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屆人大開過之後，中國政壇上的政治形勢是這樣的：**雖然想恢復安定的局面，支援糾正“革”中的一些極左做法，但在總的路線和政策上仍堅持“左”的錯誤。**為代表的“革”勢力雖然沒達到篡權的最終目的，但在黨政軍中均分得一杯羹，依然掌握著重要權力並猖狂作亂。“革”中產生和氾濫的派性依舊肆虐，許多地方造反派和壞人興風作浪，混亂和武鬥不斷髮生。經濟形勢仍然讓人擔憂，工廠停工，鐵路停運，生產下降。一些老幹部解放、復出，使得政治局面和工作局面有所改觀，但工作困難，阻力重重，並與“革”勢力之間不斷髮生著不可調和的尖銳的矛盾和衝突。
四屆人大之後，鄧小平已由**確定，擔任黨的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和解放軍總參謀長。他此時所任職務，兼黨政軍要職於一身，職務比“革”以前還要多，地位比“革”以前還要高。僅從他的任職看，即充分說明垂暮之年的**對鄧小平所寄予的厚望。**信任鄧小平的才能，賞識他的品格。他真切地希望，鄧小平既能做到“永不翻案”，不反對“革”路線，又能夠挽狂瀾於既倒，像周恩來一樣，支撐起偌大一箇中國國家機構的執行。
在爭取復出的過程中，鄧小平的確曾經向**保證“永不翻案”。他的這一表態，絕對不是一個韜晦的權宜之計。永不翻案，表明了他那始終不變的對黨的信念，表明了他那始終如一的對**本人的敬重。他看待問題，看待歷史，看待個人功過，從來是從歷史的角度，從辯證的角度，從客觀實際的角度，從大局出發的角度。他絕對不會因為個人恩怨，去算曆史舊賬，或翻歷史的舊案。對於黨，對於**本人，他永遠不會“翻案”。即使在“革”結束以後，在回顧歷史、總結經驗教訓、評價**的功過的時候，他也沒有“翻案”。“革”中，他爭取復出工作，不是為了個人重得權力，更不是為了有朝一日去算個人舊賬。他爭取出來，是他認為在他的身上，擔負著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他鮮明地反對“革”錯誤，痛恨**、“四人幫”等“革”勢力對黨、國家和人民所犯下的罪行，痛惜黨和國家受到的重創和損失。重新工作後，他要全面糾正“革”錯誤，挽回“革”造成的巨大損失。對於這一點，他是毫不猶豫的，也是義無反顧的。他知道，在鬥爭的道路上充滿了艱險和阻礙。他真誠地希望，**能夠真正有所悔悟，能夠容忍他對“革”錯誤的糾正。但同時，他也做好了足夠的思想準備，即使**不認同他的作為，他也不會失望。他要做的，是久已思考成熟了的，是不計個人成敗後果的。他深知，沒有時間再耽擱了，他已經七十一歲。有多少人能夠在年過七十，還有機會重新開始一番新的政治作為，而且是充滿艱險的政治作為呢？光陰似箭，時間不等人啊！要想有所作為，要想扭轉時局，就要快，就必須破釜沉舟、堅決果斷。而且，既然要幹，就要徹底地幹，就要一下子全面推開地幹。這就是鄧小平的個性和風格。
真是說幹就幹。四屆人大結束一週之後，1月25日，鄧小平剛剛就任總參謀長，就在總參謀部機關團以上幹部會上發表講話，開宗明義，提出了軍隊要進行整頓。他說，目前軍隊的狀況是：從1959年**主管軍隊工作起，特別是在他主管的後期，軍隊被搞得相當亂，好多優良傳統丟掉了。軍隊的絕大多數同志是不滿意這種現狀的，所以**同志提出軍隊要整頓。他說，這些年來，我們軍隊出現了一個新的大問題，就是鬧派性。不消除派性，安定團結不起來。一定要提高黨性，消除派性，加強紀律性。總參、總政、總後三個總部，首先要整頓。
《軍隊要整頓》的講話，觀點鮮明，態度堅決，成為鄧小平復出工作以後，努力糾正“革”錯誤，進行全面整頓的開端。
**在四屆人大妄圖“組閣”失敗，又捱了**的罵，簡直就是氣不打一處來。她憋了一肚子的火，就把王海容、唐聞生找到她那裡去，歇斯底里大發作，把幾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員都大罵了一遍，並要王、唐在陪外賓見**時，將她的意見轉報**。此後，見到**時，王海容和唐聞生將**的“表現”報告了**。**聽後說：“她看得起的人沒有幾個，只有一個，她自己。”王、唐問：“你呢？”**說：“不在她眼裡。”**也是看透了**，因此不無憂心地說：“將來她會跟所有的人鬧翻。現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後，她會鬧事。”
**沒有理睬**。他現在是要支援鄧小平，要求得大局的穩定。在此期間，他發出了三項指示：關於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安定團結和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三項指示，雖然仍舊強調階級鬥爭的理論，但也再次表明了對周恩來和鄧小平工作的支援。這三項指示，在以後的全面整頓中，成為鄧小平高舉的旗幟。
鄧小平要開始進行全面整頓，**表示了對鄧小平的支援，**一夥卻絕不會眼睜睜地看著鄧小平出來推翻他們苦心經營了八年的“成果”。四屆人大剛剛開過，**剛剛說過要安定團結，而一場不可調和的生死鬥爭，就已正式擺下了戰場。
**一夥不管生產，不管經濟，不管老百姓是死是活。他們滿腦子想的，就是要對鄧小平等人進行反擊。1975年1月，幾乎就在新任總參謀長職務的鄧小平發表關於軍隊整頓講話的同時，王洪私下對他在上海的幾個親信“交底”說：“我最擔心的就是軍隊不在我們手裡……”王的話，表明“四人幫”對鄧小平的刻骨仇恨。
周恩來對鄧小平寄予厚望，但他知道鬥爭還在繼續，仍不能安心就醫。他要拼著他最後的生命，支援鄧小平。四屆人大後，他幾次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和佈置各項善後工作。1月30日，他再次主持有王洪、葉劍英、鄧小平、張春橋參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研究國務院副總理分工問題。2月1日，他讓國務院祕書長吳慶彤轉告鄧小平，請鄧將各副總理分工列出。周恩來說：“他不好講，由我講。”2月1日，周恩來在人大會堂西大廳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宣佈十二位副總理分工。會議確定，第一副總理鄧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來總理治病療養期間，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件。確定**、紀登奎、華國鋒三人為常務副總理，負責處理國務院日常事務。周恩來對在座的國務院常務會組成人員說：“我身體不行了，今後國務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接著，周恩來召開了有一百多人参加的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出席的會議。在會上，周恩來說，根據**的指示和中央的決定，我們從今天開始來完成四屆人大後的工作，把國務院組織健全起來。“今天是開始。恐怕我也只能夠完成這個開始的任務。”他重申了**關於鄧小平“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的評價，並向與會者宣佈：“現在我病了，將來這樣的會，請小平同志主持。”“希望新的國務院成立以後，出現新的氣象，爭取今年第四個五年計劃能夠完成而且超額完成。”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也講了話。
第二天，也就是2月2日，周恩來致信**，報告國務院各副總理分工等情況。從這一天起，鄧小平代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
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工作伊始，便於2月10日由**中央發出《批轉1975年國民經濟計劃的通知》，要求全黨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當前特別要把交通運輸和煤炭、鋼鐵生產抓上去。
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是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工作要抓的首要工作。但是，在當時那種全面混亂的情況下，要完成這一任務，真是何其難哉。
**一夥發起的“批林批孔”運動，造成了新的政治動亂，經過艱苦努力剛剛趨向穩定的形勢又遭破壞。許多地區和部門重新出現混亂，一些企業領導班子重新癱瘓，國民經濟狀況再次下降。1974年上半年，不少地區、部門工業生產沒有完成計劃，鋼鐵、化肥和一些軍工產品也欠賬較多。特別是煤炭生產和鐵路運輸的問題十分嚴重。由於生產下降，財政收支不平衡，收入減少，支出增加。1974年工農業總產值僅比上年（1973年）增長百分之一點四，其中工業總產值增長百分之零點三，農業總產值增長百分之四點二，鋼和原煤產量下降，國家出現財政赤字。
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首先就要整頓國民經濟。而要整頓國民經濟，按那時的狀況，工業、農業、商業、財貿、教、科技等方面都是問題成堆，積重難返，怎麼進行整頓？下決心整頓，就不能只整頓一個部門一個行業，而必須全面進行整頓。那麼，整頓的切入點在哪裡呢？這樣一個混亂加動亂的攤子，究竟從何下手呢？
在紛繁複雜的問題面前，鄧小平從來是冷靜分析，抓住要害，然後堅決而果斷地進行處理。這是他性格上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周恩來就曾說過，鄧小平是“舉重若輕”。要進行全面整頓，首要的，是要抓住幹部問題，也就是班子問題，關鍵是領導班子。要堅決地同派性作鬥爭。對那些有野心、爭權奪利、耍陰謀詭計的派性分子，必須做堅決的鬥爭，該批的批，該調的調，寸步不能相讓。在人的問題解決之後，就要恢復所有被破壞的行之有效的規章制度。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只有重建規章制度，才能確保生產的正常執行，否則，一切都是空談。
這些，就是鄧小平進行全面整頓選擇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