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時勢造英雄，英雄之所以能成為英雄，就是因為他順應了當時的那一種時勢。要是換了一種時間，換了一個地點，他就成不了英雄。
因此，時勢就是一種客觀存在，哪怕你是英雄，也不能去改變，只能去順應。所以，順應時勢就不會被社會所淘汰，而如果在順應時勢的時候還能利用好時勢，那麼，就能看清未來的道路，成功也就會離自己不遠。
利用時勢變化挽救自己
胡雪巖語錄：這時候做事，不能說碰運氣，要想停當了再動手。
俗話說：“天不變，道亦不變。”那麼反過來說，天變了，那麼道也應該跟著變化。“天”指的是客觀環境、時勢，而“道”指的是規律、方法。客觀環境、時勢發生變化了，那麼方法也要跟著改變。
這是我們辦事的一種準則，不然我們就有可能會落後。
河北邢臺玻璃總廠廠長王長林是一位善於把握時勢的領導者。有一次他去北京開會，得知藍色玻璃即將成為建築行業的搶手貨時，立即聘請專家邊立項、邊設計，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就將藍色玻璃投入了市場，一時間成為了市場寵兒。而全國的同行們看到藍色玻璃的市場這麼好，於是也一起開始研發這種玻璃，於是造成白色玻璃短缺。面對這種情形，王長林又開始生產白色玻璃，由於藍色玻璃有太多的人生產了，市場一時間全是藍色玻璃，而白色玻璃又成了搶手貨了。
王長林就是這樣牢牢地把握住了這種時勢的不斷變化，才使得自己永遠都站在了市場的制高點上，立於不敗之地。把握住了這種時勢，給王長林帶來的是豐厚的利益。
有時候把握住了時勢，帶來的不僅是利益，還能挽救自己的生命。
杭州城被太平軍團團包圍了幾個月，王有齡率杭州軍民堅守孤城，終至糧草盡罄，斷糧達一月之久，城裡能吃的東西都已經吃光了。於是胡雪巖冒死出城，到上海買得一船救命糧，有十萬石之多。但當胡雪巖把糧食運到杭州城外的錢塘時，無奈杭州城已被太平軍圍得水洩不通，進城通道已經完全斷絕，城內城外只能相望而無法相通。這一萬石救命大大米就在城外，但是城內的老百姓卻只能眼巴巴地看著它而活活被餓死。
在經歷了三天度日如年、寢食難安的等待之後。胡雪巖終於同意讓陪他一起到杭州送糧的蕭家驥冒險進城。向城中通個訊息，並商量一下，看著能不能找到將糧食搶進城中的辦法。蕭家驥出發之前，胡雪巖問他如何到對岸，如何進得杭州城去，遇到敵、我雙方的人又如何應對。因為胡雪巖認為，“這時候做事，不能說碰運氣，要想停當了再動手。”於是蕭家驥趁天黑摸入城中，也許是上天佑他，他找到了王有齡，把城外糧食的情況跟他說了一遍。
但無奈杭州城被太平軍圍得像鐵桶一般，軍民又斷糧了這麼久，王有齡已經沒有力量再組織起一支突圍接糧的隊伍了，只能對著那幾丈厚的的城牆發無奈之慨，也只能對城外的那一萬石糧食望洋興嘆。這樣又堅持了好幾天，胡雪巖對蕭家驥也絕望了。胡雪巖只好將這一萬石大米運往當時已被官軍攻下的寧波，並且把這一萬石大米捐獻給了寧波城。因為寧波城也被太平軍圍困了好幾個月，城中難民無數，糧食奇缺，這一萬石大米正好救急。只是當時接受這批大米的米行開價付款時胡雪巖卻分未要，只提出了一個要求：這批大米算是出借，將來不管什麼時候，只要杭州收復，無論如何必須在三天之內以等量大米歸還。因為胡雪巖認為，這一萬石大米是杭州軍民百姓的救命米，雖說自己盡了力，但終歸沒能運進城裡去救活人，他不能拿著等於是杭州軍民百姓性命的大米去賺錢。同時，他相信不管怎樣，杭州總有被官軍收復的一天。那時，早一天運去糧食，也就可以多救活一些人，他要留著米在那裡，杭州一旦收復，他可以隨時啟用，以防萬一，到時如果不湊巧，誤了大事，自己又會留下極大的遺憾。
於是胡雪巖就呆在寧波，等候左宗棠收復杭州的訊息。
好幾個月之後，訊息才傳來，杭州已經收復了。於是胡雪巖迫不及待地帶著這一萬擔大米回杭州。
杭州被左宗棠收復了之後，由於聽信了人們的謠言，說胡雪巖帶著銀子去上海購買糧食，買了這麼久還沒有回來，肯定是貪汙了糧款跑了。於是左宗棠要捉拿胡雪巖治罪。
胡雪巖在寧波卻不知道這種情況，他一聽到杭州被左宗棠收復的訊息，馬上動身帶著所購買的糧食回杭州，希望參加杭州的戰後賑濟工作。但是一進杭州城，他的好友就把左宗棠要治他罪的情況告訴了他。貪汙糧款，本是一項重罪，而在杭州城被圍困的時候貪汙這些糧款，連全城的軍民性命都不顧，那罪就更大了，非死罪不可。
怎樣才能對左宗棠講清楚呢？幸好手上有一萬石糧食做保障。現在的杭州城剛剛收復，缺的就是糧食，只要有糧食就能救全城百姓的命。於是他把這一萬石糧食全部獻給了左宗棠。這一來，左宗棠不旦不治他的罪了，還委以他負責杭州善後事宜的重任，胡雪巖躲過了被治罪的一劫。同時，他在杭州士紳百姓中名聲大振，為他以後的阜康錢莊吸引來了很多的顧客。
當糧食進不了杭州城的時候，胡雪巖就帶著糧食遠走寧波，並把糧食獻給了寧波城，他不要錢，只要以等量的糧食歸還就行了，因為胡雪巖知道，戰爭時期，糧食比錢更重要。一等杭州城被收復的時候，他就用這一萬石糧食來為自己討一個清白。最後，不管是在寧波還是在杭州，胡雪巖都利用了時勢的變化，為自己贏得了好名聲。特別是在杭州，胡雪巖利用時勢的變化，還挽救了自己的生命。
一日一心得：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這裡的“天”指的就是一種時勢，這種時勢是一種客觀存在，他不會因為某一人而存在或滅亡。既然這種時勢我們不能反抗它，那麼我們就利用它吧。
利用好官勢就能發財
胡雪巖語錄：做什麼事都離不開貴人相助，做大生意尤其如此。
清朝是一個“官官相護”“官商結合”的時代，所以政治黑暗到了極點。可正是由於這樣的時代，為胡雪巖提供了一個成功的機會，他無私地資助王有齡捐官，就是官商勾結的一個典型事例。如果不是官商互助，他也難成其大業，他也不可能成為紅頂商人。
我們知道戰國時代有個呂不韋，他是秦國的宰相，但是他本來是一個大富商。做一些倒買倒賣的生意，把布匹鞋帽從這個國家販到那個國家，從城裡到鄉下。他既搞進出口貿易，也做國內的生意。但做生意的辦法很原始，靠的是賤進貴出，賺取差價，他也不欺行霸市，也不搞假冒偽劣產品，信譽一直很好，家裡存款就慢慢的多了起來。但呂不韋卻是一個不滿足的人，他不甘心一生都在生意場上小打小鬧，他想找出一條更好的發財之路。一天，他在邯鄲碰到了秦國在趙國作人質的秦國公子異人（秦始皇嬴政的父親），他認為機會來了，種田收益，通常只是投入的幾倍，買賣珠寶玉器，所得到的利潤要高得多，不過也只有百倍而已，而立國家之主，其獲利就無窮大了。這時呂不韋發現了權力作為特殊商品的價值，看準了一本萬利的政治投機。於是他想方設法，終於結交上了秦國公子，秦國公子此時正是落難之時。有人給予關懷，自然感激不盡，銘記在心。等異人登上秦國國君之位的時候，憑著這段交情，呂不韋棄商從官。之後輔佑秦國兩代國君，掌權十餘年，這十多年使他名利雙收，飽嘗了先商後官，亦官亦商的好處。
胡雪巖也是因為遇上了王有齡而實現官商互助的目的的，然後他好好地利用了王有齡這一層官勢，慢慢地實現了他的商業帝國夢，成為了紅極一時的官商。
當王有齡落魄的時候，胡雪巖冒著自己的工作被丟掉的危險而私自拿錢莊的五百兩銀子貸款給王有齡，最後因為這件事胡雪巖被信和趕出了錢莊，而王有齡則因為這五百兩銀子而捐官成功。捐官成功的王有齡升為海運局坐辦，了結了胡雪巖為他貸款的事，又因為胡雪巖幫他解決了漕米解運的難題，於是他想留胡雪巖在海運局當差，幫助自己。而此時的信和錢莊也因開除胡雪巖這麼一個得力的夥計而後悔了，於是想把他再請回信和錢莊。但是此時的胡雪巖卻只想藉助王有齡的官勢而自己開錢莊做生意。
雖然當時的胡雪巖一點本錢也沒有，但他料定王有齡很快就會外放州縣，以他自己的打算，現在只要有個幾千兩銀子先把錢莊的架子撐起來，到時就可以代理官庫的銀錢往來，憑他的本事，定能發達。所以，當王有齡問胡雪巖有什麼打算時，胡雪巖很明確地回答說：“我想仍舊幹老本行。”
“不是回信和吧？”王有齡半開玩笑地說道，說實在話，他還真怕信和的東家把胡雪巖請了回去。
“我早已說過了，一不做‘回湯豆腐’，二要自己立個門戶。”胡雪巖進一步解釋說，“現在因為打仗的關係，銀價常常有上落，只要眼光準，兌進兌出，兩面好賺，機會不可錯過。”
王有齡考慮了好半天又問道：“雪巖！說句老實話，我現在不願意你去開錢莊，目前是要你幫我，幫我也等於幫你自己。你是不是先捐個功名，到那時跟我在一起。撫臺已經有話了，最近還有別樣的安排，大概總是再派我兼一個差，那時我越加需要幫手，你總不能看著我顧此失彼。袖手不問吧？”
“這我早就想到了。開錢莊歸開錢莊，幫你歸幫你，我兩樣都照顧得來。你就放心好了。”
“當然，你的本事我是再清楚不過，不會不放心……”
看到王有齡口不應心，依舊不以為然的神情，胡雪巖為了打消他的顧慮，便放低了聲音說：“大哥，你現在剛剛得意，但說句老實話，外面還不大曉得，所以此刻我來開錢莊，才是機會，等到浙江官商兩方面，人人都曉得有個王大老爺，人人都曉得你我的關係，那時我出面開錢莊，外面會怎麼說？”
“無非是說我出的本錢！你我的交情，不必瞞人，我出本錢讓你開錢莊，也普通的很嘛。”
“這話不錯！不過，大哥，‘不招人妒是庸才’，可是不招妒而自己做得招妒，那就太傻了，到時候人家會說你動用公款，營商自肥，有人開玩笑，告你一狀，叫我於心何安？”這話打動了王有齡的心，覺得不可不考慮，因而有些躊躇了。
“做事要做得不落痕跡。”胡雪巖的聲音越低，“錢莊有一項好處，代理道庫、縣庫，公家的銀子不要利息，等於白借本錢。大哥，你遲早要放出去的，等你放出去再來現開一家錢莊，代理你那個州縣的官庫，痕跡就太明顯了，所以我要搶在你外放之前開，這一說，你明白了吧？”
“啊！”王有齡的感想不同了，“我懂了。”
“只怕你還沒有完全弄懂其中的奧妙。‘隔行如隔山’，我來講給你聽。”
“通常錢莊的本錢號稱二十萬，算它實收四分之一，也還要五萬，可咱們根本用不著那麼多，至多二萬就行了。眼前先要弄幾千兩銀子，好把場面撐起來。”胡雪巖的計劃是，好歹先立起一個門戶來，並巧妙地借用官場勢力把檯面哄起來，外面要弄得熱鬧，其實是虛好看，內裡是空的。等王有齡一旦放了州縣，這家錢莊代理它的公庫，解省的公款，源源而來，空就變成實的了。
經此一說，王有齡茅塞頓開，豁然明白，高興地對胡雪巖說：“幾千兩銀子，隨時都有，我馬上撥給你。”於是他給胡雪巖的錢莊起名為“阜康”。
從此，胡雪巖的官商之路正式開場。開錢莊，開典當，做生絲、糧食生意，一樁一樁的生意下來，胡雪巖成了腰纏萬貫的富紳。
一日一心得：
官勢是社會上一種很特殊的東西，如果利用得好，肯定能成就一番大事。胡雪巖之所以能成為紅頂商人，就是因為有這種官勢在起作用。
應對形勢要隨機應變
胡雪巖語錄：犯法的事，我們不做。不過，朝廷的王法是有板有眼的東西，他怎麼做，我們怎麼做，這就是守法。他沒有說，我們就可以照我們自己的意思做。
《三國演義》開篇就說，“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說的就是時局是千變萬化的，秦朝末年，黃巾軍起義，項羽、劉邦推翻秦朝。劉邦建立漢朝幾百年的安定之後，又出現了天下大亂的情形，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劉備據蜀稱帝，孫權佔據東吳，也稱王，天下又出現了三足鼎立的局面。此後的一千多年，戰亂安定戰亂安定，一千多年的王朝更替就是按照這一條規律來的。所以，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長河，時局都在變化，而在這種變化中，人類所能做的也就是按照這種變化來隨機應變。
在商場上也一樣，風雲際會，剛剛還是萬里無雲，一會就變成狂風驟雨了。對於生意人來說，這種變化是壞的，也是好的，壞的方面表現在形勢的變化會帶來毀滅性的打擊，而好的方面則表現在形勢的變化也會帶來發展事業的契機。而關鍵就在於生意人能不能懂得依據形勢而隨機應變，去發現自己的機會。精明的商人在這一過程中不僅能隨機應變，而且還能在這種隨機應變中發現機會，抓住機會，利用機會來賺大錢。
胡雪巖就是這方面的頂尖高手。
錢莊開辦的目的就是低利率吸收存款，再以高利率貸出去，這中間的差價就是錢莊的利潤，這就好像是今天的銀行一樣，胡雪巖的阜康錢莊也是這樣的一種經營模式。
所以胡雪巖才會想辦法憑藉王有齡的官場勢力來打理過往的縣、府的銀子，因為這是官家的銀子，是不要利息的，那麼胡雪巖再把這些銀子放出去，那麼就是全賺了。但是把這些錢貸給誰呢？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為胡雪巖提供了機會。
由於太平天國運動的興起，國家一片混亂，太平軍所到之處，不管是老百姓還是仕宦鄉紳，都攜帶著金銀細軟開始逃亡。在東南地區一帶，逃哪裡去呢？這些人的首選之地就是上海，為什麼？因為上海是通商口岸，裡面有很多的洋人在經商，洋人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都請求各自的政府用堅船利炮保護著這個地方，所以，哪怕上海周圍的地區都受到太平軍的佔領或攻擊了，但是上海卻仍然安然無恙。於是這些人就把上海作為了他們逃跑的首選之地。
但是，這些人來上海之後，就碰到了一個問題。這些人在原籍的時候，依賴祖宗留下來的田產，靠收租過活，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奢侈無度，從來不知道節儉為何物。他們來到上海之後，他們就沒有田產了，也不能收取租稅了，但是他們揮霍無度的習慣還是沒有改過來，加之上海燈紅酒綠，十里洋場，花錢的地方更多。於是這些人坐吃山空，過不了一年半載，所帶的錢全部花光了，這時候，他們又不能回原籍去，因為太平軍還佔據著他們的家鄉，但是又要在上海生活，那怎麼辦呢？只有向當地的錢莊借貸。在一般人看來，借貸給這些人肯定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因為這些人不是本地人，等太平軍一失敗，他們就能回原籍了，到時候你想找他們要錢都要不到了。
但是胡雪巖卻並不這麼看，當別的錢莊都不敢向這些人放款的時候，胡雪巖的阜康錢莊就敢向這些人放款。因為他認為，只要以這些人的田產作抵押就行了。因為田產是一些不動產，等太平軍一失敗，這些人肯定就會回原籍，因為那裡有他們的田產，他們可以再像以前一樣過著靠收取租稅過活的生活，他們不可能放著這些田產不要，而為了躲避這些債務而跑到外地去，這些田產相對於這些債務來說，要多得多。所以以這些田產作抵押，那麼也就不怕他們不還錢了。從這一次的貸款中，胡雪巖大大的撈了一筆。
當官兵開始收復杭州的時候，胡雪巖就感到太平軍的日子不多了，於是他想太平軍官兵一定會想辦法隱匿財產，而把這些財產吸收到阜康裡來，肯定是一筆大收入。於是他和信和錢莊的張胖子籌劃怎樣吸收太平軍的這一種私財。可是張胖子卻不敢做這筆生意，因為他認為太平軍兵將的私財，按朝廷的說法無論如何應該算是“逆產”，本來在朝廷追繳之列，接受“逆產”代為隱匿，可不就是公然違法？但胡雪巖卻認為，犯法的事情自然是不能做的，但做生意要知道靈活變通，要能在可以利用的地方待機騰挪。比如朝廷的王法本來是有板有眼的東西，朝廷律例怎麼說，我就怎麼做，不越雷池一步，這就是守法。而朝廷律例沒有說的，我也可以按我的意思去做，王法上沒有規定我不能做，我做了也不能算我違法。他的意思很清楚，不能替“逆賊”隱匿私產，自然有律例定規，做了就是違法。但太平軍逃亡兵將決不會明目張膽以真名實姓來存款，必然是化名存款的。朝廷律例並沒有規定錢莊不能接受別人的化名存款。太平軍逃亡兵將額頭上又沒有刺字，既然是化名存款，誰又能知道他的身份？既然不知道他的身份，又哪裡談得上違法不違法呢？於是胡雪巖根據這一形勢的變化做成了張胖子不敢做的生意。
此外，在清朝還有一種特殊的貸款，就是“放京債”，所謂放京債，就是放款給那些外放州府的京官。因為畢竟是京官，比地方官要高一等，所以，在去新地上任的路上，極盡奢華之能事。嘉靖時期，南京太僕寺卿王某，升光祿寺卿（正三品）赴任，王某和家人坐八抬大轎3乘，四抬大轎4乘，總共用了340個扛夫和轎伕，一天花費差銀40餘兩，從南京到陝西三千里路，浪費差銀不下兩千兩。當年一兩白銀的購買力，相當於今天的200多元人民幣。按200元計算，一個人升官到他鄉上任，只抬轎子和扛行李的花費就是20萬元人民幣。所以，每一個官員不管是外放還是升官，都要借錢的，因為只有借錢，他才能儲存他的面子，如果在路上太寒磣的話，上任了也會得不到當地其他官員的重視，因為別人就會認為是被貶官的人。並且這些人到任以後，買公館、轎馬，置儀仗，都要花錢，這些錢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所以向這些人放款也是一筆很好的生意，因為不怕他們不還，如果他們敢賴賬，把他們的借據遞到都察院，御史一參，賴賬的人就會丟官。太平天國運動的興起，清政府官員的調動非常的頻繁，因此這種生意就更好做了。
胡雪巖就抓住了這一個機會，根據這一種形勢的變化，隨機應變，向那些官員放款，又給他的阜康錢莊帶來了一大筆的生意。
一日一心得：
形勢處於千變萬化之中，那麼，我們也要根據這種變化而隨機應變，這就是現在所說的與時俱進。從實際出發，學會變通，保持一定的靈活性，因時因地因人而制宜，這樣才有可能把要做的事情辦好。
時變事變人也應該變
胡雪巖語錄：天變了，人應變。
《周易繫辭下》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意思就是說，事物一旦到了極限就要改變它，改變就能通達，通達就能保持得長久。
事物到了極限要改變它，而人在環境的變化中也要懂得改變。人只有改變了，才能適應這種環境，最後生存下去，這也就是達爾的進化論所提倡的“優勝劣汰”。1859年，達爾出版了《物種起源》一書，書中系統地闡述了他的進化學說。他認為，生物都有繁殖過剩的傾向，而生存空間和食物是有限的，所以生物必須“為生存而鬥爭”。在同一種群中的個體存在著變異，那些具有能適應環境的有利變異的個體將存活下來，並繁殖後代，不具有有利變異的個體就被淘汰。
人也是一樣，要是環境變了，而不能適應這種環境，那麼在自然界的優勝劣汰中只能被淘汰。胡雪巖就說過，“天變了，人應變。”意思是指時勢時局變了，人也應做出相應的變化與調整以順應時局。胡雪巖之所以能在險象叢生的商場上如魚得水，每每都是化險為夷，就是因為他能夠每次都根據環境的變化來適應這種環境。
胡雪巖得到左宗棠的信任以後，左宗棠把籌措軍餉的事全部交給胡雪巖去辦了，而左宗棠每年的軍餉就差不多要一百萬兩，同時，左宗棠又是一個洋務運動的積極倡導者，辦船廠、開辦洋務，都需要一筆很大的錢。這些錢清政府是不可能給的，那麼也由胡雪巖負責。這麼多的銀子，胡雪巖也不可能有，並且這是國家的事，胡雪巖也不可能把自己錢莊的錢貢獻出來。那怎麼解決這些費用問題呢？
胡雪巖想到了問題的解決之法，那就是向洋人借款，因為洋人在上海開了很多的銀行，就是想向中國政府貸款的。只是清政府明令規定，任何人不能代理政府向洋人借款。以前恭親王就曾經擬向洋人借款1000萬兩用於買船，但是被清政府給拒絕了。那到底是借還是不借呢？這讓胡雪巖也開始打退堂鼓了。
他就去找左宗棠商量，把向洋人借款的事和左宗棠說了。左宗棠的一番關於當下時勢以及做大事要懂得順應時勢的分析堅定了胡雪巖借款的想法。胡雪巖認為，恭親王之所以借不成款，就是因為當時的環境不允許他借款，當時向洋人借款買船，由於洋人正與清政府是敵對的關係，那麼洋人就在借款的事上故意刁難清政府，而清政府向來就是以天朝上國的身份自居的，你洋人算老幾，不借就不借，這樣恭親王也就不再提向洋人借款的事了。
但是現在不同了，現在的洋人在上海有銀行，有商行，可以做生意了，並且在與中國人做生意的過程中獲利豐厚，特別是鴉片走私，每年都會從中國獲得大量的白銀。也就是說，此時的洋人已經在上海等地的通商口岸擁有了自己的利益，而太平軍的興起卻損害到了他們的利益，於是他們想支援清政府圍剿太平軍。他們在軍火上支援官兵了，那麼在資金方面就更願意了，因為這是一種借款，是要給利息的，比軍火更划得來。
而在清政府方面，由於太平軍的興起已經威脅到它的統治了，在當時，軍務重於一切，而重中之重就是平定太平天國，但是此時的清政府卻早已是財庫空虛，要支付那麼繁重的軍餉，確實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向洋人借款儘管只是權宜之計，但是卻使得這些軍餉來得快，至於還款則是以後的的事，以後的事以後再說，所以借款也就具有了可能性。
同時，這時的左宗棠的手握重兵之人，且在圍剿太平天國的過程中深得朝廷的信任，此時由他領銜向朝廷上奏提出借款的事，其分量也就不一般了。
最後，借款之事果然順利進行，根據史料記載，從1867年到1881年這十多年間，胡雪巖以左宗棠西征、辦洋務為由，向外國銀行先後六次進行了借款，借款金額高達1770萬兩。而胡雪巖就把這些錢用於他的阜康錢莊的運作，為他的錢莊注入了大量的資金。
自從上海被洋人佔領逼迫清政府開放為通商口岸之後，來上海的洋人就越來越多，同時，由於太平天國運動的興起，東南一帶的人為了躲避戰火也紛紛來到上海，上海一時成了人口密集之地。這些人在上海要吃要住，而洋人也為了在上海更好的做生意，決定把上海的路拓寬，這就催生了上海的一種新興產業房地產業。
胡雪巖由於一次偶然的機會得知了這一種產業能賺錢，於是他趕快叫來古應春，打聽到最近洋人要在哪裡修建道路，於是就在那地方買大批田產，等洋人修路到此地的時候再轉賣給洋人，狠狠地賺上了一筆。
事變時變，那麼人也就應該跟著變，這是胡雪巖的生意聖經，也是胡雪巖的人生準則。他的一生就是跟著時勢變化的一生，他的財富也是跟著環境變化而慢慢地聚集起來的。
一日一心得：
優勝劣汰之所以會淘汰劣者，就是因為這些劣者不能跟著環境的變化而發生改變，因循守舊，僵守不化，就只能被歷史和時代無情的拋棄。
按照形勢變化來賺錢
胡雪巖語錄：我有了錢，不是拿銀票糊牆壁，看看過癮就完事。我有了錢要用出去！
身為商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意思就是說，商人在夏天就預先積蓄皮貨，冬天就預先積蓄夏布，行旱路就預先準備好船隻，行水路就預先準備好車輛，以等待這些貨物有所缺時再賣出。
這就是一種按形勢變化經營的方式，在夏天就準備好冬天的貨物，在冬天就準備好夏天的貨物，這樣在時節到來的時候，就能比別人快，就能搶佔先機。
做生意其實就是一種投資，說得不好聽一點，也就是在賭博。既然是賭博，也就會有輸有贏，那麼做生意也一樣，肯定會有虧有賺。但是既然是商人，那麼就肯定沒有想虧本的。而會不會虧本一方面是有自己決定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由市場決定的，如果市場上早就不需要這種貨物了，可你卻還在賣這種貨物，這樣的經營生意的方式不虧才怪呢。而明明是市場上緊缺的貨物，自己卻不在這方面投資，又怎麼能賺到錢呢？
所以，做生意最要緊的就是要根據市場形勢的變化來決定做什麼樣的生意，不能想到什麼就做什麼生意，這樣的生意肯定是不成功的。
胡雪巖開錢莊的時候，正是國家戰亂不斷的時候，這時候的社會，根本就沒有什麼安全可言，商人的生意也得不到國家的保障。如果錢莊一旦遭搶，那損失可就大了。因為在那樣的亂世，錢莊遭搶的情況完全是有可能的，就像太平軍一樣，只要佔領了一個地區，第一件事就是去搶劫金銀財寶。要是太平軍攻破了杭州，胡雪巖的阜康錢莊遭受搶劫也不是不可能，如果這樣，那麼胡雪巖的心血就白費了。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胡雪巖決定在開錢莊之外再進行別的專案的投資，這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多元化經營。所謂多元化經營就是不把投資資金集中投資在一個專案上，否則一旦該專案失敗，就會造成全軍覆沒，投資就會遭受巨大的損失。而把投資投放在不同的專案上，其中有的風險小，有的風險大，這樣一旦風險大的專案投資失敗，所遭受的損失可以由獲利的投資專案抵補，一旦風險大的投資專案成功，則可以獲得高額投資利益。這是一個投資組合問題，也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不要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的原因。
王有齡坐上海運局坐辦位置之後，有一次，他派出十餘艘船載著20萬石糧食從寧波港出發，準備海運至天津。但是，這些糧船行至上海時，被漕幫用火把這20萬石糧食燒得一乾二淨。漕幫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就是因為海運局砸碎了漕幫的飯碗。
自從隋朝開鑿京杭大運河以來，南方的產米之地，每年都要運糧北上。幾百年來，這種運輸逐漸發展壯大，不僅僅運輸糧米，而且還運輸其他的貨物，這種運輸就統稱為漕運。而參與漕運的人，如船家、賬房、船老大等就組成了一個幫派漕幫。清朝以來，漕運變成了一種肥缺，只要管理漕運的人，每年都能從中撈到不少的油水。於是人人都想分得這一杯羹，於是由於利益的關係，漕幫裡面開始出現幫派，這樣一來，漕幫的人就更多了，為了能賺更多的錢，漕運開始變味。有些幫派由於運不到東西，於是就開始搶劫。更為嚴重的是，有些幫派在他們的管轄範圍內設定關卡，亂徵收過往船隻的稅，以此來獲得收入。清政府面對這種漕幫日益混亂化的情況，加之太平軍定都南京，時時威脅著漕運。
為了確保京城的糧食安全，清政府就實行了海運。專門設立海運局，這樣一來，本來就是僧多粥少的漕運變得更加沒有生意了。於是漕幫對海運局恨之入骨，但是又不敢明火執仗的反對，於是只能乾乾這種焚燒糧船的事情。
於是胡雪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幫王有齡解決了這件事，但是他卻從中看出一種商機。漕幫本來就是吃水上飯的，掌管著運輸，就是因為海運局搶了漕幫的飯碗，所以他們才敢冒死去燒國家海運的糧食，這可是一種死罪，但是漕幫的人卻敢去犯，可見這其中的利益關係是多麼的嚴重。既然漕幫不能給朝廷運送糧食了，但是漕幫的人力、漕幫在水路上的勢力以及他們現有的船隻還在啊。何不用這些現有的資源來進行水路貨運呢，這種水路貨運只要有錢賺，公私都行。並且不久前，胡雪巖得知中國“官督商辦”的輪船招商局和英國恰和、太古輪船公司、美國旗昌輪船公司之間進行了一次爭搶，爭搶的焦點是爭奪水運利潤。可見水路貨運是一筆利潤很高的生意。
於是，他又為自己開了一條賺錢路，這條賺錢路是因當時的形勢變化產生出來的。像這樣的情況還有很多，胡雪巖經營的軍火生意、生絲生意、典當業、販賣糧食，都是在當時的形勢下發現的商機，也正是這些商機，讓胡雪巖的生意越做越大。
一日一心得：
形勢對於商場來說，既蘊含著機會，也保藏著危險。但是如果能把這些機會找出來，根據形勢的變化採取相應的方法，那麼，賺錢也不是一件很難的事。
趕潮流與洋人合作
胡雪巖語錄：做事情要如中國一句成語說的“與其待時，不如乘勢”，許多看起來難辦的大事，居然都順順當當地辦成了，就是因為懂得乘勢的緣故。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後，中英簽訂了《南京條約》，中國被迫開放上海等五地為通商口岸。隨著上海的開放，來中國的洋人越來越多，他們是來做生意的。
面對著洋人的到來，在朝廷出現了多種多樣的看法，有一部分人看到西方勢力的強大，被列強的堅船利炮嚇破了膽，主張對洋人一律安撫，以便處處討好洋人，讓洋人找不到滋事的理由。但這只是這一部分人的一廂情願而已，而洋人卻不買他們的帳，仍舊對中國虎視眈眈。而另一部分人則主張對洋人應採取強硬措施，這一部分人認為中國地大物博，對付洋人不應該有膽怯之心，以免洋人得寸進尺。這些人的主張聽起來是好的，但是清政府與洋人的每一次交戰都以清政府的失敗而告終，因為中西方的實力相差太大。還有另一部分人，因為和洋人打交道多了，逐漸與洋人合為一家，一方面藉助洋人的力量來為自己謀取一點私利，另一方面，則也藉助洋人的力量來為中國做一點好事。這些人就是那些像古應春一樣的洋行買辦或者沿海地區的官員。
不管朝廷裡對洋人有怎樣的不同見解，但是胡雪巖卻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洋人做生意怎麼會那麼容易成功，是因為洋人的每一行業來到中國，都有官府在後面支撐著，中國卻不然，自古以來，官不與民爭，官商尤甚，都只是存在互相利用的關係。其二，洋人也不是三頭六臂，他們來中國無非是為了做生意，所以清政府要打敗長毛（太平軍的稱號），從與洋人的生意來往中入手是最容易不過的。所以中國人不應該排斥洋人，也不要再以天朝上國自居。”
於是胡雪巖抓住這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著手和洋人做生意，讓機會變成實實在在的財流。
胡雪巖與洋人做的第一筆生意是把生絲銷往洋莊，他為了抬高生絲價格，控制市場，於是他聯合同業，結交絲業巨頭龐二。胡雪巖把在湖州收購來的生絲囤積在上海，等待機會高價賣給洋人，一直把生絲囤到第二年春天都沒有出手。因為這期間發生了幾件事，一是上海的小刀會起義，政府懷疑洋人對小刀會提供資助，為了懲罰洋人，朝廷命令禁止將絲、茶等物資運往上海銷給洋人。二是朝廷不顧英、法、美三國的抗議，在上海設立了內地海關，以獲取稅收。三是各國在上海的使館，都佈告本國人民，不得接濟小刀會。這些對於胡雪巖來說，都是有利的，因為這時候，生絲還沒有上市，所以當時的絲業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但朝廷由於禁止將絲、茶運往上海銷給洋人，那麼上海的生絲就更加供不應求了，那麼胡雪巖所囤積的這一批生絲就是奇貨了。同時，朝廷設立海關和禁止將絲、茶運往上海，都是對洋人的懲罰，洋人也意識到這一問題了，於是他們才禁令本國人民不能接濟小刀會，這就明顯的表現洋人想同中國保持一種商貿關係。而此時在上海只有胡雪巖有生絲，他聯合同業壟斷生絲市場的局面開始形成，將生絲賣一個好價錢，應該不是太難。
可正在這時候，胡雪巖卻以並不理想的價格將生絲賣給了洋人，儘管賺了十八萬銀子，但若是按照真正壟斷的價格來賣出的話，賺的肯定不止這一點銀子的。胡雪巖為什麼突然改變主意而做出這一決定呢？因為胡雪巖根據當時的形勢進行分析，和洋人做生意將可能是長期的事情，那麼先放點交情給洋人，那麼為將來的合作就留有餘地了。當時的太平軍儘管還在頑強抵抗，但是已經成為了強弩之末，洋人**地意識到了這一點，中國還是清政府的天下，那麼就得和清政府保持合作才能繼續維持洋務，洋人才能從中賺錢。而清政府此時儘管為了懲罰洋人而禁止與洋人做生意，但是等太平軍的戰亂一平定之後，為了恢復市場，復甦經濟，提高本國的軍事實力，還得依靠洋人的技術開展洋務運動。而按照朝廷的規定，朝廷為了維護自己的“顏面”，是不會直接和洋人打交道的，與洋人做生意是商人自己的事情。於是胡雪巖從這些事情中看到了一種大的商機，那就是與洋人做生意將會是一種長期的事情。
所以他在這一次的生絲生意中賣給洋人一點交情，就是想鋪就一條與洋人做更大的生意的道路。而胡雪巖的算盤也沒有落空，由於這一次的交情，胡雪巖賺來了與洋人生絲購銷的三年合約，為他以後發展更大規模的軍火生意、借款都奠定了基礎。
一日一心得：
俗話說，識時務者為俊傑。而在生意場上，能夠順勢抓住商機的人也就是一些“識時務者”，他們獲得的不僅僅是“俊傑”的名聲，還有豐厚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