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袁世凱的幾個未解之謎
（一）“二十一條”中日交涉之謎
“二十一條”分為五項，第一項是關於山東的，第二項是關於滿蒙的，第三項是關於漢冶萍煤鐵聯合企業的，第四項是關於中國沿海地區不可割讓，第五項是日本對中國內政及其他權利的干涉，實質要使中國的政治、軍事、財政及領土完全置於日本的控制之下。
“二十一條”交涉與袁世凱稱帝有關嗎?
第一種觀點認為，“二十一條”交涉是袁世凱為了取得日本對他稱帝的支援而引起的。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的前身)的一些件史料認為，袁世凱為了要日本承認他稱帝，事前曾與日本進行過暗中交易，1915年3月10日，中華革命黨黨務部長張居正釋出了《黨務部通告第八號》，內稱：
據箇中訊息，此次交涉之由來，實由夫已氏欲稱帝，要求日本承認。日本政府欲先得相當之報酬，要求夫已氏，夫已氏隱許挪之，故有條件提出。
引中的“夫已氏”是指袁世凱。
同年4月下旬，中華革命黨總務部長陳其美的祕書黃實，將關於“二十一條”交涉更詳細的通告，送發國內有關黨人以及新加坡、舊金山等地的華人，該通告說明了袁世凱想透過賀長雄等人與日本大隈首相的私人關係，請求日本政府贊助他稱帝，日本內閣請求元老，元老乘機向中國提出種種要求。袁世凱為了稱帝打算祕密承認條件，但由於外國報紙揭露了，袁世凱才迫不得已拖延與日本的談判。5月初日本提出最後通牒，孫中山向在東京的革命黨人散發檄，提到了中日交涉開始前袁氏曾與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密談，袁氏要求日本承認他稱帝並驅逐在日本的中華革命黨，日本公使因此提出“二十一”條作為交換條件。
第二種觀點認為，日本探知袁世凱稱帝野心後，把帝制作為交涉的引誘手段，要求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白蕉編纂的《袁世凱與中華民國》一書論證道：第一，據劉彥編著《歐戰期間中日外交史》：“1914年，德國將與俄、法宣戰，為維持中、德和平關係，德國駐青島總督有祕密承認袁氏稱帝的件。”青島被日軍攻克後，此項件落入日人之手，日本始悉袁氏稱帝決心，將密件視為奇貨可居。第二，日置益公使曾對曹汝霖說：“敝國向以萬世一系為宗旨，中國如欲改國體為復辟，則敝國必贊成”。第三，先是日置益入覲，主復辟，其理由以中日兩國近鄰，國體一致為宜。
但也有學者認為，“二十一條”與袁世凱稱帝野心無關，張國平、吳佩林於2003年發表的《重論中日二十一條交涉與袁世凱帝制野心的關係》一即持此觀點。他們認為，袁世凱對復辟帝制極力遮掩，他曾抵制過“二十一條”，“二十一條”的提出不是因為袁世凱的野心而引起的，而是日本政府與民間的建議合成的。
首先，袁世凱對復辟帝制極力遮掩。日本在攻克青島的當月下旬，袁世凱剛剛平息了清室復辟活動，這必然影響日本對袁氏稱帝野心的判斷。此次復辟活動是由清室遺老勞乃宣於1914年9月初開始掀起的，到11月上旬，復辟帝制在北京幾有“滿城風雨”之勢，11月23日，袁世凱為復辟案發布命令，宣稱：“須知民主共和載在約法，邪詞惑眾厥有常刑”，以後如再有宣傳復辟者，“即照內亂罪從嚴懲辦”。至此，清室復辟活動才偃旗息鼓。顯然，在袁世凱公開平息復辟活動的形勢下，日本即使獲得了德國祕密承認袁氏稱帝的件，也不會輕易斷定他有稱帝的決心。“二十一條”開始交涉後不久，袁世凱復闢帝制活動仍在祕密中進行，連親信馮國璋也受他矇蔽，不明真相。1915年6月22日，馮國璋進京拜見袁世凱，涉及帝制問題，袁世凱堅決否認。既然馮國璋都不明白，日本又怎能猜測出袁世凱即將稱帝呢?
其次，袁世凱絕對沒有承認“二十一條”之意，他接到“二十一條”時，只是對日本公使表示：“容詳細考慮，再由外交部答覆”。袁世凱覺得問題嚴重，派顧維鈞隨時與英美公使聯絡以尋求支援；還派日籍顧問賀長雄赴日與元老商議，以減少日本內部對中國的壓力。從後來日本放棄“二十一條”中的第五項要求來看，也可推出袁世凱對“二十一條”進行過抵制。
以上三種觀點，哪種較為正確呢?就第一種觀點而言，張居正釋出的《黨務部通告第八號》以及孫中山向在東京的革命黨人散發的檄，都帶有感**彩，而且材料來源只是“據箇中訊息”，所以可信度未必高。第二種觀點認為日置益公使曾與曹汝霖等說過，“敝國向以萬世一系為宗旨，中國如欲改國體為復辟，則敝國必贊成”。但真實情況是，袁世凱復闢帝制之初，陸徵祥推說外交難辦，不願承擔復辟責任，曹汝霖也不願負責任。既然日置益先前已向曹氏表明了支援帝制的態度，為何帝制活動進行之際曹氏卻不敢承擔外交責任了呢?所以日置益公使是否曾與曹汝霖等說過支援袁世凱復闢的話值得商榷。由上述情況推論，中日“二十一條”交涉與袁世凱野心無關的觀點較為可信。
那麼“二十一條”是條約嗎?張振在《“二十一條”不是條約評中國近代不平等條約選編與介紹)》一中指出，“二十一條”不是條約，《民四條約》才是條約。作者認為，《民四條約》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條”遭到中國人民反對後的產物，日本政府以“二十一條”為基礎，要求袁世凱政府與之簽訂《民四條約》。《民四條約》包括《關於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之條約》以及關於東北的附約，實際上是“二十一條”部分內容的具體反映。
筆者認為“二十一條”不是條約，如果“二十一條”是條約的話，為什麼日本還要費盡心機，迫使袁世凱政府簽訂一個比“二十一條”要求降低了的《民四條約》呢?“二十一條”與《民四條約》的法律地位、作用是大不相同的，後者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條約，前者不是條約，沒有任何約束力。“二十一條”的提出和《民四條約》的簽訂到現在已有80多年了，這期間確實有人用過“二十一條條約”這樣的說法，但那是用詞不嚴謹，實際上指的還是《民四條約》。把“二十一條”與《民四條約》平列在一起，認為“二十一條”是《民四條約》以外一個獨立的條約，是錯誤的看法。
（二）袁世凱死亡之謎
關於袁世凱的死因，傳統說法是他的親信四川督軍陳宦背向，宣佈“代表川人，與項城告絕，自今日始，四川省與袁氏個人斷絕關係”，這是袁世凱的一帖催命藥。6月6日，袁氏憤極而死。袁世凱的女兒袁靜雪在《我的父親袁世凱》中憶敘道：“他這時羞憤交加，又恨又怕，就再也支撐不住，以致身死”。章太炎在《太炎先生自定年譜》中刻畫道：
陳宦以**，世凱猶不信，見其露布，始怒，命祕書發電痛詆之，祕書不肯。世凱慚怖，嘔血至碗許，漸不支。
為什麼陳宦背袁，導致袁世凱速死呢?這是因為陳宦是袁世凱的親信、帝制擁戴者，而且又有實力。據說：當袁派陳宦帶兵入川前夕，他向袁辭行時，就行三跪九叩之大禮。曹汝霖在《曹汝霖：生之回憶》中記述道：
項城驚異道，何必如此。臣對以陛下登基大典，臣恐怕未必能躬預，故先行慶賀。項城即說，即改國體亦廢跪拜禮了。陳又跪下，三嗅項城之足而退。
陳宦學喇嘛拜叩活佛的最高禮節，真可謂是阿諛奉承到了極點，果然使袁世凱對他感覺良好。以為只要陳宦坐鎮成都，自己就可以高枕無憂了。“倚以鎮懾，渭西南可無事，江上劉戍，亦自謂慎固也”《太炎先生自定年譜》如是說。因而陳宦在1915年5月22日宣告獨立，袁世凱彷彿捱了當頭一棒，心窩好似刺了一刀，受到致命的打擊。此中還有一個原因是，陳宦背叛袁起到了領頭羊的作用，接著袁的另外兩個親信，陳樹蕃和湯薌茗分別於5月26日和5月29日宣佈陝西獨立、湖南獨立。陶菊隱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述評道：
袁世凱最後服了一帖“二陳湯”，以致送命。這三個人對他宣佈獨立是袁所萬萬沒有想到的，因此活活氣死了。
還有一種說法是王長安在《中國歷史名人懸案全破譯》中說：袁世凱因怨恨楊度，氣惱而死。楊度一直宣揚君主立憲，反對共和，他揣摩袁世凱的心意，炮製《君憲救國論》，為袁世凱復闢帝制大造輿論。楊度還發起了“籌安會”策劃復辟帝制。袁世凱因此以為民心可欺，皇帝夢可成，結果鋌而走險，不料做83天皇帝就被轟下臺。袁世凱思前想後，悔恨不已。《袁世凱軼事》敘述道：
匿避天津之楊度回京，比至，項城已不能語，但怒目視楊，似自恨為楊所誤者……六時而項城死。
楊度心有所感，他為袁世凱所寫的輓聯疑惑重重：
共和誤中國?中國誤共和?百世而後，再平是獄。君憲負明公?明公負君憲?九泉之下，三復斯言!
第三種說法，袁世凱惱恨大公子袁克定而死。袁克定腿有殘疾，才能平平，對權力卻十分著迷。心中盤算，如果袁世凱的大總統到期卸任，憑我袁克定的各方面條件沒什麼希望當選新任總統。如果袁世凱稱帝，天下就是袁氏的，袁大公子當然就是“太子”了，有望繼承皇位。因此，袁克定絞盡腦汁要把袁世凱推向帝位。袁克定先是哀求袁世凱最寵愛的六姨太勸說袁世凱抓住時機稱帝。此後，袁克定又積極利用“籌安會”“請願團”為復辟帝制大造聲勢。袁克定還隱瞞國內反對帝制的真實情況，假造《順天時報》欺騙袁世凱，致使袁世凱誤以為萬民擁戴，可以心安理得地登基稱帝。袁世凱每日讀那些歌功頌德的報紙，不禁心花怒放。直到有一天大臣趙爾巽來訪，發現袁世凱讀的報紙是偽造的，把真實的報紙與特製的假報紙相對照，袁世凱才明白受騙了。這時，反袁怒火已經燃遍全國了。袁世凱又驚又怕，無奈退位，羞憤交加，氣怒而亡。
第四種說法，袁世凱是病死的。黃毅在《袁氏盜國記》作了詳細說明：
袁世凱在五月二十七日，經中醫劉竺笙、肖龍友百方診治，均未奏效。延至六月四日病勢加劇，即請駐京法國公使館醫官博士卜西京氏診視病狀，乃知為尿毒症，加之神經衰弱病入膏肓，殆無轉機之望。
林闊的《袁世凱全傳》也稱袁世凱所患疾病，“相傳為尿毒症，因中西藥雜進，以致不起”。衛春回在《張謇評傳》中兼論道：
袁世凱患尿毒症，前列腺腫脹，如及時採取外科手術治療，決無生命之虞，可是在醫療方案上，大兒子袁克定相信西醫，主張動手術；二兒子袁克則竭力反對，相持不下，貽誤時機，終致不治。
第五種說法，袁世凱由於貪戀女色重病致死。據侯宜傑的《袁世凱傳》一書記述，袁世凱在征戰沙場的戎馬生涯中，身體一直很健壯。隨著官位的升遷，私生活越來越荒****，除原配夫人外，另有姨太太9人，加之經常尋花問柳，嫖宿妓院，每天服用鹿茸、海狗腎等補藥，以滿足**需要。自1916年春節起，身體日趨不佳，以後常患腰疼。袁世凱病危，法國醫生搶救無效，死於尿毒症。
第六種說法，袁世凱患病後拒不服藥而死。據說，袁世凱在清末歸隱彰德時，有術士算命：“稱袁不得過58歲。袁問有何禳解?對曰此事甚難，非得龍袍加身不可”，袁默然無語。飲術士以毒酒，剛出門戶，毒性發足，一命嗚呼。袁世凱從此心懷皇帝夢志。登上大總統寶座後，便欲稱帝，以為龍袍加身，即可長壽。誰知事與願違，各省紛紛反對，不特稱帝不成，而且聲譽掃地以盡，於是積憂成疾。袁昏迷之中，時常見術士來索命。醫生以藥進，袁皆拒而不服，指之為鴆。醫生無奈，只好改用鍼灸，不見效果，袁世凱病重而亡。
第七種說法，袁世凱因帝制失敗，眾叛親離，氣鬱成疾而死。林闊《袁世凱全傳》中說到：“袁世凱以稱帝不成，中外環迫，羞愧、憤怒、怨恨、憂慮之心理循生迭起，不能自持，久之成疾”。與此相近者，黃毅在《袁氏盜國記》中論析道：
盜國殃民，喪權亂法，在中國為第一元凶，在人類為特別禍首，其致死固宜。益以年老神昏，兵亡將變，人心怨懟體面無存。袁氏心非木石，顧前思後，能不自疚?此即袁氏病死之真因。
袁世凱的子女也認為袁世凱因“內外交攻，氣惱成病而死”。因為氣憤，方致患病，連氣帶病，病中加氣，惡性迴圈。
袁世凱是被誰氣死的呢?袁世凱本人始終沒有交待他為何人而氣極生致病。只是臨終前喃喃地說道：“他害死了我！”他是誰?有人說是老部下馮國璋、段祺瑞，他們逼他交出權位，以致各省紛紛獨立，使袁世凱處於眾叛親離的境地。有人說是陳宦、湯薌茗始從終棄，令袁世凱難以容忍又無可奈何。
這句話所指是誰，語焉不詳，且用意和含義令人難解，或許此時此刻的袁世凱仍在玩弄權術，正如田遨在《楊度外傳》中所說：
他最後一句話沒有指明“他”是誰，這也是奸雄死都在玩弄權術的地方。他用這句話減輕自己的罪責，嫁禍於人，又用這句不明不白的話刺痛那些擁戴他當皇帝，而後又背叛他的人。
誰“害死了”袁世凱?惟有他心中明白。這或許是袁世凱留給後人最後一個謎吧。
（三）“刺宋案”幕後主使人之謎
1913年3月20日22點45分，上海火車站檢票口附近突然響起三下槍聲，正要檢票登車的宋教仁倒在了血泊之中，30個小時後因傷勢過重，於滬寧鐵路醫院不治身亡。宋教仁，國民黨代理理事長，信奉民主憲政的年輕政治家，他此行北上，準備以國會選舉獲勝的優勢來組建政黨責任內閣。這位重量級政治人物在關鍵時刻慘遭暗殺，引起軒然大波。這無疑是一起政治陰謀，必有幕後主使者。究竟誰是主使者?有人說是袁世凱，有人說是趙秉鈞，也有人說是洪述祖，直到今天，真相依然不明。
“刺宋案”發生後，人們便斷定“事必系政治上關係，為反對其政見者出此毒手”，並且“非僅二三奸徒為之，而幕中必有政治關係有力之人，為之指使”。果然，不久從案犯應桂馨的住宅搜出了一批與北京臨時政府往來的祕密函電，內容不僅涉及本案，而且多次出現內務部祕書洪述祖、內閣總理趙秉鈞和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的名字，由此人們認定是袁世凱主使了這起暗殺，他是躲在幕後的真凶。
確認袁世凱為刺宋案主謀，有推理的成分。宋教仁主張政黨責任內閣，這對大權在握的大總統將直接構成威脅。宋教仁曾經醞釀過“去袁推黎”，讓黎元洪出任大總統，以取代袁世凱，這更是後者難以容忍的。因此宋教仁被殺，最大的受益者便是袁世凱。
可是這一指認，缺乏直接證據，因為雖然涉案函電提及袁世凱，但這些函電都不是他本人的，而是別人在函電中提到了他。
誠然，宋教仁的責任內閣制的主張和在議會的實踐觸犯了袁世凱，但由此造成的威脅還不足以讓袁世凱下此毒手。宋教仁屬於溫和的理想型政治家，主張政黨政治、責任內閣，提倡議會合法鬥爭，袁世凱對此類政治鬥爭見多識廣，對付起來已有經驗，即便孫中山他也對付過去了，唐紹儀所謂的責任內閣他也對付過去了，因此宋教仁所謂的政黨內閣他也有信心對付過去，不必採取**消滅的極端辦法。他手中重兵在握，軍事上佔有優勢；身為合法大總統，能夠運用國家權力資源；還有列強的支援和不少政黨團體、政治勢力的擁護。即使是孫中山本人，被袁世凱輕輕一擋，不就解決問題了嗎?如今已用不著以對付吳祿貞的手段來對付宋教仁，那時軍情火急，關乎一舉成敗，刺殺便成為有效手段。現在情形不一樣了，而且袁的優勢比那時強多了。富有經驗的袁世凱當然會高度重視他的政治對手，但是他首先會考慮現有的地位聲望，他自信有辦法對付宋教仁，更相信實力決定一切。他不會不考慮暗殺成本問題，一旦洩露，得不償失。
再說宋教仁的政治主張能否實現，還是未知數。首先透過國會這一關就很不容易，因為組建政黨內閣也好，另舉總統也好，都必須獲得“出席議員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國民黨議員只有392票，遠不足870票的半數，而且國民黨由多黨改組而來，政治觀點並不完全一致，其中舉黃、舉孫、舉黎“各有派別”。另外當時人心普遍思定，希望有“強人”來穩定國家，掌理政權，這也是袁世凱具有的客觀優勢。
從慘案發生的地點來看，袁世凱也不會如此選擇。行刺暗殺宋教仁要冒風險，在上海華界風險更大，因為那是國民黨的大本營，而且是陳其美的地盤，方方面面都有他的人。有人說袁世凱故意將刺宋案地點安排在上海，以矇蔽公眾，嫁禍於人，使人們覺得系國民黨內爭所致，可是這一選擇風險實在太大了，一旦出差錯，滿盤皆輸。既然沒有把握，袁世凱為什麼要選擇上海刺宋?
令人費解的是，宋教仁東下北上，一路上都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護。案發當時，宋教仁身邊竟然沒有一名衛士，也沒有采取任何防衛措施，而且火車站平時值勤的警察也不見了蹤影，以至於凶手得以從容逃逸。如果說對尚未組閣的宋教仁，中央不必承擔保護義務，那麼國民黨為什麼不承擔起保護之責呢?國民黨在上海完全能夠做到。由此可見，疑竇叢生、充滿詭異的暗殺，絕非袁世凱所能計劃和安排的。
案發後，關涉此案的應桂馨、趙秉鈞接連暴斃，也令人產生聯想。有人認為這是袁世凱殺人滅口。可是，究竟是不是袁世凱派人去殺的?為何要殺?至今也無確鑿的材料加以證明。所以說袁世凱主使暗殺了宋教仁，還有許多不解的謎團。他至多是個懷疑物件，但不能就此論定。
也有認為此案的幕後真凶是趙秉鈞，因為有證據證明應桂馨與北京臨時政府聯絡的密碼電本是趙秉鈞提供的，他提供密碼電本的用意是為了直接指使這次刺殺。而且殺掉了宋教仁，他也是受益者之一，可以少一個政治競爭對手。但趙秉鈞解釋說，給密碼電本確有其事，不過那是為了公務，因為應桂馨是中央的特派員，負責解散共進會事宜，而中央特派員，“向用密電報告，直電國務院”，所以給他密碼電本並無不當。趙秉鈞的解釋有一定的道理，而且涉案函電不能證明他參與了這次暗殺陰謀。
刺宋案的發生有多種可能，頗為流行的觀點是，洪述祖揣摩袁世凱的心思“而擅自行動”。根據涉案函電來看，洪述祖參與其中已可認定。就是他鼓動並指使應桂馨進行佈置，而應桂馨又找來武士英充當刺客。問題是，洪述祖為什麼膽敢擅自作主?洪述祖有沒有向他的上司趙秉鈞或者袁世凱透露過他的計劃?當時警察總監王治馨曾經說過這麼一段話：
洪述祖於南行之先，見總統一次，說：“國事艱難，不過是二三反對人所致，如能設法剪除，豈不甚好?”袁曰：“一面搗亂尚不了，況兩面搗亂乎?”話止如此。遯初(宋教仁)被難後，洪自南來，又見總統一次。總統問及遯初究竟何人加害，洪曰：“這還是我們的人替總統出力”。袁有不豫色，洪出府即告假赴天津養病。
從這段引來看，洪述祖南下、北上之際，或許有戲。但事到如今已經很難辨別真假。
刺宋案究竟誰是主使人，現有資料無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此案是上下一致共謀?還是有人擅自行動?抑或由非袁政治勢力所為?還有待於考證。
二、袁世凱後代談袁世凱
（一）
我父親生就一副五短身材。我們曾看到過他做直隸總督時的一張照片，從照片可以看出那個時候他已經比較胖了，到了中南海，比以前更胖了一些。由於他好武，所以無論是站著或是坐著，總是挺直了腰的，就是坐在沙發上和人談話的時候，也直著腰。當然，靠著沙發背坐著的時候是有的，但也是直著腰在靠著，從來沒有看到他斜歪在那裡的時候。他在坐下的時候，總是一邊由鼻子裡發出“嗯”的一聲，一邊用手摸著鬍子，然後慢慢地就坐。他坐下以後，總是兩腿叉開，兩隻手經常放在膝蓋上。由於他腿比較短，所以在坐的時候，總是兩腿垂直，彷彿“蹲襠騎馬”的姿勢，從來沒有看到他架“二郎腿”的時候。他保留著比較重的河南鄉音。在談話的時候，他總是一面和人交談，一面卻不時地用手摸他的鬍子，並且時常“啥”啊，“啥”的。他說話的神情很嚴肅，語氣斬釘截鐵，從不絮絮叨叨。他有一個口頭語是：“嗯!你懂不懂?”每當他和人談話到了一個段落的時候，總要用上這個口頭語。這不過表示他“重言以申明之”，使得聽的人不至於忽略他所談的內容罷了。但是，有人認為這是我父親對人輕慢的表示，這倒真是冤枉他了。他和人交談的時候，嘴裡總離不開雪茄煙，走路的時候也是如此。他走路的時候，有一些輕微的左右搖擺，手裡一定拿著一根下端鑲有鐵包頭的藤手杖。這根藤手杖，彷彿不是我父親借它來支撐自己的身體，而是故意用它來敲地似的，隨著他走路的聲音，總是另外聽得見這根藤手杖鐺、鐺、鐺……敲地的聲音。我們知道，我父親所以要隨身帶著這根下端鑲有鐵包頭的藤手杖，是有防身之意的。
他平常很少有笑容，和人談話的時候，同樣很少看到他又說又笑。就是他遇到或是談到什麼極其可笑的事情，也總是哈哈地一笑就完。笑完了，在他臉上就再也找不到些微笑意了。有一次，黎元洪副總統的夫人來看望他和我娘，這才看見他帶著笑容和黎夫人問答的神態。但這只不過是“偶一為之”的例外。可是他又很少生氣，也很少看見他臉上有怒容。除了管教兒子有時生氣，甚至於氣到用皮鞭子或是棍子責打兒子以外，他對於男女傭人，自己從來沒有責打過。他們做錯了事，他最後只是罵上一聲“混蛋”；真的氣極了，也只是把一聲“混蛋”，變成“混蛋加三級”，便算了事。那些“跑上房的”(當這個差使的，都是年齡在十四五歲以下的男孩子，他們都是一些老傭人的兒子或孫子，一過了這個年齡，便調出去做別的事了)，如果誰犯了重大的錯誤，他也只是叫管事的申明善或符殿青把“跑上房的”帶了出去，用皮鞭子責打10下、20下，以示懲罰，他自己卻從不動手打人。至於他的僚屬或部下，他對待他們都很客氣，很少看到他厲聲厲色的神氣。但凡是和他接觸過的人，沒有一個不對他抱著恐懼的心理的。可以說，我父親是有著“不怒而威”的神態的。有的人說，他坐在那裡，像一隻老虎。這當然是一種附會的說法。但是他的雙眼，如果圓睜起來，確實令人感到有些“殺氣”，這大概就是人們對他心懷恐懼的道理吧!
我父親的起居飲食，一年四季是有一套刻板規矩的。他每天早上6時起床、盥漱，6時半吃早點。早點總是吃一大海碗的雞絲湯麵，7時“下去”(由於當時住在居仁堂樓上，所以稱上樓、下樓為“上來”“下去”)。他緩步下去的時候，總是拿著那根藤手杖。這時人們就聽得鐺、鐺、鐺的聲音，最後又聽得他發出一聲“哦”，像咳嗽而又不是咳嗽，這才算完成了他下樓的“儀注”。我曾經問過他：“爸爸幹什麼要‘哦’呀?”他回答說：“要這樣才好”。至於為什麼要這樣做，大概是為了表示他的到來，以引起人們的注意。
他下樓後，就到辦公室辦公和會客。11時半他吃午飯。他所用的碗、筷、碟，都比其他人用的大些、長些，所吃的菜，不但花樣經久不變，而且擺的位置也從不變換。例如，他最愛吃清蒸鴨子，那麼，在入冬以後，就每頓必有這個菜，位置一定擺在桌子的中央。又如，肉絲炒韭黃擺在東邊，紅燒肉擺在西邊，那麼，只要不換這兩個菜，位置就固定在一東一西。他吃鴨子的時候，最喜歡吃鴨肫、鴨肝和鴨皮。他吃鴨皮的時候，用象牙筷子把鴨皮一掀，一轉兩轉，就能把鴨皮掀下一大塊來，手法是異常熟練的。他還愛吃我母親做的高麗白菜。做法是：剝去一棵白菜外邊的菜葉，將它的嫩心切成4段，每段的中間再夾上梨絲、蘿蔔絲、蔥絲、薑絲。他從不愛吃鹹菜、醬菜之類，因此飯桌上就永遠看不到這類小菜碟，有的只是二姨太太做給他吃的薰魚，到了冬季還有上面所說的高麗白菜。至於所吃的主食，也是經久不變的，每頓除了饅頭和米飯以外，一定要準備好幾種稀飯，大米的、小米的和玉米糝的，夏天還多加一種“綠豆糊糊”。這是一種河南人的飯食，用磨碎的綠豆熬成的“糊糊”。吃午飯的時候，如果沒有外客，除了當值的姨太太(姨太太當值的辦法，當在下面談到)及我和二姐陪同他一起吃飯外，有時也叫別的姨太太來陪吃。她們來的時候，總要帶自己房裡做的一兩樣有特色的好菜來同吃。
午飯後，他上樓午睡約一小時，下午2時起，又下樓辦公和會客。5時以後，他就離開辦公室和姨太太們以及小弟弟、小妹妹們到中南海各處去散步，有時候也騎一騎馬或劃一划船。每逢他出來的時候，是要“淨園”的。比如說，他今天要到瀛臺去看看，那麼，在他沒有出來以前約一個小時，就有人按傳下來的話，吹著哨子，沿途四處知會，叫人們事先“迴避”。這是因為在總統府內辦事的職員、雜役人數多，怕他們在無意中“驚了駕”而定的規矩。這個規矩，並不是從住進中南海的時候才開始的。他在彰德隱居的時候，那個養壽園的規模並不很大，但是每逢他去散步或垂釣，也是要“淨園”的。因此，當我父親帶著我們一些人出了居仁堂的時候，只覺得滿園靜寂，悄無人聲，各處都呈現出空蕩蕩的一派肅靜氣象。至於隨著我父親出來的，除了我們家裡的人以外，他只許可那一些揚州籍的丫頭、老媽(划船時，也是由她們劃的)和幾個“跑上房的”在旁聽候差遣，其他的任何外人是都要“迴避”的。
他大約7時吃晚飯，春、秋、冬三季仍在居仁堂，夏天改在稻香村，跟他外出遊園散步的人們，也就和他一起同吃晚飯。星期日的晚飯，就和平常日子不一樣了。這天晚上是全家在一起吃的，我娘也來。除了大廚房供應的菜以外，各房姨太太也都帶來各房自做的拿手菜。有的時候還叫外面飯館的廚師前來做菜，如烤全羊、烤乳豬、烤鴨……烤全羊，是叫前門外正陽樓的廚師來做的。星期日吃晚飯的時候，他的神情不像平時那樣嚴肅。他和全家隨意說笑，也和小弟弟、小妹妹們逗著玩。這時，哥哥們也都“解放”了，也敢參加說笑，一改他們平常那種畏懼拘謹的不自然的神態。他每晚9時歸寢，在“上來”的時候，當差的必先高聲報告：“總統上來啦!”然後他就用和早上“下去”時同樣的“儀注”，上樓就寢。
我父親夜間休息，並不到各個姨太太房裡去，而是姨太太輪流前去“值宿”。輪到哪一個姨太太當值的時候，就由她本房的女傭人、丫頭們把她的臥具和零星用具搬到居仁堂樓上東間我父親的臥室裡去。那時，大、二、三3個姨太太都已經不和他同居了，輪值的只有五、六、八、九4個姨太太。這4個人，每人輪值一個星期。其中只有九姨太太由於年紀輕，有時伺候得不如他的意，因而還沒有到一個星期，我父親就讓她搬了回去，另行調換別的姨太太。
他在夜間休息的時候，雖是採用姨太太輪流值宿的辦法，但一到第二天早晨卻依然要五姨太太到他身邊來伺候一切。當然，五姨太太值宿時，就接著在他身邊伺候了。這位五姨太太平時對人極為嚴肅，但是每天早晨見到我父親的時候，卻總是笑吟吟地叫上一聲“大人”，然後再去招呼我父親的吃穿一切。其他的幾個小些的姨太太也同樣稱呼我父親為“大人”，也同樣地照料我父親的穿衣、吃飯以及其他瑣事，卻總不能像五姨太太那麼合他的意。此外，他許可在他身邊伺候的，還有幾個揚州籍的丫頭。因此，有關他拈花惹草的行為，就有時風言風語地傳了出來，但以事涉猥褻，這裡不多談。
在中南海，除了我娘於氏個人有一個廚房外，我父親和所有姨太太們、少奶奶們的飯食，都由一個大廚房供應。為了分清內外界限，大廚房設定了幾個轉桶。當早、午、晚開飯，開點心的時候，就由各房的“跑上房的”拿著提盒到大廚房說明取哪一房的飯食、點心，大廚房的人們就把應該供應那一房的東西，放在轉桶裡轉出來，然後再由他們用提盒提回去。各房的午飯、晚飯都是四菜一湯。各個姨太太又各有自己的小廚房，做菜的都是各房的女傭人。當各房的小弟弟、小妹妹們的生日的時候，照例頭一天吃餃子，當天吃麵(炸醬、打滷兩種)。包餃子的辦法是：由大廚房把面和餡送到一間指定的大屋子裡，由各房女傭人前來包好拿走，自行煮食。當我父親看到飯桌上擺上餃子或是滷、醬時，必要問一句：“這是誰的生日啊?”
當時除了大廚房以外，還另有西餐廚房。但是我父親只愛吃西餐廚師做的洋點心，並不喜歡吃什麼西菜，也不喜歡用什麼刀叉。有的時候讓做鮑魚湯，都叫西餐廚房用菜碗盛來喝，既不用湯盤，也不用湯匙。這個西餐廚房，我父親很少用它，倒是我大哥、二哥請客時還用得多一些。
（二）
我父親的起居飲食，固然有一套刻板的方式，就是他的裝束、習慣、嗜好，也同樣是一成不變的。他在前清做官的時候，除了上朝要穿袍褂以外，到家就換上黑色制服。他這種喜歡穿著短裝的習慣早已形成，在彰德隱居時是如此，在中南海的時候也是如此，洪憲帝制時期也未改變，只有在祭祀祖先的時候改穿袍子、馬褂。他在夏天穿一套黑羽紗制服，冬天換穿黑呢制服。制服的樣式都是矮立領，4個暗兜。他所戴的帽子，夏天是“巴拿馬”草帽，冬天是四周吊著貂皮、中間露出黑絨平頂的黑絨皮帽。帽子前面正中鑲著一塊寶石。他所穿的鞋，夏天是黑色皮鞋，冬天是黑色短筒皮靴。靴內襯有羊皮，靴的兩旁嵌有兩塊馬蹄形的鬆緊帶。他由於有輕微的風寒病，所以不願穿新做的皮鞋、皮靴。他是從來不穿綢衣服的。他的襯衣褲夏天是洋紗小褲褂，到了嚴冬天氣，除了絨小褲褂以外，外穿厚駝絨坎肩一件、厚毛線對襟上衣一件、皮小襖一件、厚毛線褲一條。這時外面的黑呢制服也就都換成皮裡的了。不論吃點心還是吃飯，他都是穿著整整齊齊。居仁堂內燒有暖氣，溫度本來很高，他又穿著這麼多的衣服，自然要遍體出汗。因此，在吃完東西以後，往往是騰騰的熱氣籠罩了他的頭部，那樣子，好像是剛從浴室裡出來似的。
他沿著上嘴脣留著沿口鬍子，鬍子末梢都突過嘴脣。他吃東西的速度比一般人都快，用大海碗吃麵條，幾口就可以吃完。他在喝湯或喝稀飯的時候，往往弄得鬍子、衣服都沾上汁瀝。他又從不用手絹，遇著他擤鼻涕的時候，如果無人在旁伺候，他就用衣袖一擦了事。所以，他的衣服上就有很多這些東西的痕跡，看起來很不觀。為了他的儀容，姨太太們就得將毛巾沾溼，幫他擦拭乾淨，他自己是從不動手的。他比大家吃得快，吃完了有時候就和大家談些閒話，說笑一會兒。等到大家都吃完了，他才站起來。有時候就一會兒也不等，吃完以後，立刻走開。
他所住的居仁堂，是安裝著衛生裝置的，但是他除了每年過年時洗一次澡以外，其餘時間從不洗澡。每到炎夏酷熱，汗自然流得很多，他卻從不自己洗，而是讓姨太太們給他擦背，就是他的下身也同樣是讓她們給擦的。他也從不用洋恭桶，卻用一個定做的木製馬桶。這個馬桶比一般的要高，他坐在上面，就彷彿坐在一個凳子上似的。
有一次，我問他：“爸爸，為什麼不上澡房去?”他笑著回答說：“那個味兒不好”。澡房裡的恭桶可以抽水，他反認為氣味不好，用馬桶卻認為沒有氣味，這真是奇怪的邏輯。
他平時不喝酒，只是逢年過節喝一些紹興酒。他嘴裡經常銜著雪茄煙，卻從來不抽水煙、旱菸、香菸。特別是鴉片煙，那真是他深惡痛絕的東西。他在小站練兵時，有一天獨自一人出外巡查，恰恰在一個營盤裡發現了一個小軍官在偷偷地抽鴉片煙。這個小軍官一見是我父親闖了進來，手裡的煙槍沒有來得及放下，嚇得渾身發抖，立刻翻身下地，跪著求饒。我父親頓時大怒，親自用腰刀把他的首級砍了下來。可我們家裡，大姨太太、三姨太太、二哥、三哥等，後來都抽上了癮。但這些人都是偷偷地抽，絕不敢讓他知道一點風聲。外間傳說他有“阿芙蓉”癖，有的小說甚至還說他每頓要抽八口神仙煙，那實在是無稽之談。他愛吃藥，中藥是吃参茸等滋補之品。他常常一把一把地將人参、鹿茸放在嘴裡嚼著吃。西藥只吃蘇打片之類幫助消化的藥。此外，當時還僱用著兩個奶媽，他每天就吃這兩個奶媽所擠出的奶。就中醫的醫理說來，人参、鹿茸、人奶，都是熱性的補品，他卻成年累月地在吃，日子長了，是不會不影響他的健康的。
他喜歡纏足的女人，他所娶的太太和姨太太，除了朝鮮籍的二、三、四3個姨太太是天足外，其餘都是纏足的。特別是他所喜愛的五姨太太，其得寵原因之一，就是由於她有著一雙纏得很小的“金蓮”。二、三、四3個姨太太既都是天足，她們嫁到我們家的時候，又都已經成年，要想纏足已經不行了，只得仿照從前京劇中花旦、武旦角色“踩寸子”的辦法，做出纏足的樣子來取悅於他。其中，四姨太太死在他直隸總督任上，算是少受了一些罪，二、三兩位姨太太，卻一直到他死，雙足才得離開“寸子”。但是，她們剛剛離開“寸子”的時候，卻反而不會走路了。
(三)
我父親整個家庭的家務，主要是由被他寵愛的某個姨太太來經管的。至於我娘於氏，只是個主婦“牌位”，當然很少過問家務，就是他自己，也同樣是很少過問的。經管家務的姨太太，每每狐假虎威擅權凌虐他人，但是身受其害的人們，卻由於我父親在給她撐腰而不敢抗拒，不敢聲張。
我父親規定了這樣一個“家規”：“新進門的姨太太要服從早進門的姨太太的管束，所有禮法儀節、起居言談，都要由老的隨時教導指點，新的絲毫不得違拗”。所謂早進門的，老的姨太太，實際上就是那個管家的姨太太。前一階段裡大姨太太對二、三、四姨太太的管教，以及後一個階段裡五姨太太對六、八、九姨太太的管教，都是依照著我父親所定的這個“家規”來辦事的。
大姨太太由於驟然間來了3個對手，要分享我父親對她的寵愛，當然內心很有醋意。因此，她表面上說是教導和管束她們，實際上卻是藉著“教規矩”的名義來虐待她們。這3個朝鮮籍的姨太太一旦來到我們這樣一個陌生的封建家庭裡，說話既不利落，又不懂得那一套封建禮法，自然就給了大姨太太很多借口。因此，大姨太太便乘我父親不在家的機會，常常無事生非，非打即罵，有的時候甚至還罰她們跪磚頭。為了不讓她們有躲閃的可能，還曾把她們綁在桌子腿上來毒打。我母親左腿的殘疾就是我父親所定的這個“家規”的後果。
按說，幾個人被責打得那麼厲害，我父親不可能聽不到一點半點，可是他卻認為他所定的“家規”是不能改變的。因此，五姨太太也就仍然能夠假借“家規”的名義，以教導和指點為名，對於六、八、九3個姨太太非打即罵，特別是九姨太太年紀輕，進門的日子淺，又不懂得什麼規矩禮節，所以她遭受五姨太太的虐待也就最厲害。有一次，五姨太太竟然把她的頭都打破了。
我父親在處理家務的時候，還出現過這樣不合理的情況。有一次，我在專館裡把石筆研成細末，先撒在講桌下面，使得前來上課的董英老師當場滑倒，這種不尊敬老師的行為，本來是極其嚴重的。但是，我父親在聽到了五姨太太的報告以後，只把我叫了過去，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你要是不好好唸書，以後就不給你飯吃！”這個時候，我母親也得到了這個訊息，便把我叫回自己屋裡，重重地責打起來。我父親不但不認為她管教自己的女兒是正當的，反而很嚴肅地向她說：“以後你再敢這樣打她，我也照這樣打你”。
我父親對於女兒的管教，雖是比較馬虎，但他對於所謂“男女之防”，還是非常重視的。他的幾個姨太太和一切女兒，在進了中南海以後，他從不讓再出中南海的大門。由於二姐和我曾多次要求大哥帶我們出去玩一趟，大哥無法，才偷偷地把我們帶到他在外邊的住處錫拉衚衕去了一趟。我們這絕無僅有的一次外出，往返所坐的汽車，是撂下車簾的。在大哥那裡聽京劇名藝人王瑤卿、王惠芳等人的清唱，也是隔屋子聽的。這固然都是大哥的安排，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我父親“家規”的嚴厲。就是在彰德老家、在中南海內，他也不准我們任意閒步。二姐和我要從所住的居仁堂到我娘所住的福祿居去，一來一往，都必須坐人力車。這個人力車，無論冬夏都支著車篷，我們坐上去以後，還必須放下車簾。伺候我們這些人的，也只有丫頭和老媽，我們所見到的男性，除了自己家裡的兄弟以外，就只有一些“跑上房”的男孩子。這和清宮裡除了太監以外看不到別的男性的情況，又有什麼區別呢!
除此之外，我父親還在家庭裡的稱呼方面以及區別姨太太的身份方面，都仍然沿襲著我們袁家的一些不成的傳統“家規”。比如說：我們兄弟姐妹們對大夫人都叫“娘”，對自己的生母叫“媽”，對別的姨太太就在“媽”前冠上一個數目字，如五姨太太稱為“五媽”。對大姨太太叫“親媽”是例外，但那是經過我父親特許的。對那沒有生過子女的，就冠上她的本性，稱為“姑娘”，如“張姑娘”“李姑娘”。姨太太對大夫人叫“太太”。大夫人對姨太太也是冠上一個數目字，如六姨太太就叫作“六姨太”；對那還沒有生育兒女的，也是冠上她的本性，叫做“姑娘”。在生了兒女以後，才稱做“姨太太”。七姨太太是例外，但那又是經過我父親特許的。姨太太生了兒子，在滿月時，由大夫人發給大紅裙子和外褂。當我母親生二哥克的時候，由於我父親准許把二哥過繼給大姨太太，所以她們倆人同時穿上了大紅裙子和外褂。至於生了女兒的姨太太，就只能發給水紅色裙子和外褂。姨太太的孃家人，從來不準當作親戚來往，就是有人來看望，也是把來人當作“下人”來看待的。
我父親對待兒女的婚姻，當他和所謂知己之交在私室密談時，往往一兩句話就決定了兒女們的終身大事。例如像上面已經談過的二姐和五哥的婚事，就是在他和端方密談時訂下的。雖然二姐對於這門親事非常不滿意，可是又不敢向我父親說明。因此，有時她只好偷偷地哭泣。我父親知道了以後心中不免後悔。但他絕不容許自己的女兒悔婚。後來二姐堅決悔婚，那是在我父親身死之後了。
我父親對於兒女們的婚事，有時很明顯地是從自己的政治利益出發的。當然，他的所謂知己之交的朋友。其中的很多人都同樣是大官僚，他們彼此之間結為兒女姻親，不可諱言地是想在政治上彼此幫助提攜。他為自己的九子克久聘定了黎元洪的女兒，以他們向來的關係說來，無疑地是抱有政治上的目的的。另外，他在做大總統的時候，還準備把我許配給清遜帝溥儀，他的這一目的，也是顯而易見的。這時談一下我們家裡關於這件事的一些反應以及我所表示的反抗。
關於我父親是怎樣向清室提出的，又是委託什麼人去提的，我們事先都不知道。在他向清室提出以後，有一天，大哥向我半認真、半開玩笑地說：“三妹，我把你送到宮裡去當娘娘好不好?”我聽了，大為不滿哭鬧起來，一直鬧到我父親的面前。我父親問明情由，便把大哥說了一頓。後來，他見我還在哭鬧。就又有意識地說了一句：“以後我非把你送禮不行”。我聽了，更是不依，就哭著說：“我又不是家裡的鼻菸壺，愛送給誰就送給誰。你要把我送禮，我死也不去”。說完以後，扭頭就走向一旁，不停地哭泣著。我父親聽了反倒哈哈大笑起來。這個時候，九姨太太在旁說：“你看她這個樣子，孩子不聽話還行嗎?你還哈哈笑呢!”我父親接著說道：“就為的是逗她那犯混的樣子好玩。她理智高，鬥志強，要是個男孩子就好了。我們家的男孩子，沒有一個像她那樣有勇氣的!”當時五姨太太就說：“別的孩子都叫你給嚇破了膽了，所以誰也不敢這樣。你看她這樣的不聽話，將來誰娶了去，誰倒黴”。我父親又笑了起來說：“那也不見得”。
我父親在提出這門親事的時候，已經是在自己決定要做皇帝之後了。他既不準備讓溥儀復辟，當然他就沒有必要在事先取得“國丈”的地位。那麼，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可能是他鑑於在清帝退位的時候自己玩的手段，很惹起一些清皇族的不滿，因而想借此來緩和一下矛盾，從而使他們在自己稱帝的時候，不至於公開表示異議。這件婚事最後沒有成功，原因可能是清室不肯“俯就”，也可能是由於我的積極反抗。
但是，我父親對於二哥的婚事，卻是另一種方式。我父親在直隸總督任上，有一年他帶著二哥由天津到北京頤和園給西太后拜壽。那時，二哥已經有十七八歲了。西太后接見了他們父子，她看到了二哥那很聰明的樣子，非常喜歡，就提出來要把她孃家的侄女配給二哥為妻。我父親當時“奏明”我二哥從小已經定了婚，這才作罷。實際上，二哥是沒有定過婚的。因此，我父親在回到天津以後，為了避免自己的“欺君之罪”，就暗暗四處託人為二哥說親。當時的條件是，只要姑娘本人好，至於孃家的門第、貧富，都可以不必理論，就這樣，定下了劉家的姑娘。劉家很窮，所以陪送的一切東西，都是由我們家代辦的。親事說定了以後，接著便在天津督署內舉行了婚禮。這樣，我父親才算把和西太后所說的謊話給圓上了。
現在談一下我父親所定的從姨太太以下的月費的數目。各房姨太太的月費是80元到100元。原來是每生一個孩子，加給月費3元，到了中南海以後改為加6元。二姐和我特殊，月費都是30元。每月月費由“賬房”按著房頭包好，由“管事的”申明善分送。除此之外，當姨太太們需要購買一些特別的東西如衣料、首飾等等的時候，總是用一張白紙條寫上需用的款數，請我父親在條上批示，然後再由“賬房”將款送來。這種特殊費用，她們總要等到我父親高興的時候，才敢拿出條子請他批示，不然是會碰釘子的。還有另外一種要錢的方式，那就是買好了東西，開好了賬單，請我父親在賬單上批了“照付”後，再送交“賬房”取款。一般說，這種賬單的款數都是比較小的。
我父親所用的“管事的”，主要的有兩個人：一個是申明善，一個是符殿青。這兩個人都兼管著“賬房”的職務。申明善，小名叫小狗，從十一二歲起就在我家當差，人極聰明能幹，很能得我父親的信任。符殿青，除了兼管“賬房”以外，還專門擔任著替我父親“置辦”姨太太和丫頭的任務。像上面所談過的六、七、八、九姨太太和在我父親身邊伺候的幾個揚州籍丫頭，便都是由他在各地給“置辦”來的。此外，他還兼管“傳”戲。我父親在彰德隱居以及後來在中南海時期，每次唱“堂會”，都是派他一手辦理的。除此之外，我父親在居仁堂樓下辦公和會客的時候，隨在身旁伺候的，一共是4個人，申明善也算是其中的一個，另外還有申明善的弟弟申明德、何致祥和馬其昌3人。替我父親總管北京、天津兩地房產的是袁乃寬(字紹明，是和我父親後認的本家)。管理彰德地產的是徐天成。
我們家稱呼男傭人為“老夥”。前面在東華門大街被炸死的袁振標是我們家的老傭人，我們就叫他“袁夥”。稱呼女傭人為“幹”，如張幹、李幹。多年的老傭人，如果死了，在稟明瞭我父親以後，按他當差的年限“賞”給喪葬費和撫卹費。如果這個人還另有功勞，那麼，我父親就不但要供給他全家的用度，並且還讓他的家屬跟在一起住著，以便有所照應。在禮節上對他們也是很特殊的，按照我家的規矩，一個老傭人可以和我娘平起平坐，可是兒媳們卻必須在一旁站著。至於那些買來的丫頭，如果歲數大了，一般地說都是通知她的家裡把人領走；有那實在不願意領走或是丫頭本人不願意走的，就暫時仍然留住，以後遇有合適的物件，就由我家把她陪送出去。
（四）
我父親對於兒女們的教育，主要的是採用專館(家塾)教育的辦法。這個辦法，從他在天津做直隸總督時就已經開始採用了。當時只有女館，所請的老師也是女的。設女館的用意只是為了讓他的幾個姨太太讀些書，我們大一些的姐妹們跟著認些字罷了。後來，他在軍機大臣任上住在北京錫拉衚衕的時候，和以後被罷職住在彰德時，也都只設女館。至於四哥、五哥、六弟，當時都留在天津讀書。他們有的時候也回到北京或彰德住上一個短時期，然後再回天津。直到我家搬入了中南海，才分別成立了男女兩個專館。
兩個專館的規模以及課程的安排，都和一般學校沒有什麼差別。這就等於在自己的家裡成立了兩所學校。我父親為了教育子女所付出的財力和物力，也算得是不在少數的了。但是，他卻從來沒有親自到專館去檢查過兒女們的功課。以女館為例，他從來沒有把女老師請到他的辦公室裡和她們研究一下關於教學上的事情。逢年過節，女老師們前來給他拜年、拜節，他總是“擋駕”不見的。他在四哥、五哥、六弟前來請安的時候，經常囑咐他們要好好唸書，也對二姐和我說過同樣的話。可是他既沒有當面考核過兒女們的功課，也沒有對兒女們說過應當怎樣唸書才算是好。
下面簡單地談一下關於這兩個專館的一些情況。
當時的男館，設在北海五龍亭北土山上的一片房子裡，是否就是現在中央史館的館址，已不能指認了。它像當時一般學校那樣設有漢，、英、算術、歷史、地理、體操等課程。各門課程都請專門的老師來講授。其中比較有名的漢老師有嚴修、方地山、董賓吉等人。教英的是一位外國人。當時在館讀書的男生，計四、五、六、七、八、九、十弟兄7人。依照專館的規定，不論老師和學生，都必須住在館裡，並專有一個廚房供應他們的伙食。也用了一些男傭人，做搖鈴、打掃教室和館內雜役等事情。同時，還用了一些人來專門伺候老師和學生，照料他們的起居飲食，並給他們辦理一些私人事務。後來，由於四哥、五哥都結了婚，先後搬回了中南海，只在上課時間才到專館裡來，成了“走讀生”。當時總管男館事務的，是經我父親指定的嚴修老師。嚴字範孫，天津人，是一個有名的學者。
女館設在中南海字廊後面假山上的一個院落裡。它也同樣是按照學校的設定來辦理的。每天上下午，一共上8堂課。上午8至12時上4堂，下午1至5時再上4堂。每堂課的上課時間是50分鐘。課程和男館不同的是沒有體操。所請的老師，都是天津女子師範學校的畢業生，計有教漢的楊蘊中、董英。教算術的是唐尹昭，教歷史的是陸紹儀……英是請了一位英國姑娘蘇小姐來擔任的。漢又分門別類地講授。例如楊教的是古，課本是《古觀止》；董教的是《四書》。教室內同樣設著講臺、講桌和課桌、課椅，就外觀上看來，是和一般學校的情況完全相同的。
當時在女館上學的，有二、三、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等姐妹，還有大哥的頭兩個女兒，五、六、八、九姨太太。那時候，還有我二伯家裡的一個大姐正住在中南海內，所以也同在這個女館裡讀書。女館裡按照化程度，分為第一、第二、第三班，第一班有二姐和我，大哥的兩個女兒，五、六兩個姨太太和二伯家的大姐，第三班則是一些小妹妹們了。專館裡也規定了考試製度，計有大考、小考兩種。小考在暑假前舉行，大考在年假前舉行，也同樣記分數、定名次。每次考試的第一名是有獎勵的。二姐和我的功課在第一班裡是最好的，每次考試總是我倆輪流得第一。因此在考試的前夕，我父親總要問問我倆，這次如果考了第一名，要些什麼東西。假如我真的名列第一併在試前說是要一架新式銅床的話，那麼名次一定，新式銅床便也抬到我屋裡來了。我們姐妹姑侄們是有學名的。對那4個姨太太，老師們在課堂裡叫她們“姨太太”自然不便，因此，我父親便分別給她們起了名字，五姨太太叫作志學，六姨太太叫作勉學，八姨太太叫作潛學，九姨太太叫作勤學。
女館的女老師們，也住在專館裡，也專有一個廚房供應她們的伙食，專用了一些女傭人來伺候她們，她們的月薪大約是每人100元。這樣一些物質待遇，在當時說來，算得是很優厚的了。但是，她們卻有一大苦惱，那就是雖然沒有任何明規定來限制她們的自由，實際上她們的行動卻大大的不自由。在總統府裡，我們姐妹和丫頭、老媽們尚且不能那麼自由自在地任意閒步，何況那些女老師!請假外出，本來是被允許的。但是外出的時候，要開一種條子，既要有專人送出府門，回來時也還要有專人在府門迎接，才能進得來。因此，這些女老師們為了避免進出的麻煩，除非有特別緊要的事情才出去外，不管什麼樣的佳節良辰，都在那小天地裡熬，惟有等待寒假、暑假的到來，才能得到解放，走出總統府。
我們女生是不住在女館裡的。學生們每天上學的時候，總要隨身帶著自己的丫頭或是老媽，有的小妹妹甚至還要帶著奶媽，以便隨時得到伺候和照料。學生們在教室裡上課，這些隨從們就坐在教室外的廊子上，等待各自的主人隨時來吩咐她們些什麼。教室裡是常常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上著課某姨太太忽然站起來說“楊先生，我請一會兒假”，接著她便走出了教室，向自己的丫頭問“總統吃的餃子預備好了沒有”，或是再吩咐一些別的話，然後再回到教室繼續聽講。也可能在同一堂上，別的姨太太也同樣來上那麼一套。請想，在這樣的情況下，老師們怎麼能夠講好，學生們又怎麼能夠專心!
女館同樣規定學生要和老師一同吃午飯。但是，那幾個姨太太有的要回到居仁堂陪著我父親吃飯，有的要回到自己屋裡單吃。二姐和我也不能經常地和老師們一同進食。
就我父親設專館的本意說來，不但希望兒女們從這裡學到封建社會里所需要的“學問”，同時還希望兒女們在和老師們的日常接觸中潛移默化地學習一些同樣是封建社會里所需要的進退應付的規矩禮節。但是，根據當時的男館、女館的情況來看，由於我父親不得其法，所以它們並沒有充分發揮作用。
我父親對於教育子女，除了用專館以外，就只有一味的嚴厲了，尤其是對兒子們，有時甚至用皮鞭或木棍抽打。在彰德，有一次四哥偷偷地跑到養壽園裡的水池內撈魚，正在撈得高興的時候，猛然聽得岸上“哦”的一聲，似乎是我父親的聲息，他趕忙跑了上來，卻是五哥在假裝著捉弄他。第二天他又去撈魚，同樣地又聽得“哦”的聲音，他認為一定是五哥搞的鬼，便喊了一聲：“好你個老小子!”不料，這次卻真是我父親帶著一些人來散步了。當時我父親就叫丫頭把四哥從水池邊拉了上來，不容分說，用棍子打了一頓。因為三哥克良不愛讀書，又娶了唱戲的孫宜卿做姨奶奶，所以我父親最不喜歡他，挺大的人了，有時也要捱打。
弟兄們對我們父親非常害怕，在他的面前就只有一味的馴順。他們每天照例要向父親請安，每天都幾乎照公式進行問答。在中南海，大哥、二哥、三哥每天總是在我父親吃午飯以前，大約是上午11點多一點，到居仁堂去給他請安，四哥、五哥、六哥如果專館裡下課早一些，也有時在這個時候來請安。當他們進屋之前，男傭人先要高聲傳報：“爺來啦!”這時，他們必須得到我父親的許可，才能進去。他們進門以後，先是叫一聲“爸爸”，然後鞠一躬，站在一旁，溫聲問道：“爸爸!吃得好，睡得好！”接著就恭恭敬敬地垂手低頭，靜候問話。我父親對大、二、三哥，總是問：“這幾天幹些什麼?”對四、五、六哥，總是問：“唸書了沒有?要好好唸書！”每天都是這樣。在這之後，有時也問問他們生活上的情況，有時也問一些他所要問的別的問題，有時卻什麼也不問，只用“去吧”兩個字來結束。這每天一次的照例會見。在他說完了“去吧”以後，這幾個弟兄依然要向他再鞠一躬，倒退著蹭幾步，然後才敢轉身出門。
至於父親對待少奶奶們的請安，那就更加可笑了。大約在每天上午11點左右的時候，有一個“跑上房的”分頭到各個少奶奶處告訴一聲“總統快吃飯啦”。這時，她們就分別前來。在叫了一聲之後，同樣地問一句：“爸爸!吃得好，睡得好！”我父親對她們是更沒有什麼話可以說的了，只簡單地說上4個字：“好啦，去吧！”就算完事。因此，在他們彼此之間，談不上有什麼父子之情，天倫之樂，只是走走形式罷了。
當大哥、二哥、三哥每天來請安的時候，我父親往往就讓他們陪著一同吃午飯。但是這3個人怕受拘束，是不願意留在那裡吃飯的。有一次是二哥陪著他同吃，在二哥吃得很飽的時候，我父親又遞給他一個熱饅頭。古禮有云：“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依照這個說法，二哥是不敢說不吃的，但是他又真的吃飽了。這怎麼辦呢?他就一面假裝掰著吃，一面把所掰的饅頭塊偷偷地往袖筒裡裝，結果胳膊竟被熱饅頭燙掉了一塊皮。
我父親對於兒子的管教，既是這樣的嚴厲，兒子們又都受過專館教育，後來五、六、七兄弟還曾先後到英國留學，九弟、十弟、十一弟、十二弟也先後到美國留學，是應該成為出眾的人才的。但是，在那樣家庭的影響下，他們唸書既沒有得到比較出色的成績，以後也沒能成為什麼“人才”。
我父親對於女兒的管教，是比較馬虎的。這是由於他認為女兒到頭來說是人家的人，在父母面前的日子不多，所以他是有著“女兒為重”的思想的。這一思想，也表現在他對兒女們的稱呼上。例如，大哥克定的小名叫做“小記兒”，二哥克的小名叫做“招兒”，就是在他們結婚以後，我父親和我娘於氏也還是叫他們小名的。至於女兒，我父親卻從不許叫她們的小名。小的姐妹們叫做老幾、小几，如老十二、小十三；年紀大些的則稱為姑娘，如二姑娘、三姑娘。無論我父親和我娘以及各個姨太太都是這樣稱呼她們，就是她們自己的生母也不例外。也就由於他有著“女兒為重”的思想，所以對於女兒的管教，主要交給她們自己的媽負責，他是不大過問的。特別是二姐和我，是他最喜歡的兩個愛女，所以就讓我們和他同住居仁堂。當我倆已長到十四五歲的時候，有時遇著他高興，還要把我倆抱在腿上。我父親有時還給我們講故事，也有時故意把幾十塊或上百塊銀元先藏在他的臥室裡一個不大容易被發現的地方，然後叫我倆進房去找，誰找著了就賞給誰。一般是，我們找過幾個地方以後就能找到，也有“手到擒來”的時候；有時著著實實找了許久也沒找到，我們父親就用各種說法或是暗示來啟發我們，最後還是能夠找到的。還有，在冬季裡，每頓飯總有一個火鍋子。我父親在舀湯的時候，有時把勺裡的餘瀝帶進火鍋，有時甚至把鼻涕也帶進去了，因此我總是在他吃湯之前，先舀出一碗來單吃。我父親看到這種情況，也知道我的用意所在，卻絲毫不以為怪，只當沒有這事似的。由以上這幾件事來看，他對女兒們，特別是對二姐和我，與對男孩子的“嚴厲”管教，可以說截然不同，甚至是“嬌縱”或是“馬虎”了。
（五）
除夕的晚飯，也就是所謂的團圓飯，擺在居仁堂的樓下。由於全家大小人數過多，所以採用中菜西吃的辦法。這個時候，我父親也破例喝一些紹興酒，並和大家隨意談笑，大家也同樣隨意吃喝笑樂，似乎是比上面所談過的星期日晚飯那一頓還要隨便得多。吃過了團圓飯，接著大家便給我父親和我娘辭歲，行的是叩拜大禮，次序是：姨太太們先拜，兄弟們拜，姐妹們拜，嫂子們拜，侄兒侄女們拜，最後是男女傭人分成多少起，一起一起地來拜。辭歲後抓彩，彩裡有各種糕點和糖果，也有各種玩具和應時當令的“春節”用品。小孩子們抓到什麼就拿走什麼，因此，他們在這個時候是極其活躍和高興的。我父親平時不準家裡人賭博，在抓彩以後，他卻首先帶著各個姨太太、二姐和我在一起推牌九。他總是500元一底，輸完了事。如果實在輸不完，他也聽憑我倆一次一次地藉端搶走，因此，歷年的這場賭博，總是我倆成了最後的勝利者。我們家從除夕起既然由我父親帶頭對賭博開了禁，那麼各房的人們也就此來彼往地聚在一起賭博，特別是男女傭人們更是興高采烈地大賭起來，直到正月初五日才告終止。
我們家過年是這樣的熱鬧、高興，但是，有一年卻在中南海福祿居東邊的一個院落裡，出現了一個與此完全相反的景象。那就是，大姐在出嫁以後，曾經回到中南海來過了一個年。按照我們家的“規矩”，她是不能和我們一道吃團圓飯的，同時還不准她看孃家的燈。據說，如果孃家的燈被她看了去，孃家那興旺的勢派便會衰落下去，因此把她所住的那個院子裡的電線也剪斷了。她是點著蠟燭過除夕的。在同一個中南海里，一邊是燈火輝煌，一邊是冷冷清清。這個忌諱是多麼的不合理，但是我父親卻偏偏照辦不疑。
除夕夜，我們家裡各個屋裡都要點上守歲蠟燭，各個院子裡都要燒上香，撒上芝麻秸。我父親的臥房裡，則要撒上很多“銅子”，他自己還往地上撒上一些“洋錢”。一般人都知道，在院子裡撒上芝麻秸，為的是諧著踩“歲”的音，取個“除舊”的吉利。至於我父親在屋子裡撒上銅子、洋錢，那是不可能踩“碎”的，這種做法的用意何在，我們至今弄不明白。
我們家從正月初一到初五還不準掃地。據說是為了避免把“財氣”倒出去。可是在這幾天裡，伺候我父親的丫頭仍在掃他臥房的地，只是不動那些銅子、洋錢罷了。在除夕的晚上，我們家從我娘以下，所有女眷和女傭人，都要戴上一朵絹制的石榴花，到了初一天剛亮的時候，就紛紛地把這花扔到院子裡去。這大概也是一種“除舊”的意思吧!
還有，在除夕的晚上，各房的小孩子和男女傭人們，都能得到很多份壓歲錢。這是我父親、我娘、各個姨太太分別賞給的。
初一以前，我娘和各個姨太太，還有我們大一些的兄弟姐妹們，都要預先查一查“皇曆”，看一看這一天的喜神、財神在哪一方。在這一天早晨第一次出門的時候，或是要迎喜神，或是要迎財神，便對著那神所在的方向走出門去。但是門的方向又是固定的，因此，有時要斜側著身體出門。我父親每逢看到這個情景，總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初一那天，我們全家準於早6時集合在居仁堂的樓下，7時在院子裡擺上供桌，陳列三牲，先行祭天，接著便到“祖先堂”祭祖。這以後，全家大小都再次集合到居仁堂給我父親和我娘拜年。叩拜的次序和辭歲完全一樣。在初五以前，我們全家只是自己的家裡人在歡度春節，一般的親友是不來拜年的。特別是親友們的女眷，就一定要過了初五才能登門。當我父親在彰德隱居的時候，每逢過年，住在項城老家的一些伯、叔、兄、弟們，在年前，一過臘月二十，就先後來到彰德了。至於姑太太們，雖是自己的家裡人，要來也必須在過了初五以後。
當時，黎元洪副總統的夫人、小姐以及各部總長的夫人等等，一過了初五，便先後到中南海來給我父親和我娘拜年。這個時候，我父親總是讓符殿青“傳”京劇界的名藝人來唱“堂會”戲。我父親雖然在天津和北京住了很多年，但是他卻不很懂戲。請他點戲，他總是愛點一出鬧劇中的“浣花溪”。我娘卻愛點一出“四老爺打麵缸”。我父親恰好排行在四，又有著和戲中老爺相類似的癖好，這就很容易使得人們發笑。聽戲的時候，除了我娘，女眷們都在廊簷底下坐著。我父親為了嚴“男女之防”，叫人在廊簷的外面掛上了極細的竹簾子，因此聽起戲來是非常氣悶的。
（六）
我父親從什麼時候起想要當“中華帝國”的大皇帝?有關這一事件的醞釀和發展過程，我們是知道得比較晚的。這是由於他凡是涉及政治上的大事，向來對我們守口如瓶，加以我們被深深地閉鎖在中南海內，所有府外的情況，我們瞭解得極少。但我們也自有其有利條件，那就是，在和大哥、二哥閒談的時候，他們有時會露出一鱗半爪，使我們能比較簡單地曉得某一個事件的經過。我父親要稱帝這件事，由於大哥在政治上有野心，所以一向諱莫如深。他怕過早暴露，會給自己多樹敵人。至於二哥，他是一個不願過問政治的“名士派”，又和我是同母兄妹，因此，他就把這個祕密告訴了我。在我曉得了這個訊息以後，漸漸發覺全家上下的精神面貌，確實和以往有所不同，彷彿將要發生什麼大事似的。
我父親在這一階段裡的表現，也自然不同往常。他有的時候似乎很高興，有的時候又非常不高興。比如說，他在晚間上樓以後，二姐和我去看他，如果他心裡高興，就會有說有笑，有時說得高興，還會和從前一樣地哈哈大笑起來。有一次，我倆在叫了他一聲“爸爸”以後，他溫和地對我倆說：“你們要好好唸書，好好學習規矩禮法，將來要當公主啦！”有的時候，在我倆叫了他一聲以後，他卻簡簡單單隻“嗯”地應了一聲，說上一句：“去玩去吧!”這時候，我們便意識到，爸爸又在不高興了。另外，我倆有的時候還聽到伺候他的丫頭對別的傭人說：“總統今天又有氣，大家小心點！”真的，在這天吃飯的時候，他一定是板著面孔，鼻子裡有時發出一聲嘆息似的“嗯”聲，並且一邊吃，一邊嫌菜做得不好，在鬧脾氣。這時候，就是他所最寵愛的五姨太太也要看個合適的當口，才敢淡淡地解釋上一兩句。但是，她的解釋，也同樣要碰我父親的釘子。他這種態度的轉變，大概是和外間對於帝制的反映有關的。
我父親的生活習慣，在這個時期裡也同樣有所改變。我們覺得，他不再像以前那樣從容，而是比較緊張。他做大總統的時候，經常是晚間9時上樓。到了這個時候，卻深夜還在辦公和會客，以致我倆姐妹雖和他同住在一個樓上，可是常常到了很晚還不見他上來。因此，他那逗著我們說笑玩耍的事情，就成為很少有的了。
他雖是這樣日夜緊張忙碌，可是並不能阻止那內外交攻的情勢向他逼來。首先是，蔡鍔在雲南發動了起義，組成了護**。緊接著日本帝國主義也改變了原來的贊成帝制的態度。這些已經夠使他惱火的了，家庭間因此而惹起的紛爭，就使得他更加惱火。其中最突出的是“立太子”的問題。大哥克定以前在彰德車站騎馬的時候把一條腿摔壞了，左手也連帶著受了傷(他左手的手心沒有厚皮，所以經常戴著一隻手套)。因此，我父親說他“六根不全”，將來怎麼能夠“君臨萬民”?他曾露出這樣的口風：要在二哥、五哥二人之中，擇一立為“太子”。二哥人極聰明，有才氣，我父親常常誇獎他“有天才”。五哥待人誠懇，學問也不錯，我父親也同樣很喜歡他。當時的“大典籌備處”曾給各個弟兄每人做了一身“皇子服”。有一天，四哥、五哥、六弟、七弟、八弟5個人，在“新華宮”內，各自穿著“皇子服”，合著拍了一張照。大家一看，五哥那一套上的金花式樣和其他弟兄的有所不同(這張照片，現在還在我處儲存)，只有二哥的那一套是和五哥的相同。這反映了我父親的用意所在。在這兩人之中，二哥年長，又不時替我父親外出辦事，頗得我父親的信任。更重要的是，我父親對他有所偏愛，因為他既是三姨太太的長子，又是過繼給大姨太太而為她所溺愛的一個愛子。因此，二哥將要被立為“太子”的呼聲就最高。大哥聽得了這個訊息，便揚言說：“如果大爺(大哥稱呼我父親為“大爺”，原因不明)要立二弟，我就把二弟殺了!”因此，“新華宮”內鬧得人心惶惶。有一天，我特地把大哥所說的話告訴了我父親，並且和他說：“咱們家要鬧‘血滴子’了!”我父親聽了以後，只簡單地說了“胡說”兩個字，並沒有什麼其他的表示。但是雍正奪位的慘劇，到底不能不使他無動於衷。
“立太子”的事，並沒有到此為止。原因是二哥的呼聲雖然最高，但五哥的“皇子服”畢竟也有那不同式樣的金花。五哥是二姨太太的長子，如果五哥立為“太子”，二姨太太就是未來皇帝的母親，也就是未來的“皇太后”了。而五姨太太想到自己既是我父親身邊最得寵的人，自然也就希冀著那樣的尊位降臨到自己身上。因此，她就時時在我父親身旁嘀嘀咕咕，要求立她的長子老六為“太子”。這個情況，不但伺候我父親的丫頭流露過一言半語，就是我也聽到過五姨太太在我父親面前稱讚老六的種種好處。我父親處在這內外夾攻的情況下，怎麼能夠使他不越加惱火呢!但是，使他更加惱火的，還是假版《順天時報》的暴露。
《順天時報》是當時在北京銷行數量比較多的日本人所辦的漢報紙。我父親平時在公餘之暇，總是專門看它。這大概由於它是日本人辦的報。可是，也就因為這個緣由，才使得他受了假版《順天時報》的欺騙而毫不自知。假版《順天時報》，是大哥糾合一班人(是否就是所謂“六君子”那一班人，那就不得而知了)搞出來的。不但我父親看的是假版，就是我們家裡別人所看的，也同樣都是假版。大哥使我們一家人和真實的訊息隔絕了開來。有一天，我的一個丫頭要回家去探望她的父親(這個丫頭是一個老媽子的孩子，是自由身子，所以准許她隔一些時候回家探望一次)，我當時是最愛吃黑皮的五香酥蠶豆的，便讓她買一些帶回來吃。第二天，這個丫頭買來了一大包，是用整張的《順天時報》包著帶回來的。我在吃蠶豆的時候，無意中看到這張前幾天的報紙，竟然和我們平時所看到的《順天時報》的論調不同，就趕忙尋著同一天的報紙來查對，結果發現日期相同，而內容很多都不一樣。我當時覺得非常奇怪，便找二哥，問是怎麼回事?二哥說，他在外邊早已看見和府裡不同的《順天時報》了，只是不敢對我父親說明。他接著便問我：“你敢不敢說?”我說：“我敢”。等到當天晚上，我便把這張真的《順天時報》拿給了我父親。我父親看了之後，便問從哪裡弄來的，我便照實說了。我父親當時眉頭緊皺，沒有任何表示，只說了一句：“去玩去吧”。第二天早晨，他把大哥找了來，及至問明是他搗的鬼，我父親氣憤已極，就在大哥跪著求饒的聲音中，用皮鞭子把大哥打了一頓，一邊打，一邊還罵他“欺父誤國”。大哥給人的印象是，平素最能孝順父母，所以他在我父親面前的信用也最好。我父親時常讓他代表自己和各方面聯絡。可是從這以後，我父親見著他就有氣。無論他說些什麼，我父親總是面孔一板，從鼻子裡發出“嗯”的一聲，不再和他多說什麼話，以表示對他的不信任。看起來，我父親對於帝制前途的不甚美妙，已經是有所覺察了。
就在這個時候，家裡的幾個小些的姨太太，還不知道我父親當時處境的困難，竟因為“妃”“嬪”的名稱和他當面爭執，以致使得他更加一分煩惱。事情的經過是：在他決定了帝制以後，我娘於氏當然就是“正宮娘娘”，至於那幾個姨太太，我父親曾口頭封過：大、二、三、五，4個姨太太都為“妃”；六、八、九，3個姨太太都為“嬪”(四姨太太、七姨太太這時已死)。這種封法，那3個小些的姨太太是不滿意的。可巧在元宵節的晚上，很多人都聚在居仁堂樓下在等著吃元宵(那時我父親和我們家裡人都仍然把湯圓叫作元宵。有人把外間叫作湯圓的說法告訴了我父親，他還說：“袁、元兩字，音同字不同，有什麼可忌諱的”。)等到元宵端來，我父親一邊先坐在桌旁吃，一邊還叫大家坐下同吃。這時候，六姨太太首先嘀咕起來，說是如果我父親不封她為“妃”，她就要帶著孩子回到彰德去住。接著，八姨太太、九姨太太也提出了同樣的要求。五姨太太當時在旁解勸著說：“你們別鬧啦!你們都當妃子，愛管我叫什麼就叫什麼”。可是那3個人卻依然在喋喋不休。我父親看到了這種情況，把筷子一撂，長嘆了一口氣，說：“你們別鬧啦!你們都要回彰德，等著送我的靈柩一塊兒回去吧!”說完，就走回辦公室去了。接著，過了沒有幾天，便下令緩辦帝制，撤銷了“大典籌備處”。
這個時候，國內的情況是：一方面，蔡鍔所率領的護**，很快地佔領了四川南部的一些地方。接著貴州和廣西也先後宣佈了獨立，陸榮廷並自任為兩廣護**總司令，因之護**的聲勢大振。另一方面，我父親所掌握的北洋，這個時候也開始分化，特別是他手下的兩員大將段祺瑞、馮國璋，一個是置身事外，袖手旁觀，一個則不再那麼恭順地服從我父親的命令，並且聯合了江西、浙江、山東、湖南4省的將軍，準備發出取消帝制、懲辦禍首的電報。我父親看到大勢已去，只得親自邀請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3人到中南海來共同舉行取消帝制的緊急會議。關於取消帝制的電稿，已經擬好準備拍發了，忽然我父親又叫把電稿拿了回來。徐世昌、段祺瑞聽到了這個訊息，趕忙又第二次來到中南海問我父親，為什麼又撤回這個通電?是不是不願意這樣辦了?我父親當時只說：“我要改動裡頭幾個字”。隨著也就交出去拍發了。看來，我父親本來或許是起了反悔之意，及至再一考慮，卻是除掉這樣做以外，別無其他出路。正好徐、段二人又來催問，於是借辭掩飾，就此下臺。但是，從此他就憂憤成疾，終於身死。
我父親是有迷信思想的。他既相信批八字，又相信風水之說。有人給我父親批過八字，說他的命“貴不可言”。還聽得說，我們項城老家的墳地，一邊是龍，一邊是鳳。龍鳳相配，主我家應該出一代帝王。這些說法，無疑地也會使我父親的思想受到影響。他之所以“洪憲稱帝”，未始不是想借此來“應天承運”吧。
這期間馮國璋的態度是值得一談的。馮國璋從小站練兵起就跟隨著我父親做事，後來經過我父親的不斷提拔，到了民國初年，直做到宣武上將軍、督理江蘇軍務，雄踞東南，手握重兵，成了我父親手下的一員大將。有一天，我父親在晚間上樓後，看見幾個姨太太和我倆正在他的臥室裡閒談，便和我們說：“今天馮華甫來了”。我不知道華甫是馮國璋的字，就問：“馮華甫是誰?”我父親在說明了以後，接著問我倆：“你們應當叫他什麼?”二姐遲遲疑疑地說：“叫世哥”。我父親笑著說：“不是世哥，是四哥”。由這一稱呼看來，我父親對於馮國璋是怎樣看待，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這裡還應當插敘一下馮國璋和我們老師周砥結婚的一段故事。周砥，字道如，家住在天津(並不是天津人)，曾教過二姐和我讀漢，及至我們搬進了中南海，她雖然已經不在字廊的專館裡擔任課程，卻由於她和三姨太太相處得很好，所以仍然常來常住。她是一個老姑娘，曾經宣告過不再嫁人。那時候，馮國璋斷了弦，他原想再要一個姨太太，所以就叫他的兒子到北方來物色。誰知他的兒子錯會了意，竟自和周家說定了。當他回到南京覆命的時候，馮說：“我這麼大歲數了，還要娶太太做什麼?”因此不肯應允。周老師的弟婦週四太太平素和六姨太太最好，就到北京來轉求我父親從中說合，這才定局。隨後，由我父親代為置辦妝奩，並派我的姓武的保姆作為陪嫁的老媽，此外，還派了男傭人護送著周老師到南京和馮國璋結婚。結婚以後，周老師有時回到北京來，還把我家當孃家走動，我們也都改了稱呼，叫他“四姐”。
還在洪憲帝制沒有公開的時候，有一次，馮國璋由南京來謁見我父親，順便問一問外傳稱帝這件事的究竟。我父親聽他的口氣，知道他是來勸阻的，對他說：“我的身體很不好，幾個兒子又都不成器，我哪裡有這種心思呢!”就這麼把他的嘴給堵住了。我父親在當晚上樓以後，連聲說：“馮華甫豈有此理!馮華甫豈有此理！”
帝制公開以後，馮國璋感到自己受了欺騙。我父親死後，曾聽到一個很可靠的人說，馮國璋對於我父親的“洪憲稱帝”，始終是嫌怨很深的。有的人說，當我父親最後處在絕境的時候，馮國璋經過徐世昌、段祺瑞、梁士詒等人的疏通，幡然變計，仍然承認我父親繼續做總統，以維“北洋派”的大局。這種說法是不確實的。
附帶在這裡談一下曾在彰德教過我們的楊令弗老師的態度。她也是不贊成帝制的。有一次，她到府裡來，說起洪憲帝制的事，便對我說：“既然共和了，又鬧什麼君主，恐怕非鬧出漏子來不可!”她在當時是很有名望的。她的態度如此，似乎可以代表一部分人對這件事的看法，從而也可以知道我父親稱帝的不得人心。
在我父親“洪憲稱帝”的時候，我們家庭中對此也有不同的反應。我娘最高興。她說她要當“娘娘”了。有一天，“大典籌備處”把做成的“皇女服”送了進來，二姐和我是經我父親口頭上封為“公主”的，但是“公主服”還沒有做好，我娘便叫從二姐起都穿上“皇女服”，陪著她一起照相。這天，五、六、七、八、九妹，還有大哥的兩個女兒，共7個人，都穿上了新裝；惟有我是不贊成帝制的，偏偏不肯穿著照相。很多人勸我，我母親還嚇唬我，我不聽，最後只得由我穿了便服了事。拍照的時候，我娘居中穩坐，眾“皇女”左右簇擁著，看起來，花團錦簇，好不得意。那幾個姨太太之中，除了上面已經談過的六、八、九3個人有過爭“妃”的問題和五姨太太有過爭立六哥為“太子”的事情以外，其他的人從來沒有什麼異議。看來，她們對於我父親的稱帝一事，都是表示贊同的。
在我們家中，最熱衷於這件事的是大哥。他之所以這樣熱衷，是為了要當“太子”，要做“嗣皇帝”。他雖然殘廢，卻還是野心勃勃。因此，他寧肯冒著“欺父誤國”的罪名，造出假版的《順天時報》，也因此他能不顧手足的情分，竟然揚言要殺那將被立為“太子”的二哥。原先我父親歷來對他信任，他是嫡出，根據宗法制度中所謂“立嫡立長”的說法，他認為“太子”一席應當是他的，所以他竟然私自鑄刻了“大皇子印”的金印。有些善於拍馬的人給他寫信，就稱他為“大皇子殿下”，他也居之不辭。他還培植他自己的私人勢力，和當時的“籌安六君子”以及一些政客們常有來往，為的是讓這些人為他效力，也正是如此。例如，他的把兄弟楊士琦(楊是我父親的心腹，當時擔任著政事堂左丞)，還有楊度、沈雲沛、薛大可等人，就在我父親面前嘀嘀咕咕，說他“嫡出當立”。總之，大哥是一個在政治上有野心的人，所以他就最熱衷於帝制。
二哥的態度，就和他迥然不同。二哥是一箇舊時代裡十足的浪漫才子型的人物。他從不愛過問政治上的事情，所以，一經聽到那“太子”的稱號將要落在自己的頭上，並且還聽說大哥因此而要殺害他，他內心是極其痛苦的。他曾和我商量過，如果我父親一旦登基，我們就私自逃往英國去留學。不料這個訊息，被大、三兩個姨太太聽到了，便先後把二哥叫到面前，又哭又勸，使得他想走而又不敢走。他在這種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做了一首題目是《明志》而實際上是諷諫我父親的詩：
乍著微綿強自勝，荒臺古檻一憑陵。
波飛太液心無住，雲起蒼崖夢欲騰。
幾向遠林聞怨笛，獨臨虛室轉明鐙。
絕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
我父親稱帝以前，北京城內曾出現了許多請願團，其中有妓女請願團、乞丐請願團等。由於二哥平素愛和這些人來往，就有人說是二哥弄出來的。其實這也是大哥串通外頭的一些人搞出來的把戲。
在我父親的女兒當中，我算是惟一不贊成帝制的人了。上面談過，我揭發了假版的《順天時報》，不肯穿著“皇女服”照相，曾和二哥私議著要逃往英國留學。所有這些，並不意味著我在政治上有什麼獨到的見解，但是我愛好自由，不願意受那更進一步的束縛。我在當時曾說過這樣的話：“現在我們本來就在‘饃飯監獄’(音諧“模範監獄”)裡，每天起來扛著三大件(指唸書、吃飯、睡覺)，要是做了‘皇帝’，那還受得了嗎!”我不願意學習那“公主”“皇女”們所應當學習的禮節。記得“大典籌備處”為了教導“公主”“皇女”們學習禮節，專派了兩個女師大的畢業生，一個姓鹿，一個姓楊，前來做示範性的講解，我們就隨著她們的講解一次又一次地演習。一般說來，關於行禮、言談等等的所有禮節，大體上仿照的是清宮裡的那一套。例如，每天早晨向我父親請安的時候，要像過去旗裝婦女那樣一次請3個安，即進了門請一個，往前走幾步再請一個，最後到了我父親面前再請一個。需要磕頭的時候，要兩腿同時跪下再磕。彼此說話的時候，要先問“您好”，還要問“您昨晚上睡得好”。對於這些繁縟節，我是學習一次，哭鬧一次。可是，在當時我父親已經登上皇帝寶座的情況下，要想不學是行不通的。幸虧這個學習由於當時政局的變化，沒有繼續多少日子就停止了。
為了籌備帝制，還有一個大典籌備處。大典籌備處是什麼時候成立，又是什麼時候撤銷的，我們不清楚。一次聽二哥說，和他常在一起的他的朋友郭葆昌奉大典籌備處的命令，到江西景德鎮去燒洪憲彩瓷去了。我們從這時候起，才知道還有大典籌備處這麼一個機構。這個機構的負責人是朱啟鈐。聽說早在它還沒有公開的時候，就已經在那裡準備我父親“登極”以後所該辦理的一些事情了。例如“中華帝國”大皇帝的年號“洪憲”，便是大典籌備處依照我父親的意思規定下來的。又如上面所談到的“皇子服”“皇女服”的式樣，也是這個機構制定的。我父親的“龍袍”是已經做成了的，只是沒有公開，因而我們都沒有看見過，我孃的“娘娘服”，也同樣是做成了的，只是由於“嬪妃服”還沒有做好，所以也沒有拿進來。後來，在我父親死了以後，這套“娘娘服”實在無法交代，我娘又堅決不肯要它，最後只得把它放在“燒活”裡一同燒化了。
現在讓我們瞭解一下已經送了進來的“皇子服”和“皇女服”的式樣吧。“皇女服”的樣子是：上身是對襟、寬袖的黃緞褂子，上面繡著鳳凰、牡丹、雲彩、潮水和紅色的太陽，所繡的這些都鮮明地在緞子上凸了出來。衣裳上鑲著的領子，同樣也繡著小的鳳凰和牡丹。那樣子，就像京劇裡旦角行當所穿的“霞帔”似的。下身是黃緞裙子，也在上面繡著和上衣一樣的花樣。裡面還有水紅色綢子的襯衣，襯衣上面鑲著白色綢子的“和尚領”。“公主服”雖然由於尚未做好而沒有送進來，但是聽說那樣子和“皇女服”沒有什麼大的區別，所不同的是上衣、裙子都比“皇女服”的多繡了兩隻鳳，裙子前短後長，“公主”們走動時裙子的後襬能輕輕地拂地。看來，這又是從古代外國貴族婦女那裡學來的樣式了。“公主鞋”是紅色緞面繡花的所謂“朱履”。鞋的前端微微向上翹著，樣子好像現在朝鮮婦女所穿的鞋。
“皇子服”又叫“金花服”，是仿照英國宮廷內的式樣用黑色呢子縫製的(由於當時正值冬季，所以用的是黑色呢子，其他季節該用什麼樣的料子那就不得而知了)。上身採用了西洋大禮服的樣式：前身僅及腹部以上胸部以下，後身長過臀部，胸襟上滿是一橫排一橫排凸起的金繡，既不開縫也不繫鈕釦。下身是西裝褲，兩側各繡有一條金線。帽子扁扁的，樣式和土耳其式帽子相彷彿，上面飾有一大溜黃色的絨毛。前面已經談過，四哥等5個人曾經穿著“皇子服”合影。合影時，他們身上還佩著金色的綬帶，綬帶下端懸著佩刀。所有這些，各人都沒有什麼不同。所不同是胸前部分的金花，五哥和二哥的是麥穗形的，其他弟兄的是牡丹花形的；還有帽子上的絨毛，五哥和二哥的是從前到後長長的一大溜，其他弟兄的則沒有他們的那麼多、那麼長。聽說，所有上面已經做成了的服裝，都是由當時最大的綢緞店“瑞蚨祥”承做的。
三、袁世凱的妻妾子女
配偶籍貫和出身所生子女子女的配偶和配偶的家世
大夫人於氏河南長子克定娶前清時代湖南巡撫、河南河道總督吳大澂的女兒
大姨太太沈氏蘇州妓女
二姨太太李氏朝鮮長女伯禎五子克權七子克齊十子克堅
十二子克度
六女籙禎嫁前清時代兩江總督張人駿的兒子
娶前清時代兩江總督端方的女兒
娶民國時代內閣總理孫寶琦的女兒
三姨太太金氏朝鮮次子克
三子克良
三女叔禎
八女
十女思禎娶天津劉姓的女兒
娶前清時代郵傳部尚書張百熙的女兒
續表
配偶籍貫和出身所生子女子女的配偶和配偶的家世
四姨太太吳氏朝鮮四子克端
次女仲禎
四女
七女復禎娶天津鹽商何仲瑾的女兒
定給前清時代兩江總督端方的侄子
五姨太太楊氏天津小家六子克桓八子克軫
九子克久
十一子克安
五女季禎
十五女娶湖南陳姓的女兒
娶民國時代總長周學熙的女兒
娶民國時代大總統黎元洪的女兒
六姨太太葉氏南京十四子克捷
十七子克有
九女福禎
十一女奇禎
十二女瑞禎
七姨太太張氏
八姨太太郭氏蘇州妓女十三子克相
十五子克和
十四女怙禎
九姨太太劉氏天津小家十六子克藩十三女儀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