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節堪爭日月光”(1/3)
儘管多少有些微詞，但我仍然覺得，這對被公認為“堪爭日月光”且連其敵手也隆譽有加的夫婦，還是值得謳歌的。
這對“夫忠婦節，並耀江南”的夫婦，就是五代時南唐大將劉仁贍及其夫人。
雖被蔡東藩先生譽為“古今罕有、忠節堪爭日月光”，但相較文屈原、天祥、陸游之類愛國志士，劉仁贍的聲名要遜色得多。其事蹟見諸史料也較少，可能與他乃為武夫，且無詩詞存史有關。好在《南唐書》對其主要生平還是作了概略但較全面的介紹。
《南唐書》稱：“劉仁贍，字守惠，淮陰洪澤人，父金。事吳武王，有戰功，至濠州團練使。仁贍略通儒術。好兵書。有名於國中，事（南唐）烈祖，歷黃袁二州刺史，入為龍衛軍都虞侯。拜鄂州節度使。元宗伐楚，仁贍帥州師克巴陵。撫納降附，甚得人心……十三年，徙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
（後）周世宗自將攻城，數道同時進攻，晝夜不少休，如是者累月……仁贍雖知外援之敗，意氣益壯，覘世宗在城下據胡床督攻城，仁贍素善射，自引弓射之，箭去胡床數步墮。世宗命進胡床於簡墮處，後箭復遠數步而墮。仁贍知之，投弓於地曰：‘若天果不佑唐耶？吾有死於城下耳，終不失節’。於是世宗遣中使來諭曰：‘知卿忠義，然士民何罪？’又親駕臨城招之，皆不從……
上文所述，主要是作為南唐清淮軍節度使的劉仁贍，面對親率大軍伐唐的周世宗的數十萬大軍，在外無援軍，內乏糧草的絕境下，仍孤軍固守壽州達數月，無論威逼利誘，寧死不降的事蹟。
事態至此，本也似無特別了不得之處。“文死諫，武死戰”、“忠君報國”、“捨身以取義，殺身以成仁”，本是封建士大夫的基本道德準則和職責之所在，雖然實行起來未必都有這麼高的覺悟和實際行動，歷朝歷代卻也從來不乏感天動地的“先進典型”。劉仁贍無疑就是其中這麼一個傑出代表人物。但若僅止於此，我還未必會特別感動。令我刮目相看（也多少有些微詞）的是，後來當大局已定，失敗已不可避免之際，劉仁贍及其夫人的作為。實在說，我是欽佩又有些難以理解，既感動又有些心情複雜。至少，這樣的人格和事蹟，史乘中並不多見，這樣的行為和性格，以我的人性自忖，是無論如何做不到的。
且讓我們來看看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吧。
說的是，在長期堅守城池，卻又幾乎彈盡糧絕毫無希望之際，壓力巨大的劉仁贍終於體力不支，懊悶成疾，且日漸加重。在此危難時刻，要求所有人都如劉仁贍一樣依然剛強不屈，抵死不降，是不現實的。問題在於，首先動搖的，竟是劉仁贍的小兒子劉崇諫。他見父親垂危，深知城必不守。於是決定悄悄出城向後周投降，試圖以此保全家族和城中士卒。坦率說，此舉從道統和法理上來看，無疑是不妥的，他非但不忠，尚且不孝。但如果是我也面臨這種真實的兩難境況，恐怕也難免會採取劉崇諫這種“務實”態度。或者說，如果我是劉仁贍，當自己的兒子作出這種有悖道義與節操，也有悖於自己的意
志的行為時，我或也會遺憾或憤怒，但多少還是會有一絲憐憫或諒解之心在，至少，我決不會……但劉仁贍的反應，非但令我驚詫，也讓一些部將無法理解，以至最終導致（雖然我認為也屬正常）被叛的結局——當然，這似乎也不能成為責怪劉仁贍的理由——
且說劉崇諫，當他乘夜色潛出城外，正想找船渡往淮北時，偏偏被唐軍截獲，並立即送往劉仁贍處。劉仁贍問兒子出城的目的，劉崇諫倒也不怯，坦然承認了自己打算去投降以保全全家及城中軍民的動機。劉仁贍的反應是，“頓時大怒道：生為唐臣，死為唐鬼，汝怎能違棄君父，私自降敵？左右快與我斬訖報來！”
手下人當然不敢違抗帥命，只好將劉崇諫綁出去，準備行刑。
這事被監軍使周廷構聽說了，立刻止住行刑，自己奔入軍府施救。偏偏劉仁贍早已料到會有人來求情，命人關住中門，任何人不許放入。而且還讓人傳話說：“逆子犯法，理應腰斬，如有為逆子說情者，罪當連坐。”周廷構不禁大哭，拍門呼號，勸劉仁贍收回成命，可是號叫了好一陣，劉仁贍絲毫不理。於是他只好叫人趕快去向劉夫人求情。不料劉夫人的反應更讓他吃驚。她雖有悲色，卻毫不軟弱地說：“崇諫是我幼子，我又怎麼忍心置他於死地？但他既然犯令，罪實難容呵！軍法不可私，臣節不可墮，若因私情而寬恕了我兒子，豈不是我劉氏一門忠孝，至此盡喪？我們還有什麼面目見將士們呢？”說著，劉夫人“更派使促令速斬，然後舉喪”。
至此，南唐書的記載僅6個字：“聞者皆為出涕。”
無疑，就史書作者和當時多數人的看法而言，這麼簡短的記載就足夠了，從我們習慣的傳統的文化理念和封建道德觀來看，沒有人會認為劉仁贍夫婦因為“忠君愛國”而“大義滅親”有何不合宜；相反，只會敬佩，只會“出涕”，只會感動甚至效仿。但實際上，雖然確實絕大多數人沒有異議，但持不同看法的人還是有的，其中就有苦苦求情而不成的周廷構。他聞知結果後，也為之“出涕”，但他出的是心中的憤懣和不平。他對此的看法與後來的行為，無疑是與主流思維大相徑庭，也是不宜提倡的。但我卻又覺得，從人性和特殊情境下而務實的角度出發，未嘗全無可理解之處。何況，當時後周代表的是一種相對先進且有利於全國統一的方向和力量。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用在此處，似乎也並非全無道理。作為軍人或主帥，在戰爭中殊死相拼，“忠君愛國”，當然是應該的，也是可歌可泣的。但當勝負已無懸念，繼續抵抗只是徒勞並必將加劇己方力量及平民的生命財產損耗時（古代戰爭中，抵抗愈烈，城破後敵方的報復如屠城就會越發凶殘），將領或士卒迫不得已的投降，在我看來是應該被諒解的。正如美國南北戰爭時，南方統帥李將軍在戰敗的局面已不可避免之際，親率十餘萬將士投降北方陣營，他的行為就得到了普遍的理解和北方陣營的高度敬重，人們並不認為他的決策是恥辱而有悖軍人倫理的或不體面的。同理，當劉仁贍面對敗局
已定無可逆轉之際，如果也作出投降的抉擇，至少在我看來是無可非議的，甚至是相對明智的。他已經盡力了，誰都有無力迴天的時候，而他的決定雖然會令他（在當時的歷史條件和倫理道德下）蒙受恥辱，甚至犧牲個人聲名，卻能保全軍民，正可謂善莫大焉。當然，人各有志，如果劉仁贍（及妻子）寧死不屈，堅拒投降，其高風亮節也無疑值得稱頌。但在那樣的危難之際，對兒子的一時軟弱毫不憐惜，非得要置諸死地（且要處以腰斬的極刑），卻又絲毫無濟於大局，我不免要感到費解，他們夫婦為某種封建倫理如忠孝節義之類的束縛似乎也太深了。甚至，我也不免以人小之心度他們的君子之腹：莫非他們把自己的青史留名看得比其它一切乃至親骨血的生命還要珍貴、還要重要麼？
而當時的監軍使周廷構，對劉仁贍夫婦大義滅親誓死不降的看法是：劉氏夫婦太過“殘忍”。
因此，當後來周世宗向城中發出最後通牒，要劉仁贍“自擇祝福”，而劉仁贍已經病入膏肓，不省人事時，周廷構便與營田副使孫羽等人密謀，決定開城出降。他們草就了降表，並假借劉仁贍的名義署名，派人送到了周世宗營中。周世宗自然欣慰，於是就在壽州城北大陳甲兵，行了受降禮。周廷構令劉仁贍左右抬著他出城，而劉仁贍氣息僅屬，口已不能出言，只好任人播弄。周世宗卻也很為劉仁贍的精神感動，因此溫言撫慰。但見劉仁贍瞟了幾眼，也不知是不是聽清了周世宗的話是什麼意思。
很快，劉仁贍又經周世宗命令，被人抬回城中養病。周世宗且因守軍投降，下詔赦免州中軍民死罪，凡曾受南唐君命抗拒“王師”的軍民，悉令自便，不問前過。平日挾仇互毆致有互傷的，亦不得再究。
同時，周世宗還特命加授劉仁贍為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並且下制道：“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朕之南伐，得爾為多，其受職勿辭！”
然而，周世宗的制命剛下，劉仁贍便在次日歸天了。可以肯定的是，倘他還能有一口氣，應該也決不會接受這個“偽命”的。
而得知其死訊的州民，“相率巷哭，偏裨以下，感德自剄，共計數十人”。劉仁贍夫人也撫棺大慟，暈厥好幾次，好容易才被救醒，“她卻水米不沾牙，泣盡繼血，悲餓了四五天，一道貞魂，也到黃泉碧落，往尋夫君去了”……
周世宗聞訊，立即遣人弔祭，並追封劉仁贍為彭城郡王，授其長子劉崇贊為懷州刺史，賜莊園一區。
而南唐國主聽說劉仁贍死節之事，也慟哭盡哀，追贈為太師中書令，諡曰忠肅。據說，當夜唐主又夢見了劉仁贍，拜謁於墀下，彷彿生前受命時的情形。醒來後，唐主越發驚歎，因此又進封劉仁贍為衛王、其妻為衛國夫人，並建祠致祭。後世直到宋朝，亦將劉仁贍列入祠典，並賜祠額曰“忠顯”，累世廟食不絕。
正如蔡東藩先生所言：“人心未泯，公道猶存，忠臣義婦，俎豆千秋，一死也算值得了。”
只不過，劉氏夫婦之於泉下，如遇幼子崇諫，彼此當會作何感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