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金庸小傳金庸，本名查良鏞，生於１９２４年，浙江寧海人。
查家幾百年來名人輩出，領盡**，清朝皇帝康熙稱之為“唐宋以來巨族，江南有數人家”。
8歲那年，查良鏞無意中看到武俠小說《荒江女俠》，“琴劍二俠”的行俠生涯深深地吸引了他。
這是查良鏞看到的第一部武俠小說。
之後，查良鏞到處蒐羅武俠小說，一睹為快。
15歲時，查良鏞編寫的《給投考初中者》一書出版，暢銷省內外，初露才華。
17歲時，查良鏞做出了一件叛逆之事：寫一篇題為《阿麗漫遊記》的文章貼在學校牆報，影射學校的訓導主任。
查良鏞小時候的理想是：當一名外交官。
抗戰後期，他如願考進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
查良鏞看不慣一些國民黨職業學生在大學裡橫行霸道，整人打人，於是“行俠仗義”，打抱不平。
誰知，他的“俠舉”惹了禍，校方勒令他退學。
“查少俠”只好離開校園，浪跡江湖……1948年底，查良鏞被派往香港《大公報》工作。
“身無分文走香江”的查良鏞從此就得靠自己的雙手打天下，而他與《大公報》幾十年的恩怨情仇也由此開始。
新中國建立初期，為了圓自己的外交官之夢，查良鏞毅然拋妻離職，北上京都再敲“外交官之門”。
由於種種原因，查良鏞最後只好垂頭喪氣地南迴香港。
查良鏞重回《大公報》，不久就調到《新晚報》當副刊編輯。
梁羽生正好也在《新晚報》任職，兩人遂成朋友。
他們一起下棋，一起寫棋話，時常海闊天空閒聊－－而聊得最起勁的則是武俠小說。
1953，梁羽生以《龍虎鬥京華》一書打響。
1955年，查良鏞偶試身手，寫出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一舉成名。
“金庸”作為一個“神話”由此誕生。
50年代，查良鏞、梁羽生、百劍堂主同寫武俠小說，人稱“三劍客”。
一日，他們突發剞想：在報上開設專欄《三劍樓隨筆》，三人合寫，以展現“三劍客”“社會時互放的光芒”，給“新派武俠”留下一段歷史見證。
金庸自《書劍恩仇錄》後，一發不可收。
接著,《雪山飛狐》一出，石破天驚，全城爭讀。
《射鵰英雄傳》更被視為“天書”，新派武俠小說的宗師地位，由此奠定。
那年，查良鏞34歲。
35歲那年，查良鏞拿著他的8萬港幣，自立門戶，創立《明報》。
很多人都認為不出一年半載，《明報》就會關門大吉；但查良鏞憑著他的一支如椽妙筆，憑著他的武俠小說《神鵰俠侶》和《倚天屠龍記》等，撐起《明報》大業，使《明報》得以苦苦維持下去。
1962年5月，10萬大陸居民波浪式地湧向彈丸之地的香港，形成一股浩浩蕩蕩的“逃亡潮”，香港處於一片混亂之中。
“明報”傾力傾情報道、評論“逃亡潮”，聲名大噪，發行量倍增，苦苦支撐的局面終於結束。
1960年，臺北市出動大批警察，在大大小小書店搜繳武俠小說，查良鏞的武俠小說自然在查禁之列，臺灣當局指之為“毒素頗深”，是“統戰書本”。
1965年年中，查良鏞漫遊歐洲一個多月，於是請倪匡“化筆”《天龍八部》。
查良鏞旅歐回港，倪匡相告：“金庸，真不好意思，我將阿紫的眼睛弄瞎了！”1965年底，查良鏞創辦了《明報月刊》。
這本雜誌是由散居在世界各地、素不謀面的學人透過書信來籌劃、創辦的，這在世界出版史上實屬罕見。
“文革”期間，《明報》以及時、準確的中國報道，在香港報界獨領**，大放光芒。
《明報》因而銷路突飛猛進，正式確立大報地位。
1967年夏季，被稱為“香港式**”的“暴動”發生，查良鏞因支援港府被“左派”罵為“漢奸”、“走狗”、“豺狼鏞”。
《明報週刊》開了香港娛樂週刊的先河，也為查良鏞帶來可觀的利潤。
《明月》和《明周》這兩顆星星，輝映著《明報》這個月亮。
查良鏞有兩支筆：一支是寫武俠小說的“世界第一俠筆”，另一支是寫社評的“香港第一健行”。
香港市民喜歡看他的社評，連國共兩黨政要、美國國務院也剪輯他的社評，作為資料加以研究參考。
查良鏞寫武俠小說，最初是為了賺錢，而後是為了撐《明報》大業；到了60年代末期，則是試圖在武俠小說創作方面進行一些新嘗試，並表達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對現實社會的一些看法。
於是，便有了政治寓言－－《笑傲江湖》，以及社會問題小說－－《鹿鼎記》。
1972年，金庸掛印封筆，金盆洗手。
封筆之後，查良鏞把近20年來所寫的武俠小說逐字逐句地修改。
經過10年的修訂，一套15種共36冊《金庸武俠小說全集》終於出版完畢。
從獲得諾貝爾獎的教授，到販夫走卒，從黃土高原到美利堅，各個階層各個地方，到處都有“金庸迷”。
從來沒有一個作家的作品，能像查良鏞的武俠小說那樣廣受歡迎。
有人甚至說他是武俠小說創作的“真命天了”！中國武俠小說百年發展的壯麗風景，由“十大宗師”的作品構成；而當中最為輝煌的當是查良鏞、古龍、梁羽生、三位大師的新派作品；而其中又以查良鏞的武俠小說為巔峰。
這正是：“武林”至尊，唯數金庸；風行天下，誰與爭鋒？1973年春，查良鏞應國民黨之邀去了臺灣，還與蔣經國見面會談。
蔣是“金庸迷”，但他與查良鏞所談的，並非武俠小說，而是時政國是……查良鏞在金門看到：地底的坑道縱橫全島，大卡車和坦克車通告無阻，地上、地下，到處都是炮位和機關槍陣地……“我這一生如能親眼見一個統一的中國政府出現，實在是畢生最大的願望。”
鄧小平重新執政後，中共向查良鏞發出資訊：邀請他回大陸訪問。
查良鏞，向中方提出一個要求：想見鄧小平。
報告很快送到鄧小平那裡。
鄧小平看到報告後，在報告上寫下批示：願意見見查先生。
見面時，鄧小平笑口盈盈地說：“對查先生，我也是知名已久了！”一個是著名政治家，一個是知名政評家，兩個人談起政治，當然不會流於一般的敷衍，政見和才智充分地表露出來。
此次訪問，還得到廖承志的宴請。
廖承志說：“查先生的社評寫得不錯，時常有一些獨特的見解，不過有些觀點，我們並不認同。”
“是的，大家的看法並不盡相同。”
查良鏞加應道。
在新疆天池，查良鏞驚喜地發現幾個維吾爾族的小孩子手裡捧著天山雪蓮－－就是《書劍恩仇錄》中陳家洛採來送給香香公主的那種雪蓮。
他興奮莫名，採了兩朵，帶在身邊，帶回香港……回香港後，查良鏞興致勃勃地接受了記者的採訪，暢談大陸之行的所見、所聞、所思－－“訪問大陸回來，我心裡很樂觀，對大陸樂觀，對臺灣樂觀，對香港樂觀，也就是對整個中國樂觀！”……中新社給《明報》開“小灶”，提供電訊稿給《明報》刊用；向來對中共熱嘲冷諷的“哈公專欄”停刊；“反共”的報道和評論大大減少……有人說：查良鏞“轉”了。
查良鏞表示：“我對中共的態度，是同意的支援，不同意的批評，總的來說是支援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
1984年9月，中英草簽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宣告》，香港從此進入加歸祖國的過渡期，而查良鏞有一段不尋常的、掀起不少驚濤駭浪的歷史也行將開始。
1985年6月，中方委任查良鏞當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
草委第一次全體會議，查良鋃登臺發言，他以《一國兩制和自由人權》為題，表明了自己的政治宣言。
發言完畢，掌聲熱烈。
雷潔瓊拉著查良鏞的手，稱讚說：“你的發言好極了！”怎樣設計未來香港的政制模式，各方各派意見不一，政制方案花樣百出。
群雄並起，不分上下，於是促成“武林大會”舉行。
查良鏞主持“武林大會”，然而得不到積極的成果。
“武林大會”決不出勝負輸贏，查良鏞於是親自為未來香港政制設計藍圖－－草擬新政制協調方案。
第一稿出來，遭到強烈反對。
與中文官員“密謀”一番後，查良鏞又連夜趕改方案……“新協調方案”略作修改，便成為政制小組的“主流方案”。
反對查良鏞和“主流方案”的聲音卻鋪天蓋地而來。
為了平息風波，查良鏞在《明報》撰寫社評，論述自己的政制觀點。
誰知，“社評起風雲”，引發更大的風波。
香港有幾十名學生遊行示威，火燒《明報》和經影印放大的社評，指責查良鏞“歪曲事實，斷章取義”。
廣州：12月6日，草委主任擴大會議透過“主流方案”，決定把它原封不動提交給草委全體會議討論。
香港：仍然群情洶湧，抗議的浪潮一浪接著一浪。
查良鏞：為息眾怒，丟擲洋洋灑灑的萬言文章，在《明報》連載12天。
1990年2月27日，鄧小平、楊尚昆、李鵬、萬里接見參加最後一次《基本法》草委會全體會議的成員。
當天，《基本法》透過，幾年的政制方案紛爭終於塵埃落定。
查良鏞說：“我覺得自己問心無愧！”在《明報》創刊30週年、查良鏞65歲那年，他下決心淡出江湖。
1989年5月30日，查良鏞卸任《明報》社長職務；1991年3月22日，明報企業掛牌上市，查良鏞的持股量從80％減少為65％。
把明報企業推向市場，表明查良鏞逐漸告別《明報》的決心。
查良鏞宣佈退休，10多個財團上門來要求購買《明報》。
最後，查良鏞卻選擇了一個出較低價錢的智才公司，選擇一個30出頭的年輕人當《明報》掌門人。
很多人對此不可理解。
在英國，查良鏞寄寓於牛津大學城，環境清幽，學術空氣濃厚。
奔波勞碌了幾十年的查良鏞，終於找到一處像聖地那樣清幽的地方，酬其一貫神馳的牛劍之情。
1992年底，新上任的港督彭定康丟擲“政改方案”，引發中英新一輪政治風波，中方彭定康為“香港的千古罪人”。
查良鋃對香港將來的政治制度有一貫主張，從來沒有改變過，他忍不住又“重出江湖”，筆戰彭定康……1993年3月，查良鏞在北京會見了中共中央總書記***。
“查先生是久仰了，今日初次想見，我們十分歡迎……你的小說中包含了豐富的歷史知識、地理背景、中國文化傳統、人情風俗等等。”
***說。
兩人談政論文，話題廣泛。
1993年4月1日，查良鋃宣佈辭去明報企業董事局主席之職。
多年來一步步“淡出江湖”的“金大俠”，這次可是一退到底，退得乾乾淨淨。
從此，他不再擁有曾給他帶來財富和榮耀的《明報》。
“淡出江湖”的查良鏞，過著平平淡琰、自由自在、無牽無持的生活。
除了周遊列國、遊山玩水，更多的時候，他是在家裡讀書、研經、下棋、聽音樂……但查良鏞並未就此封筆。
熟悉他的朋友們說，他將來很可能會寫一兩部歷史小說。
（選自冷夏的《金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