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木齋先生對我有兩種誤解，和我的意見有一點不同。
第一是關於“文”的界說。我的這篇雜感，是由《大晚報》副刊上的《惡癖》而來的，而那篇中所舉的文人，都是小說作者。這事木齋先生明明知道，現在混而言之者，大約因為作文要緊，顧不及這些了罷，《第四種人》這題目，也實在時新得很。
第二是要我下“罪己詔”。我現在作一個無聊的宣告：何家幹誠然就是魯迅，但並沒有做皇帝。不過好在這樣誤解的人們也並不多。
意見不同之點，是：凡有所指責時，木齋先生以自己包括在內為“風涼話”；我以自己不包括在內為“風涼話”，如身居上海，而責北平的學生應該赴難，至少是不逃難之類〔８〕。
但由這一篇文章，我可實在得了很大的益處。就是：凡有指摘社會全體的癥結的文字，論者往往謂之“罵人”。先前我是很以為奇的。至今才知道一部分人們的意見，是認為這類文章，決不含自己在內，因為如果兼包自己，是應該自下罪己詔的，現在沒有詔書而有攻擊，足見所指責的全是別人了，於是乎謂之“罵”。且從而群起而罵之，使其人揹著一切所指摘的癥結，沉入深淵，而天下於是乎太平。
七月十九日。