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趕到慶豐路第一百貨商場的時候，施肖萌已經等得一臉不耐煩了。
“怎麼才來呀？你們單位接電話那個女的什麼時候告訴你的？”
“下班前告訴我的，就是嚴君接的電話，你沒聽出來？”
“嚴君，噢。”
“你什麼時候從自新河回來的？”他從肖萌肩上接過沉甸甸的書包，問道。
“今天中午才回來，走吧，咱們進去吧。”她挽起他的胳膊向商場的大門走去。
“幹什麼呀？你想買什麼，還非得叫我來？”
“嘿，人家別的男的想陪女朋友逛商場還愁沒機會吶，你倒好，請你來還勉為其難的。”
“好好好，逛吧逛吧。”
“逛吧逛吧，跟應付差事似的。”施肖蔚噴笑著使勁拽了他一萬胳膊。
商場大廳裡，燈光亮堂堂的，因為正是晚飯時間，所以顧客不算太多。一樓是賣食品和日用百貨的，他們沒有多逗留，爬上了二樓，肖萌拉著他直奔賣電訊器材的櫃檯來了。
“媽媽好不容易答應了，讓我買一臺那種二百塊錢的小錄音機，我是叫你來幫我挑挑。”
“家裡不是有一臺嗎？索尼四個喇叭的，相當不錯了。”
“那是我姐姐的呀，我又不能帶到學校裡去。”
施伯伯和來阿姨對季虹的格外偏愛，是周志明早就感覺到的，而萌萌看來對此也十分習慣了，本來嘛，連她都是季虹帶大的。
他們在一位把臉板得像塊三合板似的女服務員那裡，買了錄音機，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根本不讓挑試，志明本想請她多拿幾個比比外觀，但一看那臉色，話簡直就說不出口了。
他抱著錄音機的紙盒子，跟萌萌走出商場，這才想起來問道：“這次上自新河轉一圈，怎麼樣？你也算是舊地重遊了。”
“咳，就那麼回事吧。上次去看你的時候，只是覺得那兒荒涼。苦，這次去倒是變了不少，蓋了好多新房子，也乾淨整齊多了。可那種地方，最大的毛病就是太閉塞，弄得幹部一個個的都那麼沒水平。”
“誰說的，好多幹部還是很不錯的。”
“你跟我說的那個丁隊長，我也見到了。”
“是嗎？”周志明興奮地抬高了聲音，“他問我什麼了嗎？你怎麼不早說！”
“當著那麼多同學，我沒跟他說你蹲監獄的事，光是隨便聊了腳。”
“噢，”他有些失望地降下聲音，“你們聊得來嗎？”
“咳，就那麼回事吧，我還好，我們有幾個同學差點跟他辯論起來。”
“噢？因為什麼？”他有點驚訝。
“那天正好是參觀犯人勞動，我們一個男生問他，現在對政治犯的待遇和刑事犯有沒有區別。”
“他怎麼說呢？”
“他呀，他反問了我們一句，‘你們說的政治犯是什麼含義呀？’後來那個男生說，政治犯就是因為政治目的而不是因為刑事目的而坐牢的人，西方國家的監獄對政治犯就是優待的，比如，要和刑事犯分別關押，免除勞役，木加極刑，提供書報什麼的。你猜他說什麼？”
“嗯？”
“他說你們不是學法律的嗎，你們當然知道我們國家的法律是不使用政治犯這個詞的。如果硬按你們的分法那麼分的話，我們這兒的犯人倒也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普通刑事犯，一類是反革命犯，他們同樣都是觸犯了刑律的，都得接受相應的懲罰和改造，而沒有任何高低貴賤之分。其實他這叫瞎繞，反革命犯和政治犯還不是一回事嗎，只不過咱們國家不願意把這幫人叫得那麼好聽罷了。”
“我看不是一回事，反革命犯和西方國家的政治犯在性質和物件範圍上都有不同，因為國家的性質就不同嘛。難道反對無產階級國家的人和反對資產階級國家的人是一回事嗎，當然並不是說外國的政治犯都是進步的。”
“你呀，乾脆給我念段《共產黨宣言》得了。”
周志明苦笑了一下，“沒辦法，前些年搞階級鬥爭，搞得洪洞縣裡沒有好人，現在呢，成了桃花源中沒有壞人了，一說起壞人，反革命，很多人都不覺著如何可恨，說起好人，先進人物，人們也不覺著多麼可愛，人間的規律，真是物極必反。”
“那也要具體看，小偷流氓我就恨，全槍斃大概也不會有人惋惜。現在我們正在討論刑法草案哪，我就覺得對那些小偷流氓太寬了，他不把你殺了，你就不能槍斃他，而政治犯呢，又沒**搶劫，嫖賭溜撬，只是為了自己的政治主張而坐牢，結果在十九條罪行中，就有十六條可以判處死刑的。”萌萌爭吵般的俄戰著。
他也抬高了聲音：“你以為政治犯都是些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嗎？對那些反對祖國，出賣祖國的反革命幹嘛要格外開恩？你周圍的那些同學都怎麼回事？淨是些非驢非馬的觀點。”
路邊幾個行人停下步來看他們。萌萌把聲調降下來：“非驢非馬也不錯，那是騾子，正經也是一物。”
話不投機，兩個人都閉了嘴，默默地在存車處取了車子，又默默地騎了一段路，志明看了她一眼，不無討好地把話頭又扯了起來。
“哎，萌萌，向你請教個問題成不成？法律方面的。”
“向我請教？可不敢當。”
“瞧你，還拿糖。”
施肖萌臉上的不痛快釋解了，但還是矜持了片刻，才說：“什麼？你說吧。”
他稍稍琢磨了一下，說：“某地發生了一起竊案，某人被控告犯有盜竊罪，但是原告只能確認被告去過現場，並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他在發案期間正在現場，換句話說，就是直接證據不足，而這個被告呢，雖然否認發案期間去過現場，但也提不出任何證據來加以證明，像這樣的案件法院該怎麼處理呢？”
“這算什麼？”肖萌好笑地偏過頭來，“智力測驗還是實際案例？”
“你別管是什麼，該怎樣處理吧？”
“你是搞公安的，連這個也不懂？別故意考我了。”
“不是，我不大清楚這類問題在刑法理論上怎樣解釋。”
“這個問題跟刑法沒關係，這是屬於訴訟法範疇內的舉證責任問題。按照咱們國家的刑事訴訟原則，只有原告才負有舉證責任，被告是不負舉證責任的。”
“……？”周志明費解地把眉頭打了個結。
“也就是說，原告必須負責向法庭提出被告的犯罪事實，並且承擔舉證證明的責任，如果提不出證據或者證據不完全，就不能認為被告有罪，在這種情況下，被告是無須向法庭提出證明自己無罪的證據的，沒這個義務，就好比我說你殺了人，可又拿不出多少證據來，而你呢，卻完全用不著來解釋你沒有殺人或者不可能殺人，哪怕你根本解釋不清，只要我這個原告提不出確鑿的證據來，法院就只能宣告你無罪，不能判的。”
“啊，啊，你的意思我懂了。”周志明又想起徐邦呈脫逃的事了，甘向前他們懷疑是他放跑的，不但拿不出任何證據來，反倒叫他拿出證明自己沒放的證據來，簡直不講理。可他仍然用迷惑的口氣問道：“理論上是這麼說吧，可實際上，什麼叫證據不全呢？找不到直接證據的案件很常見，有時候幾個間接證據加在一起不也照樣判嗎？這種事多了。”
“這一類案例我們上課的時候也講過，這就是運用證據的技巧問題了。直接證據找不出來，間接證據如果充足，也可以連結成一條完整的、互相補充和印證的鎖鏈，比如，有證明作案動機的，有證明作案結果的，有證明作案條件的，還有其它證明氣候、證明光照度的等等。反正這條鎖鏈運用好了，也是可以定案的。”
周志明沒有再說什麼，一腦袋亂麻麻的頭緒似乎開解了些。看來馬三耀是對的，有現場勘查到的腳印，有作案工具，有作案動機，有作案時間，又有盜竊前科，所有這些間接證據有機地聯結在一起，當然，誰能說不可以定案呢？
“哎，”肖前在身邊又開口了，“問你，你覺得嚴君這人怎麼樣？”
“什麼？嚴君，挺好呀，你怎麼想起問這個了？”他心裡有點兒明白，可還是淡淡地問。
“沒什麼，隨便問問，我認識她嘛。”
“好好的，幹嘛問起她來了？”
“好好的就不能問啦？我看……我看她對你還挺好的。”
他裝作沒聽懂，“她對誰都挺熱心的，我們處裡一個姓陸的小夥子很喜歡她，大夥都想幫著促成這個事呢。”
“啊，是嗎？”萌萌笑了。
他們回到家，廚房的餐桌上擺著快要涼的飯菜，萌萌一邊洗著手，一邊問吳阿姨：“他們都吃過了？”
“吃過了，都在客廳。”吳阿姨忙著幫他們點火熱菜，又帶著幾分大驚小怪的神氣悄悄補了一句：“你爸爸正跟小虹說話呢。”
果然，他們剛剛吃上頭一口飯，就聽見施萬雲在客廳裡提高了聲音，語氣似乎有點異樣。
“怎麼能這樣比呢，難道這不是‘四人幫’破壞造成的麼？”
“老是‘四人幫’破壞，‘四人幫’打倒多久了，還賴‘四人幫’？”季虹的聲音，“我就不服這個說法。”
“那你說，你說！因為什麼？”施萬雲明顯忍耐著。
“因為什麼？因為咱們自己！哼，你瞧人家日本，蓋一座樓，十幾層，一個星期就交工，咱們呢？神農街那座樓蓋了多久啦？別說蓋大樓了，就連咱們門口修的那條地下管道，從十一月初，修了半個月，到現在，土還攤在那兒沒人管，這還是在太平街，要是在老百姓的小巷裡，堆三年也是它。嗅！這也是‘四人幫’破壞造成的？哼，我看純粹是中國人的劣根性，越窮越懶，沒治！”
宋凡的聲音：“對了，這真是個事，萬雲，你明天想著和市政工程局說一下，這門口老是這樣堆得亂七八糟怎麼行，叫他們派人來清理一下。這些人，你不提出來，他就永遠不管你。”
施萬雲又開口了，聲音還是衝著秀虹的，“我看你們這些幹部子弟，就是生活上和精神上都太優越了，那些真正住小巷子的群眾，倒不像你們這樣牢騷滿腹，怨天尤人的。”
“牢騷滿腹？我滿腹牢騷還沒發呢，你就說我調工作這件事，要是在國外，有什麼本事做什麼差事，天經地義，理所當然。可咱們國家，哼，事兒多了，什麼工轉幹啦，什麼跨行業啦，什麼調戶口啦，什麼名額分配啦，想要幹成點兒事真是難透了。”
“行了！我不想聽你再發你那點地牢騷了，你自己碰過一點兒不順利，就對什麼都看不慣，都有氣，你現在的思想成了什麼樣子，自己都不清楚！你周圍都是些什麼人？他們吹噓西方資本主義的話你都信，可我跟你講了那麼多正確的道理一點兒也聽不進，你還要說什麼！”
施萬雲動氣了。志明和萌萌不由都停下碗筷，不無擔心地把注意力投向客廳的方向。
“算了算了，你爸爸好不容易能休息一個晚上，你讓他安靜一點兒吧。”宋凡是一副息事寧人的語氣，“萬雲，醫生木是說過了嗎，不要動不動就發火。”
“我周圍是什麼人，”季虹的聲音明顯弱了下來，“無非是一些朋友來跳跳舞。”
“你們要跳著迪斯科走到共產主義去嗎？”施萬雲的火卻按捺不住了，“那幾個男人，留那麼長的頭髮，像什麼？你要跳出去跳，我的家裡不允許這種假洋鬼子進來！”
“人家舞蹈演員，都留那麼長頭髮，媽，你瞧爸爸，簡直不讓我說話了。”
“哎呀，你們都吵個什麼？虹虹，爸爸也是對你負責嘛，那些男的留那麼長的頭髮是不好，還留著小鬍子，完全是追求資產階級那一套，我看著也不順眼，總帶到家裡來跳舞對爸爸在外面該是什麼影響呢？你們從來不考慮的。”
“哼，”季虹還是有點嘟嘟嚷嚷，“美國人日本人也留長頭髮，不也搞得挺富嗎……”
“虹虹，算了，少說兩句行不行？那是資本主義嘛……”
“咱們倒是社會主義，可搞了幾十年還那麼窮。”
“咪！”是茶杯重重地扣在桌子上的聲音，連周志明和萌萌都嚇了一跳。
“出去！你簡直不像我的女兒，木像一個共產黨員的後代！”施萬雲終於爆發了，“你們是從蜜罐子里長出來的，以為自己天生就該享福，你們見過中國過去是什麼樣嗎？見過帝國主義殺中國人嗎？我們死了多少人才打出社會主義，死了多少人！光攻四平，就死了多少人！……打出了社會主義，是為了給你們隨便罵的嗎？
你們這些娃娃，竟然對毛主席也指手劃腳，有什麼資格！滾出去！”客廳的門砰的一聲，一陣咯咯的腳步在走廊穿過，接著，季虹的房門撒氣般地狠狠摔了一下。客廳裡，宋凡卿卿咕咕地埋怨著，一會兒，全都靜了下來。
“哼哼，”施肖萌的鼻子裡很勉強地笑了兩聲，然後端起飯碗，“沒事兒，我爸爸就這樣兒，老頭們對現在的年輕人總是理解不了，動不動就拿舊社會比。”
周志明悶頭吃飯，心裡面沉甸甸的。在感情上，當然，也在道理上，他是不接受季虹的觀點的，季虹放這種“厥詞”已經不是一兩次了，他並不像頭一次聽見時那麼難受，似乎“久聞不知其臭”了。此刻心裡的沉重，大半倒是為施伯伯剛才的激動而來的。他能理解他的激動，但對他批評季虹的角度卻多少覺得有點簡單和陳；日。他覺得季虹對自己的生活道路已經有了相當固定的和具體的看法，遠非一兩句道理所能改變，如果一味拿她已經幻滅的那些理想信念來說教，只能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適得其反而已。周志明自己也說不出，如果一個人對所有的大道理，革命的信念和原則都已經感到蒼白乏味了，那麼該用什麼來使她警醒和服氣呢？他說不出，也許，也許，只有歷史吧……他很想把這些話同萌萌交流交流，話至嘴邊又止住了口。萌萌最近埋頭功課，政治思想方面的事兒不去多想多看，跟著她那些同學人云亦云，他和她一談起來，每每不投機。特別是他自己還沒有搞懂或者找到答案的問題，他現在就避免和萌萌談，萌萌很任性，免得不快。所以他只是低聲地對她咕喀了一句：“你姐姐是不對。”
“社會上本來就有很多陰暗面嘛，咱們國家有的方面就是沒搞好，還不讓人發發牢騷？發牢騷也是憂國憂民，我們大學裡的同學也淨髮牢騷。”
“發牢騷看怎麼個發法兒，我也發，可你姐姐，……我說句你不愛聽的話吧，她有點，怎麼說呢，我說是有點自私，把自己看得太重了，不能觸犯，也不能委屈，真的，我知道你不愛聽，但我就是有這個感覺。你姐姐有好多優點，我承認，但一個老是覺得個人利益得木到滿足的人，看事物的眼光大概會變得越來越明暗的。”
“我不懂什麼叫陰暗，你就說那條破管子吧，從十一月初就開始修，到你來的那天才修完，足有半個月天天回家都得跳溝，晚上溝邊還支個二百瓦的大燈泡，照得你一宿睡不著覺，連江伯伯那些天都跑市委招待所過夜去了。到現在，廢止還不給清，就衝市政工程隊這幫官商老爺，誰沒個意見吶，發發牢騷就是個人主義，自私，眼光陰暗產’萌萌笑了一下，“我看你才陰暗呢，你這職業習慣就老是把別人看得那麼壞。”
“你說的和我說的根本不是一回事，算了算了。”他覺得還是不該在背後多說季虹的壞話，所以沒再戀戰，悶著聲往嘴裡扒著飯。突然，他的筷子一停，霍然抬眼，“你說什麼？咱們門口的地下管道是夜裡施工的？”
“可不是嗎，等你白天上班了，他們也回去睡覺了，你下班休息了，他們又來了，把我們給氣壞了！”
“原來是這樣！”他扔下飯碗，猛地站起來，從飯廳跑出去了。
“怎麼啦？一驚一乍的，什麼毛病！”施肖萌端起碗，莫名其妙地跟出了飯廳。
“有電話號碼本嗎？’他按著電話，愣愣地問了一句。
“有，就在電話下面的抽屜裡，你要幹什麼？”
他不答話，找出電話本，把紙頁翻得嘩嘩作響。
“你到底要幹什麼，給誰打電話？”施肖萌滿腹疑惑地走過去，她一眼看到周志明那隻在電話本上划動著的手指停在了一行字上城東區，市政工程隊。
東區市政工程隊的院子裡，凌亂地堆滿了鋼管、纜繩、小推車、十字鎬一類的器材和工具，辦公室的門都上了掛鎖，只有一間供夜班工人休息的小屋子，還亮著混濁的燈光。
小屋裡生起了一隻火爐，爐子上坐著一壺開水，幾個工人擁擠著圍坐在爐子邊上抽菸烤饅頭，爐蓋地被掀得劈里啪啦不停地響著。帶著股酸味兒的煤煙氣，水壺口上噗噗作響的水蒸汽和人們嘴裡噴出的菸草氣融會成一片灰暗的濁霧，瀰漫了整個屋子。
靠門邊，擺著一張破舊的“兩頭沉”，挨著桌子坐著兩個人，一個是位胖胖的工人，年紀約有五十開外，另一個便是周志明。
“那麼，太平街這條管道是什麼時候修完的呢？”周志明用鋼筆帽在自己的記錄本上輕輕敲打著。
胖師傅手裡捧著一隻碩大的洋瓷缸子，一面吹著缸子裡的熱氣，一面竭力回憶著，“幹了有半拉月吧……哎，小博，太平街那活你們什麼時候幹完的？”
從爐邊的煙霧中，抬起一張煤黑薰染的臉，“不是有工作記錄嗎，查記錄木就得了。”
“對對對，”胖師傅被提醒了，拉開桌子的抽屜翻了半天，翻出一個捲了邊的本子，開啟來，一頁一頁地尋找著，“我記得他們是十七號幹完的，因為從十八號開始我們就……你看，我說沒錯吧，是十七號完的工。”他把查到的記錄指給周志明看，隨後眨巴著眼睛問道：“出什麼事了吧？”
爐子邊上的幾個年輕人也瞪起眼睛，投來好奇的目光。
周志明簡單解釋著：“沒什麼大事，有人丟了東西。”
“是不是和我們這兒誰有牽連？”胖師傅神祕地壓低了聲音。
“不不，偷東西的人可能經過你們的工地，所以我是想了解一下你們每天干活兒的時間。”他把詢問的目光移到爐子邊那張薰著煤黑的臉上，顯然，這個工人是在太平街修過管子的。
姓傅的工人頂多木超過三十歲，慢吞吞地吮著菸捲，一雙窄窄的眼睛望著水壺裡噴出來的白花花的熱氣，簡短地說：“開頭幾天上白天，後來改夜班了。”
“最後幾天上什麼班？”周志明釘著問。
“夜班，後來一直是夜班。因為那段管子修到太平街路面上去了，白天施工影響交通。”
他在本子上飛快記著，嘴卻沒停下來，“夜班是從幾點到幾點？”
“夜班呀，晚上十二點開始，”胖師傅搶著回答，“到早上六點收工，然後白天就休息，我們這兒夜班都是這個鐘點。”
“那就是說，在太平街的最後一班是十六號夜裡十二點到十七號早上六點，對嗎？”
“沒錯兒。”年輕工人說。
他合上本子，思索片刻，又問：“你能不能回憶一下，十七號早晨是整六點收的工嗎？因為那是最後一天了，活兒是不是完得早點兒？”
“最後一天？噢，那天活地倒是不多了，可幹完活兒還得收拾工具，拆電線，歸置歸置什麼的，怎麼也得到天亮，我記得我們是五點四十五分到五點五十分這時候撤的。”
青年工人說完，站起身來，端開水壺給爐子加煤，圓鼓鼓的臉被爐火映得通紅。
“啊——”周志明長長地吐出了一口氣。
“怎麼樣？”胖師傅見他站起來，很負責地問道。
“啊，謝謝你們啦，打擾啦。”他握了握那胖而粗糙的手。
出了市政工程隊的大門，他的心跳有點兒急促，大概，科學家在突然遇到新的發現之後，神經也是處在這樣強烈的興奮狀態之中吧。顯然，刑警隊完全沒有料到這樣一個事實，——在作案人進入現場的必經之路上，竟有一大幫工人在明燭高掛地修管子。他剛才的這一收穫，至少把有條件作案的時間縮小了五個小時以上，這可以肯定是個重要的發現。
街上有風，風把地上枯乾的敗葉掃得嘩嘩響，他奮力蹬起腳踏車，沒有回太平街，而是向機關騎來。
那麼這個發現究竟重要在哪裡呢，價值在哪裡呢？他的耳鼓吼著呼呼的風響，腦子裡卻異常清晰起來。杜衛東在十六號晚上九點鐘到十點半鐘這段時間，被叫到警衛連去修暖氣，江一明和援朝、季虹他們離開家是七點半，距九點鐘正好一個半小時，這段時間太平街上人很多，杜衛東在這段時間裡匆匆跑來跳窗子作案是不可想象的事。從十點半他修完暖氣到十二點市政工程隊的工人上班，也是一個半小時的間隔，從941廠騎腳踏車到太平街，玩命騎恐怕一個小時也拿不下來，坐公共汽車倒來倒去就更慢，如果他真是用十點半到十二點這段時間作案的話，就不能不考慮是不是用了其它交通工具，可他能有什麼交通工具呢？時間又掐得這麼合適，就像是事前反覆觀察算好了似的，為四十塊錢的蠅頭小利，值得這麼處心積慮嗎？或者……果然是政治性盜竊？或者根本就不是他乾的！
他騎車趕到處裡，已經入夜十點了，跑進辦公室，抓起市公安局的內線電話，撥通了刑警隊的值班室。
聽筒裡傳來馬三耀睏意呼俄的聲音，“啊——，是你呀，晚上怎麼沒來？什麼？
你慢點兒說，又發現哪塊新大陸啦？’“你知道嗎，我剛從市政工程隊來，市政工程隊——，對，從十一月十六號晚上十二點，不，是十七號凌晨的0點，到早上六點，他們在太平街施工，對對，就是堆著渣土的那兒，那兒不過離江一明家二十米遠，對，這說明……”
“行了，我明白了！”對方沒等他說下去就呢的一聲結束通話了電話。
“他不高興了？”他慢慢放下嘟嘟作響的電話聽筒，熱烈的心情驟然冷落下來，自己是不是太認真了？這畢竟是人家搞的案子，事外之人這樣熱心會被人家看做挑刺找茬的，可是幹公安這一行，不認真點兒怎麼得了呢？手裡頭捏著人命哪！
他離開辦公室，騎車子回太平街，他想好了，明天說什麼也要再去找一下馬三耀，不管他發脾氣也好，連損帶挖苦也好，反正這個案件是木該這麼急就打上句號的，他得盡一番“苦諫”的責任去。
施家的走廊裡黑洞洞的，靜無聲響，他躡足走向自己的房間，從虛掩的門縫裡，他發現自己的屋子亮著燈光，推門一看，是施肖萌趴在床邊的桌子上睡著了，桌上臺燈的幽幽綠光，在她酣甜的臉上泛出一種大理石般的細膩。她的胳膊下面，壓著張照片，他輕輕抽出來，這是萌萌幾年前照的，那時候頭上還扎著兩條稚氣的“小刷子”，臉上露著俏皮的微笑，非常非常的自然，在萌萌所有的照片中，他最寵這張，也許是他心目中最喜歡這樣的萌萌吧，可萌萌自己卻不喜歡，為此，前幾天還對他下過“艾的美敦書”呢。
“告訴你，以後別把這張照片壓在玻璃底下，討厭死了，換一張現在的。”
“我就喜歡這張，不帶一點兒脂粉氣，”他把照片對著她，“4A沽娘，多可愛！”
“我現在照的相片帶脂粉氣？”萌萌針問他。
“脂粉氣倒沒有，可就是有點兒……任性的樣子，還有，你總想擺出一副成熟的架子來，讓人看了不敢親近。”
“那是你老那麼彆扭，對你就得任性一點兒。”
他藉著燈光，對著照片看，照片上的人也對著他看，“再過幾年，你又變成什麼樣兒呢？”他苦笑了一下。
“你回來了？”萌萌醒來了，看了看手錶，“你到底出去幹什麼？你現在幹什麼我一點都不知道。”她不無惱火地說。
“我到市政工程隊是為了工作上的事，非今晚上去一趟不可。”
“你怎麼又把這個照片壓在玻璃板下面了？”萌萌轉移了話題，扯過他手上的照片來。
“好好好，那就換一張吧。”他覺得很累，沒心思和她爭辯了，“把這張給我。”
“不給你。”萌萌把照片揣到兜裡去了。
他坐在**，看了她一眼，討饒似的說：“困死了。”
“也不知道你整天瞎忙什麼，哎，跟你說，我媽媽明天上醫院看病；我明天有大課；我姐姐他們劇院的（貨郎與小姐》馬上就要彩排了，忙得要死；爸爸明天要上北京開會，我跟媽說了，讓你陪她去醫院，你明天清半天假吧。”
他心裡明白，只要家裡有什麼“家務”，萌萌都儘量攬來給他做，為的是聯絡他和宋阿姨與秀虹之間的感情，他點點頭：“行。”
“那你早點兒睡吧。”
萌萌哈欠連天地走了。他把鬧鐘的鈴撥到了五點鐘上。
鬧鐘在早上五點響了，他渾身痠懶地爬起來，輕手輕腳跑到廚房裡擦了把臉，然後，搬著腳踏車出了大門。
這時候的天色還帶著濃夜的深沉，幾顆星星孤零零地掛在墨黑的天幕上，路燈睡眼迷離地亮著，蕭瑟的寒氣中，浮動著片片冰凍的霧，偶或有幾聲清脆的腳踏車鈴聲從影影綽綽的街對面傳來，令人為之一醒！
他騎著車去刑警隊，因為上午要陪來阿姨上醫院，下午木知道又會有什麼事，而杜衛東案的起訴意見書今天上午就要被報到檢察院去，所以他想利用早上這點兒時間和馬三耀見一面，昨天晚上馬三耀在隊裡值班，早上肯定不會走得這麼早的。
刑警隊的院門洞開，院子裡沒有一個人，樓裡也靜得出奇，使他不由不下意識地把腳步放輕，循著木製的樓梯上了二樓，推開了隊長辦公室的房門，他一下呆住了。
屋子裡坐了五六個人，桌面上凌亂地攤著各種材料，地上的菸頭和廢煙盒狼藉不堪，空氣十分汙濁。
“你們在開會？”他僵在門口。
馬三耀從桌子後面站起身來，眼睛裡佈滿了血絲。
“進來進來。”他招呼著，又對另外兩個有些面生的人介紹說：“周志明，認識嗎？以前是咱們隊的。”
挨近志明的一個刑警握了握他的手，“是‘四人幫’時期給抓起來的那個吧，聽說過，那時候我在分局呢，西城的。”
周志明被讓到馬三耀身邊坐下，馬三耀從桌上拿起一疊照片遞過來，“你看看這個。”
他俯身去看了一會兒，抬起頭說：“這些鞋印照片我都看過了呀。”
馬三耀用一種異樣的目光凝視著他，嘴角的肌肉突然舒展開，笑了。
“你勝了，杜衛東不是作案人。”“志明的眉尖高高地揚起來。
“你看，這幾張是杜衛東的。”馬三耀從照片堆裡挑出了幾張，成一字形擺開，說：“足跡表面有雨淋斑點，看這張，邊沿倒塌，輪廓不清，這都是他雨前在江家修管子的時候踏的。你再看這幾張——”馬三耀又挑出幾張來，“也是他的，這是留在洗漱間窗戶外面的那幾個鞋印，足跡表面光潔，花紋清晰，是雨後留的。”
周志明點頭說：“這些我昨天都看了，我知道杜衛東的嫌疑就出在這幾個沒有雨點兒的鞋印上。”
馬三耀笑笑，“我們原來也是這樣認為的，可是根據你昨天晚上的調查結果，罪犯的鞋印只能是在十七號零點以前，也就是說，在修地下管道的工人上工以前留在現場的，問題的關鍵就在這兒。”他拿起一隻放大鏡遞給周志明，接著說：“在江一明家周圍那種比較鬆散的泥土上留下的足跡，如果是午夜以前的，足跡表面的泥土應呈細末狀，如果是午夜以後留下的，表面泥土呈塊狀；午夜前的足跡上常有昆蟲爬過的痕跡，而午夜後的則通常沒有，你看杜衛東這幾張雨後的足跡和其它三個人雨後的足跡相對比，區別不正在這裡嗎？這說明……”
周志明恍然大語地站起來，“這說明社衛東在夜裡十二點以前沒有去過現場，而十二點以後也不可能去現場，他在洗漱間窗子外面的腳印的確是早上天亮以後踏下的，是去找彈簧尺的時候留下的，對嗎？”
“對。”馬三耀坐下身來，說，“我們得謝謝你……”
“得了，”他也坐下，“那我可受不了。”
一屋子的人都愉快地笑起來。
“好，”馬三耀面向刑警們說：“咱們的會也該結束了。大家也都夠困的了，不過，把困勁兒攢足了一塊兒睡倒也更過痛。你們先休息一下，吃點兒早飯，呆會兒上了班，我跟王玉山上局裡彙報，老武，你和小李子根據咱們這個會研究的意見寫一份書面材料；老程、小柳抓緊把對杜衛東的審查結論寫出來，爭取上午能拿到看守所給杜衛東看了，然後釋放他，你們先把釋放通知書和釋放證明書填好，我上局裡彙報之前好批一下。還有什麼要作的？……就這些，大家趕快辦吧。”
大家紛紛站起來，走了出去，王玉山收拾著桌面上的材料，馬三耀忽然叫住了他：“王玉山，調資辦給我寫的鑑定還在你那兒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