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12月中下旬，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進入了最後的階段。12月14日，周恩來審閱出席四屆人大會議各類代表名額分配方案後，致信王洪和政治局，提議在現有名單基礎上，再增加老幹部、外事和體育等方面代表的名額。18日，周恩來同鄧小平談話。當晚，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由鄧小平主持起草的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草稿）。20日，周恩來致信王洪和鄧小平，對修改後的《政府工作報告》（草稿）表示基本同意。
12月21日，周恩來召開有王洪、葉劍英、鄧小平、張春橋、**、**、姚元、紀登奎、吳德參加的部分在京政治局成員會議，討論四屆人大人事安排問題。會上，**、張春橋等人極力吵鬧，設法將其親信安排在化、教育、體育等部門。**等人知道，這是參與組閣的最後機會了。會後，周恩來同**、紀登奎交換意見，認為教育部要堅持讓剛剛解放的老幹部周榮鑫當部長，化部和體委兩個部門可以做些讓步。此次會議後，根據會議討論情況，周恩來草擬出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名單的第一、二方案，送葉劍英、鄧小平、**、張春橋等閱。在此之後，經過考慮，周恩來又將陳雲和韋國清增補進副委員長名單之中。22日，周恩來將所擬名單的三個方案，送**參閱。
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進入了最後衝刺階段。12月23日，根據政治局的意見，主持籌備工作的周恩來、王洪前往長沙，向**彙報工作。行前，醫務人員發現周恩來大便中有潛血，需立即進行檢查治療。要顧及身體，就不能去長沙，可是，周恩來不能不去長沙。如若讓王洪一人前去，就會給**一夥以極大的可乘之機，後果不堪設想。目前，鬥爭已進入白熱化的最後階段，絕不能功敗垂成，周恩來一定要去長沙。他早已將個人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他說：“既然把我推上歷史舞臺，我就得完成任務。”周恩來強撐病體毅然出行。離開醫院時，他消瘦而又虛弱，到了機場，雖然感到費力，卻意志堅定地走上了飛機。周恩來是在用自己的生命，進行最後的一搏。
12月23日到27日，在長沙，**同周恩來和王洪進行了四次談話，三次是三人一起談的，一次是同周恩來單獨談的。在這些談話中，**告誡王洪：“不要搞四人幫”，“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說：“**有野心。你們看有沒有？我看是有。”**說他對**提出“三不要：一不要亂批東西，二不要出風頭，三不要參加組織政府”。他責成**等人作自我批評，並要求王洪在長沙即寫出書面檢查；但又說，對**要“一分為二”。對於鄧小平，**明確地說，鄧小平“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他對著王洪說：“比你強。”在報告葉劍英當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鄧小平當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時，**進一步提出：“小平要擔任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三個職務。”**對周恩來和王洪說：“你們留在這裡談談，告訴小平在京主持工作。四人幫不要搞了。中央就這麼多人，要團結。”**對周恩來說：“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你身體不好，四屆人大之後，你安心養病，國務院的工作讓小平同志去頂。”關於四屆人大及人事安排，**指示，在召開四屆人大會議前，先召開**十屆二中全會。周恩來建議在四屆人大前召開的十屆二中全會上，補選鄧小平為常委或中央副主席。**當場明確指示，鄧小平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還就人大委員長、副委員長和國務院副總理、各部部長具體人選提出一些意見，提議由張春橋兼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
12月26日，是**八十一歲生日。這一天，**與周恩來單獨談話。**談了他一貫關注的“無產階級專政”和“防修反修”的問題。縈繞在這個八十一歲老人心中的，仍然是這些解不開的重大理論情結。畢其一生的精力和實踐，他一直探索和追尋著答案。在人生的最後歲月，他仍思考不輟。但是，最終，他找到答案了嗎？他能夠找到答案嗎？這樣鍥而不捨終生執著追求，卻最終陷於不能自我解脫的困惑境地，這是最為可嘆的。在與周恩來，這個與他相處了半個世紀的老戰友的最後一次促膝長談中，**談到，要儘快解放一批幹部，要安定團結，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兩位年事已高，並且均已時值遲暮歲月的老人，談到人大的人事安排問題，並最後敲定了人事方案。周恩來知道，以後，可能再也沒有這樣的機會與**推心置腹地長談了。一向顧全大局的周恩來，坦誠而嚴肅地向**談了**和張春橋的歷史問題。**表示，他已經知道有關**、張春橋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的情況。是的，**早就知道**和張春橋有歷史問題。當初，為了用**和張春橋等人發動“革”，**不讓提這個問題。到了現在，事情發展到這樣的地步，**更不會提這個問題了。要是換了別的人，如果有所謂的歷史“問題”，早就會被批判打倒。可是在“革”中，根本沒有什麼衡量是非對錯的統一準則。政治的需要，就是標準。雖然在這件事上，周恩來的提醒並沒有產生作用，但**和周恩來——這兩位在中國政壇上舉足輕重的政治家——在長沙的這次談話，對於四屆人大的順利召開，對於中國未來的政治前途，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
在周恩來到長沙向**彙報四屆人大人事安排的同時，父親在北京忙碌地工作著。除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外，他還要根據周恩來的指示，主持關於國務院的部、委設定和各部部長、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人選安排，代表中央起草有關報告，並與鄧穎超商談周恩來的病情及治療方案。同時，他密切地關注著長沙的動向。他知道，在長沙，在周恩來的身上，擔負著極其重要的歷史使命。
分析一下這一段的形勢，總的來說，**是支援周恩來和鄧小平的，也嚴厲地批評了**一夥。但是，在“革”中，意料之外的事情隨時可能發生。周恩來在長沙與**談得怎麼樣，直接關係到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要知道，在這個非常時期，整個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皆繫於**一人之身，皆繫於**的一念之間。憑著自己所親身經過的政治經歷，經過多年的反覆思考，父親深深地感到，這種把黨和國家的命運繫於一人之身的狀況，實在有太多的問題和弊病，甚至是危險的。但同時，他也深知，這樣的一種政治狀況，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更不是因一時一事而形成的。這種體制的形成，有著極其深刻的歷史根源和錯綜複雜的原因。要知道，中國從長達兩千年的封建主義，沒有經歷過任何意義上的民主主義階段的過渡，一步跨進完全現代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和人民，從思想上、理論上、觀念上，甚至於習慣上，都要進行許許多多的更新和改變。這一改變需要一個過程，而這一過程是不可逾越的，是需要假以時日的，是需要付出代價的，甚至需要付出極其痛苦的代價。
12月27日，雖然身體極度疲勞，但在飛回北京的飛機上，周恩來的心情很好。四屆人大各項安排，特別是人事安排，已由**一錘定音。在這一場生死惡鬥之中，**再一次用清醒和理智，扶住了那個極不穩定的政治天平。
1974年的最後幾天，在北京的最高領導們異常繁忙。12月28日，周恩來召開有王洪、葉劍英、鄧小平、張春橋等參加的政治局常委會，研究如何貫徹**在長沙幾次談話的問題。這是鄧小平復出後第一次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出席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在那個一人定乾坤的時代，雖然沒有履行正式手續，但**說了讓鄧小平擔任政治局常委，鄧小平就是常委，至於手續，以後可以補辦。在“革”中，這樣的情況屢見不鮮。這次會後，周恩來批告王洪，將**審定的四屆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和國務院副總理兩份名單（草案）印發政治局全體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