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軍在中國首都南京犯下的嚴重暴行事件， 分為集體屠殺俘虜、 散兵——“便衣兵”和對普通老百姓進行屠殺、**、掠奪和放火，有必要追究其責任。
“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將進入南京城，是在大半俘虜和“便衣兵”已被處置以後，但進城後，抓散兵的活動仍在繼續進行。那末，是誰下令幹下那種暴行的？
軍部關於不按國際法處理俘虜問題的決定
不言而喻，殺害俘虜是國際法所不允許的。然而，日本軍部在日華戰爭開始時就作出決定，無視這樣的國際法精神。
根據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對前中將武藤章所進行的訊問調查記錄，武藤回答說，由於日華戰爭是不宣而戰的“事變”，所以“決定對被捕的中國人不作俘虜處理” （《遠速》，四十四號，第十九頁，載洞富雄編：日中戰爭史資料8《南京事件》 1，有缺漏）。這可以解釋為對待俘虜問題不受國際法的約束，這是個殘酷的決定。讓我們來看看它的具體表現吧！
在華中方面軍司令部侵佔蘇州前，參謀部根據松井總司令官的命令作出如下決定，那就是四項“關於進攻南京城的要領”和五項“關於進攻南京城以及入城的注意事項”，並於十二月八日向上海派遣軍和第十軍司令部作了傳達。在決定這些命令和訓示時，曾就國際法和國際慣例問題聽取了齋藤良衛博士的意見，但都絲毫沒有談到對待俘虜的問題（前華中方面軍情報參謀中山寧人宣誓供詞〔辯證一三四五〕，《遠速》，二一四號，載洞富雄編前引資料集1，第二○一至二○二頁）。
就這樣，華中方面軍司令部從未就對待俘虜問題發出過任何指示。檢察方面在向證人中山提出反問時，並未特別抓住這一點，但他提起前面談到的武藤章的證詞，並謹慎地表示同意武藤的說法。對此，證人中山認為武藤大佐所說的情況涉及國際法問題，並回答說：“日華事變是非常不幸的戰爭，其性質也極為複雜。所以我認為，在對待俘虜問題上自然也未能按照國際法正式執行，但在當地，俘虜的待遇事實上是基於國際法精神處理的。 ”（《遠速》，二一五號，載前引書1，第二五一頁）
前華中方面軍參謀只能作這種含意曖昧的回答。證人中山在宣誓供詞中就俘虜問題這樣寫著說：“聽說在南京約有五千俘虜，這些俘虜未被屠殺，根據兩軍報告，已適當把他們釋放到揚子江對岸。”收容五千名左右的俘虜這可能是事實，但說是另有人在揚子江對岸被釋放，這畢竟是不可信的。事實證明，數萬俘虜和散兵遭到了集體屠殺。
軍部中央和華中方面軍司令部不按照國際法精神對待俘虜，不知道是不是考慮到這樣一個問題：不想讓俘虜享受與原來當軍人時所處地位相應的待遇。但如果說不遵循國際法，自然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下級的解釋是不承認有俘虜存在，就是說，即使屠殺俘虜也無妨，不，毋寧是要把他們斬盡殺絕。事實上，各軍採取了屠殺俘虜和散兵的方針。即使在未曾指明如何對待俘虜問題的華中方面軍司令部裡，許多參謀的觀點也可能是一致的。
然而，人們認為松井總司令官的想法沒有那麼殘酷。在反問中，當問起槍殺散兵（所謂便衣兵）不正是華中方面軍的方針時，證人中山回答說：“絕對沒有這回事。”然後，他又說：“不僅沒有這回事……在南京入城時，松井司令官如何朝著這一方向（應同中國民眾和平提攜的信念。——洞富雄注）進行了努力，現在想來也深為感動。”可以推測，這是在暗示在南京陷落後第四天入城的松井大將獲知數萬俘虜和散兵遭到屠殺的事實後大吃一驚，想方設法予以制止。
屠殺俘虜和散兵是根據軍部命令或師團長命令執行的，這一事實容後再談。下面要簡單敘述的是當時軍部中央的狀況： 它越發傲慢， 竟然在並非“事變”而是“戰爭”之際沒有明文規定要遵守國際法，雖然這有點離開了現在所要敘述的問題。
沒有提及遵守國際法的宣戰詔書
在日清戰爭（指中日甲午戰爭——譯者）的宣戰詔書中有這樣一句話：“若只要不違反國際法，希與各許可權相應地竭盡全力，決無遺憾。”另外，日俄戰爭的宣戰詔書說：“希於國際條規內竭盡全力，決無遺憾。”這些都把日本軍隊和國民的戰爭行為限於國際法的許可範圍內。然而，這次“大東亞戰爭”（即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太平洋戰爭——譯者）的詔書卻根本沒有提到這一點。
對此，竹內好[1] 說：“也可以認為，它早已無須顧慮強國監視之目光，因而自然遺漏了。另一方面，不必要地強調‘目存自衛’，與此相關，要‘衝破一切障礙’，其‘障礙’可以理解為包括現有法律秩序在內”（《日本和亞洲》，第一七八頁）。井上清[2] 也解釋說，踐踏國際法，準備在宣戰以前進行偷襲（偷襲珍珠港），所以不可能把遵守國際法的內容寫入詔書（《天皇的戰爭責任》，第一五二頁）——
[1] 竹內好（1910－1977），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家。1944年曾應徵入伍，隨侵華日軍來到中國。1946年復員後繼續研究中國現代文學，長期從事《魯迅全集》和《中國現代文學選集》等編譯工作。——譯者
[2] 井上清（1913－），日本著名歷史學家，京都大學名譽教授. 長期致力於研究日本近現代史，對日本軍國主義天皇制進行了多方面的揭露和批判，著年甚多，主要有《日本歷史》、《天皇制》、《日本軍國主義》等。——譯者
宣戰詔書所以沒有提到遵守國際法問題，認為是“自然遺漏”，這也是一種看法。其實並非如此，有確鑿的證據說明，這種遺漏是有意識的。這方面的事實根據是：東條英機在詔書的草案中曾用鉛筆寫上了關於旨在遵守國際法的內容，該草案現收藏在防衛廳的戰史室裡。這是來自可靠方面的說法，確鑿無疑。如果是這樣的話，未提到國際法不能說是自然遺漏，而是無視東條的修正草案。
如果確有上述東條的修正案一事，井上所認為最合理的解釋似乎也存在問題了。根據竹內好的說法，應該認為，軍部中央顯然抱有一種可怕的想法：要衝破國際法這一現有法律秩序。這不僅是軍部中央的想法，而且也可以看作為天皇的想法。我認為，天皇可能是在充分研究了“迄今為止的詔書”的基礎上（木戶幸一[3]語），不加修改地、原封不動地同意了這個原來的草案——
[3] 木戶幸一（1889－1977），1937年後歷任日本文相（後兼厚生相）、內相、內大臣等職，曾與陸軍大將阿部信行一唱一和，推薦東條英機出任首相。日本投降後，1948年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無期徒刑，1953年因病獲釋出獄。——譯者
無疑中央在開始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時就有這種想法。如果這樣，那就理所當然地會導致當地軍隊的軍紀敗壞。於是，對諸如發生南京事件那樣的事件，並且世界各國紛紛指責當地軍隊，中央自然不會嚴厲處置應負責任的指揮官，而是採取補救辦法了事。
軍部是否發出過關於全部殺光的命令
上海派遣軍和第十軍的司令官、各師團的司令官在集體屠殺俘虜、散兵中有何牽連？讓我們來研究一下這個問題。
關於日本軍指揮官在南京事件中的責任問題，在《週刊文卷》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二日號上有一則報道，從中可以瞭解新鮮的事實。報道是根據大宅壯一和當時眾議院議員、自民黨的一個單槍匹馬的人——宇都宮德馬所進行的一次座談。據說，這個眾議院議員之父、陸軍大將宇都宮太郎和松井石根、本莊繁[4] 兩大將等人一起，在中國革命時支援了新興勢力，是軍部內的“南方派”的一個人物。大宅和宇都宮兩人曾談到了關於處決戰犯松井大將的問題，他們的對話如下：——
[4] 本莊繁（1876－1945），日本舊軍人，陸軍大將。曾參加日俄戰爭，民國初年任張作霖軍事顧問；1922年任日本駐華公使館武官；1936年任關東軍司令官，陰謀發動“九一八”事變。日本投降後自殺。——譯者
大宅：松井大將真可悲！竟被絞死……。南方派少了一個人，實在可
惜。
宇都宮：我同松井家有交往。後來在電車上碰到過他的夫人。“我想
參加……”夫人發起火來說道。松井君是南京屠殺的負責人，但在
事件發生的時候，據說他曾表示悲嘆。日本軍的軍紀如此混亂，那還是第
一次……。那是柳川平助中將……
大宅：據說他在登陸時發表演說，“山川草木都是敵人”，並採取了
殘酷的非常手段。我們曾在進入南京時見到他那兵團。
宇都宮：在日本陸軍中也出現了投機取巧的思想。我曾在戰爭期間會
見了荒木貞夫大將。他說了聲：“唉！日本已經不行了。”據說，到了橫
濱，可以看到正在搬運的裝有俘虜的棺材。那是一些木箱子，毫無遮蓋。
“如果是過去的陸軍，也得蓋上黑布，獻上一束花”……
由此可見，實際上與等於未掌握指揮權的松井司令官不同，第十軍司令官柳川中將似乎對南京事件實質上負有非常重大的責任。可是在日華戰爭剛開始並任關東軍參謀的田中隆吉在戰敗後著書說：“與〔上海派遣軍〕相鄰的柳川兵團未曾施加任何暴行”（《受到審判的歷史（戰敗密談）》，第四十六頁）。應該相信大宅和宇都宮的證詞呢？還是應該聽信田中的說法？使人稍感迷惑，但十分清楚，軍紀敗壞的情況同樣反映在第十軍和上海派遣軍雙方，這是事實的真相。姑且不去說那些日本軍隊中一般軍紀敗壞的情況，事實上，在進攻南京時，軍部是否發出過諸如促使軍紀敗壞的命令，這是個問題。
關於荒木貞夫大將就處理俘虜問題的談話，宇都官在《亞洲》雜誌一
九七一年五月號上也發表了題為《回憶我的父親、陸軍大將宇都富太郎》
一文，談了同樣的情況。荒木大將曾看到正在搬運毫無遮蓋的裝有俘虜屍
體的棺材的情景，他悲嘆地說：“唉！日本已經不行了。”在後期，日本
軍隊連對死去的敵兵也已如此殘酷無情。後面在敘述松井大將舉行慰靈祭
的情況時，還將談到這一點。
第十軍所屬第六師團（？）的隨軍攝影記者河野公輝說，他應太平洋戰爭研究會的要求進行採訪， 看到在該師團的司令部裡有一份傳達命令的檔案， 內容是：“不容許的暴虐，為粉碎共匪的猖獗活動，農民、工人自不待言，直至婦女兒童皆應殺戮之” （《太平洋戰爭文獻；最前線情況異常》2《對殺戮現場作證的隨軍攝影記者》，載《朝日藝能》，一九七一年一月十四日號。在森山康平編的《證詞記錄：三光作戰》〔第四十六頁〕中，這條內容被刪）。這一命令事實上也許出自平松鷹史所著《鄉土部隊奮鬥史》一書。根據該書記述，在向崑山進軍中的第六師團的司令部接到命令說：“不論婦女兒童，凡中國人一概都殺。房屋全部放火焚燒。”當時，該師團的高階副官平岡力中佐說了一句：“會有這種愚蠢的命令？”他跳了起來，因而這一命令就“不了了之”。這一命令是從什麼地方下達的呢？據平岡中佐說：“柳川兵團自然不會發出如此愚蠢的命令。雖然未能確認命令來自何方，但恐怕是軍司令部在上海苦戰期間所發出的發瘋的命令”（第四○六頁）。第六師團屬第十軍領導，它於十一月五日在杭州灣登陸，在松江西南獨斷專行，並企圖緊急向崑山進擊，為此於十二日劃歸上海派遣軍領導，十五日佔領崑山後不久，又重歸第十軍領導（《熊本兵團史》支那事變編，第九十五頁）。如平岡中佐所說的那樣，第六師團司令部所接到的關於一概都殺的命令，也許是上海派遣軍司令部發出的。正如後面要介紹的，在上海派遣軍司令部裡，說不定會有平岡中佐所推測的那些事實，因為那裡也有像長勇中佐那樣的參謀，他性格反常，本知是真是假，他誇口說曾以自己獨自的命令屠殺了三十萬名俘虜。但如前所述，第十軍司令官柳川中將在杭州灣登陸時發表演說，說是“山川草木都是敵人”，因此不得不認為，存在問題的命令也是在登陸當初從第十軍司令部發出來的。無論如何，說“未能確認”命令來自何方，則令人可笑。
找認為，上海派遣軍或第十軍，或雙方都發出了如此殘酷的命令，那是千真萬確的。但下達命令，是否取得軍司令官的同意，這一點似乎還是個問題。進攻南京的軍隊，其指揮系統混亂，豈止松井總司令官發出的要下級嚴格執行的命令得不到貫徹，據說在他指揮下的兩軍團的司令官對其幕僚和所屬師團長髮出的關於嚴格執行的命令也是不起作用的，當時情況不正是這樣嗎？據河邊虎四郎少將在他寫的回憶錄裡說，柳川平助中將同松井石根大將的關係長期以來一直不好。這裡，可能是在統帥問題上有些意見分歧。據說，當時上海派遣軍參謀西原曾對河邊少將（當時為大佐）說過：“師團司令部裡的人對軍司令部有意見是不行的。過去毫無怨言、默默地表示服從的第九師團現在逐漸發起牢騷來了，那便是軍司令部軟弱無力的證據。 ”（《河邊虎四郎少將回憶對答錄》，現代史資料12《日中戰爭》4，第四三五至四三六頁）
這樣，在不敢落後的軍官們中間，的確，任性的下克上的風氣到處氾濫，因而關於大量處決俘虜問題，也應該認為是在這種風氣下所出現的各級指揮系統的獨斷專行。
進攻新加坡的猛將山下[5] 大將在會見敵將領潑西勃爾時，他的那種
傲慢不遜的勸降態度在前往進行採訪的攝影師和記者面前暴露無遺。三十
五年前，據說進攻旅順的乃木大將在水師營會見歐將斯特塞爾時，拒絕國
內外記者參加和攝影，經記者再三請求，終於同意在“會見結束後，讓斯
特塞爾將軍及其下屬佩著劍，以朋友的身份排在一起，拍攝一張照片”。
可是，對屬下參謀們的態度，連這位山下大將也在他的日記中表示不滿地
說：“他們大多是不夠細心的參謀。總之，近來的參謀大多專業不精，缺
乏禮節，實為遺憾。”（佐佐木二郎：《戰鬥與士氣》，載《傳統與現代》，
一九六九年九月號）——
[5] 指山下奉文（1885－1946），日本舊軍人。1938年任侵華日軍華北方面軍參謀，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率兵入侵新加坡，迫使英國遠東軍司令官潑西勃爾無條件投降，有“馬來之虎”之稱。1945年9月向美英聯軍投降，1946年2月23日被馬尼拉軍事法庭判處絞刑。——譯者
在幕府山附近，會津若松的第六十五聯隊捕獲的一萬五千名左右俘虜被屠殺，肯定是根據軍司令部的命令執行的。山田旅團長在當時發生事件時所寫記錄中說，師團長命令我們“處決俘虜”（參照本書第三一七頁），師團長可能也是請示軍司令部後發出命令的。然而，雖說是軍司令部的命令，但在這種場合，說不定或系一部分參謀之獨斷專行。實際上，當時身為上海派遣軍的情報主任參謀長勇中佐曾誇口說， 後來，我對誰都擅自下令，一舉屠殺了三十萬俘虜。對此，已在第3節（第六十六至七十頁）中作了敘述，如在那裡所說的那樣，說是屠殺三十萬俘虜是極其誇大其詞的，即使槍殺部分俘虜的命令來自上海派遣軍司令部，也不能認為那是長勇中佐一個人的獨斷專行。
總之，處決幕府山的俘虜問題等等，除特殊情況外，我不認為軍司令部會發出一個不留地殺害所有俘虜和散兵這種一般命令的。屠殺俘虜也好，處決散兵也好，那可能主要是師團長及其部下聯隊長，在異乎尋常的氣氛中失去正常判斷能力的情況下，獨斷專行地進行的。但後來得到了軍司令部的預設，繼續逮捕散兵。第十六師團長中島中將的部下助川聯隊長曾同鈴木明談起： “師團長說不要有俘虜。 ”（《“南京大屠殺”之無稽之談》，第二四九頁）凡此種種，可能是師團長之獨斷專行的結果。
松井大將揮淚提出警告也被當作耳邊風
松井大將在南京事件中被追究責任，當他接到關於死刑的判決後不久，巢鴨拘留所的教誨師、東京大學教授花山信勝曾見過大將一面，聽他這樣說：
南京事件，可恥之極。在南京入城後，舉行慰靈祭時，我提出也要一
起祭祀死去的中國人，可是參謀長以下部屬怎麼也不理解，說是會影響日
本軍計程車氣。【以師團長為首都是那麼認為的。在日俄戰爭期間，我以大
尉身份參戰，那時的師團長無疑要比現在的師團長好多了。】在日俄戰爭
期間，別說對中國人，就是對俄國人，日軍在俘虜處置問題以及其他方面
都處理得很好，而這次卻做不到這一點。自然，那可能是因為政府當局沒
有這樣考慮，【在武士道或人道這些方面，今日與當時全然不同了。】在
舉行慰靈祭後不久，我把大家召集攏來，以軍司令官的身份板著臉發起火
來。當時朝香宮也在場，柳川中將也是個方面軍司令官，我說，【好不容
易樹立起來的皇威，一下子由於那些士兵的暴行失去了光彩。可是，此後
大家卻都笑了起來。尤為甚者，某師團長甚至說“那是理所當然的！”】
所以，僅我個人落到這樣的結局，雖一個人，但能給當時軍人們以更多、
更深刻的反省，就此意義而言，我感到非常高興。我想，好歹已是這樣了，
就讓我這樣死去吧！（《和平的發現》，第二二六頁。【】內著重號系筆
者所加。）
這可能是他對軍紀敗壞的情況所發出的一種悲嘆。由於師團長缺乏人道主義而發出獨斷專行的命令，日本軍集體屠殺了俘虜和散兵，並由此導致每個士兵犯下暴行，師團長們對此卻毫不在意。松井大將就師團長們的責任問題也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的訊問調查記錄（檢證一○一○四）中說：“朝香宮是在南京入城前來到部隊的，鑑於他在本部隊的時間較短，我認為責任不在朝香宮。我想說，當事人的責任在於師團長” （《遠速》，四十四號，載前引資料集1，第七十七頁）。然而，他所說的責任問題，也許是就當時所處的地位而言。
松井大將曾說，要對戰死的中國人一起進行慰靈祭，但說是會關係到日本軍的土氣，遭到了參謀長們的反對，結果未能這樣做。然而，前華中方面軍參謀中山寧人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提出的宣誓供詞（辯證一三四五）中說：原想在進行慰靈祭時祭掃戰死的中國人， 後因祭文和其他準備工作來不及， 因而決定推遲時間（《遠速》 ，二一四號，載前引書1，第二○五頁）。這種供詞等於零，事實怎麼會歪曲到這種地步！
住在山梨縣市都留郡的釋神仙和尚，曾以預備役少將（一說少尉——譯者）身份應徵入伍，但他在村公所的官員面前，當眾撕掉了應徵入伍的命令，因而竟在憲兵隊的拘留所裡被整整監禁了一年時間，備受嚴刑拷打，結果當了從軍僧，於一九三九年三月前往中國，三天後很快就逃往重慶。和尚說：“提醒我的是，即使錯了，也應把敵兵當作佛像來對待。”這似乎是從軍僧在離開日本前的觀點（森山康平編：《證詞記錄：三光作戰》，第五十八頁），他是在佔領南京後一年半左右時間說這些話的。從佔領南京以後，當時日本人對中國人的看法和態度一般都是這樣。順便介紹一下，據說和尚還說過：“要說有什麼像樣的軍紀，是在迫近南京以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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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井大將同花山信勝談起的慰靈祭，是在舉行入城式後的第二天（十二月十八日）把軍官們集中起來後進行的。當時，同盟通訊社上海分社社長松本重治也列席參加，他對當時情況敘述如下：
我想，到此總該可以結束了吧。就在這時，最高指揮官松井忽地站了
起來，面對以朝香宮為首的全體參加祭祀的人們，開始進行說教式的演說。
〔報道部長］深掘中佐和我都納悶地聽著他說，以為發生了什麼事情，但
聽到的卻是一番申斥：“你們好不容易樹立起來的皇成，一下子由於那些
部分士兵的暴行失去了光彩。”而且老將軍的申斥是嚴肅的，他流著淚，
十分痛心。“你們幹了些什麼？這不是與皇軍不相稱嗎？從今以後，你們
要始終嚴格執行軍規，絕對不許虐待無辜人民。否則，那又將用供品祭祀
戰死者了”云云，他的訓戒是很痛切的。我在心裡想：“松井君，做得好
啊！”我回頭看了看深崛中佐，拜託他說：“現在，世界上都已知道日本
軍的殘暴行為。我想，要想個辦法，將松井大將的訓戒用訊息發到世界各
國。務必希望得到報道部長的同意。”深崛中佐說：“松本君，我非常贊
成。但現在要馬上取得方面軍參謀的同意，情稍等一會兒。”（《上海時
代》，中央公論新書版，下冊，第二四八頁）
那時，華中方面軍的參謀沒有同意報道部長深崛提出的要求，但報道部長自己承擔責任，同意松本釋出訊息、拍電報。於是，關於松井大特的訓詞用英文釋出了訊息。這個訊息可能傳到了世界各國，但在重要的日本，卻未見報，那是不言而喻的。
松井大將對日本軍的軍紀敗壞情況表示憤慨，這件事很快地傳到了中
國，作家林語堂在他當時寫的《暴風雨中的樹葉》中說：“戰勝者日本軍
與戰敗者中的崩潰相比，更暴露出了它那不光彩的樣子。日本軍熱中
於暴**， 不可能繼續前進， 以致使日本軍總司令官松井石根也這樣說：
‘日本軍是世界上風紀最壞的軍隊。’”
松井石根大將得知他那佔領南京的所屬部隊之暴虐行為後，震動很大。對此，當時在近衛內閣通訊省擔任參與官的犬養健在其“零星記錄”中說：“大肆進行掠奪和暴行的謠傳，似乎確有其事。松井大將聽後，悲嘆得幾乎昏了過去。”（《揚子江仍在奔流》，第三十七頁）
松井大將之悲痛萬分的訓戒，一般官兵也把它當作耳邊風。屠殺、**、掠奪、放火行為依然如故，反覆出現。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後，第十六師團長中島今朝吾中將被任命擔任南京地區警備司令官，他也是個心狠手辣的人物。在到年一月初，他對來自中央的人事局長阿南說：“中國人什麼的，有多少殺多少。”師團長們哈哈大笑，嘲笑松井大將的訓戒，直到翌年二月初為止，歡慶南京勝利的宴會搞得烏煙瘴氣。
對掠奪、**表示預設
接著是日本兵對普通老百姓所犯下的毫無控制的暴行問題。軍司令官、師團長或司令部的參謀們，他們自然不會去獎勵**和掠奪行為。但可以認為，他們事實上在某種程度上默認了這種惡劣行徑。
前面提到的前同盟通訊社上海分社社長松本重治根據他的同僚、第十軍隨軍記者所談，在書中記述道：“柳川兵團之進擊所以迅速，甚至可以這樣說，那是由於在官兵中間有一種‘可以隨意進行掠奪和**的默契’”（《上海時代》，中央公論新書版，下冊，第二四二頁）。小川平吉也在他於翌年——昭和十三年四月十八日記下的日記中說，他同香港回來的佐藤安之助談起，首先提到了日本軍的軍紀敗壞問題，認為“軍紀敗壞的情況出乎意料。有這樣一件事情：在南京，日本軍入城後，把避難於教會學校裡的婦女強行拉到兵營，施加暴行。牧師和領事偕同婦女前往兵營瞭解情況，副領事遭到了毆打”。並說：“當中島師團長（即上海派遣軍所屬第十六師團長中島今朝吾中將、南京警備司令官。——洞富雄注）向北挺進時，針對松井（華中方面軍總司令官松井石根。——洞富雄注）提出的警告，若無其事地說什麼**在戰爭中是不得已的，由此可見軍紀敗壞的程度。”師團長對士兵們姦汙中國婦女的行為無動於衷，令人吃驚（《小川平吉有關檔案》1，第三七八頁）。如前所述，松井大將在南京人城式後第二天舉行了慰靈祭，並說過“你們不是與星軍不相稱嗎？”當他痛切地申斥官兵時，“大家笑了起來，某師團長甚至說那是理所當然的！”這裡把官兵的暴行說成是理所當然的那位師團長，大概是中島中將吧！豈止是中島，這裡說的是“大家都笑了起來”。這是怎麼回事？再從小川平吉的日記中引用一下有關資料。他在同年二月九日那天寫的日記中，可以看到這樣一段話；“從上海回來的松井七夫（石根之弟）那裡，聽到了新的情況：戰地荒涼、掠奪和**、一衝國要人在建立新政權問題上困難重重等，許多情況是一般人所不瞭解的。”
問題不在於劣等兵的百分比
日本軍對南京市民犯下的暴行，其殘酷的程度是無法辯解的。但也並非軍隊全都獸性化了。
當時， 日本方面在上海出版的一本小冊子 （Plain Speaking on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 Shanghai, 1937－38. 10－Moutains out of Mole Hills）對此辯解說：“即使承認日本軍有若干屠殺行為，承認日本軍與外僑之間曾發生過某些事件，但是幹這些事件的人與整個在華日本軍比較起來，僅佔百分之零點一，或百分之零點五，至多百分之一。即使承認百分之一的最高比率，這在擁有數十萬人的日本軍中，難道算得上是‘大量’的‘壞分子’嗎？公正的人是會清楚地回答這個問題的。”
對小冊子的這種強詞奪理，田伯烈批判說：“其立論的方法，使人們想起女人以‘孩子還小’為理由聽憑孩子淘氣的做法，為自己掩飾。如果有人認為報告中列舉的事件根據十足，那末很清楚，施暴計程車兵在在華日本軍中所佔比例遠遠超過百分之一，即有四千至五千人。如果有五千個士兵施加暴行，我英軍當局感到極為不安。而且，如果知道許多暴行事件是在軍官的指揮下進行的，這種不安心理必將更甚。 ”（《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載洞富雄編前引資料集2，第九十九至一○○頁）
田伯烈也認為，不能認為開進南京城的日本兵全都像野獸一樣。以檢察方面的證人身份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出庭的馬吉牧師作證說：“我遇到過少數作風正派的日本兵， 但大部分只是些劣等兵而已”（《遠速》，四十九號，載前引書1，第一○二頁）。這種判斷稍微有點感情用事，在憎恨日本兵的外僑眼裡，日本兵無疑只是些劣等兵而已。膽敢施加暴行的人，恐怕是日本兵的幾分之一。儘管如此，非常遺憾的是無法徹底否定馬吉牧師的證詞。
並非沒有外僑對溫柔的日本人作過特別描寫。在金陵大學附屬醫院——鼓樓醫院幫助工作的麥卡勒姆牧師也是其中之一。但他說，這樣的日本人為數甚少。麥卡勒姆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提出的宣誓口述（檢證二四六六），其內容以當時的日記為根據，這裡，從中引錄一下有關內容：“我遇到某些彬彬有禮而且尊敬我們的令人愉快的日本人，而其他人都非常殘忍，威脅並毆打我們，打我的耳光，等等。裡格斯（金陵大學）曾捱到一記厲害的耳光。我常常親眼見到一個日本兵幫助幾個中國人，又把中國嬰兒抱起來玩耍。不止一個日本兵同我們談起，他們厭惡戰爭，想回國。日本大使館工作人員是親切的，打算把我們救出來，但他們無能為力。有良心的日本兵極少，微乎其微”（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天日記）。“今天，醫院裡有一半職工成功地登了記。我必須報告日本兵的良好行為。最近，有七、八名很好的日本兵來醫院看望。我們對他們說，給病人吃的食品十分缺乏。今天，他們帶來了一百斤大豆，並有若干數量的牛肉。我們在醫院裡已有一個月沒有吃到牛肉什麼的，因而對他們送來這些東西甚表歡迎。他們問我們需要什麼東西。”（一月三日那天日記。在法庭上宣讀時，這部分省略。同前引書1，弟一一八、一二三頁）
五味川純平[6] 談過與此有關的情況，他說：“所有兵團有一個共同的傾向，都不把中國人當人看待，態度傲慢。但不是所有的官兵都這樣。即使傲慢的、毫無人性的官兵為數不多，但在行動中則佔了統治地位。”（《戰爭與人-10-熱火的獵人》，第二部，第一八八至一頁）——
[6] 五味川純平（1916－），日本作家. 生於中國大連，1943年應徵入伍，曾參加侵華戰爭，到過“蘇滿邊境”。主要作品有《人的條件》、《戰爭與人》等。——譯者
在進攻南京的軍隊中，許多日本兵很惡劣，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問題不在於他們在整個軍隊中所佔的百分比。我們必須重新認識這一點：即使是一部分人，但的確存在著膽敢無法無天地施加暴行的、毫無良心責備的軍官和士兵，而軍部當局對他們違反軍紀的現象又無意採取任何有效的抑制措施。
外僑視為日本最高軍事當局的恐怖政策
南京大屠殺在世界上聳人聽聞，各國紛紛對日本提出指責。陸軍中央部對此雖感到十分狼狽，但只於翌年二月把以“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將、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朝香宮和第十軍參謀長橋本欣五郎為首的約八十名參謀軍官召回國內，對他們提出警告，就此了事。
陸軍中央部對在南京出現的恐怖狀態，什麼措施也沒有采取，長時間來一直放任不管，而對上層領導幾乎未作出像樣的處罰。因此，當時在外僑中有一種強烈的意見，認為從南京事件等所見到的日本兵的殘暴行為，是日本軍最高當局所採取的恐怖政策的反映。《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一書的編著者田伯烈提出的見解具有代表性，他的意見在該書結尾時是這樣論述的：
日本軍在中國所犯種種暴行，難道只是士兵們在勝利的中之越軌
行動的結果嗎？還是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軍當局所來取的有計劃的恐
怖政策？也許有讀者產生這樣的疑問。事實告訴我們，結論是後者。軍隊
的暴行更發生在佔領城市後不久，尤其是在這種佔領使疲憊不堪的軍隊的
軍事行動將要結束之後，即使沒有分辨的餘地，也是能夠了解其情況的。
可是以南京為例——這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日本軍的暴行在佔領市區後持
續了三個月時間，直到筆者於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旬離開中國時尚未停止。
因此，筆者不得不作出這樣的結論：或是相當一部分的日本兵處身於
無人管束的狀態之下，或是日本軍當局企圖以恐怖威懾中國人，以此迫使
中國人投降（前引書2，第一○○至一○一頁）。
不言而喻，陸軍中央部企圖對中國民眾採取恐怖政策，可以說是疑心生暗鬼。然而當日本軍國主義者為了祖國的繁榮而發動戰爭時，我認為必須老老實實地承認這一事實：他們只是喪失了人性。因為他們要犧牲“大東亞共榮圈”之一員，中國的民眾——即使這是他們自己空喊和倡導的，而毫無痛苦之感。
佔領日本的盟軍總司令部認為，發生在馬尼拉的暴行事件，也是在陸
軍中央部的命令下進行的，他們的見解是：“基於審訊俘虜、個人見聞和
沒收檔案所得的確鑿證據，說明了如下令人吃驚時事實，那就是對馬尼拉
市的掠奪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許多令人發抖的事件，並不是在該市處於困獸
猶斗的日本守備部隊失去理性而發作的行動，而是日本軍統帥部在事先冷
靜地一手製訂計劃所產生的結果。把馬尼拉全市置於死地的那項致命的命
令， 直接發自東京” （盟軍總司令部諜報科編： 《馬尼拉的悲劇》
Japanese atrocities inManila）。
軍紀敗壞的直接原因
松井大將對南京佔領軍的軍紀敗壞情況及其處置問題這樣說：“我認為原因在於：一、到上海以來，艱苦的作戰使我官兵的同仇敵愾心理更加強烈；二、由於追擊戰之激烈而迅速，我軍的給養和其他補給不夠充分”（《南京大屠殺事件與松井石根日記》，載《日本週刊》，第三九八號）。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日本大使館在南京舉行的茶話會上，新任南京地區西部警備司令官天谷少將就士兵們軍紀敗壞的原因，向各國外交代表提出了與松井大將類似的看法。第二天，美國駐華大使館二等祕書艾利森致電（檢證一九○六）本國國務院，傳達了天谷少將說明的要點，內容如下；
少將認為，對日本軍在南京所犯的暴行問題感到十分遺憾，各國收到
的報告特別強調這一點，需要說明的是，所以發生掠奪和暴行，是由於長
期以來的緊張戰鬥和遇到中隊出乎意料的頑強抵抗。迅速進軍造成了
糧食供應不足，軍隊的疲憊導致了訓練不夠（《遠速》，五十九號，載前
引書1，第一六二頁）。
在日本軍內出現目無軍紀狀態的一般原因，誠然，可以列舉松井大將和天谷少將所說的那幾點。我認為還必須指出與此有關的問題，那就是作戰毫無正義，或各部隊長為最先攻入南京而急於搶頭功，強制部下的官兵進行艱苦的戰鬥，使士兵的心理狀態發生錯亂。
在“華中方面軍”內部，上海派遣軍也由於上海事變以後的連續激戰而感到疲憊不堪。加之，需要補充人員，補給彈藥和器材，因而當中隊想從上海突圍時，方面軍的參謀認為不能進行緊急追擊，於是曾考慮停止向蘇州、嘉興一線進擊。可是，當中隊開始總崩潰而退卻時，日本軍就放棄原來的方針，立即轉向南京追擊。方面軍的作戰計劃是要在過年後，正月中旬開始進攻南京城，預定足足需要一個月時間，而實際上快一個半月，成功地佔領了南京。由此看來，不難想象，士兵們所強行展開的追擊戰和進攻南京的戰鬥是多麼殘酷！
激烈的戰鬥行為喪失人性
除了上述直接外因，似乎還有種種更帶有根本性的原因導致軍紀敗壞。
首先，這次戰爭系不宣而戰，帥出無名。這是一個很大原因，它無疑導致了官兵的軍紀敗壞，使他們猶如一支進行掠奪的軍隊。
其次，是激烈的戰鬥行為使之喪失人性，這不僅限於日本的軍隊。前面提到的石川達三所寫《活著計程車兵》這部小說，就以這樣的戰場為背景：為開啟上海戰線處於膠著狀態的局面，作為增援兵力的一翼，從華北調來了第十六師團所屬的一支小部隊，在揚子江下游的白茆港敵前登陸，然後一鼓作氣幾經激戰，終於攻佔紫金山，以至於進入南京城。石川所入伍的部隊，是跟著攻打南京的特種部隊，自然未與士兵們一起經受過艱難困苦。然而，他在這部小說裡，如實地描寫了在反覆進行的激烈戰鬥中，官兵們中間有人意識到了這種毫無反省的殘酷性。
史沫特萊（Agnes Sinedley）女士在她的《中國的戰歌》中，舉了一個士兵——出身於東京都大森地區——的例子，說此人在反覆進行的戰鬥行為中逐漸養成了殘忍性。她說：“這個新四軍的機關裡，擺滿了各種戰利品，也有許多軍旗，其中有兩面當作窗簾使用。在戰利品中，還有兩個郵包，裡面分別裝滿了待寄往日本的信件、來自日本的信件、堆積如山的日本兵所記下的日記等等。我請我的祕書和林世福協助把其中一則日記澤成英文。那是一份署名為中村伍長的長篇記錄，對人如何逐漸變為畜生這一過程有較深的研究。……他們抓來了五個住在一起的居民，經過嚴刑拷打後，全都把他們殺了。應徵入伍的日本新兵們，看到了這些情景感到十分恐懼。中村伍長對這些新兵的情況敘述如下：‘新兵總是這樣的，但這些傢伙不久也會這樣乾的。’”
好像曾在第十軍某部隊入伍、參加過南京攻陷戰的佐藤信助（筆名）說：“戰爭改變了人，成了只考慮自己利害得失的人。在血腥的戰場上的日日夜夜中，所謂自制心或教養一下子全部喪失殆盡。誰都變得眼神可怕，開始出言粗暴，行動瘋狂。以若無其事的表情屠殺中國人民的一箇中隊長說自己是神主之子。現在，他也許以崇敬的神情在神社的正殿供上了祝詞。在缺乏教養的一夥人們中間，怕在戰敗後追究他們為戰犯，多少也有人化名後逃了回來。”（《納粹黨恬不知恥的野蠻行為》，載《潮》，一九七一年七月號）
我想再舉一個例子，雖然羅唆一些。山田支隊曾沿著楊子江南岸向南京進擊，該支隊的一個輜重兵看到了一個年輕軍醫也有野蠻行為。該士兵說，他在不斷進行手術過程中逐漸養成了殘忍性，竟然能泰然自若地進行人體實驗，最後色情狂地、若無其事地剖開中國婦女的腹部，割碎了她內部的**組織。他說道；“五個月前，有個扮成男孩模樣的女孩，由於受到迫擊炮的襲擊，傷口痛得厲害，眼看她就要成為一個殘廢的女人，可是軍醫還半開玩笑地把她的身體剖了開來，而我也完全成了同犯。我雖然在中途離場，但那並不是因為我對軍醫們表示厭惡、痛恨和抗議，而只是由於看不慣，感到毛骨悚然。我拼命用泥土覆蓋女屍——她被扔在院子裡的一個洞內，習以為常的我也不知不覺地害怕起來，想起了做夢也沒有想到過的那時的情景。我再也不想回到老婆和孩子那裡去了。”（藤原審爾編：《眾所周知》，第二十二至二十三頁）
日本軍在馬尼拉犯下的暴行，是在山下奉文大將的司令部撤退後，為了破壞美軍登陸時的各種設施，留在那裡的海軍部隊主要在被美軍攻破的最後幾天內犯下的（前引《馬尼拉的悲劇》，第一九一至三一九頁）。南京事件與此相反，它發生在日本軍取得巨大戰果後不久。無論如何，那是官兵們在反常心理狀態下所幹的事件，使人深深感到戰爭的恐怖性。
誠然，也許戰爭離不開殘酷行為。如果是第三者，也可以冷靜地持這種觀點。在當事人看來，如果是被侵略的一方，或可以這樣進行辯解。“然而，發動戰爭的人不能抵賴說：戰爭離不開殘酷行為”（森水哲郎：《日中問題的基點》，載《潮》，一九七一年七月號）。日本軍事上、政治上的大大小小的領導人應該對向中國發動侵略戰爭負責，他們決不能作這樣的辯解。
關於日本軍隊道德敗壞的問題，還有必要把它與軍國主義教育、軍隊教育聯絡起來進行考慮。這裡，就這個問題進行敘述。
郭沫若、林語堂、斯諾控告日本人
在具有國家性質的行動中喪失了人性，這是違反道德的現象，其責任也許不僅在於一個軍部。與軍部相結合，僅在表面上建立近代國家的明治時期的政治家也必須承擔部分責任，毫無批判地予以配合的教育家和其他知識分子階層也應負一定的責任。
關於這一點，引人注目的是中國已故的郭沫若所表明的見解。那就是他關於在近代化日本成長的背後培植了日本國家、日本人的殘酷性這一引人注目的解釋。這就是他為田伯烈編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中譯本所寫的序。現將他於“民國二十七年六月二十日夜”所作的序，全文介紹如下：
人類的正義在未能樹立其絕對的權威之前，民族與民族或國家與國家
之間，為利害衝突而訴諸戰爭，原是難免的事。然而，這戰事，至少要求
其為堂皇的決賽，要求其破壞的慘禍僅限於戰鬥的成員與戰鬥的裝置，於
此等人員與裝置之外不能任意波及。這是文明民族間所有的義務。然而，
把一切世界公約**盡了的日本軍部，根本上便說不到這一步。自從“九
一八”以後，他們始終是以海盜的姿態出現，擅自造成酸禍的口實，因而
繼之以不宣而戰的大規模的侵略。毒氣毒品，橫施濫用，對於不設防城市
與無抵抗的老弱平民，任意施行轟炸，這已經是慘無人道，為世界各國所
一致譴責的行為，而殘酷的暴行還要繼續到每一次作戰過程告了一個段落
之後。大規模的屠殺、**、虜掠、破壞等等的慘劇，在每一個被佔領了
的城市中都要表演出來，而且要繼續到一月、二月、三月之久，不使成為
滅絕人煙的廢墟不止。說到屠殺與**的手段之酷烈，尤其有令人髮指者。
已經解除了武裝計程車兵，被誑騙了去集體地加以掃射或焚燒。十一、二歲
的女孩，五、六十歲以上的老嫗，均難免於**欲者的魔手。有的在**之
後還要繼之以殘殺，繼之以死後的不可名狀的侮辱。這罪孽，在人類史上，
實在是留下了不能洗刷的汙跡的。
本來日本民族離開原始的區域並不甚遠。在我隋朝時代，日本的俗習
還不冠不履，甚且是無盤無俎，以手進食的。隋朝以來輸入了我國的文明
始逐漸開化，然而這德澤僅及於沐猴而冠者的上層，並未能浸潤於一般的
民眾。直至明治初年，日本的一般平民才開始有了姓氏，這原始的程度是
可以想見的。本來還是半開化的民族，僥倖地又受著了歐西文明的恩惠，
而統制者不能運用理智的力量以事統御，故成為文明利器的逆用，犯出了
人類空前的罪行。這罪行要斥之為野蠻，事實上單純素樸的野蠻人並沒有
這樣的酷烈，這樣的殘忍。這兒，充分地表現出於人類社會的危機。文明
而無理智的統御，文明的利器而遭了逆用，這所招致的結果無疑地是人類
的毀滅。人是有自殺本能的動物，人類不也在開始自殺了嗎？
我們中華民族十二萬分地不幸是有了這樣的一位“芳鄰”，而遭受著
空前的浩劫。我們無數的同胞，無數的文化業績，都在這浩劫中毀滅了，
並且還在繼續毀滅著。我們是成為了文明逆用者的犧牲。然而這犧牲，在
我們不過是首當其衝而已。我們的犧牲，對於全世界全人類，絕不是毫無
意義的。由我們的犧牲警悟了愛好和平的民族，他們便知道了文明的逆用
是怎樣危險的行為。由我們的犧牲控御了文明逆用者的越野蠻人——日本
的狂暴軍部，使他們的獸行不至於像洪水一樣立即氾濫於全世界。我們的
犧牲不僅在為自己的祖國，自己的文化築著血肉的長城，同時，也在為全
世界的人類，全世界的文化築著血肉的長城，我們是這樣相信，這樣堅決
地相信著。
《孟卻斯德導報》 （Manchester Guardian，今譯《曼徹斯特衛報》
——譯者）的駐華記者田伯烈氏所編纂的這部《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
正是我們所築著的血肉長城的一部分的寫照了。這樣公平的客觀的寫照在
我們自己是很難做到的，深賴明達的編者與本書中對於編者提供出寶貴資
料的國際的友人們，冒著莫大的危險與艱難，替我們做出了。這兒不僅橫
溢著人類的同情，這兒更高漲著正義的呼聲。編者在高呼著：“中國已經
發生的和正在發生的事態，對於全世界的人士，不管是集體安全主義者或
孤立主義者，都有切膚的關係……除非人類準備長期放棄決定是非曲直的
權利，除非人類甘願冒絕大的危險，使中國目前所遭遇的無可名狀的恐怖
苦難再演於將來，那末，全世界人士對於英勇抗戰的中國，就不應該袖手
旁觀，漠不關心呵。”是的，但我們相信，人類是決不“放棄決定是非曲
直的權利”，全世界人士對於我們也並不會“袖手旁觀，漠不關心”的，
本書的編者和無數友邦人士正是無上的證明，本書的出世備受了全世界熱
烈的歡迎，也正明白地表示著，我們的友人是佈滿於全世界的。
現在本書的譯文又呈現在我們自己的眼前來了。我們對著這片血肉長
城的寫照，我們相信，凡是中華民族的兒女，必然會感受著無限的悲憤而
愈加勉力。我們要為死難及受害的同胞們致哀，要向同情於我們的國際友
人們致敬，而同時要倍加覺悟著自己的責任，要把保衛祖國、保衛人類、
保衛文化的使命，徹底地完成。我們相信，我們正是在執行著“決定是非
曲直的權利”的。抗戰快滿一週年，敵人已經在作最後的掙扎了。我們始
終相信者，人類的正義終必有樹立其絕對的權威之一日。
要理解郭沫若的文章，必須考慮他在執筆時對逮捕他的日本帝國主義勢力所流露的強烈的敵意和厭惡感。但這且不說，我認為郭沫若是中國最著名的日本通，也是優秀的學者和作家，應該虛心聽取他對近代化日本文明所作的批評性的解釋。
明治的領導人以和魂洋才為座右銘。所謂和魂，實際上以封建社會統治階層的意識形態為基調，他們甚至企圖以此來改變本來就是異質性的民族精神。這裡出現了溝通統治者與民眾的“國民思想”。
可以說，是明治文化給這種封建的和魂戴上洋才即以物質文明為主的歐美文明的假面具。由於是前近代與近代的結合，所以未能充分協調，自然就產生畸形的東西，由此就有了很大的可能性，產生出郭沫若所說的那種比野蠻人更殘酷的文明野蠻人的回家。
郭沫若所作的那篇序，未見收錄在他的《抗日戰爭回憶錄》裡，也沒
有收錄在一九五八年出版的《沫若文集》第十一卷中的《羽書集》（五十
九篇）裡。我覺得不可思議，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最近出版了上海圖書館
編纂的《郭沫若著譯書目》，從該書目看來，一九四一年香港出版的《羽
書集》（七十四篇）和一九四五年重慶出版的《羽書集》（五十八篇）都
未收錄這篇序文，由此可以想見，並不只是在戰後出版的《沫若文集》裡
沒有收進這篇序文。另外，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廣東出版的《文藝與宣傳》
和丁三編的《抗戰中的郭沫若》 （戰時小叢刊， 出版時間不明）第四編
《最近言論》等，也未收錄這篇序文。
《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一書出版後不久，正當武漢陷落之際，因
而它失去了在國內廣為流傳的機會，連郭沫若自己手頭也沒有這本書，也
許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未能把這篇序文收錄在他的那本《羽書集》裡。
現在，在中國已很少能見到《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一書，在上述書目
中“會集和選集”（包括部分郭沫若的著譯）這個欄目裡未編入這個書目，
由此也可以估計到這一點。
在郭沫若的文集裡，未收錄他的那篇序文問題，還有下列看法，也不
是不可以考慮的。
一種看法認為是別人隨便利用郭沫若的名義。然而，難道有這樣的人
嗎？他利用國民革命軍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郭沫若的名義，為在其身邊漢口
發行的那本書作序？
另一種看法認為，這是一篇憎恨日本人的文章，感彩較強烈，因
而郭沫若作為日本通，他不想把這篇序文當作自己的東西留下來。這似乎
也有可能。
另外，郭沫若還寫過論文，題為《日寇的殘酷心理之解剖》（一九三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它也沒有被收錄在上述《文藝與宣傳》、《抗戰中的郭沫若》
和《羽書集》中。
介紹了郭沫若的評語以後，接著想聽聽中國作家林語堂的意見。他也就日本軍的殘酷性，向日本人提出了控告。一九四一年他用英文寫的小說—一《暴風雨中的樹葉》，篇幅更長了一點，亦試引幾段如下：
自從上帝創造人類以來，人類在今天才看到：士兵們輕蔑地一笑，把
嬰兒拋到空中，然後讓他巧妙地落在鋒利的刺刀尖上，稱它為體育運動。
今天又把俘虜——他們被矇住眼睛而站在壕溝旁邊——當作練習拚刺刀即
有組織地訓練殺人的標靶。有兩個士兵（事實上是兩個少尉。——洞富雄
注）追蹤著從蘇州敗退到南京的中國兵，他們互相打賭，看誰先砍殺一百
個人。兩人的殺人記錄每天引起了他們的同夥的熱切關注。透過高尚的武
士的規範，大概可以向其封建社會的國民說明他們的行為。但是，這種說
明對其他各國的民眾是行不通的。這種事情對正常的人來說是不可能發生
的。甚至在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制度裡也不可能有。在非洲未開化的人們中
間也不可能有。在人類與大猩猩——在未開墾的原始森林中跳來跳去——
之間的親緣關係的交往中也不可能有。從大猩猩本身來說，也是這樣。大
猩猩只是為了自己的雌猩猩而進行搏鬥和廝殺。甚至在文明的最初階段，
在人類學上也沒有那種為喜歡殺人而殺人的記錄。
不，那種恐怖行為是人的行為，是一個種族的人對另一個種族的人所
採取的行為。大猩猩不會把囚禁的大猩猩集中起來，把它們關在草蓆棚裡，
並澆上汽油，點起了兒而且笑個不停。大猩猩雖在白天肆無忌憚地進行交
配，但不會去看別的雄猩猩進行**而從中取樂，也不會等在隱蔽的地方
輪到自己去**。而且它也不會在完事後用刺刀戳入雌猩猩的**內。
大猩猩的喜悅不至於達到這種程度；在進行**和汙辱之際，強迫它的同
夥站在一旁。
這些事件，本來不應透過創作來反映。因為那很可能被認為是得了精
神分裂症的、想象力豐富的作家所設計的。不，這些事件只能應由中國戰
爭和日本帝隊的相當可靠的考證史才能反映出來。它只有成為歷史性
記錄和國際委員會的正式報告才可信。創作是不可信的。我們對這些事件
只能談這一些，因為我們不是搞歷史的，而是搞創作的。可是，我們對一
種現象發生了興趣，而這種現象，深深地隱藏在日本人的人種心理學研究
和以全人類為物件的人類學研究中難以理解的諸領域內……這些事實清楚
地反映了他們患有性暴露症。然而，具有武士傳統的日本帝隊在世界
人民面前竟不知羞恥地一起脫下褲子，進行自瀆行為，同時讓自已只想在
南京這個遙遠的亞洲城市暴露自己，那如何來說明這一事實才好呢？如何
說明日本帝隊才好呢？——如何說明其精神，如何說明其意識形態，
如何說明其戰術的粗暴性，而又如何說明消化不良的西歐軍國主義與同樣
消化不良的中國儒教——在中世紀的結構上不徹底地移植於日本自身的封
建神道——相結合呢？日本的軍官們對此是怎麼考慮的？日本計程車兵們對
他們自己是怎麼考慮的？為什麼日本的軍官們要繼續這樣幹？他們能夠制
止這樣幹嗎？或者他們愚蠢地想起恐怖戰術，甚至獎勵或強制士兵這樣幹？
如果這樣，問題也許非常複雜了。所謂缺乏強制性的紀律，不能確切地說
明那種輕率的、不合情理的、而且是一概掠奪、缺德和獸性行為。
林語堂對日本軍的暴虐，在理解上，悲憤之餘可能也多少有些誇大。然而，該小說的日譯者竹內好對此說：“我一面翻譯這部小說，一面由於手不時發抖而握不住筆。真是殘酷到了極點。當然，即使有些誇大或歪曲，但當我想到中國民眾所經受的悲慘遭遇，就沒有勇氣提出意見去糾正它。我在翻譯這部小說時，實在覺得難受，很想轉移一下視線，但終於抑制了這種心情。”（日譯本，第三二六頁）
在日華戰爭開始後就在中國充分看到日本軍的所作所為的埃德加-斯諾，也就日本軍的野蠻性問題敘述如下：
任何人種，在戰爭時往往很容易出現野蠻性。但即使承認這一點，在
這個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也不會有人像日本軍隊那樣將人格墮落的形象深
刻、徹底而有組織地暴露出來，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為亞洲而戰》）。
還有，如前所述，佔領日本的盟軍總司令部認為，馬尼拉的暴行事件是在陸軍中央部的命令下發牛的，但對膽敢犯下這種暴行的日本人的心理狀態，指出如下：
雖說有上級命令，但能夠幹下這種令人可怕的罪惡行為，究竟是一種
什麼樣的人？他們出生在日本國內各縣、各城市，而且是在那裡成長起來
的。他們的雙親和教師們現在仍生活在日本。他們的兄弟姊妹現在仍同我
們在一起。換句話說，他們同我們每天在街上看到的日本人沒有什麼兩樣。
這是值得驚歎的事實，是研究日本人心理的人們所要經常感到苦惱的課題
（永芳隆：《長崎之鐘》，附錄，第一九五頁）。
這些發言都嚴厲拒絕這樣的觀點，即以戰爭中的普遍殘酷性抹去日本軍在南京和馬尼拉的暴行。
集體犯罪果真是日本人的原罪嗎？
這裡，我們認為有必要提出作田啟一和高橋三郎的看法，它反映在載於一九六五年八月號《展望》雜誌上題為《我們內心的戰爭犯罪者》那篇文章裡。這篇稿子報道了這樣一件事：在太平洋戰爭末期，駐屯在沖繩石垣島上的日本海軍警備隊曾屠殺三名美軍飛行員。作者在詳細介紹這一事件經過後，並就日本人的集體犯罪問題斷定如下：“我們日本人，作為單個的人，決不愚蠢，也不殘酷。但如果一旦捲入了某種集團，我們就會像狂人一樣行動。同集團採取一致行動，有時成為我們的長處，然而由此也會產生難以救藥的愚蠢。……集體犯罪是日本人的原罪。據我們推測，日本人對集體犯罪根本沒有免疫力。”（作田啟一：《重新考慮可恥的文化》，第一○六至一○七頁）
即使納粹德國慘無人道的犯罪行為不值一談，但它也有程度上的差別，無論什麼地方的軍隊，都有集體犯罪行為。要是說原罪，自然，那也可以說是人類的原罪。不過，關於日本軍隊在後期的道德性問題，有必要從社會學的、歷史的、心理學的角度進一步進行綜合分析。當時中野好夫已在論壇時事評述中指出了這一點（《每日新聞》，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號文化欄）。中野好夫說：“筆者們懷疑這也許是日本人的原罪。也許是這樣的。不過，我總覺得，這無論如何也不能說是日本人的原罪，就像社會上人們經常議論瀆職的議員那樣，斬首、刺殺等行為已成為軍隊的一種習慣，而戰爭末期的日本軍隊難道不正是這樣的嗎？”對此，筆者們也承認石垣島事件是“日本軍隊制度上的結構與一時的群眾心理相互補充和強化而出現的慘狀”。對於日本軍隊的末期症狀，似乎尤其需要作“軍隊社會病理學”的診斷。
誠然，日本的現代軍隊——中野稱之為“末期的日本軍隊”，它隨著時代的發展，其殘酷的程度，後來越來越厲害了。
作田提到的是，在沖繩發生的日本軍對美國兵所採取的暴行事件，衝
繩，日本軍在中國大陸所犯下的暴行在那裡投下了陰影，以至於日本軍在
沖繩決戰時集體自殺。據說當時該島有幾個守備隊長要求島民集體自殺。
但從慶良間群島的渡嘉敷島事件看來，事實真相是命令島民玉碎的與其說
是駐屯部隊毋寧說是島上的警察和村長要島民自發地集結到玉碎場。對此，
有個島民作證說： “村長是在中國參加野戰後回來的。 安裡警察是本島
（沖繩本島）的中城村人，也是在中國參加野戰後回來的。日本軍在中國
施加了暴行，如果一旦失敗，情況將會怎麼樣？那是一清二楚的啊！”對
此，谷川健一說：“在支那事變時，安裡警察和古波藏村長都是現役軍從
而且是同一時期的。他們親眼看到日本軍抓走了中國居民，殺死男的，奸
汙女的。從日本軍對中國居民的犯罪行為看來，他們對美軍也採取了同樣
的舉動，這一點是深信不疑的。”（《沖繩的日本兵》，載《展望》，一
九七一年八月號）
漸趨墮落的日本現代軍隊
在明治維新的變革中誕生的日本現代軍隊，似乎從某個時候起就已漸趨墮落。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七日，-俊六大將接替松井石根大將擔任了“華中方面軍”司令官。他說：
“說起來已是過去的事情了，在日俄戰爭中也沒有聽說發生過掠奪和
暴行之類的事件，而在這次戰爭中卻發生了若干暴行事件。……我這樣認
為， 這難道不是日本的道德觀念的基礎比日俄戰爭的時候差了嗎？ ”（
《南京屠殺確有其事嗎？》，載《丸》，一○六號：《大陸軍戰史》）-
大將認為，日本兵對待戰場上的民眾和散兵，其態度，在日俄戰爭與日華戰爭相比時有天壤之別。 對此， 在“華中方面軍”擔區副參謀長職務的武藤章中將（當時為大佐）也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的檢事審問書中說：日本軍隊膽敢施加暴行，那是從一九一五年出兵西伯利亞時開始的，在日清戰爭和日俄戰爭時，“這種暴行在日本陸軍中沒有先例” （《遠速》，一五九號，載前引資料集1，第一七三頁）。
可以這樣理解；-和武藤兩人所說的日本軍隊之道德敗壞，一般是從日俄戰爭以後開始的，其顯著表現是在出兵西伯利亞時。這一事實，自然同日俄戰爭以後出現日本軍國主義的結構直接相關，兩人的發言是引人注目的證詞。
這種道德敗壞，不只限於士兵。似乎在師團長以下的全體軍官中也都能看到這種情況。松井石根大將在同花山信勝談話時，對師團長一級道德敗壞問題激烈地指出。“在日俄戰爭期間，我以大尉身份參戰，那時的師團長無疑要比現在的師團長好多了。”（參照本書第二二七至二二八頁）
如前所述，-和武藤兩人就日本軍隊的軍紀敗壞傾向所提出的證詞內容，考慮到與日俄戰爭後日本軍國主義的結構所反映出來的事實有關，但是否可以下這樣的結論，好像還是個問題。
我對-和武藤兩人所說的話，一開始就產生若干懷疑。因為在中學生時代，透過軍事教練的教師、退伍老軍官所談的親身經歷，曾聽到過當年暴行的事實。我又透過家永三郎所著《太平洋戰爭》一書，看到了當年在臺灣發生的有關暴行的照片，
那是他從他父親家永宜太郎——一五年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後委以陸軍步兵少尉而前往臺灣赴任——少將的遺物中發現的。
其實，在《亞洲》雜誌一九七一年八月號所載《南京大屠殺》一文中提出的所謂在“日俄戰爭以後”云云等觀點，立即受到了鵜野晉太郎——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軍事法庭上和藤田茂中將等七人一起被判了罪的當事人——的批判，他的批判文章發表在該雜誌同年九月號，題為《〈南京大屠殺〉讀後》，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說：“事實上，日本軍在日清戰爭時，攻入旅順後不久，進行了如同在南京發生的那樣的大屠殺，殺害兩萬人，這段歷史應如何看待？……從明治政府建立侵略性的天皇制軍隊那一天起，就開始了宣傳活動，說要進行‘征伐臺灣’的大屠殺，直到‘八-一五’日本帝國主義崩潰為止，其殘酷性始終不變，這一點是令人難忘的。”
雖然已有上述批判，但我重視-和武藤的證詞，在一九七二年出版的《南京事件》中，詳細地介紹了鵜野的批判文章，並對他們兩人的證詞表示有若干疑問，即使這樣，我仍固執己見，不想修正自己的觀點。原因之一，那是因為獻身中國人長達四十年之久的傳教醫師克里斯蒂——一八八三年來到奉天（瀋陽）——在其所著《奉天三十年》 （Dygald Christie; Thirty years in Mukden, 1883-1913,London, 1914. ）一書中，說是在日清戰爭時，日本軍的軍紀嚴正，出乎意料（上冊），根本沒有提及在旅順所發生的屠殺事件。
克里斯蒂牧師在戰爭開始後即去牛莊（營口）避難。如果發生了鵜野所說的多達兩萬市民被殺之大屠殺事件，這一傳聞當然會傳到在牛莊避難的牧師耳邊，他理應把它寫入自己的那本書中，但該書卻看不到這方面的敘述。該書的日譯本是由矢內原忠雄翻譯的，在戰爭期間出版。人們認為，可能由於書要被檢查，因此他對某些情況略而未譯，但看了原著後，才知道它還是一個全譯本。那末，克里斯蒂為什麼不去特別寫旅順大屠殺事件呢？實在令人費解。但在該書中也可看到關於日本軍暴行的若干敘述，茲介紹如下：
日本軍不斷進軍，一個城市又一個城市地佔領了旅順、開州、海州等。
幾個城鎮和村莊遭到破壞，許多無辜市民被殺，幾百個人在嚴寒的冬天流
離失所。
克里斯蒂所說遭到破壞後許多居民被殺的“幾個城鎮”，其中當然包括旅順，但那裡平時人口只有五千左右，即使附近有多少人為戰火所迫而逃入該市，或有許多散兵換上便衣後混入到市中心，但我不信會有多達兩萬的中國人被屠殺。
在陸奧宗光的《蹇蹇錄》（第九章）、有賀長雄的《日清戰役國際法論》和中冢明的《日清戰爭研究》中，都提到了旅順屠殺事件，雖然我過去不知道這些情況，但也決沒有想到會發生那麼嚴重的大事件。
然而，作為歷史家來說，這是天大的無知，其可恥的失策已經到了無地自容的地步。旅順大屠殺事實上是存在的。
我是透過藤島守內的《屠殺之地‘滿洲’之行歸來》其一、二（載《潮》，一九七二年九、十月號）才確認這一事實的。據說，藤島從瀋陽遼寧大學的教師們那裡獲知旅順大屠殺的有關資料，那就是事件的目擊者英籍船員詹姆斯-艾倫所寫的《旅順落難記》（中譯本）。藤島回國後，在國會圖書館裡找到了艾倫用親身經歷寫的原著（Under the Dragon Flag, 1898.），並對其內容大要作了介紹。書中說，一受害者達六萬人。
不久，我又看了一九七三年十月上源淳道寫的《“東方史”和“亞洲史”》一文（收錄在《近代日本歷史學的發展》，下冊，青木書店出版），瞭解到范文瀾在《中國近代史》 的記述及其所引英籍國際法學者霍蘭德著書（Thomas E. Holand;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law, 1898. ）研究的情況，不要說是受害人數達六萬人，就是說兩萬人也言過其實。儘管如此，我覺得居住在旅順或在那裡避難的中國人多半被殘酷殺害，這是必須確認的事實。與此有關，還可看到兩、三幅隨軍畫家所畫屠殺的場面，那是公開出版的。
在已經獲知這一事實的今天，擺在我面前的新的任務，是要對日本軍的殘暴性弄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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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日本軍隊殘暴成性，由來已久。但事實上, 這個軍隊隨著時代的發展，越發殘暴。對於在日本軍隊中所反映出來的這種素質變化，我們不能視而不見。
年輕軍官“勇猛”無比
在檢查官審問武藤中將的記錄中，還能發現如下問題。檢查官問：“你知道在中國和菲律賓許多無辜婦女和兒童被殺害，有的被**，不感到良心上的責備嗎？”武藤中將答：“在南京和馬尼拉發生暴行後，自己覺得身為與這兩起事件有關的參謀官員， 感到在日本多隊的教育中缺少點什麼。 ”檢查官認為好極了，就插話：“你認為在軍事教育中缺少些什麼？”武藤避開話題說：“在南京和馬尼拉施加暴行的軍隊是緊急動員來的，未受過正規的軍隊教育。”他還就日本軍隊的暴行以南京事件為契機在高階軍官中有所反映的傾向發表議論說：“這證明日本人的素質和人格逐漸降低。在這種情況下，必須改善家庭和學校教育。”這是非正式的議論，它歸罪於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像武藤中將所認為的那樣，南京佔領軍之素質所以差，那是因為日本軍的大部分是未經教育的補充兵和未接受再教育而被迫趕赴戰場的預備役士兵，也許可以這樣說。對此，崛場一雄大佐也在他那《支那事變戰爭指導史》（第七五九頁）中說“這些問題應當僅指責軍隊嗎？軍隊的成員大部分是應徵入伍的，毋寧說國民的反省很有必要，何況是未經教育且年紀較大，而應徵入伍的人素質較差且問題較多，則是經常性的。”
但據我的曾當過南京佔領軍通訊兵的義弟說，滿不在乎地施加暴行的，主要是年輕軍官和士官候補生。所謂“年輕軍官和上官候補生”云云，在舊著《日本近代戰史之謎》中有所記述，但根據以平岡正明為中心的五人採訪小組的調查、採訪、研究和執筆的《日本人的三光作戰》一文中，引用了這些情況，說：“這可能像洞富雄所說的那樣。我在這次調查範圍內，也從舊軍人的回憶中，聽說日本軍的頑強性和殘暴性，主要在於下士官和年輕軍官。他們親自參與屠殺，並作示範，也叫新兵這樣幹，進行了殺人教育”（《日本人的三光作戰》，載《日本之秋》季刊2）。當時參與南京事件的年輕軍官， 現在自然都已上了年紀。 在《日本記錄》中所收《花岡事件》一文的筆者野添憲治也說：“現在，在我周圍上了年紀的舊軍人中，很多人在酒醉後傲慢地說，他們在大陸的行為是野蠻的”（《強行帶走的結果》，載《潮》，一九七一年七月號）。年輕軍官是典型的日本軍人，是單純地培養其軍人精神的，由此可以說，它很明顯地反映了軍隊教育與對敵對國家人民犯下暴行之間的聯絡。
關於這些年輕軍官的殘暴性，我們曾經聽到過下列證詞。鵜野晉太郎自己承認：“在擔任見習士官、少尉和中尉期間，大約直接殺了四十五個人，命令部下虐待俘虜而間接殺害了二百二十五人以上。”他說：“曾入侵中國大陸多達數百萬的日本軍官兵，特別是像我們這樣的尉級軍官，是在戰爭中犯下罪行的最狂暴的重要人物，我們所作所為，說是凶惡的化身也不過分。”（前引《〈南京大屠殺〉讀後》。鵜野也在《世界》雜誌一九七一年十月號上發表了一篇手記，題為《以被控告的立場進行控訴》）
由此聯想到，當進攻南京的追擊戰開始時，有一個傳聞，說是片桐部隊的兩個少尉相互進行在“佔領南京前誰先殺死一百個人”的比賽（《東京日日新聞》，昭和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六日、十三日報道）。所謂誰先殺死一百個人的比賽，事實上是從無錫出發，到攻打紫金山時結束。這兩個少尉，一個殺了一百零六人，一個殺了一百零五人。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內，竟能分別殺死一百多名中國兵，這是正當戰鬥行為的結果嗎？還是屠殺？鈴木二郎——當時作為《東京日日新聞》的隨軍記者曾向報社發了關於這一殺人比賽的訊息——在他前幾年寫的報告文學中提到：兩個軍官說過，“兩人一起逃跑的就不殺”（《我目擊了那次“南京的悲劇”》，載《丸》，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特大號——日中戰爭全貌）。然而，據當時報道，說M少尉（指向井敏明少尉， 一九四七年引渡來華。經審訊後作為戰犯被判死刑——譯者）在橫林鎮戰鬥中殺死了五十五人，他果真能在一次夜戰中殺死這麼多進行抵抗的對手嗎？可以斷定，他殺的多半是俘虜來的不抵抗計程車兵。當時兩個軍官所說的， 是一種隱瞞事實的抵賴。志志目彰曾聽當年進行歡殺百人比賽的N少尉（指野田毅少尉，一九四七年引渡來華，經審訊後作為戰犯被判死刑——譯者）談起過攻打南京的情況，那是他來到母校——鹿兒島縣立師範學校附屬小學向小學生說的。當時，他聽到該少尉這樣說：
報上說是鄉土出身的勇士，或進行砍殺百人比賽的勇士，那是指我幹
的事……
實際上，我在突擊過程中遇到白刃戰時，只殺了四、五個人……
我向已經佔領的敵人壕溝那邊叫喊：“你——來來！（用中國話叫喊，
原文如此——譯者）”於是中國兵一個個向我們這邊跑來。我們要他們排
在一邊，逐個殺死。……
說是砍殺百人，實際上真正殺的差不多是這個數字……
我們兩人進行了比賽，後來常有人問我，你沒什麼事？我說，我沒什
麼事……（《砍殺百人比賽》，載《中國》雜誌，一九七一年十二月號）
“砍殺百人比賽” ，也是一種屠殺。N少尉屠殺了一百多箇中國兵，卻滿不在乎地說：“我沒什麼事，”這就是年輕軍官肆無忌憚的精神狀態。
大約在十年前，伊賽亞-本-達桑、山本七平、鈴木明三人曾提出執
拗的主張，認為發表在《東京日日新聞》上關於“砍殺百人比賽”的報道，
純屬虛構。
我的那篇對此虛假說進行詳細批判的論文，收錄在《駁南京大屠殺是
“無稽之談”論》第一部（第十四至一三八頁，現代史出版會出版）裡。
另外，五味川純平認為“砍殺百人”的行為。並非像報道所說的那樣威武
勇敢，實際上是屠殺俘虜，他在《戰爭與人》10一書中說：“在彼此進行
白刃戰時，他們自己殺了多少人是記不清的，誰也不會確認其所殺的人數。
要確定，必須有在場的目擊者作證。當時的情況並非是白刃戰，他們所殺
的，無非是被他們抓來的人，是喪失鬥志、如同難民或俘虜那樣的一些人，
是在進軍途中抓到的散兵。這已不是什麼威武勇敢，而應該說是殘忍。”
（第一至一九○頁）
關於年輕軍官的這種殘暴性，也有人——親身經歷過戰爭的人——同我的理解抱不同看法。據作田啟一所著《重新考慮可恥的文化》，據說，當他在《展望》雜誌上發表上述考證性的論文時，前參謀崛江芳孝曾向他發表如下意見：“在中國時，我覺得上了年紀計程車官、下士官和士兵中，有許多人強烈要求讓他們去處決俘虜，為了拒絕他們的要求，負責人需要有很強的信念和統率力。否則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為下面的要求所左右，對他們處決俘虜表示預設。可是，在出身於農村和學徒計程車兵中，相反有不少人想保全俘虜的性命（第一○七頁）。不錯，這樣計程車兵肯定是有的。但怎麼能說明這是普遍傾向呢？何況，似乎從中可以看出，那是職業軍人瞧不起少尉和下士官——他們是由預備役應徵入伍一年後提升為志願兵的。
軍國主義教育、軍隊教育和官兵的道德觀念
在南京佔領軍中所以出現軍紀敗壞的情況，其原因，如前所述，可以舉出很多，但最重要的是錯誤的軍國主義教育和軍隊教育，導致官兵的道德敗壞，這是個最大的問題，必須研究-
大將和武藤中將企圖從日本人道德觀念普遍薄弱中，找出日本軍士兵的軍紀、風紀敗壞的根源，但我決不能同意在日本軍隊教育中處於負責地位的、那種第三者的發言。如果即使有這種傾向，但土兵的道德敗壞難道不是由於錯誤的軍國主義教育和軍隊教育所引起的嗎？對此，-大將內心裡絲毫沒有反省，我感到很遺憾。特別是日本軍官鼓吹對中國及其民眾的根深蒂固的蔑視，鼓吹無視對方民族感情的同仇敵愾之心，使日本士兵的心情受到了可怖的影響。對這種影響，可以認為不只是-大將一個人沒有感覺到，恐怕陸軍首腦部裡的人都沒有感覺到。
這裡介紹一個著名軍官的例子，他曾肆無忌憚地說過瞧不起中國人。
據說，昭和十一年五月，當同盟通訊社上海分社社長松本重治在新京（當
時偽滿首都，即今長春——譯者）同關東軍負責謀略工作的參謀田中隆吉
中佐舉行會談時，田中參謀竟敢說：
“坦率地講，對中國人的看法，你和我根本不同。你似乎把中國人當
作人看待，我認為中國人是豬玀。對他們怎麼幹都行。”
松本聽後，曾在文章中寫過；
“不論他說得多麼坦率，但我從日本軍人那裡聽到如此荒謬的看法和
如此粗魯的語言，這還是第一次。想不到讓這樣的小子操縱著關東軍的謀
略工作，我不僅感到可嘆，而且替日本覺得可悲。”（《上海時代》，中
冊，第二○九頁）
正如松本所說，聽到這種粗暴的語言是“第一次”，但蔑視中國人，
可以說是軍官，從而是士兵的共同看法，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當
時陸軍中央得悉南京大屠殺的情報後，曾派人事局長阿南前往當地瞭解情
況，南京警備司令官中島今朝吾中將竟敢對他說：“中國人不論多少，統
統殺掉。”他如果不極端蔑視中國人，說話就自然不會用這種口氣。
再舉一個士兵的例子。一九三九年在和歌山參加第二十八聯隊的大前
嘉就他自己當時的精神狀態說：
“那時，中國人是螻蟻之輩。我們接受的教育就是這樣。殺死螻蟻之
輩，還會受到什麼良心責備嗎？”（創價學會青年部反戰出版委員會編：
《致不懂戰爭的一代-42-和歌山編〔在中國大陸的日本兵〕》，第一四
九頁）
在這一編中收錄了二十多篇手記，全都毫不掩飾地揭露了屠殺、拷打、
**、掠奪等各自所犯下的瘋狂罪行。其中有一篇題為《在野性的那邊…
…》，結尾時這樣說：
“我未能殺過螻蟻之輩。但我不得不承認，在自己身上獸性的一面，
潛伏著難以捉摸的魔鬼般的生命力——以殺人為遊戲而從中取樂。所謂戰
場，意味著在這塊土地上予那妖魔以生存的觀利。”
我覺得這時使用這種語言，稍感躊躇。但其實是最出色的。
中國派遣軍的情報員、下士官山岡繁，在日本戰敗後曾作為戰犯在蘇聯和中國關押了十年，他從少年時代開始就接受了軍國主義教育，並在日本軍隊的“軍人精神”薰陶下，產生了令人可怕的精神狀態。對此，他這樣說：
當時，我們對日本民族抱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優越感，而對其他民族採
取蔑視態度。還有一種殘忍的武士道精神，把殺人當作英雄行為，並從崇
拜天皇的極權主義出發，產生了非人道的思想，即對強者、掌握權力的人
絕對服從，對弱者、不掌握權力的人使之服從。這些思想是從少年時代就
開始接受教育，在軍隊裡透過軍人精神的薰陶而形成的。正由於有這些思
想， 才把侵略戰爭視為正義戰爭， 若無其事地幹下了慘無人道的行為（
《我的體驗：控告侵略戰爭》，載《新評》，一九七一年九月號）
徐平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擔任助理檢察官，中國解放後，即一九五六年六月，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上對日本戰犯——包括山岡繁——進行審判時，他擔任第五十九師團長藤田茂中將和其他兩師團長的辯護律師。他有機會去詳細查明三個被告當作戰犯處理的原因，因而明確說：“他們為什麼如此野蠻殘酷？為什麼公然侵犯國際法規？他們從什麼時候開始敵視中國人民的？我曾詳細問清了這些問題。他們的回答大體一致。他們在小時候也和其他國家的兒童們一樣天真爛漫，一旦進入小學，學習教科書，他們中間就開始滋長軍國主義思想。‘欲征服亞洲，必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的思想在青少年時代已逐漸形成。後來，他們入陸軍學校，從事軍務。從此，東條、廣田等人鼓吹侵略戰爭的言論就成了他們的主導思想，以至最後狂熱地執行軍國主義政策，屠殺中國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國人民如何反對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書的行為》，載《人民中國》，一九八二年十月號記者採訪記）
“在這次戰爭中，當軍部處於敗北之時，一億玉碎的思想在他們中間
高漲起來。於是，在沖繩本島陷落時，十六萬以上居民與守軍共命運，被
置於死地，甚至在幾個所屬的島嶼上，還發生了強制居民集體自殺的事件
（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結果部隊長卻活下來當了俘虜）。不僅如此，當
迎擊美軍進行本土決戰時，甚至有像大本營某參謀那樣的人向坦克部隊發
出指示：開過去，對擠在路上正要逃向內地避難的民眾們，毫不客氣地壓
死他們，前進！”（司馬遼太郎和鶴見俊輔對談：《歷史中的狂與死》，
載《朝日雜誌》，一九七一年一月號）軍人們不許本國民眾投降，以至於
要他們一起幹，直至戰鬥到死，併為進行有效的戰鬥，竟然用咱己的雙手，
透過殘酷的手段，把他們當作犧牲品而毫不介意。
軍人們的精神狀態自然，可能是其在戰爭本期所反映出來的一種瘋狂
性，而其本質必然歸之於透過軍隊教育所灌輸的“軍人精神即法西斯主義
者的精神結構”。
像山岡所說的那樣，日本人所以若無其事地對中國人施加暴行，也可以說是由於對中國人採取了強烈的蔑視態度。日本人在中國土地上膽敢做出蔑視中國人的行為，還是從日俄戰爭後不久開始的。
那是發生在東北地方（舊滿洲）的事情，前面提到的克里斯蒂牧師這樣說：
日本軍在以前的戰爭（日清戰爭）中的正義和仁慈得到讚揚，而一切
**行為卻被忘記得一乾二淨。今天是戰勝者應同滿洲農民結為永久友誼
的大好機會。屢次苦於戰亂的這些農民們，把日本人當作兄弟和救星表示
熱烈歡迎。於是就很容易地開拓了長期佔有這塊國土之途徑。而且許多人
是這樣希望的。可是不管日本當局的領導人和高階官員目的何在，普通士
兵和來到滿洲的一般人民是沒有能力認識他們這種地位的。他們的看法是：
打敗了一個大國的人民，日本是最優秀的，應該無視中國。由於他們頭腦
中存在這種思想，因而不是作為救星而是作為勝利者來到中國，把中國人
看成為被征服者，予以輕蔑對待。
一旦取得和平，日本國內最低下、最惡劣的一部分群眾進入中國。中
國人像以前那樣繼續受苦，失望的情緒越發使他們怒不可遏。今天戰爭已
經結束，留下來不走的許多低下的普通人民繼續進行剝削和不法行為，因
此中國人很不理解。正如有人所說：“俄國人有時也沒收我們的財產，但
許多人則付出了四倍於價值的錢。日本人儘管說要付錢，而實際上卻連價
值的四分之一的錢也沒有付給我們。於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不幸的是對
日本人表示厭惡，對他們的動機存有猜疑，不願同他們合作共事，這種傾
向有增無減。要徹底消除這種感情是困難的。”（《奉天三十年》”，下
冊，第二六三至二六四頁）
克里斯蒂牧師把日俄戰爭後來到東北的日本人說成為“日本國民中最低下、最惡劣的一部分群眾”。誠然，在他們中間可能有許多低下、下流的人。儘管如此，是否能說他們是日本人中間最差的呢？如果他們壞，是否可以說，那是反映了日本人普遍壞，或變得壞起來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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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談到的是預備役兵和補充兵的暴行問題，現在想消微研究一下出身於農村計程車兵的“殘暴性”問題，這是個與上述問題有關的經常遇到的問題。
崛田善衛以南京事件為背景寫了一篇小說，題目為《時間》（發表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號《世界》上）。作者透過主人公中國人陳某的口提到島田這個農村出身的樸素的勤務兵，說：“樸素——但我知道，與城市工人相比，他們更加殘忍。”
在膽敢進行殘酷行為計程車兵中，較多的人出身於農村，這或許是真的。但即使有這種事實，那也不能說明農民本來是殘酷的或野蠻的。因此，我很難同意這樣的看法：“我深深感到，日本軍的殘暴性是潛伏在日本社會日常生活中的殘暴性在這種場合的反映。當時，我即想到了日本士兵和日本農村的落後性。”（《朝日新聞》專欄，一九七○年一月二十日）
我認為，日本農民本來是善良和樸素的。正如前面所述，他們在維新變革後，有一種封建的、恐怕帶有殘暴性的武士社會的思想和習慣，作為“國民道德”強加在他們頭上，而且還得到了神國思想和軍國主義思想的灌輸。於是，樸素的農民一直接受這種思想的灌輸，他們成了法西斯軍隊的凶猛的戰士。我們必須這樣理解。佔領日本的盟軍總司令部認為：“日本人強加於人道的令人可怕的罪過，是日本五十年來宣揚‘皇道’和‘大和魂’之必然而不可避免的結果”（前引《馬尼拉的悲劇》，第一九六頁）。中國作家夏衍也這樣認為：“在過去一段時期裡，軍閥、浪人和背叛革命的人統治了整個日本，他們把自己本階級的性格強加在日本人民頭上。完全推蓋了‘人民的特性’。”（玉島信義譯編：《中國之日本觀》，第一四九頁）
他們不僅成了政治思想上十分殘忍而凶猛的戰士。誰都知道，舊日本軍隊的非人的訓練時常是殘酷的， 因而把他們培養成為“凶猛的戰鬥力”（野間巨集 [7] ：《真空地帶》）。家永三郎認為，這種作為凶猛的戰鬥力培養起來計程車兵，不僅成為戰爭時的勁旅，而且從中“不可避免地派生出熱衷於對俘虜和當地非戰鬥人員施加暴行的後果”。並又認為：“應該說，平素受到壓抑的心理，在無視人類理性的破壞行動中使其爆發出不滿情緒；自己的人權全被人們無視的人，他們採取行動，無視置於自己實力之下的弱者的人權，那是必然的”（《太平洋戰爭》，第七十三、二八六頁）。五味川純平也說：“在軍隊生活中，得不到當人看待計程車兵，極少有可能把被自己打敗的外國人當人看待。”（《戰爭與人》10，第一九三頁）——
[7] 野間巨集（1915－） ， 日本作家。1941年曾應徵入伍，到過菲律賓等地，1943年因違反“治安維持法”而被捕，不久被開除軍籍。戰後從事寫作。1952年發表的小說《真空地帶》，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的軍隊生活，獲每日出版文學獎——譯者
世界語工作者長谷川照子[8] （一九三七年四月，即在戰爭爆發前四個月，她跟隨中國丈夫到了上海了不久前往內地參加抗日戰爭，一九四七年在東北地方——舊滿洲因病逝世） 於一九四五年在重慶出版了《在戰鬥的中國》 一書，她在其中《在上海》一文中這樣說；“一位墨西哥作家曾在什麼時候寫道，日本人是魔鬼的魔鬼。有的人說日本兵像野獸，還有人堅持說，他們的野蠻程度遠遠超過野獸。我，作為他們的同胞，絕不對此提出抗議。但我覺得，這種比擬有些枉然。他們是法西斯侵略軍。難道這還不夠嗎？難道從他們身上我們還能希望得到什麼好處嗎？”——
[8] 長谷川照子（1912－1947），又名綠川英子，國際主義者。在抗日鬥爭的艱苦的年代裡，她曾毅然決然地離開自己的故土——軍國主義統治下的日本，與中國人民一起用世界語寫文章，對日本進行日語廣播，為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貢獻了她自己的一生——譯者
渡部升一曾有這樣一句驚人的說法，說是關於南京大屠殺的“一切傳聞和文獻的起因”，只是在一個“美國牧師馬吉的蠱惑人心的宣傳”中“提及”，但他也不得不承認，日本軍隊帶有極度的殘酷性。於是，企圖把“從日華事變到太平洋戰爭所出現的突出的非常殘酷的例子”，歸因於“當時的日本軍隊已為一種政治思想所支配”（《讀史方法》，第一三三至一三四、一三六頁）。他雖沒有提到“一種政治思想”的根源是什麼，但可以認為，恐怕指的是極端的天皇主義和對天皇的崇拜。
天皇形象在毫無畏懼、敢於殘酷進行“戰鬥行動”的日本人的精神狀態中，對此，竹內實[9] 有另外一種理解，他主張：“在實際侵略中國的過程中，天皇的存在使平凡、膽怯的日本有了勇氣和信念，有可能說服自己去進行侵略和殺戮，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天皇本人是否喜歡這樣做，這個問題這裡避而不談。在日本人一般的精神狀態中，天皇的存在就是如此”（《觀察中國的出發點》（中央公論叢書，一九七五年），第一七七頁）。對此，五味川純平也是這樣解釋的：“要我去刺殺，我就懷著愉快的心情去刺殺，這種心理狀態似乎在日本兵中特別多。南京事件不能與索姆米事件[10]相比，但那種奉命行事、恬不知恥的思想意識，在確立天皇制的過程中深入到日本人的意識結構裡。”（座談會筆記：《“五十年戰爭”的意義——小說、電影（戰爭與人）漫談》，載《歷史評論》，一九七二年一月號）——
[9] 竹內實（1923－），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家——譯者
[10] 索姆米譯音；索姆米事件指1963年3月美軍在侵越戰爭中發生在索姆米村的屠殺事件——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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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期的日本軍隊中，充滿了下克上的風氣，因此軍紀紊亂，這是不言而喻的。瀧川政次郎博士特別提到“南京事件”，認為發生這起事件的最大原因就在於“軍隊喪失統率力，軍紀紊亂”，並說：“在培植私人武裝力量的軍隊裡，必然會出現下克上的風氣。軍隊的實權很快轉到了佐官級、尉官級，到頭來轉到了下士官級手中。 在不聽從軍官命令的F主官的統率下，士兵們的暴行和掠奪是不可避免的。”（《新版：評東京審判》，下冊，第九十六至九十七頁）
關於這種下克上的風氣與暴行事件之間的聯絡問題，早在西雅圖發行的日文報紙《稍息》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第四號上，以《在法西斯統治威脅下的日本》為題，作了這樣的論述：“關於如此大規模的慘絕人寰的暴行，其原因，得出的結論是：對橋本大佐以下的軍官們之下克上的擅自行動，未予懲處，這種情況對一般士兵帶來很壞影響，軍規完全混亂。也有一種說法，認為發動這次戰爭是不正義的，所以思想鬆懈。”（《出版警察報》，第一一一號）
渡邊和瀧川博士也許認為，日本軍隊是在昭和時期以後開始變壞的。日本軍隊性格殘暴的嚴重發展，無疑是在這個時期。但應該看到的是，其根源卻在很久以前就早已存在了。
這是早就應該介紹的，一九七一年，新島淳良在日中友好協會（正統）
永福支部編輯出版了《南京大屠殺》小冊子。他在小冊子裡提出父母子女
一同自殺的看法，作為南京大屠殺事件的一個原因。對此，引起了人們的
批判，同年六月二十四日，新島似乎為了對此批判作出回答，他在東京大
學教養學部就“南京大屠殺”問題作了“自我批評”，這個“自我批評”
全文刊於同年出版的八月號《情況》中，題目為《我所瞭解的南京大屠殺》，
而且歸納了幾個要點，同樣刊於八月號的《新評》中，題目為《立體結構
——南京大屠殺》。新島還在以前訪問過南京，調查了事件的情況，並以
調查報告的形式發表了兩篇文章：《所謂三十萬人生命被奪的“南京事件”》
（載《東風新聞》，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號）和《在雨花臺“聽取南京大
屠殺情況”》（《**下的中國紀行》3，載《大安》，第十三卷，
九號）。
滿鐵南京事務所所長西義顯的慘痛感受
最後，在結束本書第一編的敘述時，介紹一下已故南滿洲鐵道公司南京事務所所長西義顯所寫《悲劇的證人》中的一篇文章……（刪去三句未譯——譯者）
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軍全部佔領南京，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