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民國佛教史(1/3)
佛教歷經太平天國之戰亂，衰頹不堪。至清末民初，廟產興學[1]的風潮，更使佛教的發展雪上加霜。當時迫害佛教的不再是少數帝王官僚，如三武一宗，而是整個社會，使得佛教面臨歷代最大的危機[2]。幸有佛弟子們起而護法，如：章炳麟發表《告佛弟子書》及《告白衣書》兩篇文章，燃起僧青年佛子護教的熱忱。又有陳樨庵、周叔迦等以金陵刻經處與祇洹精舍等處為中心，影印刊行佛經，以及倓虛、諦閒、太虛、月霞、東初、歐陽竟無、呂澂等興校辦學，為佛教復興作育人才。這一切皆予中國佛教復興的契機，不僅使佛教教義的闡揚與研究較清代進步[3]，也使佛教各宗逐漸抬頭，尤其禪淨雙修的行持，成為佛教的主流，水（本章未完，請翻頁）陸法會及各種經懺為主的法會也迅速發展，且延續至今，仍隆盛不衰。
另外，佛教為了應變民初政治、思想、文學等變革而籌組教會，倡導革新，人間佛教的理念應運而生，成為民國以來一大特色。公元1911年，天童寺敬安法師等人創設“中華佛教總會”[4]，初步提出了保護寺產、振興佛教的口號。太虛大師[5]提出佛教教產、教制、教理的三大革命，發表《整理僧伽制度論》，設立武昌、閩南佛學院及漢藏教理院，創辦《海潮音》、《人海燈》、《佛化報》、《佛化新青年》等雜誌，乃佛教革新運動最著力者。
“七七事變”後，太虛大師又號召佛弟子群起救國，全國佛教僧青年齊力響應[6]，可說是中國佛教由舊（本章未完，請翻頁）趨新的一個轉折點。1949年，部分佛教僧人到臺灣，使佛教在臺灣發展起來。計民國肇立至1949年約三十八年間，為教為法的高僧大德有虛雲、來果、弘一、慈舟、圓瑛、印光、敬安、大醒及歐陽竟無、梁漱溟、湯用彤、王恩洋、唐大圓、江味農、範古農、呂碧城、周洋光、戴季陶等。1949年前後的臺灣佛教已有月眉山靈泉寺、大湖法雲寺、觀音山凌雲寺和大崗山超峰寺等四大主流法派[7]，佛教多具閩南、齋教或日本化的性質[8]。直至僧侶陸續來臺後，經過不斷的努力，如1948年慈航法師主持“臺灣佛學院”，1953年白聖、太滄、智光、南亭在臺南大仙寺首開戒壇，臺灣佛教才重新迴歸到傳統中國佛教的形式制度。（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