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外國記者曾說，他來中國有兩個願望：一是看萬里長城，二是看錢鍾書。他把錢鍾書看成了中國化的象徵。
還有一個外國記者因為看了錢鍾書的《圍城》，想去採訪錢鍾書。他打了很多次電話，終於找到了錢鍾書。錢鍾書在電話裡拒絕了採訪的請求，並說：“假如你吃了一個雞蛋覺得不錯，又何必要認識那個下蛋的雞呢？”
錢鍾書先生學識淵博、睿智幽默，對於想採訪自己的外國記者，以幽默的語言婉拒，一生潛心讀書研究，淡泊名利。不好拜客訪友，也討厭、憎恨別人拜訪，客來常以病謝。這就像他自己所說的“其一：甘於寂寞，不求聞達；其二：胡思亂想是別人的事，於錢鍾書卻無關。”這就是錢先生的獨特風格。
○“站長”、車站和“過客”
他倆一個是梁啟超的公子，一個是林長民的千金；一位是建築巨匠，一位是絕豔才女。他們一世情緣，共同創造了中國建築史上的兩座豐碑，把親手設計的國徽送上了**城樓。他不計國仇家恨，力使奈良、京都的古建築免遭盟軍的轟炸，代表中國參加了聯合國大廈的設計；她出眾的才貌令萬種風情的徐志摩詩興大作，使抑情重理的金嶽霖冥思獨想。
戰亂時期，梁思成、林徽因在艱苦的環境中堅持他們的古建築研究，更難得的是他們還保持著“倔強的幽默感”，像一棵樹在寒冬中固執著最後那片綠葉。且看林徽因寫給費正清夫婦的兩封信中非常傳神的片段。前一封寫於1940年11月，裡面講到哲學教授金嶽霖先生的戰時生活，可憐又可笑：
可憐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裡有課，常常要早上5點半從這個村子出發，而沒來得及上課空襲又開始了，然後就得跟著一群人奔向另一個方向的另一座城門、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5點半，再繞許多路走回這個村子，一整天沒吃、沒喝、沒工作、沒休息，什麼都沒有！這就是生活。
後一封信寫於1941年8月，林徽因寫信時眼見大隊日機從李莊上空飛過：
思成是個慢性子，願意一次只做一件事，最不善處理雜七雜八的家務。但雜七雜八的家務卻像紐約中央車站任何時候都會到達的各線火車一樣衝他駛來。我也許仍是站長，但他卻是車站！我也許會被碾死，他卻永遠不會。老金(正在這裡休假)是那樣一種過客，他或是來送客，或是來接人，對交通略有干擾，卻總能使車站顯得更有趣，使站長更高興些。
信後有金嶽霖的附筆：當著站長和正在打字的車站。旅客除了眼看一列列火車透過外，竟茫然不知所云，也不知所措。我曾不知多少次經過紐約中央車站，卻從未見過那站長。而在這裡既見到了車站又見到了站長。要不然我很可能會把它們兩個搞混。
信後當然也少不了梁思成的結案陳詞：現在輪到車站了：其主樑因構造不佳而嚴重傾斜，加以協和醫院設計和施工的醜陋的鋼鐵支架經過七年服務已經嚴重損耗。從我下面經過的繁忙的戰時交通看來已經動搖了我的基礎。
三人分別自比為“車站”(梁思成)、“站長”(林徽因)和“過客”(金嶽霖)，調侃對方也調侃自己。梁思成早年(1923年)因車禍脊椎受傷，落下殘疾，對此他本人毫不避諱，自嘲時顯示出建築學家的當行特色。
在消極厭世的情緒四處瀰漫的戰亂時期，幽默的確是他們精神賴以存活的最後一把救命糧草。
○現在她跟別人一樣了
戴高樂的第三個女兒安娜是個白痴，他們夫婦倍加小心地保護安娜，並且總怕自己會死在安娜之前。
安娜20歲時先父母親而去。戴高樂在她的墓前默哀了一陣兒以後，擦著眼淚，握著他妻子的手說：“唉，現在她跟別人一樣了……”
不是所有的愛都是相同的，但是所有的愛都是可以讓人理解的。戴高樂的心境並不是正常孩子的父母所能體會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