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4 久違的黑夜之舞
沒什麼比告訴你的兄弟你正琢磨著以殺人罪逮捕他更讓人無語的了。我們默默地開著車，下了一號公路，轉到95號高速路，又開上快速道，最後開進設計區，就在過了往朱莉婭·塔特爾堤道去的岔道一點兒的地方。
沉默讓路途顯得漫長許多。我瞥了德博拉一兩次，她顯然深陷在苦思之中。她直直地看著前方，機械地轉動著方向盤，心思完全在別處，而且一點兒都不想搭理我。
我們的互不理睬把氣氛搞得實在太緊張了，所以我們飛快地找到地址時，總算鬆了口氣。德博拉把車開到屋前，這房子有點兒像個倉庫，在東北四十街。她停下車，關掉引擎，還是沒看我，但她停了一下，然後搖搖頭鑽出車子。
我想我應該像往常一樣跟著她，像小德博拉的大笨影子一樣。但我多少也是有點兒自尊心的，真的。如果她真的會為幾次微不足道的自娛自樂式的殺人行為就跟我過不去，我幹嗎還非得幫她解決眼下的問題。
所以我坐在車裡，並沒留心德博拉是怎麼走到了門邊按門鈴的。我只是心不在焉地用眼角瞥見門開了，德博拉拿出她的警徽給對方看。所以，我從自己坐的位置實在無法確知到底那人是襲擊了她使她摔倒，還是隻是把她推倒在地，自己消失在門後。
當我看到她費勁兒地跪下一條腿，然後摔倒在地沒有站起來時，我還是多少有些動容。
我聽到我的內部警報中心發出模糊的嗡鳴聲：有什麼非常不對頭的事情發生了。所有對德博拉擺出來的傲慢消散殆盡，好像被晒熱的路面上蒸發的汽油。我飛快地下了車，跑向路邊。
在十英尺外我就看見一把刀的手柄從她的身體一側露出來，我震驚得放慢了一下腳步。便道上已經積了一攤可怕的溼答答的血，我覺得好像又回到了童年，我和哥哥比尼在那個冰冷的集裝箱中，眼看著黏稠的紅色**討厭而噁心地在地板上蔓延，那讓我不能動彈，也不能呼吸。但地板忽地消失了，剛剛紮了德博拉一刀的男人走了出來，他看見了我，伸手去拔刀柄，這時我耳朵中的風聲變成了黑夜行者的展翅聲，我飛快地跳過去，抬腳狠狠踢在他的太陽穴上。他笨重地倒在了德博拉旁邊，臉泡在血液裡，一動不動。
我跪在德博拉身邊，拉起她的手。她的脈搏有力地跳動著，眼睛翕動著睜開。“德克斯特。”她輕聲說。
“老妹，堅持一下。”我說，她又閉上了眼睛。我從她掛在皮帶上的皮套裡拿出對講機請求支援。
幾分鐘之內我們身邊聚集了一小群人，救護車也趕來了，圍觀的人合作地散開，緊急救護人員跳出車朝德博拉跑過來。
“哦，”第一個人說，“血流得很快，要先止血。”這是個壯實的小夥子，留著一個海軍陸戰隊式的髮型，跪在德博拉身邊開始操作。他的同伴，一個比他還壯實的約四十歲的婦女，飛快地給德博拉輸液，針頭扎入的瞬間我感到有一隻手從後面拉我的胳膊。
我轉過身，一個穿制服的警察站在那裡，是個光頭的中年黑人。他朝我點點頭。“你是她的同伴？”他問。
我掏出我的證件。“我是她哥哥，”我說，“法醫部的。”
“哈，”他說道，拿過我的證件仔細地看，“你們通常不會這麼快就趕到現場。”他遞迴我的證件，“關於那個傢伙，你有什麼能告訴我的？”他朝剛剛紮了德博拉一刀的傢伙點點頭，那傢伙這會兒已經坐了起來，正抱著頭，另一個警察蹲在他身邊。
“他開門看見她，”我說，“然後就紮了她一刀。”
“啊哈，”警察說完，轉身對他的夥伴喊，“弗蘭基，給他戴上手銬。”
兩個警察把捅刀子的傢伙的雙臂扳到身後戴上手銬的時候，我並沒有幸災樂禍地張望，因為他們也把德博拉抬上了救護車。我站到一邊問那個短髮的急救人員：“她不要緊吧？”
他衝我機械地笑了笑，那笑容很沒說服力。“我們得聽醫生怎麼說，好吧？”這並沒讓人覺得安慰，反正比他想表達的程度差遠了。
“你們是帶她去傑克遜醫院嗎？”我問。
他點點頭。“她會被送去重症監護室，你到那兒找她吧。”他說。
“我能坐你們的車去嗎？”我問。
“不能。”他說著砰地把門關上，然後跑到救護車前鑽進前座。我看著他們拉響警笛，融入車流，開遠了。
我忽然感到非常孤單，孤單得難以承受。我和德博拉最後那不甚愉快的交談很有可能成為我們最後的對話。德博拉正在去重症監護室的路上，我不知道她還能不能出來，甚至不知道她能不能活著到那兒。
我回頭看看便道。流了不少血。德博拉的血。
好在我沒惆悵太久。庫爾特警探來了，他看上去不大開心。我看著他在便道上站了一分鐘，四處打量了一下，然後步履沉重地朝我走來。他從頭到腳地看著我，表情更不痛快了。
“德克斯特，”他邊說邊搖頭，“你他媽的幹了什麼？”
有那麼一剎那，我差點兒向他解釋紮了我妹妹一刀的真的不是我。然後，我發現他不可能責備我，他先開了口。
“她應該等我的，”他說，“我是她的夥伴。”
“你在買咖啡，”我說，“她覺得等不及了。”
庫爾特看看便道上的血跡，然後搖搖頭。“應該等二十分鐘，”他說，“等一下同伴。”他抬頭看著我，“這是神聖的紐帶。”
我不懂什麼神聖，因為我的絕大部分生命都花在和另一個組織為伍上，所以我只是說：“我想你說得對。”這話似乎讓他大為安慰，他安靜了下來，又悻悻地看了幾眼那攤來自於他的神聖同伴的血跡。我又花了漫長的十分鐘才脫身告辭，開車前往醫院。
傑克遜醫院對大邁阿密地區的每個警察、罪犯和受害者來說都太過熟悉，因為他們都去過那兒，或者是作為病人，或者是去接作為病人的同事。那裡的監護中心是全國最忙碌的一個。傑克遜的重症監護室最善於處理槍傷、刀傷、鈍器傷、扭傷和其他惡意肢體傷害。美國軍人來傑克遜學習戰地手術的經驗，因為每年這裡有超過五千例的病況與巴格達周邊前線發生的傷情非常相似。
所以我知道只要德博拉能活著被送到那裡就會得到出色的救治，我也發現自己很難想象她會死。我沒法兒想象一個沒有了德博拉·摩根在周圍走動和呼吸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兒。好比一幅一千塊碎片湊成的拼圖，中心最大的一塊不見了，整幅拼圖就都不對頭了。
發現自己已經那麼習慣她的存在，這讓我有些不安。我不想多想。這是種很奇怪的感覺。我不記得自己以前曾這麼感情脆弱過，倒不僅僅是因為想到她會死，以前我也曾有過這種擔心；也並不僅僅因為她畢竟是我的家人，我以前也經歷過失去家人的事情。但我的養父母去世之前，他們已經臥床不起很久，所以得知他們病危，我已經有了準備。而這次太突然了。也許是它猝不及防的方式讓我感到一種近乎感情的東西。
好在沒多久就到了兩英里外的醫院。我開進停車場，儘量忍著沒哭出來。
所有的醫院都差不多，連牆上刷的顏色都一樣，而且總體而言，它們都不是讓人開心的地方。當然了，我此刻會非常樂意接近這裡的一個成員，但走進外傷科時我的心情並不是喜氣洋洋的。這裡有一種逆來順受的氣氛，所有跑來跑去的醫生和護士臉上都是一種把人的骨頭都嚇酥了的大事不妙的表情，只除了一個長著一副撲克牌面孔、慢條斯理地打著官腔的女人，我正要衝進去找德博拉，被她給攔住了。
“摩根探長，刀傷，”我說，“剛送來的。”
“你是誰？”她問。
我愚蠢地以為這樣說能讓我快點兒擺脫她，於是我說：“親屬。”女人居然笑了笑。“好，”她說，“正是我需要找的人。”
“我能見她嗎？”我說。
“不能。”她說。她抓著我的胳膊，堅定有力地把我推向辦公室。
“你能告訴我她怎麼樣了嗎？”我問。
“請坐在這兒。”她說，把我往一個小書桌前的塑膠椅子上推。
“她怎麼樣了？”我說，拒絕被欺負。
“一分鐘後就能有結果，”她說，“我們把這些表格填好就有結果了。請坐，呃——摩騰先生？”
“摩根。”我說。
她皺皺眉：“我這兒的名字是摩騰。”
“摩根，”我說，“摩——根。”
“你確定？”她問道。整個醫院的超現實體驗把我征服了，我跌坐在椅子裡，就像被一隻大大的溼枕頭抽了一下似的。
“是。”我虛弱地說，往後仰著身體，仰到小椅子能承受的極限。
“那我得在電腦裡改一下，”她皺著眉，“活見鬼。”
女人開始敲擊鍵盤，我好幾次把嘴張開又合上，跟一條瀕死的魚一樣。花了漫長得沒人性、沒道理的時間後，我終於填好了全部的表格，並說服了那女人，以親屬以及警察局僱員的身份我有權探望我的妹妹。但是，在這讓人涕淚交流的時刻，事情果然總是不遂人意，我沒能看到德博拉，而只是站在走廊裡，從一個小觀察孔樣子的洞裡向內張望。我看到的只是一大堆穿著檸檬綠衣服的人聚攏在一張臺子周圍，對德博拉幹著沒法兒想象的可怕事兒。
有幾個世紀那麼久，我只是站在那裡看著，偶爾當有一隻血染的手或器械在我妹妹身體上方露出來時，我會被嚇一跳。化學制劑的氣味、血液、汗水和恐懼混合在一起，強烈得讓人無法招架。當我感到地球已經停止了轉動，空氣中沒有了氧氣，太陽失去了光彩變得冰冷的時候，他們終於從臺子前退後，其中幾個人把她朝著門這邊推來。我向後退著，看著他們把她推出門，推向走廊。我抓住其中一個看起來資歷比較高的醫生的手臂，他正在填寫一個表格。我不知道是不是抓錯了地方，我的手觸到的東西冰冷，溼乎乎而且黏糊糊，我推開它，結果看到它上面血跡斑斑。有一剎那，我覺得自己頭重腳輕要暈過去了，但當醫生轉過身看著我時，我掙扎著恢復了鎮靜。
“她怎麼樣？”我問道。
他看看我妹妹的擔架推走的方向，又看看我。“你是誰？”他問。
“她哥哥，”我說，“她會沒事兒吧？”
他朝我不大輕鬆地笑了半下。“現在還沒法兒說，”他說，“她失血太多。也許沒事兒，也許會有併發症。現在還不清楚。”
“什麼樣的併發症？”我問。這對我來說是個很合理的問題，但他惱火地呼了口氣，搖搖頭。
“從感染到腦損傷，”他說，“一兩天之內沒法兒判斷，你得等等我們才能確診，好嗎？”他又朝我笑完剩餘的半下，朝著跟德博拉他們相反的方向走開了。
我看著他走遠，心裡想著“腦損傷”這個詞兒。我轉過身，向著走廊盡頭德博拉的擔架走去。
德博拉身邊圍繞著很多儀器，我花了好一會兒工夫才看見被嗡嗡鳴響的機器圍在中間的她。她一動不動地躺在**，身上插滿管子，被呼吸器遮住的半張臉蒼白得跟床單一樣。我站在那兒看了一分鐘，不確定自己該做什麼。我一心想要見到她，現在真的見到了，卻不記得在重症監護室探望最親近的人應該怎麼做了。我應該握住她的手嗎？好像是的，但我不確定，因為離我最近的那隻手上插著輸液管，好像不應該拔掉它。
於是我找了把椅子坐下，蜷縮在一個生命監護儀旁邊。我把椅子儘量朝床邊移到一個看起來合適的距離，坐下來等待。
過了一兩分鐘，門邊傳來聲響，一個瘦瘦的黑人警察站在那裡。我見過他，他叫威金斯。他伸頭進來說：“嘿，德克斯特吧？”我點點頭，舉起我的證件。
威金斯朝德博拉點點頭，問道：“她怎麼樣？”
“還不知道。”我說。
“抱歉，哥們兒，”他說著聳聳肩，“隊長派人來守護，我得在門外待著。”
“謝謝你。”我說。他轉過身在門外站起崗來。
我試著想象沒有德博拉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這念頭真讓人難受，儘管我說不出為什麼。也許我今後能吃上熱乎乎的紅酒罐燜雞了。沒有她對我施展世界聞名的毒肘功，我的胳膊上也不會常常有青瘀傷痕了。我也不必擔心她會逮捕我了。這些都是好事兒啊，可我怎麼還是擔心呢？
看來光靠邏輯沒法兒說服人。假如她能活下來但腦損傷了呢？那她的警察職業極有可能受到影響。她可能會需要全天候護理，用勺子餵飯，使用成人尿布。誰來做這些漫長而艱苦的護理工作呢？我不是很懂醫療保險，但我知道全天候護理沒哪個保險公司樂於提供。如果必須由我來照顧她呢？那必定會剝奪我大量的閒暇時間。可除了我還有誰？在這世上她沒有別的家人，只有親愛而盡職的德克斯特。沒有誰會推著她的輪椅，為她烹煮嬰兒食品，在她流哈喇子時輕輕為她擦乾嘴角。我大概得照料她的餘生，我們兩人會坐在一起看電視，直到很老很老。外面的世界則照常歡樂地運轉，繼續著殺戮和殘酷，卻沒有我的份兒。
在我朝著自我憐憫的深淵滑下去之前，我想起了凱爾·丘特斯基。管他叫德博拉的男朋友似乎不太準確，他們已經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多，好像比男女朋友關係要深一點兒。另外，他不再是被稱為男朋友的年齡，他比德博拉起碼大了十歲，一個大塊頭，飽經滄桑，沒了左手和右腳，是對多克斯警官幹了同樣的事兒的業餘醫生乾的。
為了對自己絕對公平，我得承認，這非常重要，我之所以想到他，不僅是因為如果德博拉真的腦損傷了的話，我希望有除我之外的人來照料她。而且，她現在在重症監護室這件事兒我覺得也應該告訴他。
於是我從皮套中掏出手機給他打電話，他馬上就接了。
“喂？”
“凱爾，我是德克斯特。”我說。
“嘿，哥們兒，”他用聽起來很不自然的愉快聲音說道，“近來可好？”
“我跟德博拉在一起，”我說，“在傑克遜重症監護室。”
“怎麼回事兒？”片刻停頓後，他問道。
“她被刺傷了，”我說，“失血很多。”
“我馬上就到。”他說完就結束通話了電話。
還不錯，丘特斯基能馬上趕到說明他很關心德博拉。也許他會幫我喂德博拉嬰兒食品，我倆輪流推德博拉的輪椅。有幫手總是件好事兒。
這又讓我想起我自己也有幫手——或者說我被安排了個幫手。不管怎麼說，麗塔會希望在她開始準備做野雞雜碎前，我能告訴她一聲會晚些回去。我給她班上打了電話，很快說明了原委，在她開始發出一連串“哦，我的天哪”之前掛了電話。
丘特斯基十五分鐘後到了，屁股後邊跟著一名護士，她想確認他對一切是否滿意，比方說房間位置或者輸液管的放置。“她在這兒。”護士說。
“謝謝，葛洛麗婭。”丘特斯基眼睛緊盯著德博拉說。護士緊張地轉了幾圈，然後忐忑地走了。
丘特斯基走到床前，握住德博拉的手——這讓我知道我先前想對了，握住她的手的確是正確的。
“怎麼回事兒，夥計？”他說，俯身看著德博拉。
我向他簡述了一下經過，他看都沒看我地聽著。他抽出握著德博拉的手，為她撥開前額的一縷散發。我說完之後，他心不在焉地點點頭：“醫生怎麼說？”
“現在還不知道。”我說。
他用代替左手的鋥亮的銀鉤不耐煩地揮揮手：“他們總這麼說，還有呢？”
“可能會有永久性損傷，”我說，“甚至是腦損傷。”
他點點頭。“她失血過多。”他說。這並不是個問句，可我還是回答了。
“是的。”
“我的一個朋友正在從貝塞斯達趕過來，”丘特斯基說道，“他個把小時後就到這裡。”
我不知道要說什麼。一個朋友？從貝塞斯達？這是好訊息嗎？如果是的話，為什麼？要來的傢伙是幹什麼的？來這兒幹嗎？而我想不出該問什麼，好像我的大腦不大能按以往的效率運轉了。
於是我看著丘特斯基拖了另外一把椅子在病床另一邊坐下，拉著德博拉的手。他抬起頭看著我。“德克斯特。”他說。
“哎。”我答道。
“你能給我來杯咖啡嗎？也許再來個麵包圈之類的？”
這問題讓我驚訝了一下，不是因為它本身有多麼奇怪，而是因為這是他向我提出的，而且自然得跟呼吸似的。現在早過了我的午餐飯點，我還沒吃東西，而且一點兒都不想吃。可此刻丘特斯基提起來，這個主意卻不大對頭，就像是在教堂裡唱起《巴納克爾·比爾》。
不過，如果拒絕反而更奇怪，所以我站起來說：“我去看看有什麼。”然後走到外面的走廊上。
幾分鐘後我端著兩杯咖啡和四個麵包圈回來。我先在走廊裡停下來，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向裡看去，丘特斯基正傾身向前，閉著雙眼，把德博拉的手貼著他的前額。他嘴脣翕動著，生命監護儀的聲音讓我聽不清他說的是什麼。我進門坐到椅子裡，清了清嗓子，但他沒有抬頭。
我坐在那兒開始吃麵包圈
。差不多快乾掉第一個的時候，丘特斯基終於抬起了頭。
“嘿，”他說，“你買了什麼？”
我遞給他一杯咖啡和兩個麵包圈。他用右手接過咖啡，用左手的鉤子挑起兩隻麵包圈。“謝謝。”他說。他把咖啡夾在兩膝之間，用一根手指翻開蓋子，朝著鉤子上的一個麵包圈咬了一口。“嗯，”他說，“我還沒吃午飯。我正等著德博拉的電話，想著可能會跟你們一起吃午飯。可是——”他沒有繼續說下去，又咬了一口麵包圈。
他默默地吃著，偶爾啜飲一口咖啡。我先吃完了。等我倆都吃完以後，我們就坐在那裡看著德博拉，好像她是我們最喜愛的電視節目。偶爾機器會發出一聲怪響，我倆會抬頭看一眼。但什麼事兒也沒發生。德博拉繼續閉著眼睛躺在那裡，伴隨著呼吸機的聲音緩慢而艱難地呼吸著。
我至少坐了一個小時，心情並未突然變得陽光樂觀起來。就我所看到的，丘特斯基也是一樣。他沒有痛哭流涕，但看起來疲倦而低沉，比我把他從切掉他手腳的傢伙那裡營救出來那次還要糟糕。我想我自己看上去也比他好不了多少，儘管我從來不擔心這個。事實上，我從來都不怎麼花時間在擔心上。我只是計劃、安排，確保晚間的特別行動萬無一失。擔心純粹是個不合理性的情感活兒，在此之前，我從沒為它皺過一下眉。
可現在呢？德克斯特擔心了。這真是個消磨時間的好辦法。我立刻掌握了這個技巧，除了擔心沒別的好做，總好過啃指甲。
當然了，她也可能沒事兒，是吧？“現在還沒法兒說”顯得像個預兆。我該相信這個說法嗎？有沒有一個標準的醫學程式來規定該如何通知親屬，告訴他們說他們的親人可能會死或者變成植物人？一上來就告訴他們噩耗可能不太好，所以從“現在還沒法兒說”開始，再一點點地把最終的壞訊息透露出來。
可是，不是有法律規定大夫必須告訴患者或患者家屬真相嗎？也許只是規定？真有這種“從醫學上說”的說法嗎？我不知道。這對我是個全新的世界，我也不喜歡，但不管真相是什麼，現在的確還沒法兒說，我只好等著。令人驚訝的是，我不像我一向以為的那麼善於等待。
我的胃又開始叫喚的時候，我以為一定已經到了晚上，可看了一眼手錶，還差幾分鐘才到四點。
二十分鐘之後，丘特斯基從貝塞斯達來的朋友到了。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但沒想到來人是這個樣子。那傢伙不到一米七，禿頂凸肚，戴著厚厚的金邊眼鏡，他來的時候帶著兩名醫生，其中一個是剛剛給德博拉做手術的那位。他們跟著他，像高一學生跟著校花，一副急於討好的樣子。那傢伙進來的時候，丘特斯基跳了起來。
“泰德爾大夫！”他說。
泰德爾朝丘特斯基點點頭，說：“出去。”那個動作的指揮物件也包括我。
丘特斯基點點頭，抓住我的胳膊，我倆出了房間。泰德爾和他的兩個衛星已經拉開德博拉身上的床單，開始檢查。
“這傢伙是最棒的。”丘特斯基說，儘管他還是沒說清楚最棒的什麼，我現在能猜到是醫學方面的。
“他要幹嗎？”我問道。丘特斯基聳聳肩。
“不知道，”他說，“來吧，去吃點兒東西。咱們可不想看那些。”
這說法不是特別讓人放心，但丘特斯基顯然對泰德爾接手大為欣慰，於是我跟著他來到一層車庫旁一個很擁擠的小咖啡廳。我們擠進去，在角落的一張小桌旁坐下，吃著沒滋味的三明治。儘管我沒想問，丘特斯基還是跟我說了一點兒從貝塞斯達來的那位醫生的事情。
“這傢伙了不起，”他說，“十年了吧？他把我恢復原樣了。我那次傷得比德博拉嚴重多了，相信我，他把我一片一片地拼回去了，而且它們運轉正常。”
“這很重要。”我說。丘特斯基點點頭，好像的確在聽我說話似的。
“真的，”他說，“泰德爾是最棒的。你看見別的大夫怎麼對他了吧？”
“看上去想給他洗腳和剝葡萄吃。”我說。
丘特斯基禮貌性地笑了一聲。“哈，她會沒事兒的，”他說，“會好的。”
他到底是在說服我還是他自己？我說不準。
我們吃完午飯回來時，泰德爾大夫正坐在醫生休息室的桌子後面喝咖啡，這看上去很奇怪，很不合適，就好像一隻狗坐在桌後，爪子裡抓著一把紙牌。如果泰德爾是個出神入化的醫聖，他怎麼可能做普通人才做的事兒呢？我們走進來後，他抬起眼，那是一雙人類的眼睛，充滿了疲倦而不是智慧的火花，他開口說出的第一句話也沒能讓我崇拜得五體投地。
“現在還說不準。”他對丘特斯基說道。我很感激他把字眼兒改得和標準醫學術語稍有不同。“現在還沒到傷情變化的關鍵點，所以一切都很難說。”他喝了一口咖啡，“她還年輕，體格強健。這裡的醫生非常出色。你們可以放心。可是仍有可能惡化。”
“有什麼辦法嗎？”丘特斯基問道，聽上去卑躬屈膝可憐巴巴，宛如求上帝賜給他一輛新腳踏車的小孩。
“你是說魔術般的手術，或全新的技術？”泰德爾問。他又喝了一口咖啡。“不，沒這回事兒。你得等待。”他看了一眼手錶，站了起來，“我得趕飛機了。”
丘特斯基趕緊過去握住泰德爾的手：“謝謝你，大夫。真的非常感謝。謝謝。”
泰德爾把手從丘特斯基的手中抽出來。“別客氣。”他說著朝門口走去。
丘特斯基和我目送他走遠。“我覺得好多了，”丘特斯基說，“能讓他來這裡看一眼就行。”他看看我，好像我剛才說了什麼擠對他的話似的，他又加了一句：“真的。她會沒事兒的。”
我希望我跟丘特斯基一樣有信心，但我沒法兒像絕大部分人那樣跟自己打哈哈，因為我總是發現，如果有的選，事情大多總是走下坡路。
不過，這不是我該在重症監護室隨便瞎說的話，後果將不是我所能承受的。所以我只是嘟囔了幾句客套話，而後我們又坐回德博拉的床邊。威金斯仍在門邊守立，德博拉則紋絲不動，不管我們坐在那兒多久，多麼用力地看著她，她都一動不動。房間裡只剩下機器的嗡鳴聲。
丘特斯基看著她，好似注視著她能讓她坐起來開口說話，結果當然沒奏效。然後他掉轉視線看著我。“幹了這事兒的那傢伙，”他說，“抓住他了，是吧？”
“他被銬起來了，”我說，“現在在拘留所。”
丘特斯基點點頭，看樣子還想說點兒什麼。他望向窗戶，嘆了口氣，然後轉回頭看著德博拉。
德克斯特以智力超群、思想深邃著稱，但直到半夜我才意識到坐在這裡看著德博拉靜止的軀殼起不了什麼作用。與其坐在這裡，坐得好似要沉入地板，把自己搞得眼睛紅腫、疲憊不堪，還不如讓德克斯特躺在**補充幾個小時的睡眠。
丘特斯基沒表示反對，他只是揮揮手，嘟囔了幾句，好像是在說他要守夜。我疲倦地拖著雙腳離開了監護室，走進了溫暖而潮溼的邁阿密之夜，這跟醫院的機械冰冷相比，是個讓人愉快的變化。我停下腳步，呼吸植物散發出的香氣。一輪巨大而邪惡的黃月亮正掛在夜空上自顧自地笑著，可那一點兒都提不起我的興趣。我集中不了注意力去享受刀鋒的快感或狂野的夜舞所燃起的渴望。德博拉正躺在醫院裡，我什麼都不想做。不是因為有負罪感，而是沒感覺。我除了疲倦、乏味、空虛之外，什麼感覺都沒有。
好吧，我對乏味和空虛沒辦法，我對德博拉的傷沒辦法，但至少我能改善一下我的疲倦。
所以我回家了。
早上醒來，我覺得嘴巴里苦苦的。麗塔已經在廚房裡忙碌了，我還沒來得及坐進椅子，她就把一杯咖啡放到了我面前。“她怎麼樣了？”她問。
“還沒法兒說。”我說。她點點頭。
“他們總是這麼說。”她說。
我喝了一大口咖啡，然後站起來。“我得去問問她今早的情況。”說著，我從門邊的桌上拿過手機，開始給丘特斯基打電話。
“沒變化，”他說，聲音沙啞疲倦，“要是有什麼，我給你打電話。”
我回到廚房裡坐下，覺得自己隨時要昏迷。“他們怎麼說？”麗塔問。
“沒變化。”我告訴她，無精打采地喝著咖啡。
幾杯咖啡和六個藍莓餡兒餅下肚後，我多少恢復了些元氣，可以去上班了。我從桌邊站起來，跟麗塔和孩子們道了別，走出門。我想像往常一樣行動，讓我假面人生的如常節奏將我的心緒歸於寧靜。
但工作沒按我想象的那樣成為我的庇護所。我走到哪兒都被致以同情的蹙眉和低聲的詢問：“她怎麼樣了？”整座大樓似乎都只有一種關心的節拍，迴盪著我那帶著哭腔的“現在還沒法兒說”。即便是文斯·增岡也感染了這種情緒。他甚至帶來了麵包圈，這是這個禮拜的第二次。而且出於純粹的同情，他還給我留著那塊巴伐利亞奶油麵包圈。
“她怎麼樣了？”他問，把那隻麵包圈遞給我。
“她流了很多血。”我這樣告訴他，主要是因為我得說點兒不同的內容，以免我的舌頭因為重複說太多一樣的話而單調死，“她還在重症監護室。”
“傑克遜醫院治這種傷很在行，”他說，“他們有好多實踐經驗。”
“我寧願他們在別人身上實踐。”我說著咬了一口麵包圈。
我坐到自己的椅子裡還沒十分鐘，馬修斯局長的行政助理格溫的電話就打來了。“隊長要馬上見你。”她說。
“聲音真好聽，這隻能是光彩照人的天使格溫。”我說。
“他要你馬上來。”她說，然後掛了電話。
幾分鐘後，我來到隊長辦公室的外間屋子，看著格溫。她一直都在給馬修斯做助理，從祕書做起。這是因為兩個原因，一是她非常能幹，二是她非常不起眼，隊長的三任妻子都挑不出她什麼毛病。
對我來說，這兩個理由同樣不可抗拒，我每次見到她都不會放過打哈哈的機會以顯示我的智慧。“啊，格溫多琳，”我說，“南邁阿密甜蜜的海妖。”
“他等著你呢。”她說。
“甭理他，”我說，“跟我私奔吧，跟我去浪跡天涯。”
“趕緊進去，”她說著朝門口點點頭，“在會議室。”
我以為隊長是要向我致以慰問，但選在會議室就讓人覺得奇怪了。可誰讓他是隊長，德克斯特是小土豆呢，所以我走了進去。
馬修斯局長的確在等我。除了他還有另外幾個人，我基本都認識，沒一個是好角色。一個是伊斯利爾·薩爾格羅，他是內務部的頭兒，他出現一般都代表沒什麼好事兒。和他一起的是艾琳·卡普喬，我只見過她一回。她是本局的高階律師，極少出現在這裡，除非有人對我們的要案提出了控訴。她旁邊坐著的是另一位本局律師，埃德·比斯利。
會議桌對面是高階督察斯坦恩，他是資訊部官員，專門負責讓整個隊伍馬不停蹄地高速運轉。他們加在一起可不是什麼好兆頭，德克斯特沒法兒舒舒服服地陷在椅子裡讓安靜的祥雲籠罩。
坐在馬修斯身旁的人很面生，是個黑人，從他剪裁得體、造價昂貴的西裝來看，他不是警察。他的光頭鋥亮，我懷疑他抹了傢俱打光料。他的臉上帶著一絲傲慢的神情。我看著他的時候，他猛地甩了一下胳膊，好讓袖子裡面的一枚大鑽石袖釦和一隻華麗的勞力士手錶露出來。
“摩根。”馬修斯說。我站在門口，拼命保持鎮定，以免讓自己嚇昏。“她怎麼樣？”
“現在還沒法兒說。”我說。
他點點頭。“嗯，我相信我們都……希望一切能好起來。”他說，“她是個好警察，她爸爸也是，啊，也是你爸爸，當然。”他清了清嗓子，繼續說，“這個……傑克遜的醫生是最棒的，我希望你知道，要是有什麼是局裡能做的，嗯……”他身邊的男人抬眼看看馬修斯，又看看我，馬修斯點點頭。“坐吧。”他說。
我從桌邊拉過一把椅子坐下，不明白這是怎麼了，但可以肯定，我不會喜歡即將發生的事情。
馬修斯局長立刻證實了我的猜想。“這是個非正式談話，”他說，“就是……啊……咳。”面生的那人轉過臉，大眼珠子冷冷地瞪著馬修斯局長，臉上有種要把誰撕了的表情，然後轉回來看著我。“我代表亞歷克斯·東切維奇。”他說。
這名字對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但他說得這麼隆重，我只得點點頭說：“哦，好吧。”
“首先，”他說，“我要求立刻釋放他。其次……”他停了一下，顯然想加強效果，讓他的正義憤怒攢夠勁兒，好在屋子裡噴發出來。“其次，”他說，好像他在對著巨大禮堂裡的觀眾演講，“我們在考慮就懲罰性賠償提起訴訟。”
我眨眨眼。他們都看著我，顯然我是個重要的角色，可我實在一點兒頭緒都沒有。“我很抱歉。”我說。
“瞧，”馬修斯說，“這只是個非正式的、初步的談話。因為西蒙先生在社群裡擔任重要職位，在我們的社群。”
“他的客戶因為幾種罪名被逮捕了。”艾琳·卡普喬說。
“非法被捕。”西蒙說。
“這還有待確認，”卡普喬對他說，她衝我點點頭，“摩根先生也許能給我們一些幫助。”
“好吧，”馬修斯說，“咱們別……”他將雙手按在桌上，“重要的是……艾琳？”
卡普喬點點頭，看著我說：“你能跟我們確切說一下昨天摩根探長被攻擊而受傷的事情嗎？”
“你知道你在法庭上可不能這麼說，艾琳，”西蒙說道，“被攻擊？”
卡普喬眼睛一眨不眨地冷冷地看著他，似乎過了很久，其實不過十秒鐘。“好吧。”她轉過頭對著我。“他的客戶用刀捅了德博拉·摩根？你不否認他捅了她吧？”她又對西蒙說。
“我們還是先聽聽發生了什麼吧。”西蒙不自然地笑了一下。
卡普喬朝我點點頭。“請說，”她說，“從頭開始說。”
“哦。”我說，這會兒我只能這麼說。我能感覺到所有的目光都注視著我，鐘錶嘀嗒作響，但我想不出什麼有說服力的話。我終於明白誰是亞歷克斯·東切維奇了，知道捅了你親人的人的名字總是件讓人高興的事兒。
但不管他是誰，亞歷克斯·東切維奇都不是我和德博拉要找的名單上的人。她去敲門是要找一個名叫布蘭登·韋斯的傢伙——
可是她被另一個人捅了一刀。他被警徽嚇壞了，以致要殺人？
德克斯特並沒要求生活必須黑白分明按部就班地進行。畢竟我也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我知道生活中的邏輯不是如此。但這完全說不通啊，除非讓我承認在邁阿密隨便敲個門，會有三分之一來應門的人要殺死你。儘管這個想法有其非常美妙的地方，可實在不大可能是真的。
關鍵是，這個叫東切維奇的傢伙這麼做的動機並不比他捅了德博拉的後果更重要。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大人物匯聚於此，我搞不懂。馬修斯、卡普喬、薩爾格羅，這些人可不是每天湊在一起喝咖啡的。
於是我明白有些不妙，我要說的話會對事情有影響，但既然我不知道這究竟是件什麼樣的事情，所以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說才能朝好的方向影響它。頭緒太多太亂，即便是我這麼優秀的大腦也無從下手。我清清嗓子，希望能拖延點兒時間，可才用掉了幾秒鐘，他們仍然直勾勾地盯著我。
“哦，”我又說，“嗯，從開始？你是說，呃……”
“你們去見東切維奇先生。”卡普喬說道。
“不……嗯……其實不是。”
“其實不是？”西蒙說，好像我們中有人不明白這幾個字的意思，“什麼意思，其實不是？”
“我們是去調查一個叫布蘭登·韋斯的人，”我說，“東切維奇來開的門。”
卡普喬點點頭。“摩根探長證明自己的身份後，他說了什麼？”
“我不知道。”我說。
西蒙看了卡普喬一眼，大聲說道：“真不合作。”卡普喬揮揮手，沒理他。
“摩根先生，”她說，又看了一眼面前的卷宗，“德克斯特。”她臉上的肌肉非常微弱地動了一下，大概她覺得那是一個熱情的笑容，“你現在不必宣誓證詞屬實，你說的話不會給你帶來任何麻煩。我們只是想知道發生了什麼導致了後來的捅刀子事件。”
“我理解，”我說，“可是我當時在車裡。”
西蒙幾乎是立刻坐直了身體。“在車裡，”他說，“你沒有和摩根探長一起走到門前？”
“沒錯。”
“所以你沒聽見他們說了什麼？”他一側的眉毛挑得老高，幾乎能當他光頭上的一頂小假髮了。
“沒錯。”
卡普喬靠過來說：“可是你在證詞裡說摩根探長出示了警徽。”
“是的，”我說，“我看見了。”
“可他坐在車裡，有多遠？”西蒙說，“你知道我會怎麼在法庭上利用這個細節嗎？”
馬修斯清清喉嚨。“我們別……嗯……法庭不是……呃……我們不是非得上法庭處理這件事兒。”他說。
“我後來到了跟前，他還想捅我
呢。”我說，希望能幫上點兒忙。
可是西蒙不予理會。“自衛，”他說，“假如她沒能恰當地像一個執法人員應該的那樣證明自己的身份，他就有權自衛！”
“她給他看了警徽，我肯定。”我說。
“你沒法兒肯定——你離得有五十英尺遠！”西蒙說。
“我看見了，”我說，希望自己聽起來沒有惱火，“另外，德博拉絕對不會忘了出示警徽的，她從會走路起就知道正確的程式了。”
西蒙猛地用食指點著我，說：“這是我非常不喜歡的一點——你跟摩根探長到底是什麼關係？”
“她是我妹妹。”我說。
“你妹妹。”他說，語氣好像在說“你個邪惡的包庇犯”。他不自然地搖著頭，打量著室內。顯然他已經獲得了所有人的注意，而且更顯然的，他很喜歡這樣。“事情變得越來越有趣了。”他說，臉上露出了比卡普喬好得多的笑容。
薩爾格羅第一次開口了：“德博拉·摩根記錄良好。她出身警察世家，各方面的記錄都很清白，一直都是。”
“警察世家並不意味著清白，”西蒙說，“你知道的，而是互相包庇。這是個很明顯的自衛、濫用職權和互相包庇的案子。”他舉起手繼續說道，“顯然，在目前這種親如一家的警察系統下，我們永遠都不會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我想我們還是讓法官決定吧。”
埃德·比斯利第一次開口了，粗聲大氣但有理有據，這讓我很想跟他熱烈握手。“我們的探長現在還在搶救中，”他說，“因為你的客戶捅了她一刀。我們不需要法庭也看得明白，渾蛋。”
西蒙衝比斯利露出一排鋥亮的牙齒。“也許不是呢，埃德，”他說，“除非你們廢棄《權利法案》，否則我的客戶有權提出訴訟。”他站了起來。“無論如何，”他說，“我想我已經有足夠的理由讓我的客戶獲得保釋了。”他朝卡普喬點點頭，走出了會議室。
片刻寂靜之後，馬修斯清了清喉嚨：“他有足夠的理由嗎，艾琳？”
卡普喬敲敲手中的鉛筆。“要是碰對了法官？嗯，”她說，“有可能。”
“現在的政治氣氛不對，”比斯利說，“西蒙可以小題大做，把這事兒搞得很臭。我們可受不了再來個醜聞。”
“好了，各位。”馬修斯說，“都做好準備迎接狗屎暴風雨的來臨吧。斯坦恩督察，你有得忙了，中午之前把應付媒體的材料放到我桌上。”
斯坦恩點點頭。“好。”他說。
伊斯利爾·薩爾格羅站起來說：“我的活兒也來了，隊長。內務部得馬上對摩根探長的行為展開調查。”
“好吧，”馬修斯說，然後看著我，“摩根，”他邊說邊搖頭，“我本以為你能幫上點兒忙。”
亞歷克斯·東切維奇在德博拉甦醒之前就被放出去了。實際上，他是在當天下午五點十七分出的拘留所，德博拉在他被保釋了一個小時二十四分鐘之後才第一次睜開雙眼。
我之所以知道得這麼清楚，是因為丘特斯基立刻給我來了電話，他興奮得好似剛剛拖著一架鋼琴遊過了英吉利海峽。“她會好起來的，德克斯特，”他說，“她睜開了眼睛，看見了我。”
“她說什麼了？”我問。
“沒說什麼，”他說，“可她捏了一下我的手。她能挺過去。”
我還是不大相信，眨一下眼、捏一下手就能確保她能身體康復？但知道她有了好轉總歸讓人高興，特別是她可以清醒地應付伊斯利爾·薩爾格羅和內務部了。
我之所以得知東切維奇被從拘留所釋放的確切時間，是因為在會議室那番遭遇後，在丘特斯基的電話打來之前，我做了個決定。
我以前說過，我並不能感覺到情感。但經過了漫長而疲勞的一天，我發現自己的胃部有了一種奇怪的感覺，那感覺在馬修斯說我沒用的時候釋放開來，在上午接下來的時間越來越強烈，這嶄新而又讓人不快的感覺其實就是，我破天荒地為了人生的不公平而感到氣憤。
德克斯特不是妄想狂，他比誰都明白人生從來都不是公平的。可儘管生活是不公平的，法律和秩序也應該是公平的。想到東切維奇逍遙法外，而德博拉身上插滿管子躺在病**昏迷不醒，這看上去非常不公平。我感到這整件事情的不公平在折磨我，讓我想幹點兒什麼，好讓事情恢復它本該有的秩序。
我整理了好幾個小時常規檔案，喝了三杯味道可怕的咖啡，同時一直在冥思苦想。我沉思著，假設我們在一個小小的地中海餐廳吃了一頓難吃的午餐，如果我們都同意把陳麵包、硬結的蛋黃醬和油膩膩的冷切叫地中海風味的話，那還有什麼疑問。然後我又沉思著在我的小格子間裡對付了幾分鐘案標頭檔案。
冥思苦想的結果是，我發現我那一向功能強大的大腦今天有失水準。事實上，它幾乎沒在工作。也許是巴黎之行讓它變得軟弱了。更有可能是用進廢退，我已經被迫脫離那些我最心愛的遊戲太久，那些屬於我自己的猜謎遊戲，那些捕獲、剝皮、懲治逃脫法網的惡人的遊戲。距我上次夜晚出行已經很久了，我相信這是我此刻意志渙散的原因。如果我開足馬力，把黑色發條上滿，我相信我會立刻看到答案。
不過最終，在德克斯特衰微的大腦皮層的迷霧中，一個小小的微弱鑼聲傳來，嘡啷。它輕柔地發出聲響，幽暗的光慢慢地照進德克斯特的意識。
似乎很難相信要花這麼久才讓邪惡的硬幣掉落，我都等累了，也許是因為午餐太難吃。硬幣一旦掉落，就會掉得順暢自然，帶著讓人愉快的清脆聲響。
別人罵我幫不上忙，我自己也在這樣責備自己。事實上，德克斯特的確沒有幫忙，德博拉被人傷害的時候他正在車裡生氣，然後面對光頭律師時他又一次沒保護好她。
但我可以透過某種方式讓自己幫上大忙，而且是以我非常在行的方式。我能讓所有的問題消失，德博拉的，警察局的，我自己的，一舉多得，只要流暢地一劃，或剁上幾下。我只需要放鬆，做回那個神奇的我，同時幫可憐的罪有應得的東切維奇看清自己的錯誤。
我知道東切維奇有罪——我親眼看見他紮了德博拉一刀。而且其他受害者很可能也是被他殺死的，他用那種方式擺弄他們的屍體，給我們的旅遊業帶來這麼大的損害。幹掉東切維奇是我作為公民的職責。既然他已經被保釋，那麼假如他失蹤，所有人都會以為他畏罪潛逃了。懸賞之下也許會有人願意去找他，但最終能不能找到，就沒人在意了。
想到這裡，我簡直心滿意足：事情能這麼圓滿地解決真是太好了，這乾淨利落的風格讓我內心的魔鬼蠢蠢欲動，它喜歡問題被恰當地解決、裝袋並拋棄。只有這樣，才是公平的。
太棒了，我能和亞歷克斯·東切維奇共享一段愉快的時光。
我開始上網查他的情況，每十五分鐘檢索一次，檢索結果越來越清楚地表明他將會被釋放。在四點三十二分時他的檔案已經到了最後一步，我翩然離去，到停車場開上車，來到拘留所門前。
我來得正是時候，已經有很多人在那裡了。西蒙真會辦聚會，還把媒體找來了，他們在那裡黑壓壓亂哄哄地等著，麵包車、衛星天線和俊男靚女們都在搶位。東切維奇在西蒙的攙扶下出現時，相機快門響成一片，夾雜著推來搡去的嘈雜聲，人群向前擁來，好似一群見了生肉的狗。
我坐在車裡，看著西蒙做了一個長篇而感人的發言，又回答了幾個問題，然後護送著東切維奇排開眾人離去。他們鑽進一輛黑色雷克薩斯商旅兩用車走了，片刻之後，我跟了上去。
跟車是件挺簡單的事兒，尤其是在邁阿密，到處都是車，到處都是怪異的行為。現在是高峰時段，這些行為更是比比皆是。我只需稍微離得遠一點兒，讓一兩輛車隔在我和雷克薩斯之間。西蒙似乎完全沒想過自己會被跟蹤。即便他看見我，也會以為我只是個想撈獨家照片的記者，想拍下東切維奇喜極而泣的鏡頭，而西蒙除了讓自己比較上鏡的一面對著相機之外什麼都不會做。
我跟著他們穿過市區到達北邁阿密大道，然後駛向東北四十街。我相當確定他們要去哪兒，果然，西蒙將車停在了德博拉第一次遭遇我們的新朋友東切維奇襲擊的地方。我開了過去，繞著小區轉了一圈，轉回來的時候正好看見東切維奇從雷克薩斯車上下來，走進屋子。
我幸運地找到一個能看見大門的停車位。我停車入位，關掉引擎，等候天黑。天早晚會黑，黑夜會發現德克斯特早已等候多時。終於在今夜，在白日世界苦捱了太久，我可以與黑夜為伍，浸**在它甜蜜而野性的音樂中，跳起德克斯特的小步舞。我發現自己對慢慢西沉的太陽很不耐煩，迫不及待地盼著黑夜的到來。我能感覺到黑夜正慢慢向我襲來，它將和我融為一體。它展開羽翼，舒展關節，活動久未使用的肌肉，只等一跳——
這時，我的電話響了。
“是我。”麗塔說。
“我當然知道是你。”我說。
“我想我有個非常好的……你說什麼？”
“啥也沒說，”我說，“你有個非常好的什麼？”
“什麼？”她說，“哦，我一直在想我們談過的話，關於科迪。”
我將思緒從對黑暗的渴望中拽了回來，回想我們說了科迪什麼。哦，是關於幫他從自我中走出來，可我不記得除了幾句語焉不詳的安慰她別太難過的套話以外，還做了什麼實際性的決定。我當時一邊安慰麗塔，一邊小心地將科迪領上哈里之路。所以我只是應和道：“哦，對，所以？”巴望著她能說點兒什麼。
“我跟蘇珊談過了，你知道，就是住在一百三十七號的那家，有大狗的。”她說。
“嗯，”我說，“我記得那條狗。”我當然記得，那傢伙討厭我，跟一切家養的動物一樣，他們認得出我是誰，儘管他們的主人不能。
“你記得她兒子艾伯特吧？他參加了童子軍活動，我想讓科迪也參加，這對他興許有幫助。”
這個想法聽起來一點兒都不對頭。科迪？童子軍？聽起來跟把黃瓜三明治和清茶送給怪獸吃似的。但是我遲疑了一下，想找一個委婉一些的說辭。接著我又想也許這個主意不錯。事實上，這倒是個能讓科迪和人類的同齡孩子混同一處的絕佳主意。所以我在開口說不的半道上改成了熱烈贊成，結果說出來就成了：“啊不……哈……呀……好。”
“德克斯特，你沒事兒吧？”麗塔說。
“我？啊，你嚇了我一跳，”我說，“我這會兒手頭正好有點兒事兒。不過我覺得這主意太棒了。”
“真的？你真這麼想？”她說。
“絕對的，”我說，“這對他簡直再好不過了。”
“我本來就覺得你會這麼說，”她說，“可是又一想，我也不敢說。可是如果，我是說，你真的這麼想嗎？”
是真的。最後我終於讓她相信我是真的這麼想。不過這足足花了好幾分鐘，因為麗塔能連續說話不用換氣，而且經常是不說整句，所以我每說一個詞兒，她都會接著說十五到二十個詞兒。
等我終於說服她並掛上電話以後，外面又黑了一些，但我內心的光卻越來越明亮。德克斯特之舞的序曲已經開始演奏，上湧的**被麗塔的電話稍稍打消了一點兒，不過，它會回來的，我相當肯定。
與此同時，為了假裝忙碌，我給丘特斯基打了個電話。
“嘿，哥們兒，”他說，“她幾分鐘之前又睜開了一次眼睛。醫生都說她開始好轉了。”
“太好了，”我說，“我稍後會過去看看。我現在手頭上有點兒事兒。”
“你們同事已經來看過了，”他說，“你知道有個叫伊斯利爾·薩爾格羅的傢伙嗎？”
街道上有一輛腳踏車從我的車旁駛過，蹭了我的反光鏡一下，揚長而去。“我認得他，”我說，“他來醫院了？”
“嗯，”丘特斯基說，“他來這兒了，”丘特斯基沉默了一陣兒，好像等著我接話，可我想不出該說什麼，於是他接著說，“關於那個傢伙。”
“他認得我們的父親。”我說。
“啊哈，”他說，“不是這個。是別的。”
“嗯，”我說，“他是內務部的。他在調查德博拉在整件事兒中的行為。”
丘特斯基沉默了好一會兒。“她的行為。”他最後說道。
“是的。”我說。
“她被人捅了。”
“律師說是正當防衛。”我說。
“渾——蛋。”他說。
“我覺得沒什麼，”我說，“只是規章制度，他得調查。”
“渾他媽的蛋，”丘特斯基說，“他是為這個來的？在她昏迷的時候？”
“他跟德博拉認識好久了，”我說，“他可能只是想看看她怎麼樣了。”
一陣長長的靜默後，丘特斯基說：“好吧，哥們兒，要是你這麼說的話。不過我想我不會讓他再來這兒了。”
我不太肯定丘特斯基的鐵鉤將如何對付薩爾格羅那如行雲流水一氣呵成的自信，但我覺得那將會是場挺有意思的較量。丘特斯基，在他豪爽而樂天的外表掩蓋下，其實是個冷血的殺手。而薩爾格羅在內務部錘鍊多年，早已刀槍不入。如果打起來，應該值得買票觀賞。不過我得把這個想法保密，所以我只是說：“好吧。待會兒見。”說完掛上了電話。
就這樣把瑣碎的人類生活細節料理好之後，我又開始等待。車輛來來往往。人們從便道上走過。我有點兒渴了，從後座地板上找到半瓶水。最後，天終於黑了。
我又等了一會兒，等黑夜完全籠罩了城市，也掩蓋了我。被這樣一件冰冷而舒爽的黑夜外套包裹著的感覺真棒，內心的慾望在黑夜行者的低聲鼓勵下越來越強大，催著我踏上征途。
我將精心準備好的尼龍釣魚繩做成的絞索和一卷膠帶放進衣服口袋，這是目前我車裡僅有的工具，然後下了車。
我猶豫了，距上一次做這種事兒很久了，我從來沒荒疏過這麼久。我沒來得及做仔細的研究，這也不好。我沒做計劃，這更糟糕。我並不確知那扇門後面是什麼，也不知道我進去後該怎麼做。有一剎那我甚至有些不確定，站在車邊琢磨自己是不是有些輕率。這種猶豫消融了我的盔甲，讓我單腳獨立在危機四伏的黑夜之中，不知該如何邁出第一步。
這可真蠢，虛弱而且錯誤——非常不像德克斯特。真正的德克斯特屬於黑夜，他在黑夜中甦醒，在和影子起舞的過程中享受切割的樂趣。而這個人是誰？這個站在這兒舉棋不定的傢伙？德克斯特可不懂猶豫。
我抬頭看看夜空，深吸一口夜晚的空氣，感覺好些了。只有一輪笨重而模糊的黃月亮掛在天上，我向它展開胸懷，它衝我咆哮，於是夜晚的精華衝進我的血管，直抵我的指尖，歡唱著掠過我脖子上緊繃的面板，我感覺到一切都變了，一切都各就各位，我們萬事俱備，我們即將出發。
黑色的羽翼伸展開來，從我的內心伸向夜空，帶著我們飛翔。
我們潛入黑夜，在屋子周圍轉了一圈，仔細查看了這個地方。街道另一端是一條岔路，我們走進去，那是個更深的暗處，通向東切維奇家的後院。有一輛舊麵包車停在一個被掩蓋得很好的裝卸通道前。我的耳邊響起一句乾脆利落的評論。黑夜行者在說，看，他就是這麼搬運屍體去表演現場的，很快他自己也將以同樣的方式離開。
我們又兜了回去，看看有沒有可疑的地方。街角是一個衣索比亞餐館。音樂隔開幾戶都聽得見。然後我們回到前門，按響門鈴。他來應門，有些驚訝。我們快速地把他臉朝下放倒在地，把繩子套在他的脖子上，把他的嘴、雙手和雙腳纏上膠帶。等他安靜下來，我們迅速搜查了其餘房間，沒有別人。我們的確看到了幾樣有意思的東西。浴室裡幾個很專業的工具放在巨大的浴缸旁。鋸、大剪刀和可愛的德克斯特遊戲時用的工具。那白色陶瓷背景就是我們在旅遊局的錄影上看見的。這些證據是我們在這個夜晚所需要的全部東西。東切維奇有罪。他曾站在這裡的瓷磚上，在浴缸旁，舉著這些工具，幹著讓人無法想象的事情——就是那些我們曾經只能想象而此刻將要對他實施的事情。
我們拖著他，把他拖進浴室，把他放進浴缸，然後我們停了一下。一個很細微很執拗的低語在說一切正常，它慢慢順著我們的脊椎爬上來，一直到達我們的牙齒。我們將東切維奇放進浴盆，讓他的臉朝下，又飛快地查看了一遍整棟房子。一切正常。黑色馬達啟動，巨大的聲響掩蓋了微弱的低語，催促我們快快與東切維奇共舞。
我們回到浴室開始工作。我們加快了動作，因為這是個陌生的地方，而我們沒做什麼計劃，也因為在我們徹底終止他的語言功能之前，東切維奇說了一個奇怪的詞兒：“微笑。”那讓我們很生氣，他很快就不再能說出清晰的字眼兒了。可是我們沒有罷手，我們有始有終，是的，最終完工的時候，我們對完美的結局相當滿意。所有的事情都很完美，我們為把事情納入正軌付出了巨大努力。
最後，什麼都沒有剩下，除了幾袋垃圾和一滴小小的東切維奇的血液滴在了載玻片上，收入了我的花梨木盒子裡。
跟通常事後一樣，我感到神清氣爽。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