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男子似乎想到了什麼，沒有立即再說下去。
或許他想到的是他一生無限的輝煌！
或是，他所締造的無線權力的集合，所有的一切，只因為他的存在，才存在。
就先眼前的南宮洋，這個M國萬花堂的總堂主，在別人面前是那麼的不可一世，但是，走到了自己面前，卻永遠只能卑躬屈膝！
“每個人只有一個命運。”這是《教父》中冷酷無情的考利昂老頭子的名言，簡潔而又耐人尋味。
美國詩人弗洛伊德曾經寫過一篇《林中路》，彷彿是在為這句話做精彩的註腳：詩人把人生比作在樹林中走路，有無數的岔路口，任你選擇，但你永遠只能選擇其中一個。沿著你選擇的岔路口走下去，你又會遇到無數的岔路口當你做出了無數選擇正確的或錯誤的，走到路的盡頭回頭再看，所有的岔路口都不見了，你會發現，其實你只走了一條路那就是你來時的路，那就是你那唯一的命運。
“對於這僅有的一個命運，我們應該如何把握呢？”保爾？柯察津的回答也許只適用於他的時代，但這個問題本身，卻早已永恆。
弱者的命運由別人把握，強者的命運由自己把握。
而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由領袖把握。
1953年，當政近三十年的“鋼鐵巨人”斯大林向死神屈服了，1813年，拿破崙在滑鐵盧遭遇了他生平最慘重的失敗，2000年，葉利欽在二十世紀最後一個夜晚發表了他的辭職演說，1969年，戴高樂在全民投票中失敗，黯然下臺這些和歷史巨人道別的時刻，總是令人感慨。很多次，當一個民族的偉大領袖離開的時候，幾乎所有的觀察家都會想到這樣一句話：“一個時代結束了。”
是的，一個時代結束了。領袖人物是他所在的時代靈魂，因此，他的離開，就是一個時代的謝幕。他的命運，就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的命運，是“最高命運”
而要讓個人命運上升為最高命運，就必須得到一樣東西。
最高權力。
最高權力的遊戲，如此殘酷，又如此美麗。
在人類的所有中，沒有那一種，比對權力的渴望，尤其是對最高權力的渴望，更為強烈；沒有哪一種**，比權力的**，尤其是最高權力的**，更能扭曲人性；沒有哪一種鬥爭，比權力鬥爭，尤其是最高權力的鬥爭，更能帶來這麼多令人不寒而慄的陰謀、背叛、瘋狂和屠殺。但同樣，也沒有那一條道路，比奪取最高權力的道路，更能產生這麼多令人心馳神往的傳奇、輝煌、成就和雄心。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這場遊戲的參與者，是國家總理、政黨領袖、地方諸侯、三軍統帥，都是一個國家裡那些具有最好的運氣、膽略和智謀的人物。在一般人看來，他們已經功成名就，地位顯赫，但如果他們就此停步，那就只能和歷史上數不清的總理、黨魁、諸侯一樣，在歲月的流逝中漸漸模糊。當我們翻開史書，偶爾也能見到他們的名字，知道他們曾經說過的一兩句話、做過的一兩件事但也僅此而已，時代的主題並不由他們書寫，歷史的命運也並不由他們把握，他們只是跟班、隨從和配角。
當拿破崙征服義大利返回巴黎的時候，老同學布里昂恭維他說：“波那巴，你已經名聞遐邇、震爍古今了。”這位後來的歐洲征服者輕蔑地一笑，堅定的說：“不，布里昂！如果我今天死去，10個世紀以後，關於我的記載，在世界史上都不會佔到半頁的篇幅！”
列夫？托爾斯泰這樣評價林肯：“他的地位，相當於音樂中的貝多芬，詩歌中的但丁，繪畫中的拉斐爾和人生哲學中的基督。但如果他不當總統，他的偉大恐怕只有上帝才知道。”
馬基亞維利曾經說過：領袖人物是自然數，人民群眾只是零。他們只有添在領袖人數後面才具有意義。
崇高的地位和歷史的變遷，為這樣一批人提供了從零到自然數的飛躍的機會。這是無比驚險的一躍。一個人數十年的磨鍊，一個國家數百年來的機遇，一個在人類數千年曆史中註定要寫下的篇章，突然之間，就在那一刻全部匯聚、衝突、爆發，然後決定。人類所能擁有的所有力量：野心與奉獻、知識與智慧、激辯與沉默、妥協與暴力、堅強與忍耐、果斷與沉著都在那一刻得到了盡情的展現。有的人贏了，他從此屬於千秋萬代；有的人輸了，他從此泯然於芸芸眾生。
凡是在學生階段住過集體宿舍的人可能都有過這樣的經歷：大家都做一件事，比如半夜跑出去買泡麵加餐之類，但都不願意去。於是有人提議：“我建議讓某某人去，同意的人請舉手。”顯然除了被提名的那個人以外的人都會舉手，於是大家就會說：“你看，少數服從多數，你一個人反對無效，該你出去買。”這往往是一種玩笑，“少數派”如果堅決不去，大家也沒有什麼辦法。但這種玩笑，反映了我們一種潛在的觀念多數對少數擁有強制性的權力。實際上，我們之所以需要民主，乃是為了防止****，為了保護每個個人的基本權利不受政治權力的侵害。如果民主產生的權力也去侵害個人的基本權利，那麼這就不是民主，而成了“多數人的****”，這種所謂的“民主”最後也只能走向個人獨裁。
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也是一樣：人生活在社會里，按照不同的標準劃分，既可能是多數，也可能是少數。如果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是絕對的話，當權者就可以不斷的變換劃分標準來打擊反對自己的力量，把所有的人都變成少數，最後把民主送進墳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