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召開這次“打招呼會”和下發中央通知後，開始了一場新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這個運動迅速擴大到全國範圍。持續進行了九個月的全面整頓工作，至此中斷。“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不斷地深入和擴大，從不點名地批判鄧小平，最後發展到公開點名批判鄧小平。
久已夢想的“批鄧”終於實現，“四人幫”欣喜若狂。早在10月份，王洪在上海，就與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負責人，以及化部的劉慶棠等人多次密談。王洪叮囑這些“四人幫”黨羽：“要密切注意清華、北大動向，那裡有大事。”他還讓這些人“要講究策略”，要“振奮精神，準備鬥爭”。後來，王洪還將“四人幫”在上海的爪牙召到北京打招呼。他囂張地誣衊：“鄧小平是還鄉團的總團長，華國鋒、葉劍英、**等是還鄉團的分團長。”
對於鄧小平來說，發起這場運動對他進行批判，是預料之中的事情。他既然下定決心進行全面整頓，既然下定決心堅持不妥協的態度，就早已做好了被再次批判和打倒的精神準備。在全面整頓的過程中，他就多次講過，要做一個“不怕被打倒的人”。他曾說過：“老幹部要橫下一條心，拼老命，‘敢’字當頭，不怕，無非是第二次被打倒。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緊，也是個貢獻。”在忍受批判的同時，除了繼續做好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以外，鄧小平最關心的，是周恩來的病情和治療。他經常去看望周恩來，他要盡其可能，安排好周恩來的治療，以及他能為周恩來做的一切事情。10月16日下午，他和其他中央領導在大會堂聽取醫生彙報周恩來的病況。10月17日上午，他在住地與鄧穎超談周恩來的治療等項事宜。11月4日上午，他再次在住地約鄧穎超談周恩來的病事。11月11日晚九時半，他與其他中央領導一起聽取醫療組彙報周恩來的病情。16日晚十時半，他與王洪、張春橋、**、汪東興等聽取醫療組請示關於周恩來病事有關問題。11月27日下午三時，他與中央其他領導一起聽取周總理醫療組的彙報。
“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開始了，周恩來十分憤慨，也十分擔憂。12月8日，鄧小平到醫院看望了周恩來。同日，汪東興、王洪、**、陳永貴及王海容、唐聞生等看望了周恩來。周恩來在與王洪的談話中，提醒王洪要記住**1974年在長沙談話時關於“**有野心”的告誡。周恩來身在病中，這是他能為鄧小平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周恩來看到批判的烈火越燒越旺，他為他的老戰友擔心。他擔心鄧小平是否能夠頂住這一次批判狂潮，特地把鄧小平找來，關切而鄭重地問鄧小平：“態度會不會變？”鄧小平明確答覆周恩來：“永遠不會！”周恩來聽了以後，從內心感到高興。他說：“那我就放心了！”這一次的交談，是這兩位心靈相通的老戰友的一次心神的交流，是他們置一切個人榮辱乃至生命於不顧的一次政治盟誓。這一次談話，實在太重要了。十多年後，鄧小平對此依然念念不能忘懷。他曾多次回憶起當時的情景，多次給我們講述那一壯烈的瞬間。
1975年的12月份，中央政治局連續開會，批判鄧小平。會上氣氛十會激烈，“四人幫”一夥氣焰囂張，大肆批判鄧小平和他所領導的全面整頓。真是怪哉此會，批判鄧小平的會議，竟然仍由鄧小平自己主持。不過，這種所謂的主持，已經完全流於形式了。父親後來形容這些會議時說：“我主持會，也就是開始時說聲‘開會’，結束時說一句‘散會’。”其他的時候，他只是沉默地坐在會場裡，一言不發。
12月20日，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上作“檢討”。在政治局會上作“檢討”，他竟然連個正式的字稿子都沒有寫，可見對於這次“檢討”的態度。鄧小平這次的“檢討”，只留下了一個會議記錄。在“檢討”的開場白中，他說：“首先感謝主席的教導，感謝同志們的幫助，特別是青年同志的幫助。我自己對這些錯誤的認識也是逐步的。”接著他說：“先談談我的思想狀態。”他說，九號件以前一段時間，看到相當部分工業生產上不去，事故比較多，不少地方派性比較嚴重，確實很著急。二、三月間鐵路運輸問題很多，影響到各方面的生產，所以我提出首先從鐵路著手解決問題。在這個問題上，除了在管理體制上提出強調集中統一以外，特別強調了放手發動群眾，批判資產階級派性，強調了搶時間，企圖迅速解決問題。因此，在方法上強調對少數堅持打派仗頭頭，採取堅決調離的方法。徐州問題的解決，鐵路上的面貌很快地改觀，我當時覺得，用這種方法的結果，打擊面極小，教育面極大，見效也最快。同時我還覺得江蘇運用鐵路的經驗解決了全省其他問題，也得到較快較顯著的效果，所以我認為這個方法可以用之於其他方面。緊接著，把這樣的方法用之於鋼鐵，用之於七機部，用之於某些地區、某些省，用之於整頓科學院的工作。在這次會議之前，我還自認為這些方法是對頭的，所以，當著有同志對這些方針和方法提出批評的時候，我還覺得有些突然，有些牴觸情緒。鄧小平在這次“檢討”中，談了對派性，對工業生產，對教系統，對老、中、青三結合，對新生事物，特別對“化大革命”的態度。他談到，檢查原因，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對“化大革命”的態度問題。他說，“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認識問題。
鄧小平“檢討”中說的是坦誠的心裡話。他是用這個“檢討”說明，他認為全面整頓“這些方法”是正確的，對於對他的批評感到突然，有牴觸情緒。他坦率地承認，他“犯錯誤”的根本原因，不是因為八年被打倒沒有工作，而是因為對“化大革命”的態度問題。這是鄧小平的“檢討”，更是他對自己整個思想和認識的一個不迴避的申訴。
這次會後，鄧小平給**寫信，並隨信附上了他這次“檢討”的記錄。在信中，鄧小平寫道：“主席：在今（20日）晚的會議上，我對自己的錯誤作了一個檢討性的發言，現將這個發言送呈主席審閱。當然，這是一個初步的檢討。我希望能夠取得主席的當面教誨。當然應該在主席認為必要的時候。”鄧小平現在已經見不到**了，他透過呈送他的“檢討”，表達想面見**的意思。
對鄧小平的信和“檢討”，**當時沒有作任何批示。但是，對鄧小平進行批判和“幫助”的會，還要繼續開。
1975年的12月，“革”中的風雲人物康生死了。
在中國**內，康生是一個相當獨特的人物。他出身於山東的一個豪門世家，早年加入中國**。他國學淵博，古籍典史無不熟曉。他在蘇聯受過馬列主義的“正規”教育，可以算得上黨內的一個“理論家”。他興趣廣泛，精通古玩，酷愛京戲，為人善於察言觀色。在黨內，不論職務高低，都稱他為“康老”。康生雖然表面隨和，但卻是一個相當複雜而頗具多面性的人物。他最本質的真相，完全不像平時人們眼中的那樣風趣隨和，而是一個城府很深的人。這個人熟知黨內鬥爭的各種不光彩的權術和伎倆，平時假裝生病，一旦風吹草動，便會凶相畢露。他和**有著舊交，**的母親是康生家的舊僕。他和**的交情也不一般，**在國外的兩個兒子是由康生帶回中國的。延安整風時，康生利用**的信任整了很多人，是有賬的。在這以後，他自知多行不義便明哲保身，假稱有病，蟄伏了下來。一直到“革”爆發，他的機會再次來臨，便又重整旗鼓粉墨登場。“革”中，康生先是作為“中央革”顧問，繼而青雲直上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乃至於黨的副主席。在“革”中，他的整人的伎倆和狠毒得到了充分發揮，經他點名、為他審查、被他殘害的，不知有多少人。他先是與“四人幫”沆瀣一氣，後又因為爭權奪利而相恨成仇。1973年我們回到北京後，父母親曾帶著我去釣魚臺他的住處看他。我們看到的康生，已經病入膏肓，骨瘦如柴，病臥在床。見到我的父母親，康生開口便大罵**、張春橋等人，罵得很凶，也很狠。如果是別人罵“四人幫”，自然沒什麼奇怪，但不知怎地，這罵，一出自康生之口，聽起來就讓人覺得有些變味兒。聽著康生的罵，剛剛回北京的我們竟然不知所云。可見到了那個時候，康生與“四人幫”之間的關係，已表現得如仇如敵。
1975年底，康生已性命垂危，但仍惡性難改。即便是人之將死，還不甘寂寞，還在耍弄兩面派。他一方面找王海容和唐聞生談話，想讓她們向**傳話，一是表明自己在歷史上沒有叛變，二是“告發”張春橋和**在歷史上都是叛徒。康生說，這事他在延安的時候就已經清楚，但一直沒有向中央和**反映。另一方面，他又向**進讒言，說鄧小平要翻“化大革命”的案，想跟在毛遠新後面也立一功。死到臨頭了，他還用最後一口氣，鼓動如簧之舌，竭盡搬弄是非之能事。1975年12月16日康生病死，又一個“革”風雲人物消失了。“化大革命”，真是一個各色人物表演的大舞臺，“你方唱罷我登場”，多少人來來往往，行色匆匆。像康生這樣在政治舞臺上曾經風光一時的惡人和丑角，給我們的國家、人民和黨，帶來了多少災難和禍害，造成了多少無可挽回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