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達兩千餘年的中國傳統社會里，君主個人獨裁的政治模式雖然並沒有真正得到貫徹和執行，但以君主為權力象徵和“主權體現者”這種中央集權的政治模式則至遲從西漢中葉之後一直得以實行。這種模式將地方上的各種權力盡可能地收歸中央，由中央統一決策和推行，各級地方政權實際上淪為中央政府的派出機構，它和中央政府的關係只能是垂直的隸屬關係。現在看來，這種模式具有許多弊病，既扼殺了地方積極性，也造成了中央政權極其沉重而又不易消解的財政乃至政治負擔。但是歷史主義的觀察，這種權力模式在中國歷史上是正面作用大於負面影響，它一方面維護了中國多族群的統一，另一方面則比較容易地造成一種穩定的、寧靜的社會政治環境。
不過，到了明清之際，由於中國社會內部新的生產力因素萌生、發展，中國傳統社會模式無可迴避地產生許多裂痕。中國的權力模式如果依然固守舊有的高度中央集權的體制，則勢必阻礙中國社會發展。於是一些敏銳的思想家如顧炎武、黃宗羲等人便很自然地考慮如何重建中國權力模式問題。
黃宗羲說：“後世驕君自恣，不以天下萬民為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過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應於上者，亦不出乎奔走服役，一時免於寒餓，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復計其禮之備與不備，躋之僕妾之間而以為當然。”（《明夷待訪錄?原臣》）很顯然，黃宗羲不僅反對權力集中在君主個人之手，主張實行分權，而且意味著反對中央權力過分膨脹，主張建立一種新型的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分權模式。只是這種模式究竟應該是一種什麼樣子，黃宗羲似乎尚沒有更為清晰的方案。
和黃宗羲不清晰的感覺明顯不同，顧炎武不僅清楚地看到舊有中央集權模式之間的弊端，而且明白提出中央與地方分權新模式。他在《日知錄?鄉亭之職》指出，“《周禮?地官》自州長一下，有黨正、族正、族師、閭胥、比長，自縣正以下，有鄙師、酇長、里宰、鄰長，則三代明之制，亦不越乎此也。夫惟於一鄉之中，官之備而法之詳，然後天下之治，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至於今日，一切蕩然，無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設之監司；監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積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無與分其職者。雖得公廉勤幹之吏，猶不能以為治，而況託之非人者乎，……唐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由此論之，則天下之治，始於里胥，終於天子，其灼然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興亡之塗，罔不由此！”因此，顧炎武在《郡縣論》中明確提出“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罷監司之任，設世官之獎，省闢屬之法”。要求任職縣令“必用千里以內習其風土之人”，經過若干年試用後，稱職者“任之終身”，並且要求“使縣令得私其百里之地”，使其個人利益與當地百姓的利益密切相關，從而加強地方權力，完全由中央派出機構而變為相對獨立的政權實體，以防“不虞之變”，以各地的共同發展來維繫全國的統一和穩定。
顧炎武反對官員異地任職，主張官員尤其是地方官員的利益一定要與當地百姓的利益、關切相一致，必用千里之內熟悉當地風土人情的人。顯而易見，顧炎武權力模式型別設計具有濃厚的復古色彩，是企圖以古代理想的政治理念去糾正現實生活中的問題。這一點既有消極影響，也有其積極意義，它實際上和歐洲近代觀念的萌生走著同樣的道路，都是“以復古求革新”。如果中國的政治不再發生劇烈性變動，伴隨著中國新的生產力因素不斷壯大與成長，顧炎武的權力模式型別遲早將變為現實，中央與地方分權體制必將從舊有中央集權模式中分解出來。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伴隨著明清易代政權交替，中國政治變革雖然發生了重大變化，但生機勃勃的滿洲貴族在清朝早中期實際上卻以自身的力量阻止了明中葉之後開始的政治體制變革程序，而完成了更姓易代、重建權力系統的工作。中國的政治體制不僅在舊有模式中又繼續運轉了二百餘年，而且在清朝早中期似乎還有所加強。只是到了晚清，一方面因為晚清政府實際上又陷入更姓易代的前夜，另一方面中國社會內部新的政治因素、經濟因素、化因素等都因中國社會逐步“殖民地化”而變得更加強大，故而中央與地方分權問題再一次被提上中國政治日程，顧炎武的政治理念終於在近代中國尋覓到了知音。
顧炎武政治理念的最早知音是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維新派。他們有感於中國危在旦夕的殘酷現實，最早敏銳地感覺到中國有進行權力模式改革的必要性。早在戊戌維新變法前一年，他們中的精英分子差不多都集中在湖南，試圖在開明官僚陳寶箴庇護下，以區域性改革為試點，完成中國政治體制模型的重新建構。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所謂“湖南新政”。
湖南新政的中堅人物為黃遵憲。黃遵憲在這次新政中所提出的“地方自治”的理論明顯地受到顧炎武的影響，只是黃遵憲畢竟生長在近代中國，畢竟有周遊列國的親身經歷和更為豐富的世界觀念，故而他的地方自治論思想淵源雖然可以追溯到顧炎武，但顧的政治理念並不是黃遵憲政治主張的唯一智慧資源。據黃遵憲致梁啟超信中自述：“吾自隨使東西，略窺各國政學之要，以為國之野，必以民之智愚為程度。苟欲張國力，伸民權，非民族之強，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何以自立？苟欲保民生，厚民氣，非地方自治，則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沫不相關，民何由而強？早夜以思府縣會議，其先務之亟矣。既而又思今之地方官受之於大吏，大吏又受之於政府，其心思耳目，惟高爵權要者之言是聽。即開府縣會，即會員皆賢，昌言正論，至於舌敵脣焦，而彼輩充耳如不聞又如何？則又爽然自失，以為府縣會亦空言無益。既而念警察一局，為萬政萬事根本。誠使官民合力，聽民之籌費，許民之襄辦，則地方自治之規模，隱寓於其中，而民智從此而開，民權亦從此而伸。”（《中國哲學》第八輯）
由此可見，黃遵憲地方自治思想資源更多地來源於西方近代觀念，其根本目的也與顧炎武明顯不同，而是以地方自治為基礎，將中國改造成真正意義上的近代國家。他的具體方案是：“政體當法英美，而其著手次第，則又取租稅訟獄警察之權，分之於四方百姓；取學校武備交通（自注：謂電信鐵道郵遞之類）之權，歸之中央政府，盡廢今之督撫藩臬等官，以分巡道為地方大吏。其職在行政而不許議政。上自朝廷，下至府縣，鹹議民選議院為出治之所（自注：初仿日本，後仿英國），而將二十一行省分劃五大部，各設總督，其體制如澳洲、加拿大總督，中央政府權如英主。共統轄本國五大部，如德意志之統率日爾曼全部，如合眾國統領之統轄美利堅聯邦，如此則內安民生，外聯與國，或亦足以自立乎？”（《梁啟超年譜長編》，290頁）顯然，這已遠不是顧炎武地方分權方案的簡單摹本，而是一套全新的近代意識。
然而，隨著湖南新政，尤其是全國範圍維新運動的失敗，黃遵憲的理想並沒有變成現實，而僅僅具有思想史的意義。不過由此卻開啟了近代中國思想史上地方自治信念的先河。1899年，章太炎提出加強地方權力的“藩鎮論”和“分鎮論”，期望以地方自治為手段完成中國政治體制變革。章太炎在《藩鎮論》寫道：“板蕩之世，非得藩鎮以尊攘，則憲政不立。且今之斥擬藩鎮以為跋扈者，其志果在憲政乎？抑他有所為乎？夫削藩鎮以立憲政者，天下之至公也；削藩鎮以遂一二肺腑貴人之專欲者，天下之至私也。私之至者，不行媚白人，使膾碟中國以至於盡不已。今藩鎮雖離於至公，而猶未合於至私。”
在章太炎看來，在目前條件下，“與不得已，官制不及改，則莫若封建方鎮為一，置燕、齊、晉、汴及東三省為王畿，注錯無所變，其餘置五道：……道各以督撫才者制之，冠各以地，無以虛辭美稱，行政置吏，惟其所令；歲入貢於泉府者數十萬，毋有缺乏；扶寸地失，惟斯人是問。一受其爵，非喪土缺貢，終其身無所易，死則代以其屬吏，薦於故帥而錫令於朝。其佈於鄰國，則曰斯吾封建之國也。交會約言在是，天室弗與知。若是，則外人不得挾政府以制九域，冀少假歲月以修內政，人人親其大吏，爭為效命，而天下少安矣。”（《分鎮》）章太炎認為，這雖然是等而下之的對策，但在當時中國的政治環境下未嘗不可作為一種解決問題的變通方案。
地方自治的理想或許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最佳方案，但在中國被迫踏入現代化門檻時卻又不得不成為一種趨勢和一種選擇。誠如歐渠甲在1902年所寫的《新廣東》中所說的那樣：“且夫自立者，天地之大義，生人之本分，不可不擔當不力行者也。我人之呻吟於**政體之下，不得平等自由，登進明之路，宜早樹獨立旗，擊自由鍾，以奮我國民之精神，以復我天賦之權力，雖滿清政府未到如斯之地位，尚需早圖自立，以除阻我明之進步矣，何況其衰頹至於今日者乎？”如果說“東南互保”還帶有以地方實力解決政治危機暫時性、臨時性考量的話，那麼，宋教仁等人在辛亥後關於中國權力模型設計，特別是中央與地方間關係重構則是近代中國地方自治思潮的邏輯發展和理性審視。宋教仁《中央行政與地方行政分劃之大政見》說：“吾人謂今日之中國，中央集權制固不宜，偏重地方官制之地方分制亦不宜，謂宜折中，以對外的消極的各政務歸之中央，以對內的積極的各政務歸之地方。其地方政治中，則尤注重於地方自治一途，使人民直接參與施政，以重民權，如是庶合輕重適當之道也。”這實際上是對近代以來的地方自治思想作了理性概括和總結。中國如果照此發展，一方面可以有效克服舊有中央集權體制弊病，另一方面決不會出現地方勢力坐大和分裂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