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是智慧的較量，更是力量的競逐。孫子對軍隊管理和訓練給予了高度的重視，認為“兵眾孰強”、“士卒孰練”是決定戰爭勝負的兩個基本因素。事實上，離開一支紀律嚴明、訓練有素的軍隊，在戰場上要取得任何勝利都是不可能的。韓信卓越的軍事謀略都是建立在一定的軍事實力基礎上的。井陘之戰千百年來一直為人們所津津樂道。此戰，韓信率領的部隊是新募之卒，如韓信所言是“驅市人而戰”，就是這樣的一支軍隊卻進退有序，潛伏無形，攻則必取，戰則必勝。顯然，如果不是韓信長於訓練軍隊和善於統馭士卒，這支軍隊是不可能有如此強大的戰鬥力的。由井徑之戰，我們既可領略韓信用兵如神的智慧，也可管窺韓信治軍如神的風采。
孫子強調：“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作戰時部隊要能偽裝混亂以誘敵，戰前必須先有嚴明的法治；作戰時部隊要能偽裝怯懦以誘敵，戰前必須先有勇敢的素質；作戰時要能偽裝弱小以誘敵，戰前必須先有強大的兵力。部隊實治而敢於示敵以亂，是因為組織有序；部隊實勇而敢於示敵怯懦，是因為態勢有利；部隊實強而敢於示敵以弱，是因為兵力雄厚。具備了這樣的前提條件，欺騙敵人，敵人就會聽從調動。引誘敵人，敵人必會貪利上當。由韓信所創造的一系列著名戰例來看，韓信用兵如神，每戰必勝，既有賴於韓信卓越的用兵智慧，也必有賴於韓信過人的治軍之能。
孫子強調：“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運用智慧不戰而屈人之兵是《孫子兵法》的核心思想，究其實質，就是以軍事實力為後盾，透過“伐謀”、“伐交”等一系列非軍事手段來達到勝利的目的。這種全勝戰略思想，成為後世用兵者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韓信既重視奇謀詭詐的軍事手段的運用，也重視“伐謀”、“伐交”的政治智慧的運用，他把政治鬥爭、外交鬥爭和軍事鬥爭融為一體，這對古代軍事家來說是難能可貴的。
“不戰而屈人之兵”就是要在心理上或是計謀上勝過敵方，從而避免交戰，取得戰爭的勝利，這樣的戰爭才是高妙的戰爭，而這種取勝的方式，是兵法所謂“善之善者”，高招中的高招。韓信兵不血刃下燕就是運用智慧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範例。漢王三年(公元前204年)十月，韓信以背水陣大破趙軍，迅速平定趙地，燕、齊成為他要依次打擊的兩個目標。當時的情況正如李左車所分析的那樣，韓信雖然連戰皆捷，名聞海內，威震天下，但其所部漢軍，由於長期征戰，已經疲憊不堪，實難再用。如果強攻燕國，勢必鈍兵挫銳于堅城之下，曠日持久，屈力殫貨，使齊國乘敝於後。只要燕、齊不下，韓信對項羽實施戰略包圍的計劃便不能實現，而楚漢間之勝負也就難見分曉。所以，如何迫使燕國屈服，確是當時既費籌劃而又至關重要的一環。為此，韓信毅然採納李左車“先聲而後實”的策略，不費一兵一卒，使燕國望風而靡。
《太公兵法》說：“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攻期於無戰，戰期於無殺，不戰不殺，卻能使敵人不得不自甘屈服，實為軍事鬥爭的無上妙諦。但這種十全十美的勝利不可能毫不費力，唾手可得，它必須透過高妙的運籌和艱苦的鬥爭才能得來。在戰前作好軍事鬥爭準備的同時，還必須運用伐謀、伐交等手段，同敵人進行曲折的較量。這樣一來，即使戰爭爆發，敵人刀己臨頸，智不及謀，勇不及鬥，動彈不得，只有低頭認輸，自甘屈服。韓信兵不血刃下燕確係由心計功力伐謀伐交換來的：一是透過顯示有自己戰則必勝的力量，對燕國形成強大的威懾；二是把在戰爭不可避免時敢於使用力量的決心和意志顯示出來，並把這一資訊明確地傳給燕國。燕國之所以自甘屈服，實出於萬不得已。
在攻心奪氣不能屈人之兵的情況下，在“伐兵”問題上，韓信總是根據敵我力量的強弱，採取不同打法，靈活機動地戰勝敵人，努力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勝利。事實雄辯地證明，在力量優勢、態勢有利、主觀指導高明的情況下，可以取得損失小而戰果大的勝利。垓下之戰，漢軍數量上佔絕對優勢，但是，韓信並未因此死板地採用四面圍攻的打法，而是針對楚軍戰鬥力很強的特點，以圍三闕一、虛留生路的戰術，正面佯攻，兩翼包抄，將楚軍擊敗，挫其銳氣。然後圍而困之，入夜，韓信令漢軍四面唱起楚歌，楚軍兵少糧盡，加之聽到四面楚歌，軍心更加渙散，紛紛逃亡。項羽見大勢已去，在逃跑途中自刎於烏江。韓信以四面楚歌、十面埋伏的絕唱為自己的軍事生涯畫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
從戰爭自身特點出發，只有突然襲擊才能出敵不意，攻其不備，取得勝利，這也是由“兵之情主速”這一客觀規律決定的。韓信指揮的戰役都是以主動進攻的形式出現的，秦亡後，諸侯兵罷戲下，項羽本想一心一意去當他的西楚霸王，而劉邦則要東向爭權天下，這就使漢軍處於主動進攻的地位上。劉邦在彭城會戰失敗後，自己堅守滎陽、成皋一線，而派韓信率偏師對楚軍實施戰略包圍，韓信仍處於主動進攻的地位。這種主動進攻的地位和當時的戰場態勢，都要求韓信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