。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